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园的失落
原文《从乐园到围场——江湾体育场作为上海城市公共空间变迁的缩影》发表于建筑学报2024年第6期，本文略有删减，请勿转载。
尽管“大上海计划”早已落幕，但作为曾经的新上海中心，今天的杨浦区五角场一带还稳定地保留着当年大多数的路网结构及数栋历史建筑，江湾体育场就是被保存下来的重要历史建筑之一（图1）。作为“大上海计划”中最重要的公共建筑，江湾体育场（原名上海市体育场）是曾经上海最重要的举办国内运动赛事的场所，它由一个大运动场、游泳场（现为室内游泳馆）及体育馆建筑组成。除了运动设施外，体育场片区内还有花园、草坪等开放的公共空间，兼顾了市民日常休闲娱乐的需求。时至今日，江湾体育场片区形成了东侧与北侧紧邻道路被车流与围墙阻隔，西侧与南侧退缩到其他地块建筑群之后的状态，大运动场仅向城市形成了有限的展示面（图2）。其中位于淞沪路的体育场主入口一侧，主要通过逐级下跌的广场与下穿通道相接，从南侧进入则需穿越一个居住街区。从几种进入的方式来看，目前的江湾体育场片区与其功能和规模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一个占地广阔的公共空间却使人感觉相当的封闭。
在这个片区内漫步，可以发现道路与建筑之间的空地都被停车场及付费的运动场地所占据，居民只能利用有限的空间进行自发的活动（图3）。几座重要的历史建筑虽还在运行其设定的功能，但大运动场长年处于关闭状态，看台下的商业业态单一，大多是面向儿童的音体辅导班。在最后一次改造升级中，江湾体育场被定位为开放的体育休闲公园，但现状与其愿景还有相当的一段距离——大运动场凭借其庞大的体量让人稍存记忆，而见证历史中无数大事件的游泳馆、体育馆则被淹没在场地零碎的构筑物中，在日常的使用中褪去了光彩。
以“江湾体育场”为关键词的研究大多关注其中发生的历史事件以及保护建筑的修复，对其所占据的城市空间缺乏关注与论述。本文希望通过对江湾体育场空间变迁的梳理，呈现出此片区在不同历史阶段地位与形态的变化，并引发人们对于建筑遗产所处的城市空间的再思考。
1 1927-1933年：最初的公共绿地
1929 年，在租界、华界各据一方的上海，特别市政府提出了一 个空前宏大的计划：将如今江湾五角场区域 6000 亩的郊野土地建成 上海新的中心，形成以华界为主导的城市新格局 ( 图 4、5)。通过 上海市中心区域基础设施建设、营造多样的城市空间来吸引足够的私 人资本投资是“大上海计划”成功的关键。1932 年正式开工的“上海市立第一公园”即为江湾体育场的初始形态。公园以虬江水域为依 托，连接了西侧万国体育会及东侧的远东公共运动场，组成了一条穿 越行政中心的连续绿带。公园在设计中跨越虬江两岸，占据了完整的一个街区，它的用地形状结合规划的道路系 统形成。道路计划采用密路网、小地块的方 式，次要道路与主要干道正交或斜交组成棋 盘式与蛛网式布局 ( 图 6) 。公园毗邻的淞 沪路是市中心西边连接公共租界及吴淞区域 主要干道，为原有道路拓宽和修整形成 。因此公园用地的西侧获得了这样的长斜边的 形状特征 (图 7)。
在道路规划中新增的其美路 ( 今四平路 )，建立了市中心与租界的快捷通道，它与淞沪路等几条干道相交在公园的附近形成了五角场交通枢纽，影响了公园用地在城市空间变迁中的格局。在大上海计划失败后，五角场一带成为了新的区域中心。市第一公园的规划面积约有 340亩，规模透露出比过租界的气势，在当时全上海是最大的休闲公园。功能计划分区图中可以看到围绕公园的均为甲种住宅，土地价值最高。可以看出公园绿地空间在都市计划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具有较早落实的现实意义。从公园总平面的布局中能看出，设计是以虬江水系组织两岸景观的这一重要特征。“东南部为池岛区，登岭一望，四时风景，一望全收 ；下则可以回舟荡桨，垂钓采莲，风雅宜人，别具景色也。”除绿植与水景，公园东北部还有一个标准球场，体育活动在当时市民活动中也占据重要的地位 ( 图 8)。
