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之门》的批判（三）

20世纪20年代，苏维埃领导人一心想着世界革命，在邻国乌克兰人中领导了一次积极的秘密活动，试图扰乱和削弱东欧多民族国家。法国和其它西方列强为其阵营试图把相同一些国家变成缓冲带，以阻止布尔什维克在欧洲蔓延。苏维埃乌克兰领导人让自己的共和国扮演一个新的乌克兰山麓地带——这个状态会让外国资本阶级暂时统治下的乌克兰人得到民族和社会层面的解放。这个术语本身追随到意大利统一时期，山麓地带带领意大利其它地区走向民族国家的形成。波兰人和当时的乌克兰人把“山麓”隐喻用于Galicia，二者都视其为他们各自民族运动的中心，然后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党用了这个隐喻。（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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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决定（巴黎和谈承认波兰人统治Galicia）夺走了乌克兰人在Galicia的最后希望：他们原本认为西方干涉能够改善他们的处境，让他们以最好的方式应对新的政治状况。（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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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波兰语的推广，以及权威机构拒绝把民族作为一种普查范畴使用，宗教（这个情况里是希腊天主教）成了两次战争之间的Galicia乌克兰人身份的主要标记之一。（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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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新的，也是1918年到1921年为独立而战的老兵所缺少的。新的意识形态谴责战前乌克兰运动领导人的自由民族主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OUN）控告他们把他们自己局限于语言问题中，培育了失败主义文化。它宣布民族是其至高的价值，目标是创造一个“新人”。Dmytro Dontdov，东乌克兰出生，前社会民主人士，把这种意识形态公式化了。他从未加入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但用他的著作形成了这个组织的新一代领导人和活动家。（第195页）

*虽然我们推测得出来，激进代表以前太慢，局限于语言问题代表以前不够全面，但是作者对这种意识形态及其著作还是没有作任何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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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向成功的那些年，斯大林从党总书记第二把手成了那片土地上最有权力的人。他使用党的机器控制政府和中央政委（GPU）所具化的镇压机构——秘密警察的一个委婉词。

之前的和平年代从未出现这么依靠一个人的思想、行动和突发奇想的情况。斯大林的权利和影响超过列宁……（第200页）

*这个在内，还包括201页第一段，基本上是无从判断的。例如（第201页），“苏联领导认为，工业化和集体化方案，加上文化革命——一组政策计划用于训练新一代干部，代替旧的管理阶级和官僚化的阶级——是保证共产主义政权在西方资本主义敌对势力下最好的存活手段……他们只能从内部提供工业化资金——西方肯定不想给一个一心要世界革命的国家提供资金——所谓社会主义资本积累的唯一内部源头是农业，换言之，农民阶级。斯大林最初拥护“自然的”、革命性的工业化，但是然后转了立场，坚持较快的经济上和社会上的转型。”

我说无从判断，是指即使用结果反推过程，也至少要有具备代表性的、不浮在表面的事件概括，来支撑对特定时期的批判。那么，可能是转变立场前的方案过于“温和”，立场转变后的方案过于“激进”，作者是想说这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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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32年之后，乌克兰发现自己被欺骗了。资源改道投入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工业化，苏联远东，远离与波兰的危险边界。分配给乌克兰的大多数资本进入传统东南工业地区，离边界较远。第聂伯河右岸仍是农业区——进入那里的大多数投资用于建设红军防御阵线。（第201页）

*只能说，作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独立的乌克兰国家，一个是苏联联盟共和国之一，也是苏联的创始国之一，一个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两种身份的确有两种不同的政治和经济目标及其行动方针，但是，靠着用独立乌克兰国家的视角来分析1932年的乌克兰，作者最终找到的不是指向历史的进步性和局限性，或进步中的曲折性和历史社会发展阶段不可飞跃性，而说成是受到根据当时历史情况看不出任何问题的战略的“欺骗”，是他自己的文本的宏观陈述方式的可笑之处。这样显得是托词，而不是理由，是说服，而不是让人信服，就像坐上飞机满世界跑货物的商人，指责14世纪的手工作坊的师傅只带两个学徒，自己还得干活，累不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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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iprohes的建设不止以一种方式创造历史。因为自乌克兰工业化发展开始以来，劳动主力首次不是由俄罗斯民族而是乌克兰民族组成，后者构成几近60%就业者，前者只有30%。这种转换的原因可能是每个在1932年10月离开Dniprohes建设去探查乡村的人都十分清楚的，因为乡村正面临人为的饥荒。（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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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晚期，乌克兰村庄变得让当地居民难以忍受，像革命前的俄罗斯村庄一样，只是更糟。并非贫瘠的土地或坏天气，而是充满戏剧变化的政治气候，使乌克兰村庄成了农民的人间地狱，使他们离开家来到Dniprohes之类的建设区。那是斯大林强迫集体化的政策的结果：在把所有可能的资源挤压出村庄的过程中强制农民放弃他们的自然习性。（第202-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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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GPU官员、党干部和普通党员到达乡村，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场，这意味着上交他们的私人土地、马和农具。1930年3月，权威机构报告所有耕地的70%以上已经集体化——1929年的所有土地中不到6%属于集体农场和国家农场，现在比前一年增加10倍多……

