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崩溃

鸦片战争与清廷之内部斗争

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

鸦片战争被明确看作是一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即扩张主义、自由贸易的英国与顽固排外、闭关锁国的中国之间的冲突。

也有很多人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从英国人那里挣钱的机会，他们向英国人出售补给品，为英国人导航领路，甚至为英国人提供情报

中国负责指挥这场战争的有关官员却藏匿或丢失了英国关于战争要求的文件副本；他们厚颜无耻地向皇帝撒谎，把事实上的一败涂地说成是大获全胜；一个将领在本该指挥一场战斗的时候却因鸦片烟瘾发作而头昏脑涨以致不能指挥作战

1832年，英国国王一个名叫律劳卑（William Napier）的勋爵丢掉了他的苏格兰侍寝官职位，开始重新寻找一个谋生的行当。一年之内就来了一个机会：英国驻华商务监督——这是政府新增加的一个职位（是个吸引人的、大使级别的职位，年薪有6000镑

英国的茶叶消费者就进一步加剧了英国对亚洲贸易的逆差。

传教士成为鸦片贩子的天然盟友：他们初到中国沿海的时候，与伶仃岛的鸦片贩子们住在一起；鸦片贩子沿海岸出售鸦片时，他们为之充当翻译，鸦片运上岸的时候，他们布道的小册子也随之散发

认为亟须打开中国的门户，不论用什么手段。到1830年代，鸦片商人和传教士都倾向于使用武力

律劳卑谋求的职位，就是监督这一尽管利润丰厚但是不正当的买卖。他的使命就是用非法的鸦片贸易的收入来维持合法的茶叶贸易

律劳卑的名字被写成中国字，英国翻译尴尬地解释说，意思好像是“辛劳的，卑微的”。作为报复和抗议，律劳卑则称总督是“自以为是的野蛮人

尽管律劳卑对中国当局很气愤，但是他对中国人民的看法却是令人惊奇的温和。他到达中国大约三个星期后说：“在这些勤劳的人民中，我常常看到的是他们彬彬有礼，或者说他们对受到的侮辱和粗鲁无礼的对待很少有情绪化的反应，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比他们更斯文和温和的人民

这样，尽管律劳卑在外交上屡次失败（并去世），但他在两个方面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第一，由于相对和平的实用主义被经济利己主义和高傲自大的民族原则所取代，他把英中之间的关系推进到了武装冲突的边缘；第二，他把英国发动对华战争的冲动变成了一种道德义务，是对中国人的“仁慈之举”，英国炮舰播种的只会是友谊。尽管在1839年之前，战争的鼓吹者们并没有说服英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但是他们对中国人令人难以忍受的傲慢自大的谴责，在这期间却对英国的公共舆论产生了影响

英国政府决定给予中国这一击。10月18日，帕麦斯顿通知他在中国的代表查理·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翌年将会有一支舰队到达中国向清政府开战

中国统治者眼里，英国的犯上作乱不过是又给他们多添了个麻烦，与中国政府那时正在镇压的其他内乱和边患相比，不值得大惊小怪

他们不是把中华帝国的失败归咎于外来侵略，而是归咎于中国自己的官员和军队缺乏组织和懦弱胆怯

中国的这个地方是怎样的碎片化：即使是一场看起来明白无误的外来侵略，却怎样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愤慨、艳羡、自怨），出现了不同的效忠对象。

尽管有些历史学家如黄宇和（John Wong）和何伟亚已经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些关键方面（它的合法性，它的象征意义，它的经济和政治背景）作了出色的论述

按照“黄祸”论的逻辑，不信基督教的中国人喜欢鸦片，摧毁了他们身上正常的人体反应的任何可能：这是“一种癖好”，一个“潜在的巫师”，使他们成为高深莫测的没有道德感的、愚昧仇外的吸毒大军，用来对西方进行报复

鸦片贸易和传教活动互相依赖——鸦片商人依赖上帝的人的语言技能，后者则依赖前者提供的沿海北上的航道

把鸦片分送到中国内地的工作由中国本国的——汉人、满人、穆斯林——走私贩子来做

鸦片贸易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官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很乐意这样做，即使他们周围到处是鸦片走私活动，他们也佯装看不见

到鸦片战争时，鸦片贸易已经遍及全国：吸食（在繁华的东南部地区城市里吸食鸦片成风）、运输、种植（从南方云南的荒僻山区到西北方的新疆，遍及西部边疆地区）

在整个19世纪，对吸食鸦片人数的估计从占总人口的0.35%到5%再到60%

鸦片都一直是折磨中华帝国民众的很多常见疾病的缓解剂：腹泻、发烧、疼痛、饥饿、疲劳。既然中国不产阿司匹林（这种情形至少一直持续到1934年，尽管早在1890年代它就已经进行商业生产了），“鸦片就是我们的药，我们只有这种药”

到19世纪的前几十年间——这也是鸦片消费增长的几十年——中华帝国看起来出现了严重的银荒，这对经济的顺利发展至关重要，因为税收和军饷用的都是银子。如果银子少了，相对于小额的日常交易使用的铜钱，银子就会变贵，纳税的民众就会受到榨取，他们就会愤怒，于是就导致了流民、暴动和骚乱：1842—1849年间发生了110起群体性抗议事件，完全是由于银价的上涨导致的。与此同时，政府发现它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军队和公共工程，而军队和公共工程是用来控制普遍的不满情绪的，结果便是风起云涌的社会反抗活动。

南美独立运动对全球白银供应的影响。

1829年之前的40年中，墨西哥生产了全世界大约80%的白银和黄金。但是，与1790年代相比，据估计，1810年代和1820年代的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导致全世界白银产量减少了56.6%

