当没有社科背景的人要做社会学研究，会经历什么（五）

按：昨天有网友跟我说，人生有很多意外和偶然，即使是高中毕业就进入社会，也不必然会面临“又忙又穷”，受困于学历和生活状态而无法燃起对于社会学的兴趣的情形。也就是说，关于社会学的兴趣与教育制度没有明确的关系，这种情况应该加以讨论。而且，“民社/学社”的二分，也是不够有说服力的，这中间也有很多灰色地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建议，但是为了保证文章的连续性，我暂时不会在（五）里面讨论，但会在讨论完整个“民社系列”之后单独列出。

在（四）之中，我们看到了“阿零1号”身为民社的“消亡史”：高中毕业后仓促进入社会，受困于学历和生活状态，再也无法燃起对于社会学的兴趣。但假如“阿零1号”没有在高中毕业后就进入社会，而是继续就读于高职学校呢？他对于社会学的兴趣会在这短短3年的时间里得以保全吗？还是，最终依然归于寂灭？

也许我们有必要先搞清楚“什么是高职”。在目前中国大陆的学制下，“高职”即高等职业教育，包括专科和本科两个学历教育层次，高职学生毕业时颁发国家承认学历的普通高等学校专科和本科毕业证书，并享受普通高校毕业生的一切待遇。也就是说，它在学历等级上与大专平行，但在教学与培养的侧重点上比大专更加重视实践，而不那么注重理论，培养的目的是造就一批能够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也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学技术的大专”。典型的高职院校一般情况下不和开设本科的高校合并，拥有独立的校区、设施、师资和招生权利，但大专往往和本科合并在同一所开设本科的高校内，与本科共同享有校区、设施、师资和招生权利，两者的共同点是都通过高考筛选生源。无论是高职还是大专，学制都只有3年，并且学生在毕业后如果有意愿升入本科学习，都必须通过专升本资格考试，取得本科入学资格后继续进入本科接受2~3年的本科教育，与普通本科生唯一的区别是毕业证上会标注是“五年制本科”，但同样拥有国家承认的本科学历。

看起来，高职生和大学（含大专）生是同一类人。但实际上，在社会可见度上，他们却“隐身”了。比如，我在为写作（四）而在全网搜索就业率统计数据时，映入眼帘的几乎都是“本科生就业率”，而高职生则无人提及。

明明搜索的是“应届生”，但排名第一第二的结果却只有“高校毕业生”

而近年来越来越受人关注的自称“小镇做题家”、“98five”、“孔乙己”群体，也多半仅有本科生：

豆瓣“小镇做题家”组，身为做题“家”，需要211以上

在知乎，只有名牌大学学生，才有资格被称为“孔乙己”

微信公众平台理解的毕业生就业难，却只有大学生才被关注

沉默的高职学生，几乎没有人为他们在互联网上发声。那么，他们是否会为自己而发声呢？在豆瓣小组“专科毕业后”中，有上万名专科生分享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就业情况和心路历程：

豆瓣“专科毕业后”小组

在组内一个名为“来次投票，了解专科组在读/工作的占比情况”中可以看到，已知的159名参与者中，71人在读、57人已毕业工作、10人已升学、21人为其他情况，分别占比71%、36%、6%、13%。

投票结果

考虑到投票时间为2020年，如今这个结果可能有所变化。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在专科生的心目中，似乎相比于升学，工作才是毕业后的首选。而组内的大多数帖子，似乎也围绕着毕业后如何走向工作岗位发言：

最新帖子的前三甲

而最引人注目的置顶精华帖子，赫然写着“希望进组的大家都能够接纳自己的身份”：

精华帖内容

“希望能够接纳”的前提就是“不够接纳”。的确，无论是在组内还是组外，专科生对自己的身份或多或少都不太满意。正如帖子所言， 这一方面当然是来自社会上对于专科生的边缘化、透明化、学历歧视的现象，首先就表现在大众对于专科生的刻板印象：智力不高、好吃懒做、混日子、道德低下……正如当我在知乎搜索“专科生”的时候，在“国内的专科为什么被普遍歧视”这一问题下看到的答案：

