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拉尼奥：《法兰西恐怖喜剧》

出自2017年出版的小说集《Sepulcros de vaqueros》，原名Comedia del horror de Francia，推测创作于2002—2003年，详见西语Wiki。有许多只有人名的注释是因为懒得写了，别在意。

献给劳塔罗·波拉尼奥与亚历山德拉·波拉尼奥

那天，我没记错的话，发生了日食。我们这帮罗杰·波拉巴[1]的朋友们坐在滨海大道（官方称作“戈芬上校大道”）弯道处，一家名叫“太阳之家”的冷饮店里。我们一边等着日食的壮观场面，一边谈论诗歌与政治，我们经常聊这些。我们挑了张靠窗的桌子，窗外是悬崖，座位算不上店里最好的，但也不算坏。服务员总是最后才来搭理我们，但波拉巴还是以他一贯的威严主持整张桌子，那时我们还年轻，没经验，总把自己当回事。

我们的邻桌坐着一个男人，他身穿黑色衬衫，打着猩红色领带，外面套上一件白色棉质西装。他身材高大，至少有一米八（六英尺），正在喝一杯加了圭亚那可乐的朗姆酒。他身边坐着两个女人，一位比较年长，她四处张望，似乎被店里的节日气氛吓到了；另一位年轻得多，时不时就依偎在那个衣着光鲜的男人怀里，低声说些我听不清的话。

后面的事情我都记得，因为在日食发生时，那个男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抬头盯着太阳跳舞（其他人都透过胶卷底片或特制眼镜观看日食，甚至有人用啤酒瓶的深色玻璃碎片），几秒钟后，那位年长的女士也加入了他，跳起了一种恰空舞或滑步舞，也可能是啼鸡舞或伞舞[2]，这种舞蹈带着过时而又恐怖的气息，据波兰巴所说，这种舞蹈只会出现在圭亚那北部非常靠近国境的森林里，那里是全国最贫瘠，交通最不便利的地区，疟疾、登革热与迷信盛行，村庄几近废弃。

还没完。太阳开始变暗，直至完全变黑。而那个衣着光鲜的男人与年长的女士跳起了伞舞，这种舞蹈时而像滑步舞，或是因其步伐的精准而像恰空舞，或是因其淫荡的动作而像啼鸡舞，他们轻声吟唱，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天象。他们看着像是被附身了，但并不是被暴力强上身，而是以一种顺从、官僚的方式。那位年轻的女孩对日食不感兴趣，只是盯着他们看，好像那些有规律的旋转舞步是正在发生的，最有趣的事。我还得说，在店里那些都把鼻子贴到窗玻璃的人中，或许，除了那位女孩，我是唯一一个同时关注室内外的人。太阳完全被覆盖后，我们所有人，也就是罗杰·波兰巴的朋友圈，都屏住呼吸，大力鼓掌。其他顾客也跟着我们一起鼓掌，整齐的掌声如雷贯耳。就连那个衣着光鲜的男人也停下舞步，做了一个恭顺而又讽刺的鞠躬。就在这时，那位年长的女士突然大声惊叫。

“我瞎了。”她喊道。

“太阳之家”冷饮店里那些带着深色眼镜仰望天空的服务员，见状都笑了起来。

那个衣着光鲜的男人挥动着手臂，试图抓住坐在地上的年长女士，却未能成功。那位年轻女孩站了起来，握住了男人的手。

“日食结束了，”她说道，“我们该走了，亲爱的。”

我用手肘碰了碰我的朋友达维德·阿朗，让他注意下身后发生的事，但他只是扫了一眼引起我注意的那三人后，又重新关注起笼罩在埃斯佩兰萨港[3]的大道与山丘上的超自然黑暗。随后，那位年轻女孩扶起了地上的女士，叫她妈妈、母亲、生母、夫人、女士、我无罪的女士，泪水沿着她的脸颊流下。多么荒谬的表演，我记得当时我是这么想的。那个衣着光鲜的男人再次坐回座位，给他那块显然不菲的闪亮手表上弦。我转回头不再看他们。下方的海面突然平静下来。海水，按罗杰·波兰巴所述，似乎不知道是该涨潮还是退潮。我们听见了狗吠声，穿过悬崖，在海滩的滨海步道上，我们看见一个男人跳入水中，游向浮标。沿海的第一排建筑似乎有些位移，稍微向南倾斜，就像精神错乱的比萨斜塔。先前漂浮在埃斯佩兰萨港天空中的那几朵云消失了。一种像是煤炭摩擦干燥木头、石头摩擦宝石的声音，几乎无法察觉地划过首都的空气。罗杰·波兰巴，号召我们在这家冷饮店碰面的人，说下次日食时我们要穿着泳装在海滩上观看，届时我们会像那个朝着浮标游去的人一样。

“下次日食是什么时候？”有人问道，我认不出是谁。

“三十年后。”达维德·阿朗回道。

我转头去看那个衣着光鲜的男人与他的女伴时，他们已经不见了。阳光再次透过窗户照射进来，大多数人都将用来保护眼睛免受太阳光线危害的工具收进口袋（或扔到地上），只有服务员们还带着深色眼镜服务，这种习惯持续了五年多，最终形成了一股风潮，引得酒店、海滩附近的餐馆以及舞厅的服务员纷纷效仿。