1933 年底，市立第一公园初具雏形， 但市政府为了举办 1934 年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决定将第一公园改为体育场 。这造成了这块街区第一次功能上的分裂：虬江 以北的用地变成了体育用地，而虬江以南的公园绿地则成为孤岛。虽然余下的绿地仍以第一公园的名称存在，但显然已失去了往昔的地位。
2 1934-1949年：新城市形象的寄托
1934 年后，市政府建设市中心区域的经费已经极度紧张。在计划前期爆发的战争严重破坏了江湾地区已经完成到相当程度的 建筑及重要道路，令市财政雪上加霜 。但“大上海计划”的建设没有停止，市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极度仰赖土地招领的方式。通过再一次的发行市政公债形成初具规模的市中心形象是此建设阶段的重点。市体育场、博物馆、图书馆在同一时期获得了大部分的资金倾斜，拉动了“大上海计划”新一轮的建设。江湾体育场即当时上海市体育场，是其中最重要、投资最多的公共项目 。1934 年开工的市体育场使得原市立第一公园虬江以北的地块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体育场的设计方案对用地内建筑与城市主干道淞沪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点考虑，原不在公园范围内的、紧靠淞沪路干道的用地也被作为景观考虑纳入到体育场规划范围内 。体育场的设计由“大上海计划”的官方建筑师董大酉负责。根据他所编写的《上海市体育场设计概况》，可了解当初的规划构 想 ( 图 9~11)。
在全民体育的社会氛围下，整块用地不仅需要满足运动比赛的需求，也要兼顾市民日常休闲的需要。因此除了运动场、体育馆 及游泳池，以及计划加建的网球场及棒球场以外，其余的用地都作为开放的公共绿地，供人休憩游览。市民活动所需的更衣室、浴室、休息室及食堂也在设计考虑中一一俱备，目标在于未来市体育场能成为市民业余活动的中心。场地内主要建筑物根据各功能标准尺寸、交通及朝向的原则来排布。总体建筑物的布置考虑避免观众出入拥挤而将它们分别靠近一条道路设置，大运动场靠近淞沪路一侧，游泳池与体育馆，一设于国和路，一 设于政同路 ( 今政立路 )，互不干扰。运动场作为其中占地面积最大的建筑物，大的布局在有限的用地范围中并没有太多变化的可能。今天的运动场规范为长轴需南北向布置，允许略有偏转。在缺乏体育场设计经验的当时，董大酉以阳光不直射运动员眼睛作为依据，与现在的球场设计规范要求大体一致，这说明设计师为此进行过充分的研究。因地制宜的体育场形状推敲还在设计说明中有详细的论述：
“普通运动场取口形或圆形，各依其需用 地位环境上之情形而定。上海市体育场不取口形圆形而取链环形。因口形圆形在是场之地位，需用有下列之困难 ：1, 如采口形。则大门势须设凸出之一端，而适对交通上次要之政同路，殊有不妥。又如作圆形，则二百 公尺直径道无法设置。惟链环形得适合采用， 大门适对淞沪路大道，门前并留有十余亩之空地以便交通而壮观瞻。 ”