经典的“说事实”派回答，实际上强化了偏见

反复强调“懒”、“不是读书这块料”

“专科是一个人不努力的惩罚”

看似“抖机灵”的回答，其实是加深了社会对专科的刻板印象

这位答主直接将专科生与“好高骛远、眼高手低”挂钩

另一方面，专科生也大多数不满于自己被划归为“高考失败者”、“弱者”的待遇。在三联生活周刊发表的“2022了，还有人瞧不起专科生”一文中，一名化名为“小曾”的专科生说：“ 我的专科朋友，都是一群很可爱的人。”

“小曾”认为专科生只是和大多数人一样的普通年轻人

以“小曾”为代表的专科生们不断通过专升本、竞赛、考证、学习技能等方式，拼命证明自己不是刻板印象里不堪的高考失败者，而随着近年来高校毕业生普遍性的就业困境，专科生的风评也有所改善，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学一门技能然后安身立命，也是很好的人生选择。然而，专科生们已经准备好应对大学生活和接下来的就业等一系列人生挑战了，但他们的学校、老师、家长和社会准备好了吗？当又一年高考结束，一群新鲜面孔涌入各大高职和大专的校门，等待他们的会是怎样的命运？

由于我不是专科生，所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试图就这个问题来访谈一名大专毕业的朋友，这里暂且将她化名为A。A出生在河北省，高中三年都在一所实行“衡水体制”管理模式的中学就读，毕业后入读一所省内公立职业学校就读动画专业。现在，她已经成功毕业并通过专升本考试，并且拥有多家机构的实习经历，正在暑假兼职做妆娘。她告诉我， 出于个人爱好，她专升本选择了服装设计专业，但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纹身师或漫画家。由于出身农村，家庭经济压力较大，她经常需要兼职赚钱维持生活和学习，在不断地打工和应对各色人等中艰难地学习自己想要学习的知识和技能。

我在联系A之前，曾经小小地踌躇过一番。虽然在这以前，我和A的关系很好，她本人也清楚我是长年累月的写作者，也曾经告诉我她的生活动态来为我提供一些写作素材，因此我不担心她会拒绝访谈。但我也清楚，在此之前我都是写作虚构类作品，比如小说、剧本，A是默认我会将她的经历经过提炼、剪辑、移接等等艺术化的处理（也是一种脱敏处理），使最终呈现出来的文本在一定程度上是“独立的”。但这一次我要写的是非虚构的文章，虽然也会出于隐私保护、概括性和理论化的要求等需要进行必要的匿名化处理，但要呈现出来的毕竟是理论上的“保真文本”，对她来说还是一个挑战。换句话说，她可能会有顾虑。

不过当我真的对A开了口，说要访谈她的时候，她倒是出乎意料地平静。我告诉她我在写一个关于“民社”的系列文章，又解释了何为“民社”，还提出来写作的进展情况，以及为什么需要她的经验。因为我们都很熟悉，且这不是一个正式的研究，所以我没有打算做标准的结构性/半结构性访谈。A目前的生活状态和工作性质，也难以支撑起一个提前约定时间地点并准时参加的、非常正式、甚至是有提纲的结构性访谈（她需要不断面见化妆客户，并且时常需要跟妆，同时很快就又要准备读大学和搬家的事宜），在我们访谈的当天，A的身体也出现了一些状况，她开始发作偏头痛，导致难以专注进行对话。但即使如此，我依然在努力地试图多问一点问题，而A也努力地在杂乱的对话中找到一些头绪。

因为是无结构访谈，我的问题相对稀少且较为开放，基本上只要是围绕着“大专生活”的各种问题，有可能的话我都会试图询问。我也没有很大的意愿，一定要把对话时时刻刻拽回某条固定的逻辑线内。我们聊到了“在大专里发现和培育民社”的可能性、她的“大专生活”、大专的学制和毕业要求、实习、大专生与本科生的区别、她的生活目标和梦想、家人和亲友对她的期待等等主题。在与A的交谈中，一个很重要的词是“精神层面/思想深度”：在我告诉她，我可能要探讨“大专里的民社”的时候，她不断反问我，你觉得大专都考不上的人，会去研究社会学吗？

