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罗女儿安德莉亚的自述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继父性侵了我，母亲爱丽丝·门罗选择和他继续一起生活
在我母亲这个文学偶像的阴影下，我和我家人将这个故事隐藏了几十年。是时候说出我小时候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了。
1976年，我去看望我的母亲艾丽斯·门罗，去她位于安大略省克林顿的家中度夏。一天晚上，当她不在家，她的丈夫，也就是我的继父杰拉尔德·弗雷姆林(Gerald Fremlin)爬上了我睡觉的床，对我实施了性侵犯。那时我九岁。我是一个快乐的孩子——活泼好奇——我刚刚意识到自己长大后无法成为一只牧羊犬，这真是让人失望，因为我既爱狗又爱羊。
第二天早上，我无法起床。醒来时我第一次出现偏头痛——多年来，偏头痛发展为慢性疾病，使我虚弱不堪，一直持续至今。我渴望回家，回到维多利亚，与父亲吉姆·门罗、继母卡罗尔和继兄安德鲁在一起。
我终于要坐飞机回家了，那天弗雷姆林独自送我去机场。我母亲很忙。在车上，他让我玩一个叫做“给我看看（show me）”的游戏。我拒绝了，他让我告诉他我的“性生活”，打探我和其他孩子玩的天真游戏的细节。然后他告诉我他的性生活。
回到维多利亚，我把发生的事告诉了安德鲁，试图拿它开个玩笑。他没有笑。他说我应该马上告诉他母亲。我照做了，她告诉了我父亲，他决定什么也不告诉我母亲。
起初我松了一口气，因为父亲没有告诉她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她曾告诉我，弗雷姆林喜欢我胜过喜欢她，而我想如果她知道了，她会责备我的。我以为她可能会死。尽管我松了一口气，但父亲无法采取迅速果断的行动来保护我，也让我觉得自己不再真正属于这两个家。我孤身一人。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每年夏天都会回到克林顿的家。继父反复无常的情绪主宰着我们的生活，我在路边的拍卖场里度过了很多时日，和那些等着运走的动物们待在一起。当我和弗雷姆林单独在一起时，他会讲下流笑话，在开车时露阴，告诉我他喜欢的邻居小女孩们，并描述了我母亲的性需求。当时，我不知道这是性侵。我转移视线，不理会他的故事，以此来防范性侵，我以为我做得很好。
我11岁时，弗雷姆林以前的朋友告诉我母亲，他向他们14岁的女儿有过露阴行为。他否认了，当我母亲问起我时，他向她“保证”我不是他喜欢的类型。他当着母亲的面告诉我，过去的许多文化并不像我们的文化那么“假正经”，过去孩子们通过与成年人发生性关系来了解性被认为是正常的。母亲什么也没说。我看着地板，害怕她看到我的脸变得通红。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与自己作战，饱受贪食症、失眠和偏头痛的折磨。我是一名成绩优异的高中生，强烈希望帮助他人。但我个人的痛苦正在造成伤害。在大学里，我的成绩直线下降，因为贪食症占据了我的生活。我退出了多伦多大学的一个国际发展项目，放弃了出国工作的梦想。那时我25岁，我无法想象自己的未来。
那段时间里的一天，我去看望母亲，她给我讲了她刚刚读过的一个短篇小说。在这篇小说中，一个女孩在遭受继父性侵之后自杀身亡。“她为什么不告诉她母亲呢？”她问我。一个月后，受到她对这个故事的反应的鼓舞，我给她写了一封信，终于告诉她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
事实证明，尽管我母亲同情一个虚构的人物，但她对我却没有类似的感情。完全如我担心的那样，她的反应就像她得知丈夫不忠时的反应。
她打电话给我姐姐希拉，告诉她她要离开弗雷姆林，然后飞到她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科莫克斯的公寓。我去那里看望她，她沉浸于自己受到伤害的感受之中，让我不知所措。她认为父亲让我们保守秘密是为了羞辱她。然后，她告诉我弗雷姆林与其他孩子存在着“友谊”，强调了她自己的感受，即她个人被背叛了。
她是否意识到自己是在和受害者说话，而我是她的孩子？就算她意识到了，我也感觉不到。当我试图告诉她她丈夫的性侵如何伤害了我时，她表示怀疑。“可你曾是个多么快乐的孩子，”她说。
与此同时，弗雷姆林迅速采取行动。他告诉我母亲，如果我去报警，他就会杀了我，他还写信给我的家人，将性侵归咎于我。他把9岁的我描述为“家庭破坏者”，并说我的家人没有干预，这表明他们同意他的观点。他还威胁要报复:
“安德莉亚闯入我的卧室进行性冒险”——在发生性侵的那晚，我问弗雷姆林，我能否睡在他和我母亲共用的房间里的那张空床上——“……安德莉亚说她’害怕’只是个谎言……安德莉亚毁了两个相爱的人……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我打算公之于众。我将公布一些照片，特别是在渥太华附近我的小屋拍摄的一些非常有说服力的照片……一张安德里亚穿着我的内裤的照片……”
(在读到这封信之前，我忘记了照片的事。大多数照片拍摄于我11岁的时候。)