下午的剩余时间如往常般进行：有人写了首关于日食的十四行诗；有人将日食与我们国家的文化状况进行比较；还有人声称，在日食期间受孕会生出残疾儿，或者会比恶魔还要邪恶，建议人们不要在日全食或日偏食期间做爱。轮到付账，大伙都摸摸口袋，像往常那般，总有人钱不够，或是根本没带，大家就得民主地帮他解决债务，无论是啤酒、咖啡还是菠萝甜品[4]。可以看出，没什么东西很贵，可当你很穷时，东西不免费那就是很贵。

后来，冷饮店老板，尊重波兰巴作为运动员的过去，勉强接受他现在的文学教职，开始赶我们走，我们也乐意这样，因为店里没有空调，那时已经热得受不了了。我们转战城里最大的公园，戴高乐公园，继续聚会，我们躺在草坪上，阿尔西德斯·拉穆埃特告诉我们，草地已经一个多月没人修剪了，因为市政外围人员在罢工，园丁和公园看守都参与了，但没有垃圾工，因为他们的劳动法规不同。因此，我们发现草坪比平常情况要高（高得多），罗杰·波兰巴与我们五六个到处跟着他的人就躺在上面，而卖大麻和安非他命的贩子则坐在替代原先铸铁长椅的水泥或花岗岩长椅上，原先的长椅被人偷走卖给了市里那些有钱有文化的家庭。

我们如往常般，大声朗读了《埃斯佩兰萨港观察者》文学增刊上发表的新闻，内容在我们看来相当不详，那些已经离开的学者的名字，那些仍在外交部或卫生与社会福利部的地下室里思考复杂的启发式问题的名字。与这些名字并列的，是一些光芒四射的年轻人（尽管有些年轻人已经五十多岁了），这些年轻人会接替他们的位置，目前正忙于撰写关于我们共和国动植物的文章。他们这帮人，是罗杰·波兰巴最为怨恨或嫉妒的，因为他与他们属于同一代人，而且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他在国家文坛上处于边缘地位。我们如往常般，嘲笑他们的诗作，嘲笑他们的翻译（有篇从德语翻过来的，读着像是一个口吃的克里奥尔人写的），嘲笑他们的评论，大多数情况下那些评论都是写给大师的奉承前言或是写给同行与朋友的吹捧评注。天色渐暗，吹起了南风，我们陪波兰巴回到他位于港口的家，那是一栋渔民小屋，里面挤满了我们的导师在他长期的体育生涯中赢得的奖杯与奖状以及书籍，它们相互争夺着最后一寸空间。

在那里，如往常般，他给我们每个人都倒了一小杯朗姆酒，我们一口喝下，然后如往常般，我们把手叠在波兰巴伸出的手上，大声喊道：

“致胜利！”

之后我们就离开了，让我们的导师休息。

但那晚，我的同志们眼中都闪烁着一股微弱的忧郁，好像波兰巴式的欢呼不足以振奋人心，或者好像我们都在慢慢衰老。阿尔西德斯·拉穆埃特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这种感觉：

“十五年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三十年后，能在埃斯佩兰萨港看下次日食的时候，我们又会怎样？我们可能在药店工作，去当公务员，或是已经搬到内陆过上难堪的生活。我们会有孩子，会得疾病。没人会写作。而这个破国家还会和现在一模一样。”

“不会一模一样，”达维德·阿朗说道，“可能会更糟，可能会比更糟还糟。”

“那我们就不会活着了，”我说道，“如果这个国家变得更糟，我们就没得选了，得逃到森林里。”

“这是一种可能。”达维德·阿朗说道。

我们走到了市中心，霓虹灯映射出时而黄色、时而蓝色、时而红色的光影，洒在我的朋友们的脸上。我们正式握手道别。我朝海角区走去，我母亲在那里开了家炸鱼店，顺带售卖木薯与豆子。阿朗与拉穆埃特往新城走，那是一位比利时建筑师十年前在城郊规划的工人住宅区，临近两座纸浆厂，现已破旧不堪。我一边走一边哼着一首流行歌曲。后来，我碰到了几个白人青年，他们应该是游客，但看着不像，我在脑内即兴创作了一首关于人类不分国家、不分民族，团结一致的诗作。他们（只有一个是女孩）钻进一辆凯迪拉克敞篷车，车子发动时轮胎发出刺耳的尖声。我静静站着，看着他们留下的尾气，直到他们消失在独立大道上。我走到公交站时，公交车已经开过去了，我决定省下车费，走路回家。

我不知道怎么想的，决定走一条小路（至少我认为是捷径）穿过山丘。我以前没走过这条路。我通常会穿过商业街，那里的各色人等直到深夜都相当忙碌。也许那晚，我正好不想面对熙熙攘攘的人群，也许我想尝试一条未知的线路，也许我想呼吸一下埃斯佩兰萨港高地上更清新的空气。

我只能确定，我没右转往海边走，而是左转穿过一条相当宽敞的大道，我不记得它叫什么了，路面一开始很缓。过了一会儿，大道两侧的棕榈树消失了，变成了高大的松树，夜幕中它们的树冠昂然挺立。市中心的噪音也消失了，变成了大道上几辆汽车低沉的轰鸣与夜鸟们相互呼唤的啼鸣。我认出了啾啾鸟，它似乎在嘲笑每一个人，我可能还认出了发热鸟[5]，它的歌声或叫声充满了厌倦。