（原文节录）“我：我想知道的是高职……

A：不都是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去上的？

我：高职不是没考上大学就去读的吗？

A：那是大专。再烂点技校。

我：就这种，其实两者差别不大，大专和技校。唯一的区别是大专更多理论课。

A：你确定连大专都考不上的，思想深度会去研究社会学？

我：谁知道呢，也许是假想？

A：再或者说，你确定能考上高中的考不上大专？

我：不一定啊，你觉得社会学是什么很高端的东西吗？说白了，出租车司机都能键政。你有顾虑吧？哎，或者，我是不是假想得太好了？

A：我合租室友有个，职高毕业之后就来社会上混了。大专没去念。我觉得是，如果你真实地接触过很多这样的人，就不会有这样带着些许乌托邦式的原想了。”

（另一段）“A：我的观察还是：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不那么重视精神层面的。但是我圈子里全是搞二次元的好多都是搞点钱就全砸爱好上了。”

A下意识地将“社会学”看作异于大多数大专/高职生日常生活的事物，并且认为要对社会学发生兴趣，需要相当的智力门槛和对精神世界的追求。甚至，她将这个看法扩大化到普遍性的公众趣味上，认为大多数人都不那么重视精神世界，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精神世界的追求，只是体现为另一种形式：对以“二次元”为代表的亚文化的痴迷。但在个人的精神追求上，这二者并不是完全水火不容的：

（原文节录）“A：因为我另一个好朋友，大专认识的，能跟我聊文学电影心理学哲学摇滚……

我：然后呢？

A：但是又是一起在动漫社里玩的开的傻卵二次元。”

A并没有继续讨论为什么这个朋友可以二者兼得，这样的人在整个大专/高职生群体里占比多大，而这个朋友是否可能对社会学感兴趣。这可能与A对社会学的认识有关，以我对A的了解，她对这一门学科知之甚少。但在我们讨论到“她的大专生活”时，A又在反复强调“它跟本科的大学也差不多”：

（原文节录）“A：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大专除了小了点，以及是个大专，它其实跟本科的大学也差不多。

我：确实。我本科是专科跟本科在一起的，就是专科生和本科生混在一个年级，区别只是专科生没有大四，没有那么多理论课。

A：对啊。甚至我们学校隔壁的那个学校还跑操早晚自习每天查寝军事化管理没事不能躺床上。本科。……我上大专的生活就很正常的大学生活。没跑操没早晚自习，一周就查两次宿舍卫生，然后成天混社团。”

在A看来，她不认为大专/高职学生与本科的大学生之间有实质性的区别，尤其是在大学生活上，甚至大专/高职学生更加自由，拥有更强的自主性。但A同样没有谈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相同或不同，只是不断表示，当年她所在的学校单招考试的分数线也很高，暗示不必将大专/高职区别对待，以及大专/高职生在智力水平和学习能力上与本科生几乎没有差别。并且，她表示在大专，实习是必要的，但实习的机会全依靠学生自己寻找。后来，A又谈到自己准备养的宠物、二次元同好的情况、和恋人的关系、自己的梦想和实习计划等等，由于这部分和本文叙述的主题关系不大，这里我就不放原文了。

在A看来，高职生和大专生一方面由于与本科生区别太小，所以在分析中并不适合分类讨论，但另一方面她又不认为这个群体中会有很大概率出现“民社”。访谈的后半段，A的讲述重点转变了，一直在谈论家人对她的各种期待：在农村务农和经营禽类养殖场的父母希望她能够从专升本开始一路深造，甚至一路读上硕士、博士，但她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因为她本人没有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家庭情况也无法支持她继续读书；在城市当了中小学老师的姐姐则期待她能够在本科毕业后参加公务员考试和教师资格证考试，甚至可以尝试考教师编制，成为一名公务员或编制内的中小学教师，端上“金饭碗、铁饭碗”，而她也对此不感兴趣，认为那是尚且背着学贷压力又志不在此的她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但她也并不打算与家人对抗，而是打算采取折衷手段：在大三考取教师资格证，保证自己在最坏的情况下还能去教培机构做美术老师，再在这个前提下远走高飞去追求自己的纹身师梦想。如果姐姐能够说服她，她也打算利用应届生身份去考公试试看，但是可能性不大。在考公和学美妆之间她更倾向于去美妆学校进修，做一个化妆师，原因是她认为自己的性格不适合进入体制，自己的专业在体制内也没什么用处。在A的身上体现出强烈的波西米亚式的性格特征：追求自由和自主性、不受束缚、与体制保持距离、重视机会、随遇而安、强大的适应能力、拒绝宏大叙事和理论框架……等等，而A并不认为这种性格特征与她所接受的大专教育有关，更不认为这具有什么社会学上的价值。

