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鹏波：唐诗里的长安——二十位长安居民的心事
唐诗里的长安
文/马鹏波
开元九年，诗人高适从长安失意而归、闲居宋州，日子过得稍显窘迫，幸有朋友韦参军慷慨接济，才得以从容度日。高适生性豪迈，面对朋友间的“通财之义”，大多时候只是铭记在心，鲜有直白的感激之语，但这一年，在送别韦参军时，他特意赋诗一首，题为《别韦参军》。
在诗中，高适对友人坦诚相见，直言韦参军才是自己的知心朋友，他感谢了对方的无私照顾，回味了他们纵酒高歌、弹琴击筑的快意时光，并对此次的离别惋惜心痛，总之，他竭力想让韦参军明白，这段日子，韦参军这位朋友有多么重要。也许是为了表达得更为真诚，高适回忆了来到宋州前的长安经历。那时他二十岁，带着一身武艺和满腹经纶闯荡长安城。少年意气、直冲九霄，他认为国家风教昌盛、明主知人，一定有出头的机会，自信取得公卿之位就在弹指之间，只可惜，他后来未能面见明主，囊中羞涩，返回家乡已不可能，只好来到宋州静待机会。
在《别韦参军》这首诗中，高适热情洋溢地感激韦参军，既有对朋友的真情流露，恐怕更多的是对“失意长安”的不甘。对于豪迈洒脱的高适而言，那种稍显娇柔做作的“不甘”，只有面对韦参军这位挚友、而且是最后一面时，才可一吐为快。很明显，他还想闯荡长安，长安城对高适依旧充满吸引力。
根据高适的自述，他初游长安时二十岁，正是开元七年，即公元719年，按照史学家的划分，公元719年正好是盛唐初年，唐王朝已立国近百年，也就是说，高适念兹在兹的魅力长安城是唐帝国经营百年的结果，那之前百年间的长安究竟又是什么样子呢？怀想唐朝，总要提及唐诗，总之，沿着诗歌，定能走进被诗人封印的长安城。
“秦川雄帝宅”
长安城的第一任主人是唐高祖李渊，他于公元618年占据大兴城，改名“长安城”。李渊在位时，天下尚未平定，唐帝国仍然面临着诸多威胁，对于李渊而言，长安城更像是一个军事据点，占领此地，可更有利地号令全国。到了长安城第二任主人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唐政权基本稳固，各地战事基本结束，长安城才成为名副其实的首都，升格为帝国中心。
少了对外战事分心，唐太宗得以专心经营长安城。李世民的诗人气质使他不同于其他帝王，对于都城的改造建设，他不仅仅关注“匠心”，还融入了“诗心”。李世民对自己的杰作也相当满意，他以《帝京篇》为名，写了十首诗歌来描绘治下的长安城，比如其中一首：
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馀。
连薨遥接汉，飞观迥凌虚。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
他用了“帝宅”一词形容长安，即便整座城坐落在八百里秦川之上，依旧雄伟壮观，函谷成为他的守卫，百里秦川倒成了长安城的地基。在诗中，他自豪于长安城宫殿楼阁之高、面积之大，言辞之间，几乎已把长安视为天宫。这究竟是诗人的夸张渲染，还是帝王的自负描述，其实都不重要，总之，无论是诗人的李世民，还是帝王的李世民，都认为长安城应该是汇聚天下所有美好之物的城市，他似乎要迫不及待地把焕然一新的长安城推介给九州万方臣民了。
唐太宗为何对长安城如此倾心？我想，他和长安不仅是帝王和帝都的依附关系，应该还有一种微妙心理掩藏其中。在长安城，李世民实现了“九五之尊”的理想，但这中间的暗流险滩、玄武门前射出的冰冷剑雨、手足倒在面前时的凄寒眼神，却也只有他本人才能感同身受，非局外人所能体察。他庆幸自己以胜利者的形象笑到最后，避免了跌入万劫不复之地。长安城，是他的福地，更是他的梦想之城，当他成了这座城的主人，便要将长安城经营为天下人竞逐的理想之地，而历史证明，太宗本人也的确为此努力一生。
骆宾王和王勃分别于唐太宗去世前后出生，两位才情卓然的才俊，青年时期都曾奔赴长安。骆宾王出身寒门，祖籍婺州，王勃则为绛州人，两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闯荡长安、挑战命运，说明唐太宗经营的长安城确为青年人的理想之地，无独有偶，两人都曾用华美的篇章书写过他们眼中的大唐长安。
公元676年，唐高宗上元三年，时为武功主薄的骆宾王也写了一首《帝京篇》，其中除了对那些太宗朝就营建完成的高大殿宇的惊叹赞扬之外，对长安的城市生活也有细致描摹：
“小堂绮帐三千户，大道青楼十二重。宝盖雕鞍金络马，兰窗绣柱玉盘龙。
绣柱璇题粉壁映，锵金鸣玉王侯盛。王侯贵人多近臣，朝游北里暮南邻”
此时骆宾王26岁，他供职的武功，和长安城相距半日路程。身在武功忆长安，那诗中所写，自然是他最为深刻的长安印象了。对于二十来岁的青年，游走城市，没有比找乐子更刺激的事情了，诗人惊讶地发现城内的娱乐场所居然多达三千多户，青楼足足有十二重之高。街面上，权贵们的马鞍上装饰着各种金银饰物，住的房子都绣着飞龙，他们大多是皇帝近臣，早晨在北里游玩，傍晚又跑到南郊散心。王公贵族们的生活显然让出身寒门的骆宾王大开眼界。