之后，我经过一家加油站，那里的灯都亮着，但没看到人影，我没忽视这一细节，并让我有些警觉，因为那段日子里，报纸上经常报道加油站与服务站遭到抢劫的案件。我加快步伐，走过加油站后，我注意到路面变得更陡，两侧没有房屋，只有围栏，就好像不久前才划分了地块。每个地块都有不同的围栏。支路没有铺设沥青。

当我走到山顶时，我看见了海洋、港口的灯光以及滨海大道上的车流。我没有看到海角区的灯光，它位于海湾的另一恻、科科河[6]的岸边。有一瞬，我以为我的方向感让我走错了路。但我知道，如果我继续走，越过第二座山丘，不久就能走到老医院区。我对那里的地形了如指掌，再从那里走几步就到海角区了。

于是我继续走，走到一座郁郁葱葱的广场，繁茂的树木与大片的深色植物在微风中发出奇怪的声响。就好像它们在交谈。就好像它们在反复讲述同一个故事。就好像那场我们三十年后才能见到的日食，已经永久地驻留在它们的叶间。我又听见了啾啾鸟。它似乎在呼唤另一只鸟，至少我这么觉得，但没得到回应。啾啾、啾啾、啾啾，啾啾鸟在松树顶端叫着。然后是寂静的等待。没有回应。那只鸟再次呼唤，再次等待，结果依旧。我想它的心情还很好。我觉得它一定是在嘲笑自己，而不是嘲笑听见它的我们。于是，我不假思索地，回应了它：

“啾啾。”我的声音有些小，像是一只害羞的啾啾鸟，然后逐渐加大音量，直至找到合适的音调。

突然降临在广场上的寂静让我起了鸡皮疙瘩。不仅是因为啾啾鸟没有回应我，还因为我感觉所有的植物似乎都转过头来注视我。被注视的感觉并没让我气馁，我再次用它的语言呼唤它，这种语言只有两个音节，这意味着发音的音调决定了任何细微的差异。也许，我这么告诉自己，啾啾鸟的啾啾是想说我好孤独，我要一只雌鸟，或是我很高兴，我在等一只雌鸟，而我答复的“啾啾”是想说我要杀了你，我要撕碎你，我要你的羽毛，或是我要你的内脏。

不出所料，没有答复。我想象着啾啾鸟正躲在某根树枝上，用一种讥讽的笑容盯着我，像是老滑稽演员的微笑，嘴角挂着“欺骗”“鲜血”这类词汇，如同两条蠕动的虫子。广场另一恻，大道分叉成两条宽敞的街道。我在心里请求那只鸟原谅我刚才开的玩笑，然后我转向右侧的街道，它似乎比左侧的要亮。

起初，那条街道是下坡路，但过了一会儿路面就平了。房屋都修得很大，配有花园和车库，尽管有些最新款的汽车停靠在人行道旁。空气中飘散着植物刚浇过水后的香味。院子里的草坪看着被修剪得整整齐齐，与戴高乐公园的情况完全相反。每隔几米就有一盏路灯，要是光线还不够充足的话，每户人家的门廊上都有一盏灯，吸引着蚊子与飞蛾。透过几张窗户，我能看见人们仍坐在餐桌上聊天，或是看着电视里的最后一档节目，尽管感觉街上的居民大部分都已经睡着了。

我加快步伐，人行道对面，一盏路灯与一颗巨大的松树旁，有一座电话亭。我觉得很奇怪，甚至感觉很荒谬，这种社区里每家每户肯定都有电话，为什么还要配一座公共电话亭。我家最近的公共电话在三个街区开外，而且大多数时间里它都用不了，所以我和我母亲想打电话时，我们至少得走六条街道去自行车场街的公共电话亭，那里靠近海鲜摊位。我沿着人行道走的时候，对面的电话亭响了。

我放慢步伐，但没停下。我清楚地听见第一声铃响，然后是第二声。我想象着一个男孩或女孩会从某户茂密的院子里跑出来接电话。第三声铃响让我颤抖，接着是第四声与第五声，我停了下来。有一瞬，我以为这声音会吵醒四邻街坊，他们会看到一个陌生人走在他们的街上，可能会把我当成小偷。电话响了第六声，接着是第七声，我过了马路。到对面后，我停了下来，以为电话不会再响了。但我听见第八声与第九声，铃响的声音更大了。在第十声响起前，我溜进电话亭，拿起了听筒。

“您是？”一道口音不像南圭亚那、中圭亚那，甚至不像北圭亚那的声音说道。

“是我。”我傻傻地答道。

“噢，很好，很好。您的名字是？”那道声音也没有法国口音。我们当然是用法语交流的，但他听着不像法国人。他的声音听着更像是一个说法语的波兰人或塞尔维亚人。

“迪奥多罗·皮隆。”

“就像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好名字，很有创意。”那道声音说道。“请等下，我要记下来。”我听到一阵笑声。大概是在开玩笑吧。“好了，迪奥多罗，我猜您还很年轻，是个诗人，对不对？”

“是的。”

“介意告诉我您的年龄吗？”

“十七岁。”

“您出版过诗集吗？在文学杂志上发表过诗作吗？或者是在报纸、小册子、壁报、副刊或教区简报之类的东西上发表过？”

“没有。我从未发表过我的诗作。”

“您正在或计划出版书籍吗？”

“没有。”

“很好，很好。迪奥多罗，先别挂电话……”

