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起精神，相信丘成桐——读尼采《偶像的黄昏：如何用锤子哲思》（十二）
在“德国人失去了什么”的章节中，尼采痛斥德国精神的沉沦，在某些段落中，我们完全可以将“德国”换成“中国”，反思“中国人失去了什么”的问题。一方面，在文明的意义上，不存在民族的，只有世界的；一方面，爱得有多深，关切、评判、批评、热望就有多深，无论是在爱情中还是在不同于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中。
“德国人现在厌倦了精神，德国人现在不信任精神，政治吞噬了对于真正精神事物的所有。”“谁不曾忧伤地思考过，德国精神能是什么！可是，几乎近千年来，这个民族任意让自己变得愚蠢：没有一个地方像在这里一样，欧洲的两大麻醉剂，酒精和基督教，如此堕落地被滥用。”
在我们这里，两大麻醉剂就是短视频和民族主义。
短视频就是《美丽新世界》提供的幻境，欲望得到满足，忽略真实的情感、精神、个性、自由，我们可以娱乐、欣赏、购物、谴责购物、宣泄情绪，就像在集体主义的过去，一个单位就是一个小社会，医院、学校、幼儿园、电影院、杂货店、理发店、食堂一应俱全。不用跨出短视频的“单位”我们就能过完美满的一天，而明天除了更为美满之外没有第二种可能性。
短视频是没有精神，民族主义是过分的精神和精致的理性。民族的就肯定是好的，非民族的，如果崇拜我，就是证明我的高贵性、先进性；如果批评我，就是心怀叵测，如果这个提出批评的人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这个中国人一定是个代理人、叛徒。所以人们谴责在地铁中传福音的妇人；只要有人提出装饰画上从长城上飞过的神仙不是东方的却是西方的，明显是一种险恶的影射，这幅存在了数十年的壁画就肯定要被取下来；外国的股市虽然上涨但累积着风险，迟早会免不了崩盘，我们的股市更加稳定，是“持续地向好”；哪怕在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中，有人都能看出辱华的成分，为什么邀请外国歌手？中国歌手唱得不好么？识相的人只敢悄悄地说一句“Chanté Moore和Faouzia是唱得真好！”
“在我们身上，快活是最难理解东西⋯⋯”在希腊人那里，快活把痛苦和绝望当作必要的前提。席勒说，喜剧中的人物，倘若他要获得快活的境界，得先追求悲剧的境界。我们追求的是生存，如果说除此以外还有什么的话，那就是快活本身。有人会批评说，生存本身已经够辛苦和烦人的了，你还想怎样？我们就不能歇口气，追求一点纯粹的快乐么？也许《美丽新世界》所描绘的不是乌托邦的反面，而就是现实的寓言，统治者所希望的莫过于此：在大多数时间“像一头驴那样驯服地驮运着让他承担的东西，因为一头比其负荷稍微重一些的驴是幸福的。”在其余的时间像一头面前永远悬着一串够不着的香蕉的大象，因为够不着而心存幻想，因为差点够着而满心愉悦。驴子和大象都无法理解痛苦和绝望是快活的前提，希腊人将《俄狄浦斯王》、《安提戈涅》视为至高的艺术，尼采认为悲剧中具备真正的精神，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严肃、意志、自我克制，关注于我们缺什么而非别人缺什么。
一个国家的精神集中体现在高等教育这个领域，这其中的人站在精神的浪头——如果还有精神的话。
“在德国，整个高等教育事业已经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目的以及达到目的的手段。教育，教养是目的自身——而不是‘帝国’⋯⋯我们的‘高等的’学校，及其教师、教学计划和教学目标，全部以最暧昧的平庸作为准绳。到处盛行着一种不体面的匆忙，似乎一个23岁的年轻人倘若尚未‘结束’，对于诸如‘什么职业’那样的‘主要问题’尚无答案，就是耽误了什么。——恕我直言，一种更高类型的人，不喜欢‘职业’，正是因为他懂得自己负有使命⋯⋯他有时间，他不慌不忙，他根本不考虑‘结束’⋯⋯”
我们的社会盛行“一种不体面的匆忙”，正是因为职业的、功利的考量，所以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越来越多，却参差不齐，难以找到用武之地。任正非曾经这样说过，华为要培养自己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原因是我们的基础教育研究远远落后于西方。工业强大，必须长期注重基础研究，基础研究的不足，正是许多“卡脖子”问题的症结所在。著名的菲尔兹奖得主、数学家丘成桐在演讲中坦陈“中国现今数学还没达到美国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这就戳中了一些人的敏感神经，他们从来想不到如何对待命题的事实性，而是喜欢用“抛开这些事实，难道我们就没有比他们先进的地方么？”来终结一切争论。他们喜欢这样来理解：“说明美国数学80多年以来没有发展，目前停留在上世纪40年代水平，因为国际上公认中国数学已经达到或超过美国水平。”
数学家丘成桐“懂得自己负有使命⋯⋯他有时间，他不慌不忙，他根本不考虑‘结束’⋯⋯”，作为真正的爱国者，他忽略了耳旁聒噪的蝇营狗苟，堂吉诃德般执意要撼动那个风车，“今天中国之形势，在外则强敌环伺，无理打压，科技被卡脖。在内犹有贪官污吏，劣绅豪强，学者眈于安逸而不思危。而今国家承平日久，大部分学者只知向政府求个人利益，不少官员则不敢担当，无视国家前途，正如诸葛亮说的‘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他就仿佛中国的尼采，“我的天性是肯定的，同异议和批评仅仅间接地、不情愿地有关系。”
“一个人得学习看，一个人得学习思考，一个人得学习说话和写字：全部三者的目标是一种高贵的文化。”这就是需要像丘成桐这样的教育者和引领者的原因，也是高等教育真正的任务。
“学习看——就是让眼睛习惯于平静，耐心，和让事物接触自己；学习不急于判断，从各个角度观察和理解单个事例。第一项走向精神性的先期培训是：对一种刺激不立刻作出反应，而是把握那种延缓和隔离的本能。学习看，就我的理解，几乎是非哲学的表达方式称之为坚强意志的东西：其本质的东西恰恰不是‘意愿’，而是能够推迟决定。一切非精神性，一切卑劣性，都基于无法抵抗一种刺激的无能——人们必得作出反应，人们顺从每种冲动。在许多情况下，这样一种必得，已是病态、没落、疲惫的征兆，——几乎被非哲学的粗话称为‘罪恶’的一切，只是那种生理的无能，无法做到不反应。——学会看的一种应用：一个人作为学习者完全会变得迟缓，多疑，勉强。他会带着怀有敌意的平静，暂且让每种陌生和新奇的事物靠近自己。”
“学习思考：在我们的学校里人们对此已不再懂得。即使在大学中，甚至在真正的哲学学者中间，作为理论，作为实践，作为手艺的逻辑也开始灭绝。人们阅读德国书籍：丝毫也无法回忆起，为了思考需要一种技术，一项教学计划，一个获得技艺的意志，——想学会思考，就得像想学会跳舞一样，把它当作一种舞蹈⋯⋯”
尼采还要求我们学习说话和写字，似乎这些要比形而上的“看”和“思考”要来的容易，但是我们有手机，我们很少说话，也很少写字，这两个东西就像在德国人那里一样，对我们完全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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