“丹凤朱城白日暮，青牛绀幰红尘度。侠客珠弹垂杨道，倡妇银钩采桑路。
倡家桃李自芳菲，京华游侠盛轻肥。延年女弟双凤入，罗敷使君千骑归”
骆宾王记得那天自己沿着丹凤门大街漫游，眼前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新奇，宽阔的街道两边栽满垂柳，车如流水、马如飞龙。那些不知从何而来的游侠们，牵起肥马，故意停在路这边玩弄手里的弹珠，英武俊朗的面庞与身姿，引得那边采桑路上打扮入时的娼妓们争奇斗艳。也许是骆宾王听人传说，也许是他暗自想象，此时碧纱帐里、彩珠帘内，皇帝与宠妃出双入对，相互依偎，厮守之状如胶似漆。骆宾王的《帝京篇》很快传到长安，轰动全城，时人争相传阅，可见，“外来者”骆宾王二十多岁时看见的长安城，也同样让长安居民引以为傲。
王勃比乃书香世家，自幼聪慧，少年成名，见多识广，但当他登上帝京高台，面对眼底长安时，还是忍不住写了一首《临高台》记录此情此景：
“俯瞰长安道，萋萋御沟草。斜对甘泉路，苍苍茂陵树。
高台四望同，帝乡佳气郁葱葱。紫阁丹楼纷照曜，璧房锦殿相玲珑”
王勃对长安城的自然景观颇感兴趣，他注意到不仅皇宫水沟里的水长得十分茂盛，连汉武帝陵园中的树木也郁郁葱葱，当他举目四望时，发现整个长安城都坐落在一片绿色海洋中，王勃很喜欢这汹涌澎湃的绿浪，认为昭示着美好气象。那些高出绿浪的红色楼阁，与夕阳辉映、流光溢彩，宛如天界，而绿浪之下，酒楼林立、集市密集，烟花柳巷之间，车马奔驰、烟尘四起，又是热闹的凡尘。这首《临高台》将长安城从白天写到黑夜，帝都的繁华无疑深深震撼着诗人的视野和心灵。
无论是骆宾王漫步长安城，还是王勃俯瞰长安城，这座城市的繁华与雍容、恢弘与雄阔、活力与希望，将两颗年轻的壮心全部俘获了。公元684年，王勃和骆宾王同时去世，不算漫长的人生中，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居住长安，用自身才华不断书写初唐长安的魅力，吸引一批又一批才俊奔赴于此，唐帝国就在这样的“不断奔赴”中，从初唐走到盛唐。因此，当半个世纪后，年轻的高适初到长安，便对长安城念念不忘了。
“长安城里太平人”
冬去春来，灞柳抽芽，曲水解冻，万物萌发，对于满腹才情的诗人，长安的春天似乎有天然魔力。大地回春，不过是天地四季的又一次轮回，诗人却总能从自然的细微变化中领会到神秘体验，他们游走长安或出城向南，一路游目骋怀，提笔捕捉灵感，纵情记录心事。
长安城里的居民每年最期待的日子大概就是正月十五上元节了，唐帝国的统治者在这一天会变得极为慷慨，不仅城市的宵禁制度暂时解除，王室成员也会走出皇城，与万民一同欢庆。百姓们在坊市之间自由穿梭、欢饮达旦，仿佛拥有无限精力，街面上巡逻的金吾卫也彻底松懈，虽维持着表面上的恪尽职守，实则心思早已被街面的繁华吸引去了，但要说全长安城最引人瞩目的地方，还得是位于兴庆宫的花萼楼，皇帝和他的妃子们正在那里宴饮作乐，这一夜，长安不眠。
作为玄宗朝资历最高的官员之一，宰相张说这一天被安排陪侍御前，在高高的花萼楼上和皇室成员一起感受眼下的夜长安。虽无法陪伴家人，但张说并不觉得遗憾，自大足元年（701年）入仕到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亲眼目睹这个帝国一步一步走向真正的繁荣，如今仓廪丰实、万国来朝、海内升平、国泰民安，想到这些，他心里总有说不出的激动，分不清到底是“与有荣焉”，还是别的什么。他特别享受和这些皇室成员一起站在花萼楼上的时刻，玄宗皇帝凭栏举杯，城内便掀起山呼海啸，此时，张说会刻意看一眼玄宗的表情，年轻的皇帝嘴角上扬、志得意满，这是王者庆祝胜利的方式。作为一国宰相、三朝元老，张说也想庆祝，他有自己的方式：
花萼楼前雨露新，长安城里太平人。
龙衔火树千重焰，鸡踏莲花万岁春。
帝宫三五戏春台，行雨流风莫妒来。
西域灯轮千影合，东华金阙万重开。
一场新雨，长安城弥漫起泥土新香，张说很喜欢这场春雨，凉爽的春夜，站在花萼楼举目望去，长安城火树银花、灯如白昼，百姓们张灯结彩、载歌载舞，好不热闹，皇室们也没闲着，戏台上各种剧目轮番上演，配合造型各异的花灯，这人间也仿佛仙界一般，张说甚至有些嫉妒长安城里的这些太平人了！
诗人张九龄此时也栖身长安，或许在人流中正仰视着花萼楼上的张说。他没有忘记张说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也由衷感激张说的奖掖提拔，在全城狂欢的中元之夜，若能和恩师饮酒赋诗，当快意不过。然而，张说此刻春风得意，张九龄正仕途失意，就像两人此刻的位置，一个高居楼头，一个屈身楼下，想到这里，张九龄便收起兴致，默默消失在了人流中，他明白，自己不属于夜长安。