我听到了嘎吱声。像是有人一拳打破了一块薄薄的木板。我听到了杂音。听到了低声的咒骂与抱怨。然后是沉默。电话亭外的街道上，一切似乎都很正常。我想象着那些人与他们的孩子正在睡觉。我想象着住在这条我不认识的街上的年轻女孩们。我看到她们早晨穿着迷你裙或名牌校服出门去上学。我想到了我的母亲，她还在海角区等我。

“迪奥多罗，您有没有想过，我是谁？”那道声音突然问道。

“没有。”

“一点头绪都没有？”

“你们是在开玩笑？”我猜测道。

“不不不，我们没在开玩笑。您真的一点儿都不知道我们为什么给您打电话吗？”

“我只是路过，听到电话铃响就接了。”

“不，迪奥多罗。我们就是要找您。我们知道您会接通响起的公共电话。我们给您可能经过的四五条路线上都打了电话。”

“这是我第一次走这条街。”

“那里应该叫榆树街。虽然我觉得那里没有榆树。”

“是的，只有松树。”

“但那里应该很漂亮。好了，我再问您一次。您知道我们是谁吗？”

“不知道。”我坦白说道。

“您想知道吗？想听听我们的提议吗？”

“非常想。”我说道。

“我们属于……不对，属于这个词不合适，因为我们不属于任何人或任何事物……实际上我们只属于我们自己。迪奥多罗，我们有时候，甚至连这点都不明白。这话会有些道德说教吗？”他思考了一会儿后说道。

“不会。我完全同意您的说法。人只属于自己。”

“好吧，不完全是这样，但差不多。我觉得我们有些跑题了。”

“您要告诉我你们组织的名字。”我帮他把话回到正题上。

“啊，对。我们是地下超现实主义小组（Grupo Surrealista Clandestino）。”

“地下超现实主义小组。”

“或者说是处于地下状态的超现实主义小组。简称GSC。”

“您是GSC的成员？”我激动地问道。

“我算是GSC的积极派。您听说过我们？”

“说实话，没。”

“很少有人知道我们，迪奥多罗，这是我们策略的一部分。您听说过超现实主义，对吧？”

“当然啊。我们的导师，罗杰·波拉巴，就是南圭亚那的伟大诗人雷吉斯·圣克莱尔[7]的朋友，布勒东曾说过，‘他的马是黑夜’。”

“当真？”

“当然。”

“稍等，迪奥多罗，别挂电话。”

我听到有人在咒骂，那显然不是法语。毫无疑问，是一种斯拉夫语或巴尔干语。

“雷吉斯·圣克莱尔……圣克莱尔，圣克莱尔，圣克莱尔……找到了。南圭亚那的诗人，1946至1950年是超现实主义小组成员。出生于鲨鱼角，长期居住在非洲。他出版了大概二十本书，里面赞颂了黑人文化、克里奥尔美食和流亡的心理景观……流亡的心理景观，这话到底是谁写的……他在职业生涯的末期回到自己的祖国，主持国家图书馆的事宜……在鲨鱼角的家中自然死亡。是这位吗？”

“是的，先生。雷吉斯·圣克莱尔。”

“您说他是您的导师，某位波兰巴的朋友？”

“罗杰·波兰巴。他们就像是指甲与污垢。原谅我的比喻。”

“丢掉导师吧，迪奥多罗，都十七岁了，也该这么做了。”

“我会考虑的，先生。”我不止为何，兴奋地答道。

“让我们回到正题。您说您知道超现实主义，对吧？”

“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诗人。”我坚定地答道。

“不止是诗人，迪奥多罗，还有画家与电影制作者。”

“我爱布纽埃尔。”

“但最重要的是，他们是革命者，迪奥多罗，听清楚了。有先知、占卜师、法师、巫师、死灵术师与灵媒。但这都只是伪装。有时伪装得好，有时伪装得烂。但那都只是伪装，明白吗？”

“我明白。”我不太确定。

“伪装是为了什么？为的是隐藏革命者的身份，您明白吗？”

“嗯，”我答道，“革命者隐藏起来是为了进行革命。”

“不，”那道声音打断道，“革命是公开进行的。革命者隐藏起来是为了准备革命。”

“明白了。”

“而地下超现实主义小组，大概来讲，就是这样。一个无人知晓的超现实主义小组。我们缺乏宣传。”他说着就笑了。他的笑声不像法国人，而像一个在巴黎生活了很长时间的波兰人或俄罗斯人。“这也解释了我们的这种传教活动，但这词不太恰当，可以说我们是在选拔，通过电话进行的选拔。”

“怎么不让官方超现实主义来负责选拔呢？”我提议道。

“官方超现实主义就是妓院，迪奥多罗，我来给你讲讲吧。布勒东去世后就没人受得了那帮人。别误会，里面还有些值得尊敬的人，特别是一些寡妇，超现实主义者的遗孀都不是常人，但绝大多数超现实主义者都是些庸人。要是我能做主，我会把他们全都吊到香榭丽舍大道的路灯上。”

“这点我同意。”我说道。

“事实上，”那道声音用着一股梦幻般的语调说道，“官方超现实主义，除了那些值得尊敬的，没人知道GSC的存在。设想下，好比在一个房间里，住着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像您或像我，而房间里还活着一个幽灵，我不确定活着这个词合不合适。他们共享着同样的风景或环境，但无法看到彼此。总之，这很悲哀。当然，一开始不是这样的。超现实主义者与地下超现实主义者相互认识，有些还是朋友，有的人甚至两边都有参与，可以说白天是超现实主义者，晚上是地下超现实主义者。他们之间相互打趣，气氛很轻松。布勒东本人在一次侥幸被遗忘的采访中透露了部分计划。他说，也许，也许，也许，超现实主义是时候回到地下了。也许，也许，也许。所幸没人把他当真。我们之前在聊什么？”

