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在回忆巴黎
（节选自国家人文历史的巴黎奥运约稿——敬请期待！）
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男爵的革新工程让巴黎成为了本雅明笔下“十九世纪的首都”，工业革命与电气化又打造了举世耀眼的“光之城”。以香榭丽舍大街为代表的宽阔大道成为了城市的动脉，道路两侧的林荫专供不急着赶路的步行者惬意地漫步，而街旁的建筑则有意被设计为上层是公寓、下层是沿街商铺的商住两用格局。原属于上流圈子的沙龙搬进了书店，贵族们的奇珍异宝在古玩店里展出，曾经闹哄哄的咖啡馆和酒吧装修成典雅的模样，裁缝和匠人们也盘下了自己的街边精品店，这样的规划让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生活成为可能，也为巴黎一跃成为新世纪的文化中心奠定了物质基础。
但凡事都有代价，而拉夏贝尔及其周边的蒙马特和拉维莱特等工业区就悉数承担了首都辉煌繁荣的代价。巴尔扎克是描写现代城市生活的大师，而茨威格就曾在为巴尔扎克写作的传记中写道，“这些年轻人被巴尔扎克投入了巨型的人生蒸馏瓶，经过各种激情的几番炽热烧烤”，只不过巴尔扎克所描写的是一心在社会阶梯上向上攀登的逐利和幻灭的人，而更贫困、更忍辱负重，住在拉夏贝尔和其他肮脏社区中的劳工只不过是他的作品中用三言两语描写的不幸背景、这座名利蒸馏瓶底下的燃料罢了。
生活在污泥中的、被时代当作燃料的边缘人们，将给巴黎北郊带来第一次新生。工业化把城市贫民和外来劳工驱赶进拥挤的车间、厂房和街巷里，却也使同处一个屋檐下的劳动者们终于能一道谈论各自的苦难与政治诉求，形成了所谓的“阶级意识“。正如恩格斯在1891年所言，
”巴黎在最近50年来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在那里爆发的每一次革命都不能不带有某种无产阶级的性质……”
拉夏贝尔和蒙马特所属的第十八区既是巴黎重要的工业区，也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成为了城市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心。1869年的议会选举中，反对第二帝国的共和党人在城市工人的支持下赢得了巴黎四分之三的选票，蒙马特的山坡上响起了当局禁止的马赛曲。到1871年，皇帝已经在普法战争中倒台、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枪口对内，工人武装正是在蒙马特高地打响了反抗斗争的第一枪，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巴黎公社革命，反革命的军队则发动了血腥的报复，在短短十天内便杀害了一万余人，还有更多人被捕入狱或流放海外。诚然，巴黎公社没能像上一场大革命那样打破一个旧世界，但街垒上升起的红旗却让法国乃至世界看到了一个新世界的希望”。
凑巧的是，镇压革命的白色恐怖恰恰为巴黎北郊的第二次新生创造了条件。针对革命工人的残酷报复疏解了拉夏贝尔和蒙马特的人口压力，也迫使工厂和工人街区前往更远的郊外，第十八区低廉的地价和积淀深厚的服务业便吸引了一批新的居民。首先涌入当地的是寻找清闲的市民阶级，原先服务于下里巴人的酒吧和咖啡馆也顺势修缮改造，以满足市民稍高雅些的审美情操。再后来，艺术家们的进驻则真正改变了这片区域的面貌。
每个时代的艺术圈子都有掌握了更多资源和话语权的主流权威，以及不被“学院派大师”们认可、怀才不遇却又穷困潦倒的年轻艺术家们。“印象派”起初就是这样一群郁郁不得志的青年画家。1863年的皇家美术学院沙龙展上，印象派的绝大部分参赛作品纷纷落选，就连爱德华·马奈、卡米尔·皮萨罗等日后鼎鼎大名的画家也在落选者之列，马奈那副《草地上的午餐》就是学院派不屑一顾的典型。佯装大度的拿破仑三世随即下令举办一场“落选者沙龙”，但这次展览反倒让公众被这种新颖的表现手法深深打动了，印象派从此才渐渐成为广受认可的流派而声名鹊起。到巴黎公社覆灭后，虽然小有名气、但还远未发达的画家们便把目光投向了第十八区。
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在蒙马特买下了一间画室，专门研究这儿的市井生活。完成于1876年的《煎饼磨坊的舞会》也许是描绘蒙马特地区最广为人知的画作之一，在雷诺阿的笔下，巴黎市民们消磨时间方式——跳舞、聊天、吸烟、吃煎饼和品鉴红酒——与街区融为一体，仿佛这就是当地“天然”的生活方式。画中更深层的意象则是那种“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方式：在法国人的刻板印象中，这意味着物质条件虽不富足，但却生活得从心所欲、不受社会规则与重复而无聊的工作所束缚，随性的理想与世俗的现实间的张力则让他们的心灵自由而忧郁。不过在现实中，这样的心态往往只有生活稍富足些、还享有闲暇时间的小资产阶级才拥有，即法国文学中著名的意象“游荡者（Flâneur）”，但这种想象也恰好捕捉了士绅化后蒙马特的面貌。