权力机构不仅逮捕和监禁反叛领导，还从乌克兰驱赶、强制地重新安置任何背上“Kurkul”标记的人——一个术语，最先用于富农，后来扩展而包括任何不属于农村人口最穷阶层的人。1930，苏联从乌克兰驱逐的带有Kurkul标记的家庭超过75000，把他们赶到Kazakhstan和西伯利亚最偏远的地区。许多人被火车运往最远的森林，留在那里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第201-203页）

*大部分农村人口都是有私人土地的？只能从结果来推测，事实或许是这样，耕者有其田，谁要强行夺走（当时生产条件或时代背景下）仅够糊口的财产，肯定也是要反抗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统地”夺走生产资料，间接扩大无产阶级的数量，首先不过也只是“圈地清洗农村居民”，剥夺他们的耕地，偷窃他们的公有地，赶他们大部分人去城市刚刚兴起的手工工场里工作，留一小部分人在农村让“有关系买得土地”的改良家组织起来进行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其次，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在“剩余人口”这个基础上“正规地”通过资本差异、设备差异、价格差异和剩余价值差异，而逐渐使无产阶级固定下来，就是说永远没有生产资料，永远需要工资购买生活资料。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发展从14世纪末到18世纪中，400多年来，人们都没有反应过来，直到19世纪头几十年，立法规定了土地掠夺的合法性，才让人们知道要反抗了。此外，资本主义还要搭配一些实际慈善行动和宣传来稳定民心呢。这样比起来，苏联的方式就太野蛮了，完全是“不管怎么样，先‘共产’再说，没有条件，硬要创造土地和财产集体化”。

以上只能看到哪儿说到哪儿。作者没有介绍那段时期农村的经济结构，例如，地主、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的人数比例，租地面积和个数，产量和单个农业工人的产值等等数据，或者把农村社会阶层结构一笔带过也没有，所以是没有办法按照他给的思路来下结论的。即使我们能够下结论，也不会令他满意，即，苏联用一种原始氏族做派来掠夺文明社会的人的财产，原因竟然是一个挖掘不出来的秘密。

我最开始认为，作者十分欠缺维特斯根坦所说的能力，即“句子用各个条件来表达某个相当明确的事物的象征意义，而完善逻辑语言可以完成这些条件”，现在反而认为，作者在这方面并无欠缺，不过是用一种“缺席产生在场”的逻辑语言来实现了那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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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3月，斯大林发表一篇名为《胜利的头昏》的文章，他把强制集体化归咎于过度热心的地方官员头上。党的积极分子把这篇文章诠释为党命令停止强制集体化。接下来几个月，之前集体化的一半土地归还给离开集体农场的农民。但是这是暂时的。1930年秋，强制集体化运动又开始了，这次农民很大程度上选择消极抵抗，包括只生产必要维持生存的谷物和农产品，大量杀家畜以防止国家充公，逃离村庄，经常选择去如Zaporizhia的工业中心，在那里他们加入新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第203页）

*你看，不知道为什么要集体化，所以也没法分析当时执行者为什么要这样各自为政，反复无常的原因，就是说，不知道集体化的起因，就无法知道其效应当中各个现象的起因。经历的人的感受可能是漫无目的破坏，但是历史学家的历史也给我们呈现一种并非“春秋笔法”的“隐晦不明”，我们还能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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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大饥荒（乌克兰语，Holodomor）是不是对乌克兰及其人民大屠杀的预谋行为？2006年11月，乌克兰国会这样定义了。世界上许多国家议会和政府有相似的决议，而俄罗斯政府发起一次国际运动以潜在破坏乌克兰的声明。对乌克兰饥荒的性质的政治争议和学术辩论至今仍在继续，主要围绕“种族灭绝”这个术语的定义展开。但是，广大舆论也一直关注一些关键事实和1932-1933大饥荒的诠释。大多数学者同意那的确是官方政策所导致的人为现象；而它也影响了北高加索，伏尔加下游地区和哈萨克斯坦，只是在乌克兰，它出自带有明显民族色彩的政策：斯大林决定终止乌克兰化政策，并同时攻击乌克兰党干部，而饥荒紧接着发生。饥荒给乌克兰社会留下巨大创伤，让乌克兰后来几代人失去公开抵抗政权的能力。（第206页）

