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想象中的批评提纲

这里有待吾人书写的是基于客体立场的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的恐惧之一，见于叔本华在《论阅读和书籍》留下的一句名言：“在阅读的时候，别人代替我们进行思考：我们只是重复着别人的思维过程……所以，当我们不再专注于自己的思想而转入阅读的时候，会感受到明显的放松。但在阅读的时候，我们的脑袋却成了别人思想的游戏场。”①（这话曾被鲁迅反向言之：“死抱住这句金言的天才，他的脑里却正被叔本华跑了一趟马”②）。叔本华的意思明白无误：大量阅读有害人的独立思考，甚至会让我们的精神能力发生“瘫痪”。此处的要点在于“独立”：批评意识发端于不愿让自我继续处在蒙昧状态下的阅读——却并非借助阅读以摆脱蒙昧，而是以足够的精神能量和清醒自觉面对所读之物。由此，批评意识也必然是被一种绝对“现代”的精神催生出来的意识。何谓“现代”？“现代”乃人类朝向历史与宗教作出的关于自己已长大成人的宣告：此刻，他们“敢于认识”，敢于“在一切事情上都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③，敢于摆脱自我造就的不成熟状态。职是之故，诞生在要求独立自主的时代精神下的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它所做的第一件事就被现代性打上了烙印：区分、质疑、批判，进而谋求一份知识的可靠性与事业的独立性。

一如清醒的阅读者不愿头脑变成作者的跑马场，文学批评家，同样抗拒他的事业沦为创作的附庸。今天大多数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无论在认识上何其迥然有异，大概都不会反对这种经由“批判”达至“独立”的现代性。不过在细部，差异又是一目了然的，大体说来，文学批评可以分出“客观批评”与“主观批评”两脉。“客观批评”萌生于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主观批评”的滥觞在19世纪的浪漫主义时代。1785年，康德给J. G.赫尔德的著作《人类历史哲学观念》写过一篇评论，其中谈到了他所期待的哲学，云：“哲学所关切的更在于修剪过去茂密的枝蔓而不只在于促发它们，我们期待着哲学不是靠示意而是靠确切的概念，不是靠臆想的而是靠观察到的法则，不是凭一种无论是由于形而上学还是由感情而来的高飞远举的想象力而是要凭一种在纲领上是广泛铺开的而在运用上却是小心翼翼的理性，从而能够引导他的事业得以完成。”④这段话，看似是康德在面对曾经的学生，亦即狂飙突进运动中精神领袖的著作有感而发，实则也是他之于哲学或推而广之整个人文学科的一次立法。自此以降，一种主要基于客观立场以谋求文学研究事业独立性的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在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理论》开篇，人们仍能听到康德期待的回响：

我们必须首先区别文学和文学研究。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事情：文学是创造性的，是一种艺术；而文学研究，如果称为科学不太确切的话，也应该是一门知识或学问。……研究者必须将他的文学经验转化成知性（intellectual）形式，并且只有将它同化成首尾一贯的合理的体系，它才能成为一种知识。⑤

整部《文学理论》，从定义与区分，到论据编排与确定，再到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韦勒克与沃伦均立足这一立场，莫有越界。换言之，无论是备受非议的外部研究，还是为论者首肯的内部研究，两者都内在于康德划定的范围（确切的概念、观察的法则、小心翼翼地运用理性），因此是对文学的“理智性的探讨”。从这一立场出发，以及受惠于狄尔泰等人对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划分，《文学理论》既反对19世纪以来那些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文学研究执着于发现文学中“普遍法则”的做法（后者的关键词是“无我性”、因果律、定量法），也反对那些把“普遍法则”与文学中存在“客观事实”相等同，无限度地张扬狄尔泰“理解”中的个人性因素，进而否认文学研究有望发展成一门“理智性的探讨”的论调。韦勒克与沃伦相信，后者危害更甚，因为它让文学研究的事业重新陷入了主观性的泥潭，即面对一部作品，人言言殊又各有道理；所有人反对所有人，所有人又都难以说服对方以让他舍弃自己的理由。在他们眼中，一部文学作品既是一般的，也是特殊的，两者皆属于文学作品的“客观事实”，所以也唯有借助客观的文学研究才能加以阐明。