“我记得是电话选拔。”

“这是我们招收成员的方式。我们可以给世界任何地方打电话。我们有法子骗过电话公司。不用花钱就能打电话。GSC有些技术高手，迪奥多罗，这只是个开始。我们会在电话上做一些标记，留给那些想联系家人的移民，无论他们是想打到塞内加尔还是小圭亚那。我们自己就不继续使用那部电话。我们有安全措施。以便您有个概念，可以想象下圣保罗的城市游击队。”

“我觉得圣保罗的城市游击队死得都很快。”我说道。

“而杀死我们的是夏季的酷热与冬季的严寒。有时是无聊，因为我们都在衰老，而无聊是老年的一种病痛。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迪奥多罗，听好了。在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安德烈·布勒东邀请了五个年轻的超现实主义者到他家里。其中四个刚到巴黎。第五个是巴黎人，很内向。就是说，没什么朋友。这五个年轻人来到布勒东的家。一个俄罗斯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德国人与一个西班牙人。他们当然都会说法语。实际上，那个德国人的法语说得比那个法国人还要好，因为那个法国人有口吃与阅读障碍。那五个年轻人最大的二十二岁，最年轻的十八岁。他们有些惊讶，因为布勒东的妻子和女儿都不在，也没有其他著名的超现实主义者。至少是热情且年轻的他们眼中的著名，著名的标准大概是在某本只有今天的藏书家还记得的杂志上发表过一首诗，或是被收录到某本早已被遗忘的所谓超现实主义作品集。您知道的，国王必须忍受宫廷里的平庸之辈。”

“但布勒东不是国王。”我抗议道。

“他的确不是。那就是总理，或者外交部长，您觉得怎么样？”

“行。”我答道。

“听好了，那里有五个年轻人，布勒东突然出现了。他叫出每个人的名字，让人觉得他很了解他们。他向他们提问，点头表示认同。这些年轻人是他想象中的模样。他们度过了一个下午。然后一起外出吃饭。他们漫步在巴黎的街头。一个正在消亡的巴黎，迪奥多罗，巴黎的权杖如今在大洋彼岸的纽约熠熠生光。但他们漫步在巴黎的街头，无话不谈。年轻人们察觉到布勒东话语中的急迫，那尚未向他们揭示的计划的光芒。最终，他们走进一家咖啡馆，没有特意挑选，布勒东问他们是否愿意去下水道中生活十年。年轻人们以为布勒东是在打比方。他又问了遍，年轻人们用问题回答。什么样的下水道？巴黎的下水道？心灵的下水道？艺术的下水道？布勒东没有回答。他们开始喝酒。谈论其他事情。他们付账离开。他们再次迷失在喧嚣的老街区的迷宫中。突然，在一条涂满小型政治团体涂鸦的巷子里，布勒东指了指一扇木门，他们走进一个房间。看着像是一间玩具制造商的仓库。房间里有扇门通往另一个房间。那个房间又有扇门通往另一个房间。依此类推。他们一路上甚至看到了渔具。布勒东拿着一串钥匙，开启了所有的门。最后，他们到达了最后一个房间。房间里没有其他门，只有他们进来时的那扇门。但布勒东带他们走到一处角落，打开了地板上的一扇门。他们走了下去。布勒东领头，他拿起挂在第一个台阶旁的手电筒，然后是五个年轻人。他们来到一个八角形的房间。他们惊讶地听到流水声，可以确认自己是在巴黎的下水道系统内。房间的墙上，有一个画家或蒙古症儿童，用粉笔画了一些图案，但湿气已使图案变得模糊。布勒东再次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在下水道生活十年。年轻人们看着他的眼睛，然后又观察起那些粉笔画。他们都说愿意。他们又出来了。布勒东领头。当他们回到第一个房间，或者说最后一个房间，这取决于怎么看，那个像是玩具商仓库的房间，布勒东从一处抽屉里拿出四套钥匙，交给了四个年轻人。他把自己的那一套递给了第五个人。然后他与每个人握手告别。年轻人们留下来了。他们静止了几秒，相互凝视。然后那个俄罗斯人锁上了门，他们回到了下水道。”

突然，电话另一头的那个人，从巴黎打来的那个人沉默了，仿佛描述（或许是回忆）这个场景已经让他筋疲力尽。我能听到他的呼吸声。我推测他的哮喘或心脏病发作了。

“您还好吗？”我问道。

“我很好……非常好……”

接着他开始咳嗽或是大口吐痰，然后再次沉默。几秒钟后，他哼起一首法国的流行歌曲，这首歌还没传到圭亚那，圭亚那的美国音乐比法国、意大利或德国的更早到达，如果那些国家还有音乐的话。

“我们讲到哪儿了？”他突然问道。

“讲到那些决定留在下水道的年轻人们。”

“是的，听好了。年轻人们留在下水道中，形成了地下超现实主义小组的核心。当然，他们可以随时离开。我是否告诉过您，每个人都有一套钥匙，可以随时离开？“”

“是的。”