一夜狂欢，长安城复归平静。张九龄早早起身，牵起一匹瘦马，走在空荡又凌乱的街道上，他打算登临乐游原，路过青龙寺时，还不忘给熟识的僧人捎去一轴手卷，顺便将瘦马寄存寺内。他几乎没用多少力气便登上了乐游原最高处，这也是整个长安城最高点。此时的长安还未完全苏醒，张九龄居高临下，北边的皇城、南边的云山，尽览无余，孤身一人置身天地之间，恍恍惚惚，他隐约觉察自己拥有了擎天撼地的能力，不觉心情舒畅，满腹才情便呼之欲出，化为一首《登乐游原春望抒怀》：
城隅有乐游，表里见皇州。策马既长远，云山亦悠悠。
万壑清光满，千门喜气浮。花间直城路，草际曲江流。
凭眺兹为美，离居方独愁。已惊玄发换，空度绿荑柔。
奋翼笼中鸟，归心海上鸥。既伤日月逝，且欲桑榆收。
豹变焉能及，莺鸣非可求。愿言从所好，初服返林丘。
这天清晨，官场失意的张九龄复归诗人本性，他先用诗人而非官员的眼光打量了眼底长安：城里遍布游乐之所，清甜的河流交织城内，每一户人家的院门都洋溢着欢乐气息，若纵马扬鞭城外，云雾和山峦势必连绵不绝地映入眼帘，曲水之畔，春草郁郁葱葱，草间小径，鲜花星星点点，诗人张九龄快要被眼前的美景陶醉了。他急切地想将此景分享他人，环视四周，发现唯有自己。于是，作为官员的张九龄便席卷而来，他转而把目光投向长安城外，那是故乡的方向。离家究竟有多久了呢？他没有细算，不过看看这“苍颜白发”，想必不止数载。在梦想的长安城里沉浮多年，如今自己仿佛被这座城困住了一般，好似笼中之鸟，到底该如何挣脱呀？他把目光收回，重新打量眼底的城池。此时，长安城已彻底苏醒，胡商们沿街叫卖、官员们徘徊宫门前、少年们策马奔驰、游侠们穿梭街巷间，街道上开始恢复喧闹，人们又开始了一天的追逐！张九龄不禁大喝一声，从刚才的恍惚之中清醒，便决定再次竞逐人生，也许会很难，但那有什么关系？总之，他要融入这座城，于是便一路飞奔下原，僧人和瘦马已等待他多时。
此时的长安如同一座华丽舞台，无数像张九龄一样的才俊，无论得意的、失意的，都奋不顾身地登台表演，挑战未知命运，后人将这段热闹的历史称为“开元盛世”。几年后，宰相张说去世，张九龄进身宰辅，攀向仕途顶峰，并和一个叫王维的年轻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在结识张九龄之前，王维已有离开京城之念，但得益于张九龄的提携，王维又顺利融入了长安官场、走近权力中心。这年春天，他随侍玄宗皇帝阁道出游。循惯例，车驾从大明宫出发，经兴庆宫后通过阁道直达曲江芙蓉园。阁道是皇室的御用通道，对于王维而言，此次能参与其中，机会实属难得。不过，车队甫一出发，一场始料未及的春雨便将一行人拦在了兴庆宫。好雨知时节，玄宗皇帝心情舒畅、诗兴渐浓，遂命令左右文臣唱和诗文，王维也应和了一首七律《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
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
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
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
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玩物华。
王维游历长安数载，但从天子仪仗的角度观察长安城，此次还是头一遭。远眺西北，烟雨迷蒙，雾失楼台，渭水绕城东流，黄麓山环绕宫阙。回望东南，夹道上的杨柳吐露新枝，上林苑中，群芳正在争艳。玄宗皇帝似乎也被春日长安吸引，不知不觉间走向雨中，这让王维竟有些感动。他不确定眼前的皇帝是否能归入贤君圣主之列，但他相信玄宗皇帝有能力再开新局。于是，王维自告奋勇、斗胆揣摩圣意，认定此次玄宗阁道出游实为视察民忧，并非玩赏游逛。群臣纷纷附和，玄宗闻言大笑，几位梨园乐工也不失时机地奏起乐章，混同着雨声，在天地间交响争鸣。
公元737年，张九龄忽然被贬，其中缘由和一个叫安禄山的胡人将领有关，张九龄不止一次对王维说起此人，并断言将来祸乱朝廷者，非此人莫属。当安禄山的军队遭遇一场大败后，张九龄力主斩杀安禄山，玄宗皇帝却打算放其一马，反倒是张九龄祸延己身。当然，王维对张九龄的遭遇并不感到意外，自随侍玄宗阁道出游归来，长安城里的一切都在发生变化，不仅期待的新局渐成泡影，连整个长安城似乎都被一种无形的东西禁锢，宛如一潭死水。三年后，张九龄去世，王维失去了一位恩师、一位挚友，也将失去一个时代。
“长安路绝鸟飞通”
