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07 蓬皮杜艺术馆

Futurisme 未来主义

“咆哮的汽车，仿佛在碎片上飞驰，比萨摩色雷斯的胜利女神更美丽。”这句挑衅性的话出自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于1909年2月20日首次发表在《费加罗报》上的《未来主义宣言》。这句话立即奠定了这一标志先锋派诞生运动的激昂基调。尽管次年波乔尼、卡拉、巴拉、鲁索洛和塞韦里尼签署了《未来主义画家宣言》，但未来主义并不是一个绘画流派。这是一场持续的文化革命，旨在建立一种新的感性：拒绝过去，重新思考人在现代机器、速度和技术世界中的对抗。为此，未来主义者不仅涉足所有艺术领域，还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时尚、体育、性和女性解放。汇集于此的众多宣言见证了他们将艺术与生活连接起来的全面目标。

通过宣言策略和组织令人震惊的晚会，未来主义成为了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先锋派的典范，从俄罗斯立体未来主义到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运动。

Dada Paris 达达主义

1915年，弗朗西斯·毕卡比亚（Francis Picabia）在纽约停留了一段时间，这次经历与他1913年的纽约之行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在1913年，他在军械库展览会（Armory Show）上制造了轰动，这是纽约首次举办的大型现代艺术展览。正是在这座现代大都市，与摄影师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Alfred Stieglitz）的圈子接触中，他构思出一种新型的“机械变形”艺术，提出了人与机器等同的概念，并在其中对女性进行了本质化和性化的处理。

其他人也传播了同样自由主义的精神。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在纽约提出了现成品（readymades）的概念，而阿瑟·克拉文（Arthur Cravan），一个“逃避了十七个国家”的人，曾于1913年在巴黎发行了争议性杂志《现在》（Maintenant），并在闲暇时从事拳击。

战后，年轻的作家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和菲利普·苏波（Philippe Soupault）在巴黎等待从苏黎世来的特里斯坦·查拉（Tzara）的到来，“如同等待弥赛亚一般”。他们特别关注他所高举的否定精神，这种精神也体现在毕卡比亚、曼·雷（Man Ray）和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的反传统作品中。马克斯·恩斯特将他的珍贵水彩画和拼贴画从科隆寄来。巴黎达达运动就此诞生：它将持续存在，直到过于激烈的分歧将其分裂成新的活跃力量。

Surréalisme belge 比利时超现实主义

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的发展既得益于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于1924年奠定的理论基础，也得益于勒内·马格里特（René Magritte）和E.L.T.梅森斯（E. L. T. Mesens）在1920年代初在巴黎发现的达达主义遗产。这种双重启发赋予比利时超现实主义一种特殊的幽默感，对绘画的相对忽视转向文学，对自动主义的拒绝以及对音乐的浓厚兴趣。这一特点是由布鲁塞尔超现实主义小组的核心人物保罗·努热所坚持的，他与马塞尔·勒孔特（Marcel Lecomte）、卡米尔·戈曼斯（Camille Goemans）、马格里特（Magritte）和梅森斯（Mesens）共同构成了这一团体。

他们出版了几种刊物，包括《食道》、《玛丽》和《通信》Esophage (Oesophagus), Marie (Mary) and Correspondance (Correspondence)，在1924年至1926年间对巴黎超现实主义进行了精细的批判，这是导致1946年分裂的日益显著的分歧的前奏。1930年代，当超现实主义小组“断裂”在埃诺省围绕阿基尔·夏维（Achille Chave）形成时，布鲁塞尔小组也在扩展，聚集了一批在战后非常活跃的新一代艺术家，其中包括马塞尔·马里恩（Marcel Marien）和未来的“眼镜蛇”创始人克里斯蒂安·多特雷蒙（Christian Dotrem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