“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囚犯。他们之间没有领袖。他们立刻明白了这点。甚至于布勒东，在离开前，也放弃了自己的那套钥匙。他们可以离开，可以回到蜗居的阁楼，可以乘坐火车永远消失在欧洲的车站中。实际上，有些夜晚他们的确出去了。他们都还年轻。他们或多或少都还健康。下水道里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他们有时会与超现实主义者一起参加聚会，与布勒东握手。他对他们很和蔼，一如既往地关心，但他们从未与布勒东谈起GSC。布勒东看到他们，又好像没看到他们。布勒东记得他们，又好像不记得他们。他们当然会认识其他人。认识了诺拉·米特拉尼[8]，她看到了他们又好像没看到。认识了阿兰·茹弗鲁瓦[9]，他看到了他们又好像没看到。他们与乔伊丝·曼苏尔[10]交谈。乔伊丝·曼苏尔看到了他们又好像没看到。不需要她看到。好吧，他们之中有个人和她上了床。迪奥多罗，您无法想象，乔伊丝·曼苏尔有多么漂亮。他们四处与人交谈，若泽·皮埃尔[11]、罗贝托·马塔[12]、让·舒斯特[13]之类的，有些还成了朋友。总之，他们有社交生活，去电影院，去健身房报名学习拳击，与女孩上床，其中一个与男孩上床，夏天有时候他们还去亚得里亚海或挪威峡湾旅游。别误会：他们不是集体行动，没有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钥匙，他们独自外出，有时可能数月不曾见面，因为下水道像巴黎一样大，它是倒置的巴黎，只不过这个特殊的巴黎没有市民，只有市民的剩余，他们的粪便、尿液、眼泪、汗水、精液、呕吐物、胎儿、血液，就是说，是那些市民的阴影，可以补充说，是经久不散的阴影，而我们的五个年轻人在探索时面临的风险，极小的风险，是遇到定期潜入城市迷宫的市政雇员、下水道检查员与疏通工，很容易就能发现这群人，疏通工害怕淤积在死胡同的沼气，他们采取了很多预防措施。迪奥多罗，他们的喊声在四公里开外都能听到。疏通工的喊声。他们的笑声、开的各种玩笑以及赶快完成工作离开这地方的急躁。而我们的年轻人一点儿都不着急。他们知道自己看不到工作的完成。所以他们在夏天时会悄无声息地跑掉。他们共同遵守一个规则，尽管有时候并不总是遵守。就像在医院里，总得有一个人值班。四个人出去，一个人留下。没什么大不了的。留下来的那人继续工作。离开的那些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在工作。于是这项工作，这项计划，开始成型，变得丰富，逐渐成长，尽管不是线性式的。事实上，迪奥多罗，它就像一部小说，所有的小说都这样，它的开头不在小说本身，也不在包含了它的书本物体中，明白吗？它的第一页在另一本书中，或是在一个发生了罪案的小巷里，或是在一只观察孩子玩耍却又不被他们发现的鸟身上。”

“懂了。”我说道。

“我们的年轻人发现自己可以随时离开下水道。工作总是伴着他们。他们可以去旅游，他们可以去希腊或菲律宾，他们可以在亚马逊河上划船划上几周，多么舒心啊，眯着眼睛，在亚马逊河上划船，生活在你的周遭呻吟、嗡鸣，他们睡在吊床上，听女人们用葡萄牙语和小女孩对话。实际上，迪奥多罗，听好了，这五个年轻人很快就发现自己没有必要生活在巴黎的下水道里。每个月去一天就够了。但下水道网络已经成为他们的一个丰富的隐喻。他们在那里有自己的工作室、学习室与图书馆。他们自然会谈论离开的可能性。每个人各自提议了一个地方。但他们最终都留了下来。唉，唉，唉，他们最终还是留了下来。”

有一会儿我没听到任何声响。我感觉电话那头的人在哭泣，或是在一次又一次地叹息。

“您觉得他们是从哪儿弄来的钱，去过这种帕夏与乞丐的生活？”

“我不知道。”我承认道。

“他们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手头的确有钱，我向您保证。每个月他们都会在通往藏身处的某一个房间里找到一个装有不菲金额的信封，他们五个人平分。起初，最合乎逻辑的解释，因为逻辑，迪奥多罗，就像个疯人院，是布勒东在资助他们。他们很快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把这个问题抛到脑后。他们唯一确定的是，他们有足够的资金维持生活，甚至能享受一些亚洲奢侈品，尽管在故事开头，有两个人过得就像是流浪汉。但在1966年，布勒东去世了，最初几个月他们猜测资金可能会中断。但信封还是准时到来。他们又重新思考起那个问题。谁在出钱？谁在资助？谁对维持他们的工作感兴趣？他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CIA、克格勃还有法国文化部。审视了各种可能后，他们将这些荒诞的想法一一排除。他们这个小组显然反对克格勃与CIA。至于文化部长发疯的可能性，他们曾在晚饭后的几个夜晚，一边抽烟一边喝着干邑白兰地或威士忌讨论过这个问题。设想下：这些年轻人白天独自度过，互不相见，在下水道里神秘的大道与街道上工作，夜幕降临，他们打开手电筒，一边走着，或许还吹着口哨，回到布勒东最初带他们看到的那个房间。他们在那里洗澡，也可能不洗，在那里换衣服，也可能不换，然后坐在餐桌前。通常是法国人、意大利人或西班牙人做饭。很少是俄罗斯人。从不会是德国人。但并非每个夜晚都会如此。只有在需要讨论紧急议题时他们才会碰面，例如阐释一场噩梦，或是找到拼图的最后一块碎片。有人在资助他们。那人不是布勒东，因为他已经去世了。也不是美国或苏联的间谍机构。但有人了解他们的秘密并拥有一套钥匙，因为钱不是放在玩具仓库的门下，而是内部的一个房间。必须通过两三扇锁着的门。他们花了几天时间思考这个谜团。他们打算埋伏这位访客，设下陷阱，藏在衣柜里等待那位神秘的资本家。但这位资本家伙伴似乎拥有特殊的嗅觉能闻到他们的气味，没有掉进任何陷阱。他们构建起一组奇特的镜子装置，希望通过钥匙孔反射到镜子再反射到其他镜子上，从而捕捉到那人的身影。最终，这些尝试都失败后，他们看了一部侦探电影后意识到解决方案竟如此简单，就是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装一台摄像头。并且，迪奥多罗，他们取得了满意的结果。”

