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至
1.
一个同意就是一场旅程的开始。
在这个几乎没有休息日的学期里，半年多前的一个同意，为这个承诺断断续续努力，赶在截止日期前提交论文。之后的两个月里，首先是连续五周每周连续三个上午的良乡服务，意外插入的公务吞噬了我两个来之不易的周末，之后是临时安排的南京之行，再接下来，按顺序排到了慕尼黑的六日旅途。
这期间，因为录指纹时的误会操作，辗转三周，密集写邮件，陈述来龙去脉，在各路高人指点下，在按部就班和紧急状态间切换。终于，起飞前一天拿到签证。朋友说，黄牛都急了，主动降价，你为什么看起来一点也不焦虑？
因为，我没空焦虑。
记得三年前在听许子东的20世纪中国小说系列时，他讲到一个故事里，用我很忙表示一种状态，那不是真的在忙，而是显得很忙，显得自己到处被需要。这个短语像在我心里扎了根。导致以后我再说我很忙时，总想加一个修饰词，才不至于像是一种托词。
因为，忙，真的越来越像一种拒绝的托词。
2.
这个学期，我真的很忙。
忙得看似很必要，尤其是良乡的那五周。为了把课件做得好玩儿，经常熬到两三点直接睡在办公室。因为那简单的几个比较级，一旦跟具体的人和发明结合起来，就特别有意思。那当然非必要而且是无底洞，那又如何？
过了这么多年，我依然在意学生的教学评估。因为是匿名，我想那应该也是最真实的反馈。然而这些反馈对老师的意义又在哪里？它真的能为了促进教学而设，就应该在学期中。这样学生的反馈才能得到老师即时的回应。否则，就成了控制老师的最后一道枷锁。
有学生在言行得体尊重学生这一项给我打了低分。我能回忆起的两个直接批评的场面，一个是一个女生在课堂上吃东西，另一个（两次）是两个确定转走的男生在课堂上聊天，声音已经干扰到了别人，我建议他们出去聊。
昨晚说起这事，七岁的娃说，妈妈你应该大声叫他们出去，我们老师在课堂上就这样。
与此同时，每周三下午的历史要籍选读课，倒成了一种享受。在那五周里，除了一次幸运搭乘英文系同事的车提前回北一，午休能到两小时，此外都是一小时后就又要上课。但因为那俩孩子太好，让打了鸡血从良乡刚回来的人，还能一口气讲两个多小时。
虽然我昨天才知道，多年前历史系学生的半心半意是因为，保送资格与辅修成绩无关，而在那次整风之后，辅修成绩也跟保送直接挂钩了。
老师和学生之间，除了分数，还有更多美好的值得记录的事。
3.
中世纪会议是外教B多年的夙愿。
他在北大无法实现，因为那里的人各有各的忙。在这里，他实现了，因为有得力的同事和学生协助他做好前中后期各项工作。
据说去年这个学期，同事们已经忙到一脸苦涩。今年，我终于同甘共苦了。教学评估从年初到现在还没有利索，因为教学活动一直在进行中。班会据说变成了月-经，因为每个月都要变着花样开，或者攒着开。
办公室桌上那瓶酒放了多久，同事们就期待了多久。说要一醉方休，要把这学期的所有苦闷喝掉。
那瓶酒承载了多少中年女教师的憧憬！
就这样一个小心愿，也要等到7月3日小学期结束之后。好在今年我果断拒绝参加夏令营，也算摆脱了一点非必要的投入。为此同事快感动到流泪。她们比我更不会拒绝。
但其实，忙里偷闲才痛快，都结束了时候，反而没那么想要庆祝，只想一睡方休。
4.
