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皖战争爆发，北京政府权力更迭背后的权力游戏
五四运动如同一股狂风巨浪，席卷全国，激起了无数民众的爱国热情。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皖系军阀段祺瑞所掌握的北京政府成为了众矢之的。直系军阀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机遇，他们充分利用民众对国家的热爱和对腐败政府的不满，发表通电，猛烈抨击安福系，同时积极与奉系军阀、西南军阀结成反皖军事同盟，共同策划推翻段祺瑞的统治。
段祺瑞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不惜一切代价增强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在军事方面，他巧妙地将原本的“参战军”更名为“国防军”，后又改称“边防军”，并以自己的心腹徐树铮为主管，委派其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手握重兵，意图通过扩大势力范围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然而，这样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北洋派系内部的矛盾，使得直奉两系更加接近，形成对皖系的联合对抗之势。
在政治上，段祺瑞更是利用安福系控制北京政府，虽然他已经辞去国务总理的职务，但他依然对政府事务颐指气使，干预重大决策。他迫使新任内阁成员同意让安福系中的核心人物担任重要职务，甚至指使安福系进行倒阁活动，导致内阁频繁更迭，政府陷入混乱。
与此同时，直系军阀在曹馄的领导下，积极筹备对皖系的反击。他们联合其他省份的军阀，形成强大的联盟，共同对抗皖系。曹馄在保定召集会议，发表通电，痛斥安福系的罪行，要求驱逐徐树铮，解散安福俱乐部。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响应，形成了强大的声势。
段祺瑞面对直系的压力，不得不采取行动。他秘密召集会议，积极备战。然而，在直奉两系的联合压力下，他的计划逐渐落空。徐世昌总统在压力下免去了徐树铮的职务，这使得皖系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柱。
随后，皖系决定发动对直系的战争。段祺瑞发出声讨曹、吴等直系将领的通电，并自任“定国军”总司令，下令动员。然而，他们的行动并未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反而引发了更多的反对声音。
在直皖战争爆发后，双方投入了近10万人的兵力，在京奉铁路沿线和京汉铁路的多个地点展开激战。虽然皖军一开始在日军的支持下获得了一些小胜，但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他们逐渐陷入了劣势。吴佩孚率领直军突袭皖军前敌司令部所在地松林店，俘虏了皖军前敌司令曲同丰和司令部全体高级将领，皖军在西线战败。同时，奉军在东线助直军作战，东线皖军也全线崩溃。
在战争的压力下，段祺瑞不得不辞职。直、奉军队随后开进北京，直皖战争以皖系的失败而告终。北京政权落入了直奉两系军阀的手中。在直奉军阀的支配下，北京政府下令免去了段祺瑞的一切职务，标志着皖系军阀在政坛的彻底失势。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北洋政府的格局，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直系对皖系的胜利，不仅仅是两个军阀派系之间的权力更迭，更是美英势力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日益加强的显著标志。这一胜利，无疑给中国政治格局带来了深远的变革。日本在失去皖系军阀这一得力工具后，并未坐视直系的崛起，而是迅速调整策略，转而扶持奉系军阀，以制衡直系的影响力。
直皖战争硝烟散尽，吴佩孚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成功晋升为两湖巡阅使，直系势力因此得以进一步扩张，势力范围延伸到了富饶的长江流域。相比之下，奉系虽然在战争中抢得了大批皖军的辎重财物，却未能如愿占领更多地盘，这无疑加剧了直奉之间的矛盾。
为了对抗直系势力的扩张，奉系不得不寻求外部支持。他们与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和广州的孙中山结成反直三角同盟，试图通过联手来对抗直系。而直奉两系争夺的焦点，正是北京政权的控制权。
1920年8月，靳云鹏再次受命组阁。起初，靳内阁倾向于奉系，但随后却发生了转变，改组为一个以接近直系政客为核心的亲直内阁。这一转变，无疑加剧了直奉之间的矛盾。
1921年12月，张作霖亲率大军进京，推翻了靳内阁，并力荐交通系的亲日派官僚梁士诒出任新内阁总理。梁士诒上台后，为讨好日本，不惜牺牲国家利益，赦免了被通缉的安福系祸首，同意日本要求借日款赎回胶济铁路，并将其改为中日合办。同时，他还采取措施抑制吴佩孚的军饷，这一举动无疑触怒了直系军阀。