公元755年，胡将安禄山举兵反叛，他们从范阳出发，20万大军兵锋所指，平河北、破洛阳、逼潼关，长安这潭死水终于被搅动了！可惜，承平日久的长安居民和李唐王室，面对安禄山的翻江倒海毫无招架之力，长安彻底沦陷，张九龄的预言应验了！玄宗皇帝抛弃长安，开始仓皇逃窜，叛军在城内纵火掠夺，竭力搜刮，唐王朝的命运急转直下。自此，开元盛世、旧时繁华、无数的雄心、道不尽的自信，都留在了昨日，长安，从此成为一个梦。
日复一日，战火持续在关中道上蔓延，安史叛军和朝廷的兵马互相拉扯，整个国家如同一匹失控的战车，无人知晓它将驶向哪里。又是一个春天，上元节如期而至，花萼楼上站着几个胡兵，皇帝此时不知身在何处，总之，长安城里已无太平之人。时年44岁的杜甫凄惶地在天街踱步，同为俘虏，他比王维幸运地多，尚能自由行动。杜甫尽量佝偻腰身，一圈又一圈，不知走了多少遍，瘦削的身形并未引起路人注意，一样的景致，一样的破败，一样的瓦砾，一样的肃杀，他不清楚自己在期待什么，也许会有一场偶遇吧。几乎是凭借着惯性，杜甫来到了岐王的宅邸，屋舍已塌掉一半。杜甫在一片废墟间摸索着、寻觅着，他摘起一朵黄色小花，注目良久，忽然就一屁股瘫坐废墟上，不禁失声痛哭起来：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哭声在此时的长安城已不怎么稀罕，杜甫的哭泣甚至都无法惊动枝头的云雀。面对这片荒芜，他很难不想起从前的日子，很难不想念许久未见的朋友，也很难不想起玄宗，听说已避居蜀地，他也想到了不久前即位的肃宗，期待新皇能早日重返长安城，但他最为挂念的还是远在羌村避难的妻儿，去年偶尔还能收到妻子的书信，但立春以来，连信使也许久未曾见到。人近中年的诗人此时攒了一肚子的不理解，长安城里的青草树木一年比一年繁密，野花都快要淹没天街了，为何就无人打理？草地上斗酒吟诗的少年呢？水边嬉戏采花的丽人呢？他们都去了哪儿？云雀滑过长空，声音那么刺耳又那么陌生，仿佛凭空出现的一样，为何无人弹奏琵琶胡琴？表里山河依旧，但城内怎么就成了这个样子？长安城怎么可以是这个样子？
不过很快，杜甫便自省了刚才的愤慨，随即哑然失笑。是的，他在心里依旧深爱着长安城，也记得自己是大唐官员，即便只是小小参军，那种“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信念还在，可是他忘记了一点，如今深爱的长安，实际上已成为困囚自己的囹圄。究竟该逃离还是坚守？他找不到答案。
杜甫小心翼翼地收起数月前的家信，西风残照，该离开岐王宅院了。他艰难起身，在断壁残垣之间踩出一条小径，把草丛里一块残缺的匾额捡起，扯来一把青草擦拭干净后夹在腋下，他见不得“斯文扫地”。他又习惯性折断一根枯草挠头，岂料头发缠住了草根，用力一扯，竟扯下来数茎白发，便索性扯来一根藤蔓，将发髻牢牢扎紧，至于是否美观，那都已不重要了。
当杜甫在陷落的长安城里黯然神伤时，避地江东的刘长卿也在为远隔千山的长安城唏嘘慨叹。对于战争形势的预判，年轻的刘长卿明显比中年杜甫更加敏锐，当初，安史叛军一攻入潼关，刘长卿便果断开始南逃，他放弃县尉之职，一路南奔，直到抵达江南一带，一颗悬着的心才安顿下来。
刘长卿虽身在江南，心却留在了长安。他明白，江南虽好，但终究不是久居之所，迟早要复归长安的，那里有诱人的繁华，有美妙的回忆，还有自己未竟的理想。可是，战事接连不断，通往长安的路已隔绝，如今就是一只鸟也无法飞跃，真是令人堪忧，避居江南，与长安相隔万里之遥，自己这片孤云，何时才能飘回长安呢？总归还是有机会的吧。直到叛军劫掠京城、长安几近废墟的消息传到江南一带，刘长卿对未来仅存的最后一点希望也随之破灭，他便逐渐接受旧业已空、余生漂泊的命运，无奈地和旧时长安一切做了了断，于是挥笔写道：
长安路绝鸟飞通，万里孤云西复东。旧业已应成茂草，馀生只是任飘蓬。
何辞向物开秦镜，却使他人得楚弓。此去行持一竿竹，等闲将狎钓渔翁。
然而，命运总是那么捉摸不定，当他深感山穷水尽之时，人生忽然柳暗花明。公元757年，郭子仪在回纥军的支援下，收复了沦陷近两年的长安城，肃宗皇帝和大唐的官员们重返阔别已久的故都，刘长卿也回去了。可是，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一些东西，永远回不去了。
“长安古来名利地”
肃宗当日回京究竟通过哪道门入的城？不得而知，困守长安的居民又是以怎样的心情迎接的这位新皇帝？也无从考证，当日史官和在场的诗人似乎未留下哪怕片言实录，总之，无论颂歌还是檄文，皇帝和百姓都被忽视了，重返长安的才子们已不再关心皇家的心事和百姓的心事，毕竟他们自己也满腹心事。
郭子仪收复长安后，对安史叛军的作战又持续了六年，直到公元763年，战争才彻底结束。七年内战，留给李唐王室的，是一个残破的长安和一个被节度使们割据自守的天下。肃宗应该特别羡慕自己的祖父和父亲，那时的长安是当之无愧的天下之中，祖父和父亲一呼百应、恩泽万民，是无可争议的太阳，可如今，他虽然收回了长安，但长安城似乎被天下九州抛弃了，骄横跋扈的藩将们不再对他言听计从，西域使臣很久不来朝贡，他自己有心无力，久居深宫，身体却日益寒冷。三年后（公元766年），肃宗皇帝带着遗憾在长安城去世，长子代宗即位。