20世纪最接近《文学理论》构想的内部文学研究，可能便是弗莱的《批评的解剖》了。在这部五百余页的煌煌巨著里，弗莱将文学经验构筑为了一个首尾一贯、互相组合的知性体系，由此近乎雄辩地兑现了他在导言中为“文学批评”⑥作出的辩护：首先，“批评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结构，这种结构本身有权利存在，而且不依附它所讨论的艺术”⑦；其次，批评也不依赖文学以外的阐释框架，如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最后，客观的文学批评不同于主观的文学鉴赏，后者呈现的只是杂乱无章、因时而变的感性经验，它们无法帮助读者形成关于文学的整全理解，因此应予摒弃。原型批评通过对文学经验进行“归纳”得出了一套知性体系，它包含有五种模式（神话、浪漫传奇、高模仿、低模仿、反讽）、四种类型（喜剧、浪漫传奇、悲剧、反讽）、五层相位（文字相位、描述相位、形式相位、神话相位、总释相位）以及三类意象（神谕意象、魔怪意象、类比意象），至此，古往今来的所有文学作品仿佛都在这里秩序井然。不过，当我们确信在其中“看到”了文学的肌理时，我们也就会立刻明白这套理论是无法上手的：它是专属于弗莱本人的“虚构”⑧——洞察到理论自身的虚构性，是20世纪文学理论最有价值的遗产之一。

以上是沿袭了自然科学方法论并对此加以修正的“客观批评”的轮廓，在它的反面，“主观批评”显然也已被简单勾勒：它是“示意”“臆想”“高飞远举的想象力”（康德），是对艺术作品予以翻新，但一般总要低劣得多的“华而不实的文章”以及“沉湎于个人嗜好之中的遁词”⑨（韦勒克），是“在变幻无常的时髦偏见后面亦步亦趋”⑩（弗莱）。关于这一点，乔治·斯坦纳说得最为风趣，在他看来，“主观批评”代表了作家“运用风格去完成批评家没有成功写出的小说或戏剧的努力”，在这些批评家身上，都有着“失落的创作之梦的刀疤”⑪——举凡这些，皆是“客观批评”急欲划清界限的“不洁之物”。不妨设想一位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或“主观批评家”对此的反应：他可能会十分乐意接受斯坦纳或弗莱将批评等同于艺术的论断（但不会同意这是一种“次要的艺术”），进而，“创造性的批评”有损批评独立、近于文学附庸之说，在他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恰恰相反，他坚信唯有创造才能担保一项批评事业的成立，此即圣勃夫的名言：“关于批评，我想着两件事，这两件事仿佛是矛盾的，而实际却不是。应该说批评家只是一个自己知道领会而也教别人领会的人；而批评，如我所了解的，如我所期望实现的，是一种永久的发明，永久的创造。”⑫

浪漫主义将文学喻为一次创世，作家就是一个小小的上帝，正是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浪漫主义语境下文学批评的位置：宗教的创世神话中，创世以前的创世者是唯一的存在。神创造了世界，此乃一个绝对的论断，不需要怀疑，也不容怀疑，起源的问题到此为止；而在文学的创世中，作家的背后还站着一个批评家，他能对作家创造的这个世界予以评点。对浪漫主义者来说，批评家通过创造而与作家趋同，而争取文学批评的创造性，也是在要求文学批评具有自我意识。换言之，文学批评是否独立自主，并非仅有一种标准。尽管“主观批评”在科学主义的“关照”下声名狼藉，但对于它的回护也时可见到，兹举一例：“文学评价不是排斥主观性，而是拒绝没有价值的主观性，一种有关怀、有追求、有内在逻辑的主观性并不损害客观性，而就是客观性的表现。”（汤拥华：《文学批评入门》）此处作者提到的“有关怀、有追求、有内在逻辑的主观性”，或可参看利维斯所持的“从道德关怀的角度”体察作品的形式⑬，又从作品的形式中发现得以“牵动整个复杂的道德体系”的“微妙之处”⑭，或是特里林对小说中现实意义的“多样性、可能性、复杂性和困难性”⑮的关注。