从设计说明中可以看到，受到场地最大长度的限制，以运动场长轴接近南北轴为原则，如采纳方形格局则势必建筑与道路平行一侧设主入口，那就将作为次要道路的政同路作为主要立面朝向，这与体育场的气势不相匹配 ；如采纳圆形平面，虽能解决面向淞 沪路干道的入口形象问题，但要容纳 200m 的田径直跑道将导致其占地面积过大、费用过高。因此环链形成为体育场布局的最佳选型，与淞沪路平行布置且可朝主干道开设入口，国济北路与淞沪路之间的空地正好形成了正面入口的景观。这样的布局也能在场地 中使大运动场与其他两栋建筑物形成更适宜 的空间关系 ( 图 12)。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 运动场面向城市主干道淞沪路的形象被着重考虑。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体育场，它与行政中心轴上的其他建筑物一样，是新城市形象的有力证明。
尽管未有文字的说明，但从设计鸟瞰图中可看到设计师对虬江两岸都进行了详细的描绘，这体现了设计对保留的第一公园区域及体育场之间关系的重视，也影响了体育场用地内的景观布局。体育馆与计划加建的网球场之间形成了一条从政同路开始的开敞景观轴，它连接一个矩形大草坪，直接朝向虬江以南的公园。大运动场主要入口面向淞沪路，与其他建筑群落则通过一条尺度相对较小的道路与前述所说的景观轴相连。总体来看，大运动场在淞沪路一侧打造了市体育场主要的雄伟形象，另一侧则与其他建筑物及空地景观形成休闲公园的形象。彼时虬江南岸第一公园景观依然保有初期建设的人工湖，湖水连通虬江，其上常常有船夫摇橹而过。人工湖岛以西设有专门的儿童乐园、小 操场及培育珍贵花卉的玻璃暖房。可以想见两岸虽无直接的桥梁联通，但遥相呼应的景观形成了一幅热闹的景象。
1934 年 8 月，这座占地300 亩、规模宏大的体育场正式开工，并于1935 年 9 月落成 。虽大体与方案一致，但在场地的规 划中出现了与初始意图明显不同的变化 ( 图 13)。在体育场用地的东侧，因经费紧张的原因，原计划加建的网球场连同强调其与体育馆之间的中轴景观被取消，这导致原先强 调北侧政同路入口对景公园的轴线变为强调东侧国和路入口、以大体育场为视觉终点的轴线关系 ( 图 14、15)。尽管因为经费不足与时间仓促未能一一兑现设计方案，第六届全运会还是在这座刚刚落成的体育场内热闹非凡地举行了。为了避免观众拥挤，体育场不设围墙，大运动场底层由 102 个圆拱门组成环通一圈的外廊，观众可由 34 个回廊入口分别进入看台。比赛结束后，所有人在 5 分钟内即可完成退场。运动会期间来自全国 38 个省的运动队、共计 2000 余名运动员参与了历时 11 天的比赛。现场观众过万，其中有不少是由外地专程前来。
“开幕式上，当身穿黑色孝服、肩抗黑白各半旗帜 ( 表示不忘被日军强占建立满洲国的东北黑山白水 ) 的东北五省选手经过看台时，全场 6 万观众无不动容，肃立志哀，有的竟声泪俱下。”
在即将风雨飘摇的上海，体育场彰显了“大上海计划”最后的繁荣。到1936年底，财政连年入不敷出、战乱等复杂因素使得“大上海计划”中断。市中心区域虽初具规模，高校、居住区也陆续聚集，但基础设施、城市环境建设距曾经的华界大中心理想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 ( 图 16)。1937 年日军侵驻，上海市政府于“八 · 一三事变”当天从这个新的市中心撤离到其位于徐家汇的旧址，“大上海计划”宣告流产。
日军全盘接管租界后，原本分裂的城市在日本制定的都市计划中被第一次全盘整体构想，城市发展模式由建设新城转变为改造 旧城。原“大上海计划”的行政中心逐渐衰落，区域中心逐渐转移到今天的五角场环岛周边。江湾五角场地区作为日军实质上的军事中心，在北部新建了占地 7000 亩的军用机场。在五角场环岛周围还聚集了大批的军营、住宅、办公楼及教育建筑等，成为了日军军事的管理和生活中心 ( 图 17)。体育场在这一时期也经历了多舛的命运，运动场被日军占用作为军火库，虬江以南的第一公园被作为军营，其景观被大部分损毁。