史学家通常把肃宗离世视为盛唐历史的彻底终结，将代宗即位确定为中唐历史的开端。在历史学家那里，公元766年到公元835年都属于中唐，短短69年间，一共有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七位皇帝即位，在位时间最长者26年，最短者不足1年。按照史学家的说法，这是一个宦官专权、藩镇坐大、党争频仍的时代，换而言之，皇帝逐渐无力驾驭唐帝国这艘大船，内斗成了时代主题，长安沦为新的战场，权力的拥有者一心忙于巩固手中特权，无人真正操心国家命运，当然，也无人关心他人的前途。
和刘长卿一样，诗人郎士元也是从避祸之地江南返回的长安城。这位天宝年间的进士，回到长安城后发现故人凋零、亲朋离散，以至于在街上和故人偶遇时，竟不敢上前相认。
数年音信断，不意在长安。马上相逢久，人中欲认难。
一官今懒道，双鬓竟羞看。莫问生涯事，只应持钓竿。
这首《长安逢故人》，如纪录片一样节录了诗人激动又失落的一天。自天宝十四年离开长安，那些平日里唱和诗文、推杯换盏的友人都音信全无，此次居然能在长安遇见故友，对郎士元来说，仿佛做梦一般，也许是离乱的生活让两人的容颜都发生了些许改变，他们端坐马背，凝视良久后才确认彼此身份，激动得竟说不出话。久别重逢，两人都回忆起了当年长安城里的快意人生，那时他们还年轻，同为进士登科，都喜欢光顾西市酒肆，欢歌对饮，无不有“澄清天下之志”，那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如今，他们依旧惺惺相惜，但言语间都默契地避开了年轻时热衷的话题。酒肆还是那个酒肆，知己还是当年那个知己，只是那些豪情与理想都烟消云散了。郎士元举杯面对长安城，目视良久，欲言又止，几杯酒下肚，便拉起故人前往城南坐观垂钓，或许那里才是他们的归宿。
当避祸外地的长安故人纷纷返回长安城时，杜甫却离开长安，开启了他颠沛流离的后半生。事实上，此前他已被先皇肃宗封为左拾遗留在京城，但因仗义执言，不久又被贬京外。这期间，杜甫奔波于洛阳、华州、长安等地，等他亲眼目睹了京城外的民间生活后，这位拥有敏感心灵的老诗人似乎变得更加忧郁，脸庞挂满了愁苦。公元759年，他从洛阳返回，遂放弃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带着家人西去秦州，那是一个远离长安的地方，三个多月后，他又举家南迁，翻越秦岭，正式入蜀，他和长安的距离更远了。很难说这不是杜甫的刻意为之，看起来，他在主动远离战乱后的长安城。
公元763年，代宗继位，召杜甫返京赴任，杜甫拒绝了，他选择留在蜀地。虽然如此，来自长安的征召还是让老诗人动了心，因为在第二年春天，杜甫就写下了两首广为传颂的诗歌，名为《忆昔》。
其一（节选）
忆昔先皇巡朔方，千乘万骑入咸阳。阴山骄子汗血马，长驱东胡胡走藏。
邺城反覆不足怪，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至令今上犹拨乱，
劳心焦思补四方。
其二（节选）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周宣中兴望我皇，洒泪江汉身衰疾。”
与其说这是两首诗，还不如说这是心忧天下的老诗人写给新皇的谏言。杜甫在第一首诗中分析了肃宗朝的种种弊政，他认为，肃宗当年收复长安后，本可以重开新局，再造盛世乾坤，可惜肃宗轻信宦官和宠臣，使得朝野纲纪废弛、中兴无望，长安城再遭浩劫，留给了代宗一个烂摊子。在第二首诗中，老诗人以过来人的身份，给代宗回忆了玄宗朝长安城的盛世景象，那时仓廪丰实，社会安定，城里百工各司其业，商贾络绎不绝，那时候的大明宫楼阙轩敞、弦歌不辍，天下形如一家，可惜安史之乱后，一切转瞬化为灰烬。从诗人的行文中不难察觉，杜甫喜欢玄宗朝的长安，或者说，他的心还留在昨日长安，也不难察觉，他对当下的长安城痛心疾首，也许这也是他远离长安、不愿回归的原因吧。
写这首诗时，杜甫51岁，人生步入尾声。诗的最后，杜甫希望代宗皇帝能成为周宣王那样的中兴之主，让长安城重现盛世繁荣。这既是杜甫对代宗的期许，也是对自己人生的期许，他期待着有生之年还可以回到熟悉的盛世长安。七年后，杜甫在一条小舟上去世，至死也未能重返长安。
在生命的最后七年，杜甫是否留意过长安城的情况？代宗是否听从了老诗人的谏言？继任的皇帝们将长安城究竟经营成了何等模样？还是从诗人的作品中寻觅些蛛丝马迹吧。
杜甫去世那年，武元衡刚刚12岁，他在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得中进士，时年25岁。未中进士前，武元衡寄居长安，曾给朋友崔十五寄信抒怀。在信中，武元衡如实描绘了长安城的景象，名为《长安叙怀寄崔十五（节选）》：
