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青年”导演喜欢拍“陈年”电影？

本土的电影节越来越多，层出不穷。但是，无论是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还是平遥国际电影展、海南国际电影节、FIRST青年电影展，与此种种，都会看到一种熟悉的电影。

这种电影既不属于艺术，也不属于类型。

说文艺吧，好像有点无病呻吟，

说商业吧，除了“剧情片”这个标签找不到其他归类方式。

这一类电影往往还有一个共同特征：陈旧。

陈旧具体表现在：

选题取材，暮年化。

人物角色，老龄化。

镜头时空，冗长化。

素人表演，苦闷化。

符号意象，致敬化。

台词设计，无趣化。

视听语言，电影史化。

吐槽是徒增伤害的，谁的毕业作品没有这么拍过呢？就连我自己的学生作业，也选择了一个濒死老人的叙事视角去讲故事。

时隔多年，我不禁发问：

为什么有一部分（不清楚这个范围到底多大）青年导演，在创作之初的心理状态，会接近于“中年”“老年”“暮年”？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而且，绝不是只有学生作业和毕联这样拍，我们看到一些已经被“奉为经典”的当下的好电影，也往往由一些青年导演在故事中扮演中老年人来讲述故事。

就算一些电影，不是以“老年人”视角讲述故事，也会让一个青年，像一个“老年人”一样慢吞吞的行动。

我想起黑泽明说过的一句话：在我年轻时，日本电影的开头总是去拍：一个邮差，骑着一个自行车，行驶在羊肠小道上，爬着坡，来到一个小木屋旁。“你好啊”，先跟屋主打个招呼，然后把邮件放进邮箱，挥手告别。屋里的人慢吞吞地出来，把信打开……事情要从某年某月某日讲起…

这么静！这么闷！搞什么啊！

拿出你那青年人的魄力，燥起来啊！

有的人可能会辩解道，那伯格曼不也拍过暮年题材的《野草莓》，黑泽明不也拍过老年题材的《乱》，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凭什么青年人，不能去拍老年人？

别管青年人走过的路和桥，也别管青年人吃过的盐和米，也别管青年人结没结婚、育不育子，更别管电影市场中大部分观众的年龄层是否处于25岁到30岁之间（25岁以下的观众群体都流失了你们也不着急）……

咱们不服就辩：凭啥青年人不能拍老年题材？——如果非要这么辩，我承认，青年导演拍摄暮年题材，是创作的自由。

你看，如果我们像这样问一问，可能就发现有点不对劲了。

观众会去选择传媒娱乐大类中的剧本杀、手游、短视频，还可以选择搓麻将、蹦迪、看小说、泡澡……

而电影，作为传媒娱乐大类中的一条路。

况且，这条路上还有一些窄门，这些窄门在电影史上光辉灿烂，如今已经了无人迹。

我们翻开电影史，打开论文集（自嘲为读书机器），打开那一扇扇的窄门，触碰上面的朽木和废墟，伤怀是难免的，在伤怀中，我们想要在当下去复刻这风雨飘摇后的痕迹，却忘了它们曾经也是光鲜亮丽。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究竟在忧伤些什么呢？

或许他们一早绕过了老宅，就直接赶路去了。

过去之心不可留。

我们试图记住，会不会只是为了更好的忘记。

电影是创作者心理状态的呈现，不管作者想要做艺术片还是商业片，她和他，都会在创作中，而且是在无形之中，透露出自己的潜意识所理解的世界、感受、人生、价值……

再比如，青年电影人写的比较多的一个类型是犯罪片，犯罪片的情绪一般比较激烈，大抵有：复仇、凶残、斗狠、疯癫、狂怒。但在电影节上，我们不乏看到一种无力的、衰老的、缓慢的、面无表情甚至于木然的“陈旧”犯罪片，每分每秒都传递出“困倦”的情绪。

那么，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我说不清楚，但我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