*作者用各个事件的时间先后顺序直接充当一个研究对象的前因后果的做法的确是荒唐的极速暴力分解法，是任何科学学者都不齿的。在这里打几个比方，简单说明一个研究对象的因和果、本征手段和外来（偶然）手段，以及一个研究对象到另一个研究对象的运动。一个人有一块地，准备盖两层小楼收租子，盖普通房子收租金这件事的因是“租子”，果是“租子”，本征手段（有效起因）是盖两层小楼。现在，政府突然要在他的楼旁边修地铁，这是外来手段，结果他收了地铁旁楼房的租子。又假如，他的那块地被人发现有石油，资本家或国家要租他的地开采石油，那么，他结果收了石油开采地的租子，而后者就成了最初对象的一个变体。进一步发展，他许多年后成了石油大亨，这个不同的研究对象的因是石油大亨，果是石油大亨，但是使这个对象变可能的条件之一是石油开采地的租子的积累。然而，如果盖普通房子却没有收到租金，差错的陈述就成了研究对象，而这个对象的因是差错，果是差错。

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生产从封建主义生产中诞生”这个研究对象时所叙述的“

也可以让我们更好理解：首先，要陈述一个真的研究对象，其次，这个研究对象的典型事件可能会有不同的时间顺序。

从本书中，我发现不了是大屠杀的预谋行为的一丝证据，而是大悲剧的事实问题，尽管作者在前一段说“斯大林通过清洗苏维埃乌克兰的党和政府机构，而成功地保住苏维埃乌克兰，因为他们那群人不愿意违背他们自己的人民，从饥民手中夺走最后的食物供给”。这类迷雾事件当中的矛盾，会在后文乌克兰和苏联的其他冲突点（例如，核泄漏事件）中彻底暴露出来。我们并不厌烦作者不停地暗示“即使对乌克兰饥荒的性质的政治争议和学术辩论至今还在继续，但是主要围绕的内容仍是‘种族灭绝’这个术语的定义”，这种叙述就是说，已经是把错误定性为“种族灭绝”，只是看“种族灭绝”定义有没有松动了；我们在这里只说一下作者“又不小心”遗漏的历史：一方面，莫斯科的政策和方式是什么？另一方面，执行政策过程中的直接执行人和上文中在最后救助坚持中的人是不是同一群人，以及他们执行政策的方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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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区完全集体化，98%家庭和99.9%可耕地登记为集体财产。问题是，无可挑剔的集体化统计数据掩饰了农业的悲惨收成。1940，乌克兰产出26.4百万吨谷子，只比1913年多3.3百万吨，农业生产只有不到13%的增长。村庄遭到大饥荒和集体化破坏，跟不上快速成长的工业城市的脚步。虽然乌克兰经历了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却为“跳跃前进”付出惨痛代价。1926-1937年间，苏维埃乌克兰的人口从29百万跌至26.5百万，1939年增至28百万多。（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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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对Transcarpathia的发展忧心忡忡，竟在1939年3月莫斯科党会上演讲时荒唐地认为德国支持乌克兰人独立。苏联之外可以被希特勒用来挑战斯大林掌控苏维埃乌克兰的乌克兰人的土地的存在意义重大，成了斯大林的“要塞建设者”在二战前夕主要考虑的对象。防御壁垒似乎发展成了一条巨大裂痕——乌克兰民族统一主义的威胁。（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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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构想和英国联盟抵御法国，同俄国签订公约消灭波兰。最终，俄国——或苏联——应该提供希特勒想要的东西：安居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的财富，可以把德国变成一个欧洲帝国，国家与其殖民地的联系不会受到英国打扰。与英国的联盟永远没有实现，但1939年秋，希特勒的确和苏联达成一致，灭了波兰。

……当斯大林推迟苏联参战，顾虑英法的反应和苏维埃日本在蒙古的冲突的时候，德国外交官用乌克兰这张牌加快苏联进攻波兰的步伐。他们声称，如果USSR继续推迟其侵入，德国只能在原本分给苏联的领土上创建新国家。德国支持在Galicia和Volhynia形成乌克兰国家是该地区斯大林最不想见到的事。当他最后把军队派去波兰边境，使用的托词是“保护兄弟般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