“结果怎么样？是谁在给他们送钱？”我问道。

“一个女人。一位年长的女士。画面不够清晰。冲洗胶卷后，他们只能看到有一扇门打开，一位身穿黑衣、脸上蒙着丝质面纱的女士出现，她迈了两步，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信封。然后她退了几步，就这样。第二个月他们又装了两台摄像头。同样的场景，但时间更长，而且有一处根本的区别。进来的女士身穿黑衣、蒙着面纱，但与上个月的不是同一个人。是另一个人。她更矮些，更丰满，动作也有些迟缓。突然，我们的五个年轻人意识到，他们与这些女性资助者，都是计划的一部分。他们继续拍摄。第三个月出现的女士很高，身穿黑裤与高领黑毛衣。她没戴圆顶帽，戴的是贝雷帽。她没用面纱遮面，而用一块黑色丝缎手帕。第四个月的女士是一位几乎站不稳的小老太太，但她的举止透露出一股巨大的意志力与某种风格，我们可以说这是某种风格的余烬。她的手腕像是一张羊皮纸，戴着价值连城的手镯。第五个月的女士则很年轻，年轻人们重放了无数遍，就像是被西部电影迷住的孩子，从她的步态中，年轻人们察觉到了爱情的经验，或许还有犯罪的经验。这位女士没有蒙着面纱，而是戴着墨镜，她的目光，准确地说，是由于墨镜，而显得格外冷酷。我们可能还要补充下，她的目光就是她的颧骨与嘴唇。第六个月的女士也戴着墨镜，她的脸与头都被头巾遮住，她很高，动作精确，尽管有些羞涩。她放下信封时，年轻人们注意到她的手，发现她是黑人。第七个月的女士是哼着歌进来的。她在拿手帕擦鼻涕时才停下哼唱。面纱被弄歪了，她笨拙得像个醉汉一样调整。她的黑色裙子皱巴巴的，帽子像是纸做的。可能她前一晚穿着睡觉。她的眼睛，面纱都无法遮掩其中闪烁着的决心的光芒。是那种要用拳打抓绕，穿越梦境长廊的决心。就这样过了一年。第一个月的那位女士又出现，然后是第二个月的与第三个月的，依此类推。于是年轻人们决定跟踪她们。跟踪计划很复杂，还要用面包屑或小石子留下痕迹，只是他们没有亲自动手，因为这些女士似乎都有一种第六感，能察觉到他们的靠近，必须要她们自己留下痕迹。过了一段时间，终于取得了成果。他们跟踪的三位女士原来是三名超现实主义者的遗孀。其中两位是画家的遗孀，他们的作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飞涨，第三名是一位持有巨额家族财富的诗人遗孀。但他们跟踪第四名女士时，发现她也是一位画家的遗孀。他们通过更简单的一套系统找到其他人：寻找那些留下大笔遗产的超现实主义者，然后去找他们的遗孀。下一步是去这些遗孀的家中询问这些女士为什么要资助他们，但他们决定不这么做，因为不知何故，他们觉得时机尚未成熟。问题得到解决后，他们就重新投入到他们的工作中。投入到他们的杰作中。您知道这个杰作是什么吗，迪奥多罗？”

“我大概有些想法，先生。是在准备革命？为未来的文学奠定基础？”在那刻，我觉得这些问题是最合适的。我不想表现得像傻瓜。我不想让那个从巴黎打电话过来的人突然认为我不合适，然后挂断电话。

“是，也不是。”

那道声音似乎离去了，好像突然在我与对方之间，一扇又一扇的门被飓风吹得关上了，这不仅使他变得渺小，也字面上缩小了我的耳朵，因此我把手放在贴着电话听筒的耳朵上摸了摸：大小没变，只是感觉比平常更热。

“我会告诉你杰作是什么，以及你加入地下超现实主义小组后我们希望你做些什么。”

“什么时候？”我急切地问道。

对面清了清嗓子。我听到他吐了口唾沫。我想象他在一处地下通道内，通过一部非法电话与我交谈，眼睛盯着河水穿过管道流向一架拥有银色叶片的风车般的净水设备。

“三个月后。我们希望您能在七月二十八日，晚上八点整，来团结街，拉雪兹神父公墓附近。您有纸笔吗？”

“我有笔。”我说道。

“那就记下来。七月二十八日，晚上八点。团结街，拉雪兹神父公墓附近。如果遇到什么问题，那就去卢浮宫街。在圣奥诺雷街与阿布基尔街[14]之间。会有个小驼背问您，维纳斯步道[15]怎么走。您知道维纳斯步道吗？”