“延首直城西，花飞绿草齐。迢遥隔山水，怅望思游子。
百啭黄鹂细雨中，千条翠柳衡门里。门对长安九衢路，
愁心不惜芳菲度。风尘冉冉秋复春，钟鼓喧喧朝复暮。
汉家宫阙在中天，紫陌朝臣车马连。萧萧霓旌合仙仗，
悠悠剑佩入炉烟。李广少时思报国，终军未遇敢论边。”
无独有偶，和张九龄、王维、杜甫一样，武元衡书写的依旧是春日长安。诗人站在窗前，延颈眺望，俯瞰城西，笔直的大道上，乱花渐欲、绿草如茵，黄鹂清脆的鸣叫散入京城，霏霏细雨落下，抽芽的翠柳更显娇嫩，马车载着朝臣行驶在京城大道上，顺着车辙的方向看去，宫城矗立在那里，那么近又那么远。在武元衡眼中，春天的长安城无处不孕育自然生机，实在赏心悦目，然而，细读之后不难发现，诗人的笔下丢失了对长安城居民具体生活的描述，那些曾经出现在张九龄、王维诗中“喧闹的生活”不见了。曾经，乐游原上的张九龄面对长安城春日美景，迫不及待地置身城中、一展才华，那此时的武元衡呢？“迢遥隔山水，怅望思游子”，面对这片生机，武元衡心中翻涌而出的都是归乡之思，对他来说，长安城实在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城里的生活并不稀奇，城中的美景与故乡也别无二致，换言之，长安的春日美景只是激发了他对故乡风物的怀念。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武元衡想迫切地离开京城呢？“门对长安九衢路，愁心不惜芳菲度”“李广少时思报国，终军未遇敢论边”，武元衡给友人崔十五坦白了自己的愁心，这颗愁心也是“飞将军”李广的愁心，是一颗“报国无门”的心。同时，这颗愁心并非一朝形成，而是经年累月煎熬的结果，“风尘冉冉秋复春，钟鼓喧喧朝复暮”，日复一日，光阴流逝之间，武元衡对长安城彻底失望。此时武元衡还不满25岁，一个能将二十多岁的壮心无情浇灭的长安城，又会生长多少生机活力？不得不承认，长安城不再魅力四射，杜甫期待的盛世长安，也尚未到来！
也许是武元衡注定和长安结缘，在他计划要复归乡里时，不料高中进士，长安城用名利将这位才子挽留。于是，从公元783年开始，武元衡便开启了官运亨通的一生，同时把自身命运和唐帝国的命运捆绑到了一起。
武元衡历仕德宗、顺宗、宪宗三朝，恰好是唐帝国宦官专政、藩镇割据愈演愈烈的时期。德宗曾对帝国财政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推行两税法，将部分藩镇财权收归中央，之后他顺势推进，试图收回藩镇军权，结果引发藩镇势力联合反叛，德宗本人被迫出京逃亡。即便如此，对藩镇和宦官势力的抑制也不曾停止。到了顺宗元年，帝国内部再次掀起了一场打击宦官、抑制藩镇割据的改革，由文官领袖王叔文发起，响应者云集。武元衡当时已官居御史中丞，却拒绝参与，于是他被贬为了太子右庶子。然而，这场改革持续了不到百天就宣告失败，王叔文、刘禹锡、柳宗元等人或被贬、或被杀，连唐顺宗本人也被迫退位囚禁，之后，太子宪宗继位，武元衡在新朝被重新启用、官居宰相。当初武元衡为何不参与王叔文集团呢？是早已预见了改革的失败，还是对宦官专权、藩镇割据问题不感兴趣？其中自有玩味之处。
公元815年六月初三破晓，时年57岁的武元衡在长安城的宅邸附近被刺杀，死状惨烈、身首异处，刺客是由当时的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派遣，同一时间，御史中丞裴度在通化坊也遭遇刺杀，仰赖随从舍命保护，才得以捡回一条性命。之前两年，宰相武元衡在朝中负责统筹对藩镇叛军的清剿工作，裴度也力主对藩镇用兵，很明显，这次刺杀，是藩镇势力对武元衡和裴度的报复。这场惨案一时间轰动长安，人心惶惶，朝廷甚至派专人保护众大臣上朝，《旧唐书》详细记录了事件经过。一国宰相被当街杀害，看起来，当时的长安城已经危机重重。
武元衡惨死的那天清晨，白居易正在上朝途中，消息传来，如遭五雷轰顶。武元衡比白居易年长14岁，基于对彼此才华与德行的钦慕，两人保持着深厚友谊。当时白居易官居东宫左赞善大夫，只是个正六品小官，他悲愤异常，赶在谏官之前越级上书、奏请捉贼。然而，武元衡的死关系到藩镇势力，牵一发而动全身，究竟如何处置，朝臣们尚在权衡。白居易的“一腔热血”遂被定性为“僭越之举”，他本人也在这年秋天被贬江州。
前一年九月，白居易刚刚返回长安，这一年秋天，便要匆匆离开长安。短短几年，亲人离世、挚友遭难、仕途暗淡，白居易该以怎样的心情和这座城市告别呢？我想，他大概会想起一个人，还有自己的一首诗《送张山人归嵩阳》：
黄昏惨惨天微雪，修行坊西鼓声绝。张生马瘦衣且单，夜扣柴门与我别。
愧君冒寒来别我，为君沽酒张灯火。酒酣火暖与君言，何事入关又出关?