A可以作为“高职/大专生”的一个典型形象吗？我认为不尽然。但A的确可以代表一部分高职/大专生，他们在经历高考的挫折后，将其理解为“被体制拒绝”，并索性将计就计，反过来与体制保持距离，并以此来确立和保全自我。在这一类人之间，也许正如A所说，很难出现对社会学有兴趣的人，因为社会学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体制的符号、一种理论框架、一种宏大叙事（想想看，有多少社会学理论都在强调社会结构和功能），会引起他们潜意识的排斥。如果“阿零1号”恰好就是这一类高职/大专生，那么他很可能不会抵达“起点”，甚至“放弃曾经爱好的社会学”就会成为他建立“波西米亚式自我”的方式之一，他将不断拒绝这些象征着体制、理论框架、宏大叙事的“符号”，以逃避自己被“主流文化和体制拒绝”的创伤，并且重塑自我。

而A所经历和感受到的大专生活又是怎么样的呢？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由于A就读大专的地区是盛行“封闭式管理”的省份，所以她在对话中频繁提及“封闭式管理”：封闭式管理的大学、晚自习、没事不能躺床上云云。这既是部分地区高校在管理上的“个性”，也是疫情期间以及后疫情时代大多数高校在管理上的“共性”：如北京大学教授“跨栏”进校门、浙江大学将学生成绩单寄给家长等。然而，反直觉的是，在中国大多数高校纷纷选择封闭式管理的疫情期间，A的学校却反而放松了对学生的管理。而我的大学母校，也从2018届学生开始，制定了“晚自习”制度，大学生不再能够在夜间自由出入校园，只需要遵守晚间学生宿舍11点的宵禁、而不需要顾虑太多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看起来，近年来的大学校园似乎越发将学生看作需要细心照顾、保护乃至“管理”的“亚成年人”，而非具备较为成熟三观、足够的思维能力和判断力、能自主作出选择并为自己负责的成年人。而这种以照顾、保护和管理为主的作风，除了影响学生的生活作息，也会影响到学校的课程设置和学术资源的投放：A自述她并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在学校住校，而是由于个人原因常态化居住在校外，因此在学校为数不多的活动就是上课和考试。但在A的学校，教师的授课和期末、毕业等的考核都十分粗放：学生自由选课，老师也不关心学生课业，甚至部分老师水平其实有限。A在美术上天赋很高，曾经以18岁的年纪进入一家漫画工作室学习板绘和担任实习生，并且还在网上接商单，在学校上素描课的时候却只能临摹单调的石膏像和静物绘画，以应对专升本的考试。因此，她经常翘课以“学到更多东西”，所以她和学校老师们的交流有限，老师们也不会非常关心学生的成长。A号称，自己“只在学校完整地呆了2个月”，上课少的主要原因是给学校的工作室打杂（原文为“当黑奴”）可以直接给学分。且最为讽刺的是，她还告诉我“我在大专的教育里学到最有用的东西是，跟别人学之前要做好学不到任何东西的心理预期”，以及“在社会上好生存的本质是有个一技之长”。