梁内阁的行为迅速引发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吴佩孚和直系各省督军抓住这一机会，接连发出通电，指斥梁士诒“牺牲国脉，断送路权”，强烈要求梁内阁下台。在舆论压力和直系军阀的逼迫下，1922年1月，梁士诒被迫下台，由颜惠庆暂时接任内阁总理一职。
然而，梁内阁的去留问题并未就此平息，反而成为直奉战争的导火线。1922年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式爆发。张作霖亲自担任“镇威军”总司令，指挥奉军12万余人与直系军队展开激战。双方在长辛店、固安、马厂一带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
战争初期，奉军攻势凶猛，但直军凭借顽强的抵抗，成功守住了阵地。然而，随着吴佩孚下令转守为攻，战局迅速发生逆转。5月5日，长辛店一战，直军大获全胜，西线奉军全线溃败，东线奉军也开始节节败退。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只得仓皇逃回滦州，而梁士诒也流亡日本。
北京政府在吴佩孚的指使下，迅速下令奉军退回关外，并免去了张作霖的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和省长等职务。张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并不甘心失败，于6月4日自称“东三省自治保安总司令”，宣布“闭关自治”，并继续派兵在秦皇岛附近与直军作战。
然而，在英美的调停下，双方最终接受了停战建议。6月18日，直奉两军代表在秦皇岛海面的一艘英国军舰上签订了停战协定。根据协定，双方以榆关（山海关）为界，奉军撤回关外。至此，第一次直奉战争宣告结束。
直奉战争硝烟散去后，直系军阀如日中天，独揽北京政权的辉煌尽显。他们为掩盖自己的野心和排斥其他派系，巧妙地恢复了民国初年的国会，将黎元洪重新扶上总统宝座，表面上声称是“法统重光”，实则暗藏祸心。吴佩孚更是故作姿态，高喊“保护劳工”的口号，试图赢得民心。然而，当他们的统治看似稳固之时，却迫不及待地策划将傀儡黎元洪一脚踢开，扶持曹馄上台。
1923年6月，一场精心策划的内阁危机在北京上演。在曹馄的示意下，直系内阁成员联手制造事端，迫使张绍曾内阁集体辞职。事后，直系军阀却倒打一耙，指责黎元洪干涉内阁职权，破坏内阁制。他们不择手段，利用所谓“国民大会”、“市民请愿”、军警索饷等手段，甚至围困黎宅，逼迫黎元洪下台。黎元洪无奈，只得出走天津，却在天津车站被扣留。在被逼交出印信并发表辞职通电后，才得以脱身。
曹馄为了顺利登上总统宝座，不惜以巨款收买国会议长，甚至以每张选票5000元到1万元的高价贿赂了500多名议员。这一行为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和愤怒，被人们斥为“猪仔”的受贿议员们，在1923年10月将曹馄“选”为了总统。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曹馄贿选事件。
曹馄就职后，更是肆无忌惮地提名孙宝琦组阁，并由这些受贿议员匆忙制定并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被人们戏称为“曹馄宪法”或“贿选宪法”。曹馄的贿选行为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谴责。许多省份纷纷声讨本省接受贿选投票的议员，否认其代表身份，有的甚至宣布开除其省籍。上海、杭州、芜湖等地的民众更是组织了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表达了对曹馄贿选的愤怒和不满。
与此同时，直系军阀的势力也在不断扩张。吴佩孚作为直系军阀的领袖，其势力范围遍及直鲁豫地区，洛阳更是成为了北方的军事政治中心。他在美英等国的支持下，提出了“武力统一中国”的主张，一方面准备对东北的张作霖发动战争，另一方面则将势力伸向南方，勾结广东军阀陈炯明反对孙中山。许多省份的军阀为了对抗直系军阀的“武力统一”政策和外省军阀的侵略，纷纷提出了“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口号，以维护自己的地盘和利益。
在直系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日益艰难。由于战争的频繁和兵员的增加，人民的负担日益加重。曹馄为了筹集军费，甚至对各县定出科派数字，强制征收税款和粮食。这些沉重的负担让人民苦不堪言，对直系军阀的统治充满了怨恨和不满。
最终，全国人民以反对曹馄贿选为起点，掀起了大规模反对直系军阀的运动。这场运动不仅是对直系军阀腐败统治的抗议，更是对民主和法治的呼唤。在人民的强烈反对下，直系军阀的统治逐渐走向崩溃，为后来的政治变革和社会进步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