答云前年偶下山，四十余月客长安。长安古来名利地，空手无金行路难。
朝游九城陌，肥马轻车欺杀客。暮宿五侯门，残茶冷酒愁杀人。
春明门，门前便是嵩山路。幸有云泉容此身，明日辞君且归去。
那是白居易母丧丁忧期满回京的三个月后，时值岁末寒冬，小雪落满长安城。一天黄昏，昭国坊宵禁的鼓声已响过一遍，街面上空无一人，白居易正要关门，突然，雪中出现一匹瘦马，马背上依稀可见一个人影，在寒风中摇摇欲坠。等那匹马走到跟前时，他才看清楚，来人正是自己的布衣之交张山人。白居易连忙迎进张山人，烧火沽酒，摆满一桌菜肴，和山人相对而坐，他催促张山人动筷，不停地为其倒酒添柴。很显然，张山人已很久没吃过一顿饱饭了，眼见好友狼吞虎咽的样子，他一阵心酸。酒足饭饱，张山人告诉白居易，他要离开长安城返回嵩山去了，此番前来，只是跟挚友告别，今日离去，相见就不知何年。白居易已猜到了，甚至连其中缘由也估摸了个大概，但他还是郑重询问道：为何才到长安几年，就要匆匆离去呢？
张山人未立即回应，只是喝酒，一杯接着一杯，白居易也并不阻拦，只是在酒瓶见底时悄悄招呼仆人，再添一瓶新酒。如此半个时辰，张山人突然把酒杯倒扣案头，欲言又止，反复几次，终于一吐为快。前几年他偶然离开嵩山来到长安，期望博得一道功名，但客居几年后才看明白，自己踏入的是一片名利地，有时早晨走在大街上，竟会无端遭遇骑着高头大马的官宦欺辱，真是空手无金、寸步难行，后来有人告诫他，若不屈身结交权贵，将无路可走，而当自他终于放下身段主动拜见权贵时，换来的却是他们吃过的茶、喝剩的酒。张山人越说越激动，不自觉地吟诵起一些在大唐流传多年的诗篇，均为前人书写的在长安城实现雄心与壮志的作品，他反问白居易：“这些都是真的吗？我当初就是因为它们而来。”白居易默不作声，不知作何回答。
那一夜，他们一宿未眠，但也未觥筹交错，寒雪飞扬，两人对窗枯坐，也不挑灯，任由烛光暗淡，陷入无尽的沉默。第二天清早，白居易送张山人出城，雪落长安，一片洁白，两个人、一匹瘦马，艰难向前，留下一串稀稀落落的脚印。到了春明门，他们停了下来，张山人指着眼前的一片白茫茫大地，“这就是通往嵩山的路，此生就回归云泉、不再回来了！”说完便翻身上马，向天与地疾驰而去，那道轻快的背影，让白居易久久缓不过神。
如今，白居易也要离开长安城，还是春明门，遥望眼前路，他耳边回响起那天烛光下张山人的疑问，眼前又闪现了张山人的背影，其实，那也是他的疑问和背影。
“今日长安已灰烬”
从长安到江州，白居易翻越秦岭、渡过长江，一步一步远离都城、走向南方，等到达目的地，周遭事物已面目全非。在江州，白居易主动与当地僧侣交游，谈玄论道、阐经论义，胸中是非之心尽消，远隔千里的长安也逐渐淡出他的生活。
一年后的秋天，洵阳江头，白居易送客上船，被一阵熟悉的琵琶声吸引，他循声前往，与一位琵琶女相逢。一个是从长安被贬此处的落魄官员，一个是从长安被抛弃至此的孤苦歌女，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在南方荒僻的江边相遇，年老色弛的歌女用依旧精湛的手艺转轴拨弦、奏响琴曲，诉说年轻时游走长安的风光往事，谪居卧病的诗人认真聆听、如闻仙乐，任由尘封的长安往事涌出心头。琵琶女的出现唤起了白居易的长安记忆，他回想起了蒙难的好友武元衡、想起了将他贬谪此处的宪宗皇帝，不禁伤情叹息，无可奈何。月上中天、荻花瑟瑟，琵琶女打算在江头继续独守空船，等待她并不钟情的商人丈夫归来，琵琶女或许还要跟随丈夫返回长安，那白居易呢？他竭力请求琵琶女再为自己弹奏一曲。聆听着长安之音，回忆着长安往事，白居易口占了一首《琵琶行》，曲终收拨，他已涕泗横流、泪满衣襟。
白居易在江州回想长安旧事，宪宗皇帝在长安也时时想起白居易。宪宗并不反感白居易，甚至有种发自内心的钦佩，当初武元衡惨死街头，说到底，还是因为坚持削弱藩镇势力，而这本就是他本人长久以来支持的政策，他痛恨那些跋扈的藩镇，武元衡惨死时，他多么希望更多的白居易能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反对藩镇将领，这样他就更有底气着手削藩，可惜朝中力主削藩的势力还不够多，时机尚未成熟，因此，他只能隐忍不发，选择贬谪白居易，安抚藩镇，为将来彻底削藩行动争取准备时间。好在宪宗皇帝没有隐忍多久，在白居易远走江州的第三年，宪宗就发起了对藩镇势力的全面反击，不到两年，藩镇中的主要势力都被一一瓦解。公元819年，当初派人刺杀武元衡的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被灭。公元820年，白居易奉召返回京城长安。