1946 年抗战胜利后，江湾机场继续沿用作为军用机场，五角场片区也成为国民政府军队的驻地。在历史变迁中，江湾五角场地区逐渐被军事机构、工厂区及大专院校分割成各自为政的独立区域，原有的规划格局逐渐模糊 。在这一时期，大运动场被国民党军队再度占用作为军火库，并发生了弹药 爆炸事故，导致运动场主体建筑被大部分损毁。经过仓促的修复，国民政府于1948 年举行了管理混乱的“第七届全运会”( 图 18)。通过1948 年运动会的筹备资料，可以看到设计强调运动场建筑为绝对中心的布局。此时场地中原预留网球场位置新增了大礼堂一座，并且加强了东侧入口方向通往大运动场的道路，形成了更明确的场地内主要轴线 ( 图 19、20)，而将体育场场地作为休闲公园以及景观设施的考虑则不复存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国民政府希望通过匆忙举办的运动会再现和平盛世的荣光。而随着大上海计划的失败，这一区域不断被边缘化，体育场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它曾经承 载的城市形象与宏大叙事也一去不复返了。
3 1949-2000年：跟随城市扩张的步伐
1949 年后，安定下来的上海以发展工业作为首要目标。总体规划以当时的市中心为核心，安排原市区人口向四周扩散，江湾五角场片区因土地充足，在随后的几次规划中都被定位为主要的居住区。1953 年，上海市总体规划对全市的绿地结构提出了系统性的要求，将市民主要的休憩及活动场所建 立联系。为了考虑绿地建设与生产生活相结 合、保障住宅区的安宁及清洁，规划以连续的防护绿带隔离居住区与近郊工业区，主要干道也需沿路预留数十米的绿地。规划提出，这些绿色走廊需要把市级公园、区级公园联系起来，绿地最好以河流为依托，不断向城市中输送新鲜空气。 在五角场片区，可以看到沪东工业区与居住区之间即以这样的绿带相分隔。在市体育场附近，曾经“大上海计划”中规划的绿地系统在岁月的变迁中已不存在。幸存的市体育场，在此次规划中依托西面的虬江水域将其与最近的绿带连接起来 ( 图 21)。 1952-1954 年间，人民政府拨款 200 多万元对体育场进行了修复和场地改建，并由市长陈毅将其改名为上海市江湾体育场。 在此次工程中，大运动场以南修建了跨越虬江的国庠路桥，直接连接体育场与政通路， 因此运动场建筑在此处新增了一个高大的南 大门门楼。南门和国庠路桥平时都不通人车，仅在大规模比赛时开放使用( 图 22)。国庠路桥的修建进一步服务于运动场在整个街区的中心地位，切割了虬江以南原公园的用地，曾经的市第一公园也不再有一席之地了。
随着城市的发展，为了疏解市区人口，上海通过搬迁工厂的方式开辟了近郊区以及卫星城镇。江湾体育场所在片区属于城市近郊区，为了避免市区和郊区连成一片导致城市膨胀，1959 年的编制的《关于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初步意见》提出在近郊与市区之间尽可能保留 1~4 公里宽的隔离绿带 。 因此江湾体育场在规划草图中结合其北面的江湾机场，形成大量的绿地 ( 图 23)。1976年后，住宅建设的需求开始急剧增加，出现了未经批准乱占滥用和私租土地的现象。规划中的绿化带等结构都受到破坏，严重影响了城市总体规划的实施。突破环城绿带“结界”的，是在1983 年上海市园林绿化系统规划中，江湾五角场片区逐渐填充了大量的待建设土地，仅保留了以曲阳公园、四平公园、森林公园(现共青森林公园)串接的绿带，江湾体育场则被“抛”出了系统性的绿地结构 ( 图 24)。