于是，六日六夜的慕尼黑之行像一场大赦。
这个跨学科国际研讨会的主题是，雅斯贝尔斯的临界情境与心灵关怀。他作为精神病学家的身份，我还是最近一年才知道。
对于第一次出去开跨学科会议的人来说，不犹豫是不可能的。用英语写作、讨论，我并不擅长。但有关雅斯贝尔斯的话题我无法漠视。
去开会的九个人来自德、瑞、丹、美、中，主办者是耶稣会士、精神病学、哲学教授埃克哈特·福里克，其他八个人不是哲学家就是心理分析师，只有我一个人是文学研究者。他们对我的文章感兴趣，但并不了解里面提到的文本，即便有人知道那个电影和那个小说的多语版本。
有些讨论挺有意思，有些人则是借题发挥自说自话，有的人十分直接，当场提出抗议，有的人则尽量提出温和的建议。他们大多数会说德语，因为一两个人不会德语，所以全程用英语。最后一天议程结束，还有听众与发言者开放讨论的时间，气氛很好，尽管我觉得多数人模糊了紧急状态和临界情境之间的边界。
我可以肯定，他们都不是雅斯贝尔斯的专家。每个人的文章提前两月上传，现场每人有一小时时间，不是做幻灯片，只是一个简短介绍之后，开始接受其他人的提问和建议。
这种开会模式我还是第一次见，其实跟学生答辩差不多，但学生们的论文基本都是卡着点儿提交，也就不可能让别人去阅读并提问。在国外的大学里，如果限期不交，可以拒收。在我们这里，不行。尤其在学生有了工作签约之后。
于是又回到了五月前半段以及之前，论文答辩和毕业季。看到同事被一个距离答辩不到两天才交初稿的学生折磨得如此不堪，我是真的愤怒又心疼。那个学生不但一直拖沓，还从语言学改成了跨文化，不仅如此，还在论文摘要里把研究对象写错。所有这些错误，都要由老师来承担吗？这样的人到了工作世界又会好吗？
写论文也是始于一场承诺。
我对这届毕业生没有感性认识，唯一来找我的那个师范生之前我也不太认识。但在这几个月里，我们将这个承诺一一兑现了。跟起初的设想比肯定有变化，但没有变卦。另两个历史系的孩子展示了她们的文献阅读能力，在最短时间里，一点就通地完成了德语答辩。
我又跑题了。
还是回到我的六日假期吧！因为之前没有时间做功课，只在出发前联系了当地朋友，结果那几天除了开会，就成了高频会友的时间。
从城市中心到城郊农场，从英国花园到圣母教堂、耶稣会教堂、老绘画陈列馆，我就这样被旧朋新友带领着。
自己摸索到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博根豪森墓园，因为那里葬着凯斯特纳。去年5月底，我去他在德累斯顿的故居，听到了他的录音。今年6月中，我来到他安息之地，仿佛画了一个圆圈。
开会那天是欧洲杯开幕式，主办方的晚餐定在维也纳广场旁的HB。开幕战的两个球都是在我恰好可以看到却偏偏没看到的时候进的。
同桌的会友们没有球迷，坐在我旁边的79岁的艾米来自荷兰，据说她在社交平台上有五万粉丝。她好歹还知道博格坎普。
我告诉他们，我曾经是球迷，还踢左边后卫来着。
不知从哪年哪刻开始，我觉得踢球和看球都傻乎乎的。或者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从我离开大连到北京开始，对足球便失去兴趣。总之，无法共同兴奋。后来甚至觉得那些兴奋的人都很愚蠢。
开会的第二晚，我幸运地来到一个农场。那里的锡耶纳猪天生穿肉色背心，十分滑稽。猪栏旁边就是BBQ。不知道香喷喷的气味是否进入它们的意识，但这就是人类。他们在附近的小树上挂着牌子，把食肉作为一个合理的逻辑。
第二天，我经历了清晨农场的猪牛鸡和蜗牛，走进正午的旧皇宫、教堂弥撒、啤酒花园，看到午后老绘画陈列馆里那些在课堂上讲过无数次的画作真迹。傍晚，到城东一对新认识的朋友的家作客。坐在类似公租房的天台上共进晚餐，看着夏日的夕阳从刺眼到沉落，那一天成了我最圆润的一天，也可能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个农历生日。
离开的前一天，在埃尔福特交换的三个娃出现在了圣路德维希教堂门前的地铁口。当时我刚从一站外的超市买了满满的东西回来，因为知道她们还没有吃早饭。
在她们与我相认的那二十米的路上，我把手里的东西一一放下，等到她们来到跟前，终于可以拥抱了。
接下来的上午，我带她们在附近英国花园里转。前两天她们已经各自熟悉了慕尼黑及周边，反而没有太多力气和斗志，在午后上火车前再去开辟新的领域。她们来德国九个月，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生活和旅行经验，还提醒我退瓶换钱。
只是在公园里散步，对于我已是奢侈。开会那两天和后来的两天，我基本没有时间再去湖边看野鹅和凯斯特纳了。
下午，专程来看我的马蒂亚斯，在前一天的老绘画馆之行后，又带我去了艺术之家。这个号称NS遗留建筑的丑房子里，展示着好玩又丑的现代艺术品。
在现代艺术里，美不美似乎不重要了。
Rebecca Horn的作品很棒。她运用物理现象去表达时间和人类感知的方式，让我想到艺术的意义就是唤醒人的感知。但依然不建议带孩子去看，也没有人带孩子去。
孩子的感知也不需要刻意唤醒，只要不压抑就好。
我们在不同的展厅里领略年轻艺术家们震撼又清奇的陈列品。在一面展示中，我觉得我妈给娃缝的补丁也比这好看呢。
5.
有些错误是冥冥注定的。也被叫经典错误。
比如第一次递签因为工作人员的模棱两可而没留指纹，比如返程的那天因为看错数字而坐错火车，又开回到农场方向，赶在起飞前50分钟冲到柜台办理值机。
但我感谢冥冥中的力量。历经周折还是拿到了签证，误乘了车又晚了点还是登了机。
也有些错或误，就像那晚放在车后坐上丢掉的一包衣物。我掉头去找，已经无处可找，因为不是丢在校园里。
隔壁同事那天发了一个淘宝神物给我看，是乌龟专享滑板车。那也是改变龟类感知的现代发明，意义也许不亚于飞机火车之于人类。
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乌龟是否喜欢这种加速运动。就像我们不知道，锡耶纳猪闻着烤乳猪的香味有没有也流下口水。
今天是夏至，最长的一天。我的一天从两点半开始。也许也是最长的一个清醒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