“不知道。”

“那是一家咖啡馆。好了。请记住。会有个小驼背问您维纳斯步道怎么走。您什么都不要说，用一根指头轻点一下额头，好像在暗示咖啡馆的位置在内心。明白了吗？都记下了吗？”

“记下了。”

“很好，迪奥多罗·皮隆，目前就这些了。”

“那我得怎么去巴黎？”我说道。

“当然是坐飞机或者坐船。”

“我没钱。”我几乎是喊了出来。

几秒钟内我没听到任何声音。可能是因为我的叫喊太尖锐了，不够礼貌。

“您还在吗，先生？”我问道。

“我在思考，迪奥多罗，我想不出办法。我们不能从这里给您寄票据。也不能给您寄钱。这违反了我们的安全措施。您必须自己想办法筹钱了。您到达巴黎后，我们可以处理金钱问题，但旅费您必须自己搞定。”

“别担心，先生，七月二十八日我会到拉雪兹神父公墓。”我试图表现得更镇定，但我根本不知道从哪里搞来路费。

“不是公墓里面，是到团结街，团结街，妈的，记清楚了。”

“团结街，没问题。”

“很好，祝你生活顺利，再见。”

他挂断了电话。

我静静地站着，不知是该笑还是该掐自己一下，手里还拿着电话，已经破晓了。透过电话亭的玻璃窗照射进来的光线带着犹豫的苍白，勾勒出清晨山丘的绿色与海面的珍珠色。我就好像身处一艘透明的潜艇内，一艘曾下潜到海沟底部的小潜艇。现在又浮出海面，我害怕打开门走出去。

从街区的一栋屋子里走出了一个男人。他穿着浅色西装，一只手拿着外套，表情随意却又精心打理，另一只手拿着皮制公文包。他穿着白色短袖衬衫。手臂孔武有力，像是职业游泳运动员。他可能是一名大学教授或政府官员。他盯着我，似乎想认出我来，然后他打开车门发动汽车。他经过电话亭时，又盯着我看，我也回看过去。他的车开走后，我从电话亭里走了出来，往海角区的方向走去。那时我知道我那可怜的母亲大概已经离开了，但回家前我还想散会步。

我沿着老医院区走下坡路时，看到了一个我认识的鹰钩鼻黑人大个儿，我有时会在港口的酒吧或戴高乐公园里见过他弹吉他，他关在电话亭里，一言不发，汗流浃背地听着。

海滩上的小餐馆都关门了。沙子在晚些时候会变黄，但现在看着像是披上了一张白色床单，或是根据区域不同，披上了一层灰烬的裹尸布。我遇到了一个醉汉，母亲有时候会给他几盒炸鱼块。他刚醒来。

“喂，皮隆小子，这么早在外面干嘛呢？”他问道。

“我还没睡呢，阿希尔。”

我和他靠在墙上，听他讲了一会儿故事。他告诉我，昨晚我在电话亭里与巴黎通话时，一只猫发疯了，最后不得不用枪击毙了它。他说那次日食没什么大不了的，人们总会被任何琐事吸引。在他看来，天空中总在发生着真实而又惊人的事件，但一个男人，重要的是有一个好女人陪在他身边。我们正说着话，我看到大街另一端出现了三个踉踉跄跄的身影。起初我以为他们是酒鬼，可能是阿希尔的朋友，在找一张床或医院。他们走近后，我意识到那是日食期间在太阳之家跳舞的那个衣着光鲜的男士，还有那两位女士。他看起来没有之前那样光鲜了，西装多处被划破，领带也不见了。那位年长女士的裙子也是类似的状况。只有那位年轻女孩似乎度过了一个平静的夜晚。她们走到我们面前时，那位年轻女孩问我们知不知道哪里便宜的旅馆可以住宿。阿希尔好奇地看着他们，然后问那位女孩这两人怎么了。

“他们都瞎了。”她说道。

“这是怎么了？”阿希尔问道。

“看太阳黑子看久了。”她说道。

“太阳黑子？”

“就是日食。”我说道。

“啊，那很正常。”阿希尔说道，然后给了那位女孩一个地址，在肯尼迪大道上，那里挤着很多便宜的旅馆和青年旅舍。“别忘了告诉老板是阿希尔介绍过来的。”他临走前说道。

[1] Roger Bolamba

[2] 这四种舞蹈的名字是“chacona”resbalosa“galleada”与“sombrilla”，后两种舞蹈名没查到任何相关的资料。

[3] 字义为“希望港”。

[4] dulce de piña，一种传统拉美甜品。将菠萝切块，加入大量的糖与少许香料（例如肉桂、丁香）熬煮成稠，放凉后即刻食用。

[5] 这两种鸟的原文是“pájaro jejé”与“pájaro calorífero”，没有查到相关的资料。

[6] 字义为“椰子河”。

[7] Régis Saint-Clair

[8] Nora Mitrani（1921—1961），保加利亚作家，超现实主义者。

[9] Alain Jouffroy

[10] Joyce Mansour

[11] José Pierre

[12] Roberto Matta

[13] Jean Schuster

[14] 三条街道的原名是“rue du Louvre”“rue Saint-Honoré”与“rue d’Aboukir”。

[15] La Promenade de Vénus是一家超现实主义者常去的咖啡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