印象派最终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了美术学院里的新一代典范，但每个时代都不会缺乏不满现状的年轻人。雷诺阿的画室成为了印象派画家们的常驻地，再下一批来到蒙马特的艺术家们则掀起了对印象派的反叛。1886年，梵高来到蒙马特的一家画廊投奔在此工作的哥哥，一边研习印象派大师们的作品，另一边则构思着如何超越。1904年，帕博罗·毕加索住进了蒙马特一栋被称作“洗衣船（Bateau-Lavoir）”的小楼，正是在这儿，毕加索画出了名作《亚维农的少女》，掀起了立体主义与现代艺术的新革命。
历史的玩笑在于，昔日叛逆一时的画家们最终悉数成为了艺术史课本上的鼎鼎大名，曾经一次次爆发出斗争火星的“革命老区”则变成了小资情调的代名词；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正是拉夏贝尔、蒙马特乃至整个巴黎北郊的独特魅力，这片现代都市边缘的小小聚落不仅简单地见证了历史，更在边缘对中心的挑战和反叛中不断创造着风潮，而汇聚于此的人们也承载了这种张力。如果说中世纪至近代里巴黎在文化上的地位主要来源于法兰西国家的强盛地位，那么自十九世纪末开始，文艺新潮就将由一代代的边缘人和反叛者们驱动了，而印象派只不过是一场漫长的文艺革命的开头。
在雷诺阿所画的那座煎饼磨坊附近，有一家“双风车咖啡馆”便得名于此——另一座风车则来自同在蒙马特的红磨坊。电影《天使爱美丽》中，少女艾米丽正是在这儿打工度日，还总会碰上一些独来独往、性情古怪的顾客。电影的走红让双风车咖啡馆成为了游客打卡地，而在巴黎街头巷尾一座座古老但不起眼的咖啡馆、酒吧和书店中，还埋藏着更多往日的记忆。
巴黎独特的咖啡馆文化，首先仰赖于一个物质上稍微富足、但精神却日益空虚的现代市民群体。在十九世纪末的欧洲，电灯赶跑了黑暗、汽车与马车并驾齐驱、齐柏林飞艇比飞机更早翱翔于天空，但技术和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却并未给人类带来普遍的幸福。在经济上，财富集中于极少数人、普通人却缺乏消费能力，大工业生产的商品完全超出了社会的购买力，但逐利的资本家依旧不断无序地进行工业和金融投机，引发了数次市场恐慌，而经济衰退又驱使各大帝国奉行军事冒险，让列宁确信“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对普通市民而言，祖辈的生活方式被急速发展的现代生活远远抛下，昔日的工匠、牧羊人和旅行商人如今搬进了逼仄的公寓楼格子间，在办公桌前日复一日地从事着相同的活计。
日益庞大的城市中产阶级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虚无感。他们是新时代中的佼佼者，凭好运或是奋斗摆脱了血汗工厂，获得了一份没那么劳累、稍显体面也酬劳可观的“白领”工作，不再有绝对意义上的物质匮乏，虽然没法像上流社会那样一掷千金，但口袋里总能揣着些随时可用的钞票。然而，城市生活的一切都是工业化生产的：街边商店的服装和小玩意儿不再是匠心之作、而是从郊区工厂批发来的；戏剧和音乐不再是大师的灵光一现、而是刻意迎合观众喜好；最能能彰显“个性”的风潮，就是攒钱买一件另外成百上千个巴黎市民同样买来了的“精品”“奢侈品”。他们中的有些人会怀念上一辈人的激情，那时条件虽然艰苦，但在一次次革命中挥洒的青春最终带来了共和体制；可如今的公共事务却被一小撮职业政客及其政治机器把持着！
只有在两种场合，小市民能获得一些久违的自由感：白天的咖啡馆和夜晚的酒吧。只要花上一小笔钱，就能获得一个座位、一片轻松怡人的氛围、以及一段不受打扰而没有工作责任的时间，甚至还能干些自己喜欢的事——看书、写作、闲聊、辩论、发呆、跳舞……而不必追求什么绩效。另一些人则选择以放弃自由的方式来放松身心：例如加入在林荫大道和塞纳河畔“citywalk”的大军，沿着拿破仑三世精心规划的路线行走、欣赏奥斯曼男爵特意设计的建筑风格；或者在夜总会里欣赏一段批量生产的商业歌舞，随着音乐和其他几百名观众一起无意义地晃动着身体。
1889年于蒙马特开张的著名歌舞厅红磨坊就是后者的代表，这儿的典型表演形式是“卡巴莱”——一种混杂了歌曲、舞蹈和话剧等诸多元素的商业娱乐表演。而后，红磨坊还诞生了“康康舞”，穿着艳丽的舞女们用大胆的舞步和充满激情的动作吸引客人，直到多年以后才逐渐正规化、褪去了情色内涵。在这类歌舞厅中，观众们则多为劳累了一天的工薪市民，三五成群地坐在围绕着舞台的餐桌前，一边用餐饮酒、一边欣赏演出，情到浓处则可能加入舞池一起摇摆。
