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译 | 《左岸》I.1.2

Left Bank: Art, Passion and the Reb

评价人数不足

Agnes Poirier / 2018 / Henry Holt and Co.

抉择

除了将自己在英国电台里听到的信息传给阿尔弗雷德·佩龙之外，萨缪尔·贝克特又揽了一件事。画家弗朗西斯·皮卡比亚的女儿雅尼娜之前组建了一个情报小组，名叫“格洛丽亚”。贝克特此时将自己位于挚爱街6号的公寓拿了出来，当作该小组的一个情报中转站。当别人把收集到的情报送过来之后，贝克特会“比对情报，用打字机誊写一遍，尽可能简明扼要地翻译成英文……整理在一张纸上”。 然后，在第二个中转站处，“组里一个外号‘希腊人’的成员会把贝克特带去的那张纸拍成缩微胶片，以便送往自由区，再从那里送往英国” 。

对于年轻的西蒙娜·西涅莱来说，是时候做出选择了。白天为亲纳粹的老板工作，晚上在花神咖啡馆与反纳粹的朋友们聚会，这样的日子，她可不想继续了。此时西蒙娜已经工作了8个月，在花神咖啡馆度过的那些时光也给了她更多的自信，所以她决定离开《新时代》晚报社，离开时还告诉老板，她要去当演员了。让·吕谢尔嘲笑她的鲁莽、她的年轻。当然了，当演员这件事只是说说而已。她还没有找到别的工作，也没有和母亲谈过辞职的事。

临走前，她回头看了看吕谢尔，然后带着年轻人的轻慢对老板说：“战争结束以后，你们这些人就等着因叛国罪挨枪子儿吧。”老板又笑了，祝她好运。那是1941年春。用西蒙娜自己的话说，那时，她成了全职的“花神帮成员”。“花神帮”会在中午时分来到圣日耳曼德普雷，然后在美院街的雷米餐厅或者雅各伯街的谢拉米餐厅吃午饭——老板收配给票，赊账也可以。两点左右，“花神帮”会回到花神咖啡馆，喝一杯加了糖精的代用咖啡，三点半到五点半之间又会离开，去附近街区转转，六点回来，与一直留在咖啡馆的人会合。他们会点一杯柠檬水，就一杯，一直喝到晚饭时间。

西蒙娜常感叹自己的一天是多么地碌碌无为，可事实上，花神咖啡馆是一个边生活边学习的地方，在这里，西蒙娜和朋友们什么都能学到。他们能向“江湖骗子”学——花神咖啡馆里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总是这样称呼毕加索。能向犹太裔俄罗斯画家柴姆·苏丁学——这一位会派他们去买颜料，因为他害怕画材店里那位他早就认识的女士会去告发他。能向来自瑞士意大利语区的卷发男子学——他就是阿尔贝托·贾科梅蒂，看似一脸焦虑，但人却友善。西蒙娜和朋友们甚至还能向那些已经不去咖啡馆的人学——那些突然消失的人，如索尼娅·莫塞。消失的、流放的、躲起来的或上前线的人。40岁的法国大诗人雅克·普雷维尔就是缺席者中的重要一员——虽然那时他还没有回到巴黎，但像西蒙娜这样的新人还是能够依靠其他人的回忆来“学习”普雷维尔。在花神咖啡馆的那些日子绝非虚度光阴。那是一所大学。

当让·波扬因涉嫌抵抗活动而被盖世太保逮捕时，他的宿敌、伽利玛出版社的法西斯派德里厄·拉罗谢勒帮他重新获得了自由。人类博物馆抵抗小组的其他成员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阿涅丝·安贝尔被捕，先后被关入寻午街监狱和弗雷讷监狱，最终被遣送至德国；小组创始人——人类学家阿纳托尔·莱维茨基和鲍里斯·维尔德则惨遭处决。