1983 年江湾体育场迎来了第五届全运会，根据有限的文字记录及照片可以大致获得此时场地内的情况 ：细分的第一公园用地被陆续出现的居屋、农田占据，在体育场用地的西北角有了花园洋房式的招待所与体育专科学校的教学楼。为了迎接全运会，运动场新增了一座北大门，与南门形成对称的格局，其东北侧的小块绿地被改造为一座带水池的花园供运动员休息使用 ( 图 25)。这场盛大的活动甚至拉动了体育场西南侧五角场环岛区域的基础设施改造 ：环岛周围的 5 条主干道都被大幅度地拓宽，以适应激增的交通流量 ；排水工程也抓紧在运动会前改造完毕，解决了长久困扰五角场的遇雨成灾问题。随着五角场环岛附近的电影院、邮局、银行、粮店等相继落成，居民陆续搬入了新兴建的工房。在体育盛会到来之时，行人、自行车、机动车像潮水般涌入体育场，体育场与五角场环岛两个活力中心之间形成了最有人气的商业区域。在这样热烈的氛围中，1985年经市体委批准，江湾体育乐园建成 ( 图 26)。此时水上世界正风靡申城，各种最先进的游乐设施被引入到江湾体育场内的空地上，使其成为了一座大型的城市乐园。在国庠路桥南桥头东侧、曾经的第一公园内还安装了来自日本与香港的大型游艺机。尽管这里在1991年后被居住楼占用，但在短暂的时空中实现了虬江南北再一次的空间一体化。
在 1987 年的五角场分区规划图中，原五角场北侧的江湾机场计划搬迁，未来将作为城市发展备用地。规划明确提出在江湾体 育场北侧预留体育备用地，以体育场为依托打造市级的体育中心 。在 1991 年编制的《保护纲要》中还制定了上海优秀近代建筑的保护规划，按保护建筑群及其环境空间 划定了保护范围，将大上海计划时期建设的成果定位为江湾都市风貌保护区。然而，随着城市中越来越多体育场所与娱乐设施的建设，规划中的绿地系统逐渐成为旧谈。“分区规划中的道路系统、居住区、工业区等内容，大体上得到了实施。规划中提出的绿地系统规划和保护规划则流于形式，并无太多实质 性举措”。开敞连续的公共空间图景在新的城市发展要求中无声地缩小了领地。
4 2000年至今：让位于新的中心规划
步入 21 世纪，跟随上海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步伐，江湾五角场市级副中心规划展开了它雄心勃勃的图景，五角场地区成为 2000 年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中心城中的 4 个副中心之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变迁，江湾一代高校云集，具备依托文化产业发展的氛围和环境。现实的变化逐渐决 定了江湾体育场这块场地最后的公共空间的命运。曾经属于近郊区的五角场随着城市的扩张，土地变得愈发珍贵。规划强调，城市的外环线为大面积的绿地环廊，市区内则注重依托主要河道形成的绿化走廊 ( 图 27 )。而现实中，21 世纪初蓬勃发展的房地产开发占领了虬江两岸的绿地，江湾体育场周围也不例外，这让后期的规划实践中试图依托虬江两岸将体育场与城市空间连接起来的尝试成为了图纸上的理想。副中心规划的结构以淞沪路为主要轴线，共分为 3 个 部分 ：南部是以五角场环岛为中心的商业商务中心；中部是以大学为依托的知识创新区公共活动中心 ；北部则是以办公、交流、实验研发为主的知识商务中心。三段式的分区规划将江湾体育场的功能定位为主要服务中段分区的基础设施( 图 28)。
2000 年，SOM建筑设计事务所应邀参加了“江湾五角场城市副中心”规划中大学城社区的城市设计工作。规划设计结合周边校园资源，意在打造一个创新知识型社区的“创智天地”。江湾体育场作为“创 智天地”中的一部分，通过淞沪路下穿的地下通道与其西侧的创智 SOHO 联系在一起。 “创智天地”的规划中最有特征的是营造一条东西向的大学路成为社区的主干道。大学路向西连接复旦大学，中间分别设置含有生活、工作空间的小型商业设施，向东穿过淞沪路连接江湾体育场以及未来体育场以东 的公共研究园区 ( 图 29)。