还有许多日后的文艺大师在年轻时便与巴黎的酒吧留下了不解之缘。1905年，年仅24岁的毕加索为蒙马特一家当年还不起眼的小酒吧创作了一幅油画。《在狡兔酒吧》描绘了衣着华丽、一同饮酒的一对男女，而背景中则坐着一位独自演奏的吉他手。这幅画如今已经是毕加索拍出价格最高的名作之一，而狡兔酒吧也一跃成名，从当年售卖廉价娱乐的卡巴莱歌舞厅变成了今天游人如织的文艺打卡地。
巴黎的咖啡馆中最著名的客人则是那些年轻但不得志的作家们。1921年，时年22岁的退伍老兵欧内斯特·海明威与妻子哈德莉搬到了巴黎，在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住下。他一遍作为记者写作新闻报道，一边也开始了自己的小说创作。三十多年后，在回忆巴黎生活的散文集《流动的盛宴》中，海明威第一篇便追忆了“圣米歇尔广场的一家好咖啡馆”：
“这是家令人惬意的咖啡馆，温暖、洁净而且友好，我把我的旧雨衣挂在衣架上晾干，并把我那顶饱受风吹雨打的旧毡帽放在长椅上方的架子上，叫了一杯牛奶咖啡。侍者端来了咖啡，我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本笔记簿和一支铅笔，便开始写作。我写的是密歇根州北部的故事，而那天风雨交加，天气很冷，正巧是故事里的那种日子。”
我们无从查证海明威那天走进的究竟是圣米歇尔广场边诸多咖啡馆中的哪一间，但海明威与他的美国作家朋友们时常相聚的另一个地方却闻名至今。正对着塞纳河畔的“莎士比亚书店”与英国的那位莎士比亚无关，而是由美国书商西尔维娅·比奇在大战结束后开办，海明威常常从比奇小姐处借阅法国难寻的英文书，詹姆斯·乔伊斯、T·S·艾略特等英语文学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当年也是书店的常客。如今的莎士比亚书店依旧是巴黎最富盛名的英文书店，游客既可以参观大作家们年轻时写作的窄小工作室，也可以悠闲地买上一杯咖啡，在正对塞纳河的小桌子前读一下午书、与陌生人下几盘国际象棋或是用书店的打字机敲出一首小诗。
在巴黎时，海明威还远远没有成为日后凭《老人与海》夺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个硬汉，当时的作品中流露出的尽是大战后的虚无情绪，而他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在战争中负伤、从来没能甩掉那段可怖回忆的无助的年轻人罢了。在今天看来，在巴黎街头有名或无名的咖啡馆中创作的《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皆已成为反战文学的代表作，而与他同属“迷惘一代”的大作家们则重写了现代文学的历史，他们大胆地写出了整整一代年轻人的幻灭与精神上的挣扎。但在海明威自己晚年的回忆里，那是一段心灵无依的岁月：
“我记得他们怎样装了一车伤员从山路下来狠狠踩住刹车，最后用了倒车排挡，常常把刹车都磨损，还记得那最后几辆车子怎样空车驶过山腰。我想到斯泰因小姐和舍伍德·安德森以及与自我中心和思想上的懒散相对的自我约束，我想到是谁在说谁是迷惘的一代呢？接着当我走近丁香园咖啡馆时，灯光正照在我的老朋友内伊元帅的雕像上，他拔出了指挥刀，树木的阴影洒落在这青铜雕像上，他孤零零地站在那儿，背后没有一个人，而滑铁卢一役他打得一败涂地。我想起所有的一代代人都让一些事情给搞得迷惘了，历来如此，今后也将永远如此。”
不过，海明威所居住的那个巴黎虽然历经战火摧残，也遭受了庸俗消费主义文化的浸淫，时至今日却也依然流光溢彩，并不断刺激着一代又一代的反叛者和迷惘者们迸发灵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明威跟着美国军队一起回到了曾被德国占据的巴黎，象征性地“解放”了那座莎士比亚书店，而战后一代的法国年轻人们则即将酝酿一场新的风潮。电影《法外狂徒》中的一幕是三个青年人在一间咖啡馆里跳起了踢踏舞，作为一种反叛常规生活的姿态；而年轻的导演让-吕克·戈达尔自己则拿着手持录影机穿行于街头巷尾，以捕捉一种不经电影工业加工的真实生活。
再之后，雷诺阿与毕加索、海明威与戈达尔，全都成为了文化史教材上的一尊又一尊巨像，正如他们当年反叛学院派和文艺主流一样，如今的学生也受够了背诵这些伟人们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意义”，但是谁又能保证这一代满腹牢骚的年轻人之中不会涌现出几个掀起新的文化浪潮的杰出头脑呢？而巴黎总是在那儿，沧海桑田的拉夏贝尔门和蒙马特、人来人往的咖啡馆和酒吧，也将继续见证着下一个时代在某个转角的匆忙到来。无怪乎海明威这样感慨道：
“但是巴黎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而我们却很年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