1941年3月底的一个傍晚，西蒙娜·德·波伏瓦发现有人从宾馆客房门下塞进来了一张纸条，上面是萨特的笔迹：“我在三个火枪手咖啡馆。”波伏瓦冲上了街，朝咖啡馆跑去。萨特骗过了战犯营长官，利用假身份获释了。他变了，话说个不停。这不是她梦里那种浪漫重逢。当萨特得知西蒙娜签了宣誓书、做了非犹太人声明的时候，他狠狠瞪了她一眼。难道要她去黑市上买食物吗？但他现在只关心一个词，那就是“行动”。两人的朋友、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也回到了巴黎。他们自发组织起来，还联合了其他作家，成立了“社会主义与自由”抵抗小组。看到萨特的态度如此激昂，西蒙娜别提多惊讶了。1941年夏，他们结伴骑车进入了维希法国，想要与身处占领线以南、可能会加入小组的那些人建立联系。但问题的关键似乎在于，该小组将采取何种性质的抵抗行动。相比炸弹，萨特更喜欢文字。很快，许多成员都萌生了加入由共产党领导的抵抗小组的意愿——那边的行动更有效、组织更完善。于是，萨特和波伏瓦作为抵抗运动领袖的时段就此结束。萨特回到巴斯德高中继续教书，不久之后又转到了孔多塞高中。不过，他从未在宣誓书上签字。萨特和波伏瓦回到了他们的学生中，回到了他们的文字中，回到了他们那复杂多样的关系中，但他们已经彻底改变了，他们还会与占领者斗争，只不过，用的不是枪。

让·布吕莱（更多时候人们只知道他的化名——韦科尔）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他的地下出版物很快就会如炸弹一般惊天动地。20世纪20年代末，布吕莱曾因绘制儿童漫画书而小有名气。在1938年以前，他一直都是和平主义者，但停战协定签署之后，他就立刻加入了抵抗运动。他的工作是为英国战俘规划逃跑路线。他化名为韦科尔——这本是格勒诺布尔附近法属阿尔卑斯山一段山脉的名字。后来，韦科尔山这个地方又与法国抵抗派中最临危不惧的那些斗士们联系在了一起。

1941年夏，39岁的布吕莱来巴黎小住，一次途经旧鸽楼街的时候，碰巧遇到了著名文学评论家安德烈·泰里夫。在政见方面，泰里夫与小他一轮的布吕莱截然相反。他言辞机敏，“如猫鼬般狡捷”，他不只是反对政府，更是无政府主义者。他过于独立，过于追求自由精神，虽然不属于任何政治团体，也不为任何政治团体服务，但绝非通敌分子。泰里夫刚刚读完一本令他震撼的书，正好随身带着，便想把它送给布吕莱。

这本书就是恩斯特·容格尔的《花园与道路》——他是德意志国防军上尉，这本书是他在法国战役期间写的日记。恩斯特·容格尔虽是德国民族主义作家，但却相当反感纳粹党，德国军官的复杂面可见一斑。透过他的日记，可以发现他本质上是一个敏感、细心、高雅的人，当他所在的德意志国防军部队踏过比利时和法国向前推进时，他读了卡萨诺瓦的回忆录、伊拉斯谟的书信、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短篇小说、安德烈·纪德以及希罗多德。恩斯特·容格尔的这本日记集很快就被德国占领者列为禁书，也许是因为文字中显现出来的人性以及对纳粹的批判。不过，《花园与道路》尚未被列入禁书时曾极受欢迎。让·布吕莱的好奇心被吊了起来，他向泰里夫表示感谢，然后读了这本书。容格尔的真诚既令他深感震撼，也给他拉了一个警报。“万一普通法国读者认为善良的容格尔在行为和意图上代表了所有的德国人，那可怎么办？”

布吕莱想，这不是展现优秀德国军官的时候。此刻没工夫去探讨人性的复杂与微妙，这是战争，战争是打出来的，必须打败德国人，解放法国。他觉得有必要写一些东西来回应这本书。短短几周时间，他就写出了《海的沉默》。这本书的主人公是一位法国老人和他的侄女，战争期间，两人不得不在家中安置一位德国军官。这位军官以前是作曲家，他其实很想与自己的法国房东建立起友善的关系，但这两人却拒绝与他交谈。军官被这响彻住宅的沉默打败了、击垮了，于是应征上了东线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