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楼与国子监
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谈到出了汴梁城内城的朱雀门后，东西两边的大街上有不少妓馆。由这片青楼云集的地区继续向南，过了蔡河上的龙津桥，走不了多远，就是国子监和太学。
大宋的最高学府，文人学士汇集之地，却毗邻声色娱乐之所，藏污纳垢之地，听上去似乎不那么斯文。但是，读读史实，就发现这种情况在其他朝代其实并不鲜见。南京夫子庙边上的江南贡院，曾是中国最大的科举考场，今天在那里还建有科举博物馆。明代，南京最具盛名的风月之所旧院，就与江南贡院相对而居。两者不但相安无事，甚而相得益彰。若没有翩翩士子的辞赋文章，“秦淮八艳”也要减几分颜色，芳名又怎能流传至今；少了红粉佳人的映衬，才子的风流倜傥怕也要少了一个表现的舞台。
北京的国子监和孔庙也毗邻而居，明清期间，附近倒未听说有什么集中的风月场所。清末民国年间，北京最有名的红灯区要算八大胡同。这八个胡同，位置都在今日前门大街以西，南新华街以东。其兴盛自然和其紧邻大栅栏有关，那一带在清末民初是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又紧邻前门火车站，人流杂沓。但是，八大胡同的生意，或多或少也要靠来京考试的士子帮衬，因而和当年的读书人也有极大干系。
北京南城当年有不少会馆，之所以称为会馆，即因为设立这些地方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各地进京参与科举会试的举子们。这类会馆都是由某个地方的士绅富户，或个人捐资，或众人襄助，在京城购置房产，当地赶考的举子到了人生地不熟的京城后就有了落脚之地。
沈从文来京，曾住过前门外杨梅竹斜街的酉西会馆。虽然那时已是民国，科举早就废除，可各地的会馆大部分仍在，仍旧收留去北京的当地人，住在酉西会馆就多是由湘西到北京的人。杨梅竹胡同距八大胡同中的陕西巷、石头胡同、朱家胡同等地都不过区区几百米，可说举步即至；林海音家是台湾人，曾住过晋江会馆，那里主要收留到北京的闽台人。晋江会馆离八大胡同也不算远，就在南新华街西边的南柳巷里；民国初年，鲁迅来北京教育部任职，曾长期居住于的绍兴会馆，位于今天宣武门外的南半截胡同，由那里步行到八大胡同的区域，也就不到两公里；这还是民国年间的情况，清代科举未废之时，会馆就更热闹了。康有为自称邀约一千多名来京赶考举子，发起“公车上书”的地方，就在南半截胡同北面达智桥胡同的松筠庵内。那里离八大胡同已不过一公里左右，可见当时举子聚集地都在这左近（虽然经茅海建考证，康有为的说法恐怕有一定水分，但那一带是举子的聚集地总是没错的）。
虽然一些笔记、戏剧里，常渲染书生的穷迫困窘，但当年能读书参与科举的人，大体都不算很穷。千里负笈，求取功名，仅一路食宿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哪是穷人家负担得起的。虽然的确也有一些书生家境不佳，靠他人资助才得以应试，但这样的人并非多数。一些所谓寒门，也只是家庭景况不及那些豪门富户而已。南齐开国之君萧道成自称“寒门素族”，实则他爹做过太守，官阶不算小。若考量家族渊源，他家是兰陵萧氏，也是大族。他口中所谓寒门，是在和东晋王谢之流大士族相比。历来很多自称出身寒门的读书人，也是同样情况。
考试的举子大体以年轻人为多，血气方刚。当年行万里路何其艰难，年轻人中没有几个有远途旅行的经历。乍到繁城华邑，见所未见，一时间光怪陆离，难免目眩神迷。假如手头又饶有资财，在新知旧友的指引下，到温柔乡中，与佳人绸缪一番，又销魂又刺激，有几个年轻男子受得住这种诱惑。况且古代中国的才子们，常风流自诩，不去花间柳下经历一番，岂不辜负了才子之名？
在没有网购之前，如果不做限制，不考虑成本，大部分做生意的，肯定都希望把自己的买卖开在比较繁华的所在，因客流量大。而青楼妓馆自然也需要客流，尤其是一些档次较高的青楼，要求客人非富即贵，而不少举子恰好符合其要求。那么选择一个离目标客户经常往来的地方近一点的地方，自然是最佳选择。
加之古人读书，多为做官，官家多是读书人。举子若进士及第，有机会做官，日后难道不会仍来照顾生意？和官家一起，又少不了富人、贵人，这一串联下去，青楼的客户可谓牵藤连蔓，源源不断了。唐代长安城中的平康坊，是长安城中高档青楼聚集之所，大唐的三省六部等中央机构和平康坊也距离很近。而自唐玄宗时开始，开科取士的贡院就设在六部中的礼部。官员、学子集中的地方，仍旧与青楼比邻。
才子有情，红颜有意；书生有钱，老鸨爱财，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国子监边上开几家青楼，可谓得其所哉。只是孔庙里的孔圣人地下有知，不知要说些什么。是不是也只能叹口气，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