利维斯与特里林的批评皆可归入伦理批评，而伦理批评毋宁说是强调独立与其必要性的“主观批评”在20世纪结出的最好果实。不过，一如原型批评在实操中难以为继，伦理批评不断绷紧的“道德之弦”（即便它与道德主义或绝对律令判然有别），也令人望而却步。此外，在见证现代性完成或终结的20世纪，之于“客观批评”与“主观批评”的调和，同样很难说有什么结果。当此之际，又当如何展望文学批评的前途？关于这个问题，在那部《理论的幽灵》一书，孔帕尼翁展示了对理论原初批判性精神的恢复，他秉持着这一批判立场重新审视了那些在今天已被体制化或经典化的理论——孔帕尼翁试图证明：理论经典化的命运亦是它的歧途，但歧途终将结束，因为所有自诩战胜常识的理论今后仍会遭遇常识的挑战，后者又会迫使理论开启新一轮的自我批判与自我重建。当我反复回味这本书给出的回答时，多少产生了与初次阅读截然不同的想法。在《结论：理论探险》的最后一段，他如此写道：

我的目的是唤醒读者提高警惕，让他不再随便肯定，动摇他的天真和迟钝，让他变得聪明起来并获得文学的理论意识基础。这就是本书的宗旨。如同任何认识论一样，文学理论属于相对论，而不属于多元论，因为我们不可能不做选择。要想研究文学，就必须立场鲜明，选定一条道路，因为方法互不兼容，折中将一事无成。关键假设确定了研究步骤，我们需要了解关键假设，我们更需要批判精神。……我没有为某一个理论辩护，也没有为常识辩护，却倡导对所有理论的批判，其中也包括对常识的批判。唯有困惑，乃文学的伦理道德。⑯

这次阅读时，我发现这个说法是如此“稳健”，甚至与两个世纪以前、那些奠基于启蒙运动中的认识都相去不远。我这么说，绝非指认两者是有待否定的，而仅仅是希望就文学批评提出一些有别于以上两者的初步构想——如上文所言，无论是“主观批评”还是“客观批评”，它们实然都愉快地接受了一份经由“批判”达至“独立”的现代公设。既然如此，摆脱从属地位的心结，是否才是现代文学批评的症结？置身现代社会，倡导一种批判性的生活当然是良善之举，可是对文学批评而言，它是否反倒有可能阻止了这项事业臻于完善，至少是没能达到它最初的预期？——通过文学研究让文学成为所有人都可感可知且可以自主分析的对象。是否正是对“自我”的耿耿于怀，才使得读者在远离文学批评之前，文学批评已经主动远离了它的读者？——或是躲入象牙塔，变成现代文科体制自动化生产的论文，或是走上十字街头，沦为与新闻别无二致且都会在第二天失效的东西。设若文学批评果真如圣勃夫所说是“自己知道领会而也教别人领会”，那么这份自我独立的心结显然还导致了它过多地关注一己的结论，却很少在方法上真正地引领读者打开文学之门。因此，我们是否应当开始考虑文学批评与作品的共生性了？

这一设想无疑有违现代性的精神，似乎我们一旦承认，也就要进而去承认文学批评的唯一功能是为文学史积攒材料（从客观批评来看），抑或它只是那些无能于创作的人才会从事的第二性的行当（从主观批评来看）。

其实不然。首先，文学批评与文学作品的相同，在于它们都是一个包含着话语、思想与意识的文本；其次，任何文本都是互文的，而对互文性的察觉，必将使得任何一类文本都无法再自命为封闭的作品，它们只是共在于一个名为“世界”、由各种话语衔接而成的网络；最后，如果互文是一个固定的事实，批评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承认文学批评与文学作品的共生性，旨在于推动事实性的互文向着有意识且主动的对话过渡，旨在于推动追寻普遍真理的科学批评向着带有启迪意味的对话批评转变。做到这些仿佛不难，难的是还要放弃那个始终横亘在文学批评与作家、读者之间的因素——“自我”。在“主观批评”一脉，“自我”的代表是那个康德式的理性主体，在“客观批评”一脉，“自我”的典型则是迷狂的浪漫主义作家，后者不再模仿古典，开始如上帝一般想要创造一个全新的、前所未有的世界。显而易见，无论是“认识世界”还是“创造世界”，两者均有赖于主体的“自我”，他们或是对“自我”进行限制，或是调动起全部的热情、灵感、激情、想象等等那个被冠以诗性心灵内部的因素。我们难以断言浪漫主义的遗产迄今是否已成为一种跨越国家与时代的世界文学中的无意识，但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文学创作，至为关键的都是这个“自我”（这个“自我心灵”的平庸与否倒是无关紧要），因为我们同样很难设想一个没有“自我”或者说不标榜“自我”的作家：以一种“自我”的姿态进行创作，似乎已是创作的唯一一种可能。