固然鸦片进口肯定对中国的白银储备有影响，但是，如果鸦片进口的这第一个繁荣期不是碰巧与世界白银供应的严重萎缩撞到了一起，鸦片进口对银荒的影响就不会如此严重。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中国就很可能继续按照惯常的方式为其鸦片的风行埋单，即用茶叶和生丝。换句话说，并不仅仅是鸦片贸易导致了清朝中国的财政不稳，还因为全球性的白银生产和流通问题

到1830年代末，鸦片开始被看作这个帝国所有麻烦问题的替罪羊。朝廷里两派势力——一派是忧心忡忡、焦躁不安的皇帝，一派是有抱负的道德说教者小集团——进一步不幸的冲突，导致了1839年与英国的对抗。

此起彼伏的内乱（无业游民、少数民族、秘密会社）充分暴露了它的无能。

关于鸦片战争的中文记述显示出中国社会的分崩离析和互不信任，各群体之间互相对立：汉人和满洲官员相对立，北方汉人和南方汉人相对立，华中地区汉人和华南地区汉人相对立，地方士绅和中央政府相对立，生活越来越无望的大众与几乎每一个与其利益相冲突的群体相对立。

满洲政权对这种形式的私人结社特别恐惧，总以为它们会煽动叛乱，制造社会混乱。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结社叫“饯春会”，它于1829年成立后，即试图寻找机会说服皇帝，让皇帝相信他们是匡扶社稷的人

主张禁烟的一派人也发声了——领头的是黄爵滋，他当时任鸿胪寺卿，是“饯春会”的发起者。他就鸦片问题赶写了一道给道光帝的长篇奏折。在对他敬爱的皇帝为鸦片问题寝食难安表示了一番遗憾后，黄爵滋的奏折认定中国贫困的罪魁祸首只有一个，这就是鸦片。他解释说，鸦片贸易是外国的一个阴谋，这一阴谋始于红毛番占领爪哇

1838年的最后一天，道光皇帝决定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

1839年的林则徐充满自信，意气风发：他已经依靠自己的勤勉和良好的自制力出人头地，他相信用这种工作态度可以解决最复杂的难题。他是个做事情比较投入的人，尽管事实上他最为关注的不是鸦片问题，但正是鸦片问题将使他青史留名

西方评论家们把林则徐的禁烟举措上纲上线：他们宣称这是文明间的冲突（即内陆封闭的、重农抑商的清帝国面对敢于冒险的、自由贸易的英国）。然而，事实是相当寻常的，既与一帮行为不端的英国商人的活动有关，也与中华帝国的国内政治有关。

不管那些与他作对的英国商人如何使劲儿地将他妖魔化，说他骨子里是个仇外排外的十字军式的人物，但实际上他根本不是。他只是一个热心于漕运管理的做事细心的官僚

鸦片战争以及它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是官僚体制下一怒之下草率行事点燃的。

那些对英国人可能会有的反应表示了关注的人却在中国受到谴责，被指为怯懦的卖国行为。12月22日在林则徐出京的路上，琦善——他因第一次中英武装冲突后与英国谈判议和而备受诟病——劝告林则徐“无启边衅

帝国所固有的临时制定对策的特性：英国的对外政策通常是在陌生的环境里，在特殊的压力下，由不懂当地语言文字又（在前电信时代）长达数月与国内讯息隔绝的当事人制定的。 发动英国对华鸦片战争的查理·义律集所有这几种因素于一身：他既有帝国主义者的野心，也惯于投机取巧；既有责任心，又于心不安；既伪善，又自欺。

首先，他相信自由贸易使人摆脱约束的美德。就是说，在极端情况下，通过战争来推行这种美德是正当合理的，特别是如果这样一场战争能够解除掉英国对鸦片贸易的依赖，因为这种依赖是不道德的

义律做了两件被中国历史学家们一致视作他善于搞阴谋诡计的明证的事。第一件，他同意交给林则徐20283箱英国的鸦片；第二件，他向惊慌失措的商人们保证，王国政府将对被没收的财产负责。用这两个麻利的措施，义律把个人的经济纠纷变成了国家的事情：英国女王和中国皇帝之间的谈判

当英国舰队真的于76 1840年6月中旬来到广州时，林则徐对皇帝坚持说，那只是一次大规模的鸦片走私活动。他的这个判断到达北京时，英国军队已经占领东部沿海的舟山岛12天了

则徐明确表现出他十分厌恶这些人——他到达广州后首先采取的一个行动就是给行商们训话，批评他们与英国人相勾结，威胁要砍掉其魁首的脑袋

1839年和1840年间，在他们发表的一系列耸人听闻的描述中，林则徐对商馆的封锁（这期间，中国商人们曾在夜间给英国鸦片走私贩子们送面包、肉鸡、火腿、盒装的午餐和晚餐）被他们说成是第二个加尔各答黑洞（Black Hole of Calcutta），中国政府是“一个专制、武断的政府。……对待外国人永远都是不公正的、暴虐的”，这个政府剥夺无辜的英国人的“自由，断绝他们的食品和饮用水，威胁他们的生命。……他们将要为加于英国人的侮辱和暴虐付出高昂的代价”。

大卫·休谟（David Hume）认为，中国充满奴性的人民已经被均质化为“说一种语言……用同样的方式表达同情和支持”，而英国则“每个人都享有广泛的自由和独立性，允许他展示他的与众不同”。赫尔德（Herder）、黑格尔（Hegel）等人赞同这一说法，他们发现，中国陷于“可耻的停滞中”，“是个进行了防腐处理的木乃伊，全身紧裹绸缎，上面绘着象形文字：它的体内循环就像是一只正在冬眠的睡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