……苏联抓捕后来又释放了大多数士兵。然而，军官却遭遇不同的命运。USSR在三个集中营关押了近15000名军官。一个在乌克兰，两个在俄罗斯。1940年春，他们大多数人死于近Smolensk的Katyn森林和别处的大屠杀。然而，最初几乎没有人，尤其在非波兰人当中，没什么人怀疑苏联人的邪恶意图。红军在机械化方面不是德国的对手，却向波兰军队演示了装备质量的优越性，包括新坦克、飞机和现代枪——全部是斯大林工业化努力的产物。但是让许多人惊讶的是，苏军官和士兵经常穿得不好，吃得不好，对于波兰商店里的食物和货品的相对丰盛感到震惊。波兰当地人发现苏军官被灌输了严重意识形态东西，没有文化，不懂世故。好几年，他们都谈论和反复谈论红军军官妻子确实穿着睡袍去剧院，却认为她们穿的是晚礼服。……（第210页）

*作者已经开始进入自己的“世界”了，或者“更超前地”站在未来唯心地评论当时的局势，就是说，臆想了一个不在苏维埃联盟中、又在苏维埃联盟中的“大一统”乌克兰，既要苏联最早出兵攻打德国（参见前几页），期间别碰一直有摩擦的波兰，又在苏联联合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军队出兵时指责苏联虚伪，说苏联是担心挨着苏维埃乌克兰边境的、本来和德国商量好可以瓜分的西乌克兰领土不翼而飞，这才入侵波兰的。

至于苏联当时军备不足和并不先进却执意立刻出兵，波兰后盾（英法国家）的态度和行动，以及波兰周边国家的局势，这些关键信息只有读者自己生疑而自行另找资料了。因为作者把苏联军事机械化不如意，士兵羡慕波兰商店食物和货物相对丰富之类的话，只是当成了嘲讽的素材，而不是这场战争本身走势的一些客观条件。这样的结果只会让人感觉他所说的“当地人发现苏联士兵被严重意识形态灌输、没文化、不懂世故，军官妻子穿睡袍去剧院，以为自己穿的晚礼裙……”（此时又）都带着高人一等的虚伪“感叹”了。

他可能认为前面的大悲惨时期在情感方面足够使当时未解散的联盟具备一种不存在又存在而应当弥补的一种精神状态，可是，即使在他所臆造的语境中，也怎么能让一个带着自己造成大悲剧的政权立即就有一种觉悟，不顾失去政权，甚至亡国的危险去弥补和帮助未来会统一的自己和当时矛盾的波兰而打德国呢？客观上站不住脚，情感上也失去了支撑。

注：B站可以搜“【MHV】苏联视角:1939年的瓜分波兰”视频，至少有较客观的时间线上的局势走向，至少客观陈述了，波兰在寡不敌众下投降德军而与之联合打苏联，而苏联后面的确也屠杀了大量波兰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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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9月15日……希特勒命令在乌克兰的部队撤回到第聂伯河防御线。一周后，苏军跨过基辅的第聂伯河北岸，第一次攻破希特勒东墙。……

……1943年7月，红军赢得Kursk战役胜利，之后开始向乌克兰推进，此时苏领导人撞见一个与之前完全不同的国家，比他们1941年夏秋紧急撤离的时候，现在的城市空荡荡的，工业企业完全被毁。

活下来的人欢呼红军是解放者，但苏军官对自己的真挚怀疑不断。欢迎他们的人在敌人管控下活下来，而另一些人由于长期生活在苏联控制之外，所以怀疑斯大林主义制度。东正教的信仰者之前已习惯希特勒给予他们的自由的唯一形式——祈祷自由。有些人首先不在单一国族方面思考自身，自从生活在纳粹占领区之后也开始这样做，因为生死大事经常取决于种族划分。这一切都威胁胜利的共产主义政权。直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公民要填写大量表格，说明他们或他们的亲戚是否过去生活在德军占领区。这些问卷表格差不多是个人犯罪记录的问卷表格。（第220页）

*作者是可以客观记录当时各个群体的精神面貌的，例如前面叙述的：德军来时，甚至连后来救了一大批犹太人的天主教大宗教主一开始也在形势不明朗下欢迎德军。当时乌克兰社会的主流为什么是欢迎德军？就是一方面对大饥荒的伤痛记忆，一方面错误以为德国是30年代的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