“自我”之于现代文学批评的症结，主要在于它同时也抹煞了“他者”，亦即在它和文学作品或读者之间，不再是“我和你”的关系，而是“我和它”的关系。“我和你”中的“我”是一个倾听者，他/她敬重对方的声音，为了回应对方，他/她努力地理解这声音中每一个字的含义；“我与它”中的“我”则是一个唯我论的“我”，是超越伦理、将对方作为“物”摆置的“我”——毫无疑问，后面这个“我”与“批评意识”无异，两者都诞生在一种绝对“现代”的精神中。那么，如何在文学批评中舍弃“自我”呢？⑰此刻，不妨让我们回顾一下20世纪文学中曾一闪而过的两份“非个人化”呼吁，它们其一指向诗歌写作，其二是纯粹的文学批评实践：第一份呼吁，来自艾略特1919年的著名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他在其中提到：“我们所应坚持的，是诗人必须获得或发展对于过去的意识，也必须在他的毕生事业中继续发展这个意识。于是他就得随时不断放弃当前的自己，归附更有价值的东西，一个艺术家的前进是不断地牺牲自己，不断地消灭自己的个性。”⑱这一观点人所共知，就不展开了；第二份呼吁，来自艾略特的同代人，批评家夏尔·杜·博斯（Charles Du Bos），但限于篇幅与材料的关系，这里也难作周详论述，笔者仅援引受其影响颇深的乔治·布莱的几段评论，爰为本文之结：

对杜波斯来说，作一个批评家，就是放弃自我，接受他人的自我，接受一系列他人的“自我”。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成为批评家，他向一连串的人不断地让出位置，而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强加于他一种新的存在。批评家不再是一个人了，而是许多人的连续存在。⑲

这是一种原始匮乏，我们不应从中看到一种精神的缺陷或者恶习，正相反！一开始，甚至在踏上使他发生转变的道路之前很久，杜波斯就知道他不能通过自己来说话，他应该首先让一种他承认高于他的声音的声音在他身上说话。这声音，首先应该倾听，舍此别无其它。而要好好地听，就应该自己沉默，采取一种完全接受的态度。⑳

认为杜波斯的批评满足于让别人的思想借它来说话，这将是非常错误的……问题绝不在于评断或解释结果，而在于回溯到巴尔扎克所说的原因世界……一切都要从被批评著作开始的地方和条件开始。事实上，行动原则，最初的视角，根本的经验，这些作者的原材料变成了批评者的原材料，倘若不参考这些东西，如何能从内部贴近一部著作和一种思想的全部方式呢？……这就是，一切都从头开始，不是从外部的判断的重建开始，而是从延续创造行为开始。㉑

注释：

①阿图尔·叔本华：《附录与补遗》第2卷，韦启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669-670页。

②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5页。

③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2页。

④同上，第45页。

⑤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⑥弗莱将文学批评界定为“涉及文学的全部学术研究和鉴赏活动，它属于你不妨称作文科教育、文化或人文学科研究的范围之内。我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原则，即批评不仅仅是这一更大活动的一部分，而且还是它的主要部分。”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⑦同上，第6页。

⑧韦勒克对此书的“大全”性质稍有异议：“《批评的解剖》企图创建一种自命不凡的无所不包的文学理论。但在我看来，对批评的功能持稍微谦虚一点的态度似乎是比较明智的。”勒内·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罗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31页。

⑨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

⑩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⑪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李小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1-262页。

⑫夏尔·奥古斯丁·圣勃夫：《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范希衡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⑬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2页。

⑭同上，第22页。

⑮利昂·维泽尔蒂尔：《前言》，特里林：《知性乃道德职责》，严志军等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第4-5页。

⑯安托万·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吴鸿缈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48-249页。

⑰洛维特曾提出过一条突破唯我论困境的道路：“它只可能借此被突破，即经验和洞见到他人作为‘另一个我’或者‘第二个我’是一个不比我差而完全不同的人，但也有别于那种我在其中认出我自己的别人，也就是不同于一个‘你’。一个真正的你不是如第二个人那样，而是那个共同为人，他首先向我揭示出我本身是一个——在话语与回应，讲述与倾听中——听取他人要求的‘我’。”卡尔·洛维特：《海德格尔——贫困时代的思想家：哲学在20世纪的地位》，彭超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0页。

⑱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卞之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页

⑲乔治·布莱：《批评意识》，郭宏安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84页。

⑳同上，第65页。

㉑同上，第87页。

刊于《海峡文艺评论》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