尽管收到了这些信件和威胁，我母亲还是回到了弗雷姆林身边，和他一起生活，直到他2013年死去。她说，她“被告知太晚了”，她太爱他了，如果我期望她否认自己的需求，为孩子做出牺牲，弥补男人的过失，那就要怪我们的厌女文化。她坚持认为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我和继父之间的事。跟她无关。
我认为我母亲已经回答了她自己关于那篇小说中女孩的问题。她没有告诉母亲，是因为她宁愿死也不愿冒被母亲拒斥的风险。
好些年过去了。我父亲继续和母亲共进午餐，从不提及我。他去世前我问过他这些午餐的情况。他告诉我，他们的谈话中从来没有提到我。我的兄弟姐妹和父母继续着他们忙碌的生活。我试着原谅我母亲和弗雷姆林，继续去看望他们和我的家人。我们都回到从前，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这就是我们所做的。
这种否认持续了10年。内心深处，我仍在与这件事、这桩丑恶作斗争。但渐渐地，通过治疗，我了解到这不是我的错。我爱上了一个好男人，结了婚，生了孩子。我当牧羊犬的梦想并非完全不可能实现。白天，我跟在双胞胎身后跑来跑去，晚上，我精疲力尽地躺在家里的某个地方。如今，保护弱势群体仍然是我生活的动力。我帮助那些想通过与马建立联系来治愈创伤的人。
双胞胎出生后，我和母亲断绝了联系。一开始，我只是告诉她，我再也不能见弗雷姆林了，我决不让他靠近我的孩子。她解释说，她一个人来看我是多么不方便，因为她不开车。我爆发了，告诉她我们的关系结束了。
两年后，那时我38岁，我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一篇对我母亲的采访，她用充满爱意的语言描述了杰拉尔德·弗雷姆林。她说她很幸运能有他出现在她的生命中，并宣称她和包括我在内的三个女儿都有“亲密的关系”。之后整整三个星期，我都病得无法动弹，几乎没有下过床。长期以来，我一直觉得我对母亲来说无足轻重，但现在她正在抹去我。
我想说出来。我想说出真相。就在那时，我去警察局为我遭受的性侵报了案。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告诉自己，独自承受痛苦至少帮助了我的家人，我做了一件合乎道德的事，为最大多数人做出了最大的贡献。现在，我在争取我过完整生活的权利，承担起性侵的重担，把它交还给弗雷姆林。
2005年2月25日，也就是采访刊登四个月后，杰拉尔德·弗雷姆林被指控在1976年7月1日到8月31日之间“猥亵”我。(如果没有弗雷姆林的信件，这个案子可能会很难定罪。出于羞耻，我曾经试图毁掉它们，幸好我姐姐珍妮阻止了我。)
2005年3月11日，他在传讯中认罪，未经审判，他被判处两年缓刑。法院还判处他两年内不得参与任何能让他接触到14岁以下儿童的活动。
我很满意。我并不想惩罚他。我觉得他太老了，无法再伤害其他人了。我想要的是一些真相的记录，一些公开的证据，证明我不应该遭受那些事情。
我也希望这个故事，我的故事，成为人们讲述我母亲的故事的一部分。我不想看到另一个采访、传记或活动，不涉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的现实，也不涉及这样一个事实：我母亲在面对发生的事实真相时，选择留在施虐者身边，并保护他。
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我母亲的名声意味着沉默仍在继续。
在弗雷姆林被定罪后的多年里，我与我的原生家庭疏远了。他们似乎不理解我仍然承受着被遗弃的痛苦，当我和他们在一起时，我感觉我是在法庭上解释自己。我需要专注于疗愈。
然后，2014年，我姐姐珍妮联系了我。她告诉我，她和我的其他兄弟姐妹——姐姐希拉和继兄安德鲁——去了多伦多的Gatehouse，这是一个帮助童年性侵幸存者的组织。他们去了解更多关于我和他们分离的事。他们想更好地了解自己和彼此，改变自己在围绕弗莱姆林性侵我这件事的沉默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珍妮写信之前，我一直以为我的消失对我的兄弟姐妹来说是一种解脱。我错了。他们也受到了伤害。
我第一次去Gatehouse的时候是49岁。那里给了我开始向家人敞开心扉的勇气。现在，八年过去了，他们又回到了我的生活中，疗愈还在继续。我属于Gatehouse的整个团体，对我们来说，说出真相就是破除耻辱的良药。
至于我和母亲的关系，我从未跟她和解。我没有要求自己去弥补什么，也没有要求自己原谅她。我为失去她而悲伤，这是自我疗愈的一个重要部分。
儿童仍然经常被噤声。就我而言，我母亲的名声意味着这个秘密的传播远远超出了家庭范围。许多有影响力的人开始对我的故事有所了解，却继续支持并补充他们明知错误的叙述。
似乎没有人相信真相应该被说出，真相似乎永远不会被说出，真相当然不会以与谎言相匹敌的声势说出。
直到现在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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