五年而已，对白居易来说，长安城却已“换了人间”。宪宗的锐意进取，使得困扰几代皇帝的藩镇割据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唐帝国获得短暂中兴，不过，这中兴伟业转瞬即逝，因为宪宗皇帝迷恋上了佛道之术，毫无节制地吞服丹药，追求长生不老。819年，宪宗不顾群臣反对，执意发动宦官和禁军，从法门寺迎佛骨舍利到长安供奉，引得万民舍弃生业、追逐膜拜。刑部侍郎韩愈冒死上表谏言，随即被贬潮州，那是一个比江州更遥远的地方。离开长安、翻越秦岭时，韩愈对送行的侄子韩湘留下一首堪称“遗言”的诗篇：《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他以自嘲的方式表达对自身遭遇的疑惑与不解，刚刚“朝奏九重”，旋即“夕贬潮州”，俨然仿佛千古罪人。韩愈随即为自己辩解，再次强调了对国家的忠心不二，“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但这些辩解之辞如同他的谏言表一样，如今都属于“罪人之辞”了。登上蓝关，他勒马驻足，回望雨中长安，“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故土实在难离，但又不得不离去，他失望地转身，又绝望地留下遗言，“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最终，韩愈抱着客死他乡的信念离开了这座让他失望的长安城。韩愈从长安前往潮州，是在819年的夏天，820年春天，白居易由忠州返回长安，一个向南，一个往北，长路漫漫，或许两人曾在途中偶遇。
白居易回到长安不久，唐宪宗就暴毙而亡，实则是被宦官杀害。公元820年，唐穆宗即位，因服食丹药，仅在位四年便步宪宗后尘，暴毙而亡。公元825年，唐敬宗即位，在位两年，被宦官杀害，年仅十八岁。从宪宗到敬宗，唐帝国的藩镇割据问题逐步得以解决，但宦官专权的问题日益凸显，直到文宗即位，朝廷内部才出现了公开向宦官夺权的行动。
唐文宗素来厌恶宦官，文宗九年，皇帝和宰相李训谋划了一场铲除宦官势力的行动，他们以邀请宦官观赏甘露的名义，企图将其一网打尽。不料宦官事先早有察觉，他们挟持皇帝，指挥禁军镇压朝臣，最终这场反宦官行动宣告失败。参与行动的朝臣大多被宦官灭门，文宗本人也被软禁，国家政务完全由宦官把持。文宗受制于宦官，醉酒度日，五年后抑郁而终，只有三十二岁。自此以后的半个多世纪，唐帝国的最高权力都被宦官把持，他们甚至左右了皇帝的生死、储君的废立，而朝臣内部的朋党之争也日益激烈。
晚唐长安，皇帝沉迷佛道，宦官肆意弄权，朝臣忙于党争，唐帝国这艘本就千疮百孔的大船逐渐走到沉没边缘。在晚唐诗人的作品里，长安常常以“死而不僵”的形象出现，这些敏感又多情的诗人，似乎比皇帝更早觉察到了唐帝国和长安城即将走向覆灭的命运，
诗人段成式生活在武宗、宣宗时期（公元840年—859年），是武元衡的外孙。但祖孙二人的志趣大不相同，武元衡一生为国事操劳，段成式却喜好佛书、钟情志怪，流连于长安城的寺院。和外祖父武元衡一样，他也偏爱书写春日长安。
前年帝里探春时，寺寺名花我尽知。
今日长安已灰烬，忍能南国对芳枝。
这是一首记录诗人两次春日赏花的作品。前年春天，诗人帝都探春，寺院里的名花异草，都能一一辨认，如今再来，不仅春红不再，连长安城都成了一片灰烬。在段成式生活的年代，长安尚未遭遇大规模兵祸，现实中的长安城并未成为灰烬，诗中所写的成为灰烬的长安，其实是诗人心中的长安。两年而已，春日的长安城已无花可赏、无生机可寻，这样死寂的长安，跟化为灰烬又有什么区别呢？段成式人在长安，但心中已无长安。
诗人崔涂生活的年代比段成式更晚，他经历了懿宗、僖宗、昭宗三位皇帝（公元859年—904年）。这四十年，唐帝国此前百余年间断断续续出现的危机同时上演，宦官权力更大、藩镇叛乱重启、皇室对佛教的崇信更甚、地方流民起义此起彼伏、长安城再遭沦陷、皇帝又被迫出逃。或许是对长安城失望透顶，诗人崔涂索性不见长安。他选择离开长安，居住到了南山。
一日又将暮，一年看即残。病知新事少，老别旧交难。
山尽路犹险，雨余春却寒。那堪试回首，烽火是长安。
故人分别，本就凄然，乱世分离，更添惆怅。虽然是一元复始的春天，诗人却觉得时日无多，只剩残年，虽然冬去春已来，诗人却觉得寒意更切。黄昏时分，雨中送别故友，明知身后不远便是帝都长安，诗人却不敢回首，他不忍看到此时烽烟四起的长安城，不忍望帝乡，回首须断肠。
乱世之中，崔涂尚有故友亲朋可以相送，至于出生更晚的诗人齐己，命运只是让他不断体会“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的孤独无奈。在晚唐，兵祸四起已是常态，生命被践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当好友郑谷、吴延保去世，身陷乱局的诗人齐己赋诗悼念：
小谏才埋玉，星郎亦逝川。国由多聚盗，天似不容贤。
兵火焚诗草，江流涨墓田。长安已涂炭，追想更凄然。
在诗中，他质疑所处的时代，国家巨盗横行，贤人却无处容身，真是世道不公！持续的战乱，斯文扫地、哀鸿遍野，连京师长安竟也能生灵涂炭，齐己对友人的离世感到不公，直呼“天妒英才”。很明显，诗人不喜欢这个时代，但国家日益衰颓的趋势又有谁能改变呢？
公元903年正月，农民起义军将领朱全忠由河南进入长安，一举将数百名宦官全部铲除，又把三十余位李唐朝臣带到黄河岸边的白马驿，悉数丢入滚滚黄河洪流之中。困扰李唐皇室上百年的宦官专权、朋党之争问题一朝解决。然而，国家的衰颓趋势不仅未能有所改变，连江山也很快易主。
四年后，朱全忠建立后梁。至此，延续近三百年的大唐帝国悄然退出历史舞台，见证繁华荣辱的长安城也被历史遗弃，曾经的少年意气、绝代风流、盛世繁华、豪情壮心，都永远活在了不朽的诗篇里。
六月十五日 写于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