至于在课业之外的部分，例如课外活动、学术资源、竞赛机会等等，学校就更没有发挥资源供给的作用了：A的所有实习都是自己想办法寻找的，无论是在漫画工作室还是妆娘，甚至是餐馆的服务员（A曾经短暂地做过特色餐馆的服务员）；她所在的学校的图书馆只有两层楼；她从未在校内得到收听讲座、参与学术会议等学术交流的机会；即使在校内有机会得到许多竞赛机会，但由于她对其含金量的不了解，也并没有踊跃报名；学校的社团只是一个个疏于管理的学生兴趣组织，最大的意义是拓展社交圈子……甚至学校的老师和辅导员也没有引导和鼓励过A，在A因为身心状况、个人事务而陷入学习和生活困境的时候，他们只希望A能够尽量“别在学校里呆着，让他们承担责任”。

这也许是高职/大专生更为普遍的困境。在人物公众号《黄灯，我的职校学生》一文中，来到被誉为“小清华”的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任教的黄灯老师，一边在学校教职校生学写作，一边考察职校生生活的现状。她发现“走近学生后，那些被边缘化的自抑、成长期缺少学业或情感托举留下的暗伤才会渐渐敞开”：“过去，深职院以招收本地生源为主。黄灯的同事裴蓓2006年到深职院任教，第一次当班主任时，班里全是深圳学生。「他们的父辈很多是做生意的，对孩子的教育并不重视。」一个男生多门考试没通过，面临毕不了业的危险，裴蓓告知家长，家长却让她帮忙找人代考，「我给钱。」有个女生临近毕业还不找工作，她告诉裴蓓，自己未来的目标是嫁给有钱人。裴蓓记得，刚到深职院，自己留意到开设的专业：文秘与速录、社区管理，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她「从来没见过」。这里的专业设置迥异于本科院校，除了和其他职业院校相似的着重具体技能培养外，它还有深圳独有的特点：「全是贴着市场走」。某个专业如果就业率表现不好，很快就会被砍掉。学生们缺少学习热情，一次一位院士来做讲座，台下的学生中途就走了大半。后来，学校出台规定，要求必须听一定数量的讲座，听完后在学生手册上盖章才能过关，教室黑板上从此经常出现6个字：有讲座，可盖章。”

而在始终关注职业教育的公益人汪子津眼中，当她走入职校调研（见澎湃新闻《她走入职校调研，看见学生“无聊生活”的背后》）一文，才看见学生“无聊生活”的背后，是深深的无力：“郊外学校的实训车间。而在维修家电的课程上，学生使用的是很有年代感的破旧家电，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没有人愿意花钱维修这些家电。很神奇的是，电子商务专业使用的还是2015年的课本——教学生如何开网店。电子商务的发展非常迅速，如果还在用几年前的课本指导学生，或许对于学生未来的工作帮助不大。有学生从工厂实习回来后，抱怨在学校里使用的机床，和工厂使用的机床完全不一样。也有老师说：‘同学们在学校里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只能等到去工厂里回炉重造。’我记得此前我想去旁听一位老师的‘客服课’，但他觉得这门课讲得非常不好，不希望我去旁听。后来他还是同意了，课堂上他照着课本念：如何给网店模特拍照更好看。学生们不是趴在桌上睡觉，就是在玩手机。这些学生对拍摄设备是陌生的，但老师从未使用过手机或者摄像机帮助讲解。课程结束后，我问这位教语文的老师，为什么来上这门课。他说，郊外学校开设的专业几乎每年都在变，什么热门开什么，没有考虑学校实际的资源。因为学校觉得他拍照好看，就选了他来上这门课。”

职校的育人宗旨，就是培养“技术人才”，但连“学技术”的实践课，都如此之水，可想而知整体教学水平有多么的不尽如人意。而像社会学这样需要有极大阅读量、丰富的学术资源、良好的学习氛围、雄厚的师资、充分的田野调查锻炼……等种种优越条件，才能让人对此产生兴趣并最终走向研究的学科，又何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吸引到人呢？也难怪像A这样的学生，会逐渐形成波西米亚式的性格特征，他们也不是“民社”的后备军。如果“阿零1号”恰好就是这样的人，或者就被职校的环境养成这样的性格，又遇上如此不利的条件，他走不到“起点”也理所当然。

但是，假如“阿零1号”就不是一个“波西米亚式的”专科生，而是一个相对循规蹈矩的学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