为了塑造淞沪路主轴的建筑立面形象，江湾体育场的界面在地块高密度的开发中不得不后退，让位于以办公楼为主的“创智天地”。大学路带来了江湾体育场西侧的大量人流，地铁 10 号线江湾体育场站点也设置在淞沪路的地下人行通道中。因此在江湾体育场的西大门前，这个通道式的开敞公共空间被处理成一个逐级跌落的广场，能够让从地下通道出来的人流 对体育场形成仰视的关系 ( 图 30、31)。在 SOM 的区域规划中，为了使大学路延伸出的轴线不被大运动场切断，设计在鸟瞰效果图中展示了将运动场内部打通、东西向连接，使其成为公共的景观绿地的意像。设计还建议重新恢复虬江两岸的生态绿地，将体育场空间与沿江绿地统筹考虑。在后续的建设过程中，部分的规划思路得以落实。2012 年，由杨浦区人民政府和瑞安集团联合投资建设的江湾五角场中段基本落成。江湾体育场作为“创智天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建筑得以保留，对新增的建筑物也进行了严格的高度控制。但运动场内部由于种种原因无法被贯通，因此西大门最终成为大学路“活力轴”的终点。
现今大学路热闹的愿景已经基本实现， 而江湾体育场的乐园景象却失落在城市中。沿江的绿带规划因为住宅的开发建设无法实 现，大部分的人流从运动场西侧的下沉广场进入，创智天地丰富的业态使人们大多停留在广场空间中，周边办公楼底部的商业和开敞空间也使其成为这片区域最有活力的空间。而现在的江湾体育场内仅保留了历史建筑的实体，却并没有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中发挥其作为历史风貌区的核心价值。
5 江湾体育场在城市更新中的角色转变
江湾五角场片区的城市空间呈现了不同时期经济、政治与文化生活的发展特征，是研究近现代上海城市空间发展的经典案例之一。江湾体育场作为其中遗存的最重要的公共建筑，在数次城市规划的构想中都被看作为宝贵的公共开放空间。而随着规划构想与现实的冲突，图纸中连续的绿带空间被打散，这块宝贵的公共空间也在不断地被挤压。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如仅谈论保存建筑的单体是远远不够的，关注其所在的场所、挖掘其在当下城市空间中最大的公共价值，是我们在今天重新思考江湾体育场历史的意义。
随着上海着力推动公园“破墙见绿”，江湾体育场 24 小时全天开放的未来也许已不遥远。如何营造建筑与城市积极互动的界面，让周围的市民可以自由进入；如何联合周边场地的城市更新以处理大量的停车需求，释放体育场内宝贵的地面空间；如何统筹规划运动场地和休闲场所的比重；如何有序地开放运营大运动场内部巨大的空间，使市民获得切实的好处；如何通过对设备、设施及服务空间的更新对体育场进行翻新升级，使其可以适应不同的公众活动。这些问题需要后续的规划、建筑、景观专业给出积极正面的回答，江湾体育场应该在当下城市更新的行动中，重新获得支配公共空间的作用，而不是单纯成为一个被保护起来的对象，将人们永远拒 之门外。也许江湾体育场未来会以一种或激烈、或温和的方式进行着改变，无论是何种结果，它都需要一个来自各方的态度。研究始于一种个人化的对于城市空间的感知，通过历史的梳理可以解释对现状的诸多疑问，但未来江湾体育场又会与何种新的历史产生关系， 历史建筑尤其是大运动场是否可以被赋予新的城市更新角色，是所有关注城市发展的人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对于历史脉络的梳理使我们更加明白，新与旧不存在绝对的对错，而在于面对当下的境况时，我们如何给出更具批判性的回应。
*注释、图片来源及参考文献标注详见发表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