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月亮”幻术考——古代小说虚构艺术的发展及其功能演变（二）
二、“纸月亮”情节的历代演变及其阐释
清代张金吾在《金文最·方术篇》写道：“技术之艺，古亦多方。令威独鹤，左慈羣羊；咒诅之妙，药石之良；竹龙奋举，纸月腾光；枕中宦学，空外霓裳。一时游戏，万古名扬。”可见，“纸月亮”作为一种幻术与虚构情节在众多异术故事中似乎极为奇特新颖。“纸月亮”从唐代小说《酉阳杂俎》与《宣室志》发展而来，后明代冯梦龙在《古今谭概》中提及这一幻术，并将其化用于《平妖传》之中；而在清代，蒲松龄又写志怪小说，《聊斋志异· 崂山道士》中再次出现“纸月亮”一情节。甚至，在民国《申报》关于由《崂山道士》改编而来的电影《清虚梦》的广告中，“纸月亮”又被强调而出，并成为电影视觉呈现的一部分，“清虚梦里大好情节，诸君请听我来说说。劳山道士聊斋上说，冯空之间老道忽出。创伤忽愈衣袖一拂，念动咒语可穿墙壁。仙女忽降大施法术，空盘里边看变得。剪个纸月光辉发出，机关幻术实无其匹”。
处于“重写”传统中的文本属性是动态变化的。重写是一条以连续滚动与世代累积为特征的文学创作洪流；同时，对一个文本的多次重写既可以独立发生，也可能是彼此触发、相互影响的结果。“纸月亮”情节显然位于“重写”脉络当中，不仅助于研究者通过对比原始文本和重写文本来发掘“变化之处”，同时也能通过重写文本的“保留情节”重思原始文本中的矛盾之处。由此，“纸月亮”书写的历代异同需要加以辨析。
《酉阳杂俎》《宣室志》《平妖传》与《聊斋志异》中的“纸月亮”情节对比表格如下：
作为“纸月亮”情节发源之文本，《酉阳杂俎》与《宣室志》的故事需要首先被考察与比较，并将它们的书写与“纸”幻术、“月”幻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向唐代小说转变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以展现它们书写“纸月亮”的目的、资源来源与呈现虚构的手段。《酉阳杂俎》与《宣室志》的“纸月亮”描述明显接续了南北朝志怪小说《搜神记》中“隋侯珠”的“月亮”功用，即上文所提及“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烛室”。不过，两者仍有很多细节上的不同。根据本文前言部分，由于《酉阳杂俎》更具有杂史与类书特点，其叙事性不强；而《宣室志》更偏向于叙事性传奇。一般而言，正因为《酉阳杂俎》“唐居士”篇幅较短，所以判定其文本应在《宣室志》“王先生”之前，因此我们需要考察并理解《宣室志》“平添细节”之用处。又据唐代小说“不同作品中时间、地点、人物有所不同，而主要情节却基本相同”之特点，我们大致就一些特殊之处可以提出以下几个疑问：“咒语止火”情节是否有源头？它在唐代小说中是否曾出现或是否普遍存在？为何明确点出当日为“八月十二日”？为何描述王先生之女“惰而不好道”？这一描述是否与“变月”及唐代佛教思想相冲突？结尾为何要引《神仙传·麻姑》中“沧海桑田”一事？
“咒语止火”的情节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即中国传统巫术在农业生活中的使用。《周礼·春官·司巫》载：“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早期人们在面对早灾的威胁时，会请由巫师率众舞蹈娱神，请求神灵降下甘霖，解除早魔，其仪式表演中多见咒语这种形式。同时，以召龙请雨、祈雨为内容的念咒投符术在《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中最为多见，《明皇杂录》中记述了唐玄宗命冯绍正画龙祈雨一事的过程，唐玄宗遂借冯绍正所画的鱼龙亲自前来祈雨，不久就看到一只自龙随云气腾空而上，阴云四起，风雷大作，祈雨成功。《酉阳杂俎》中唐玄宗请能役百神的梵僧不空来祈福降雨不空在观察了天气走向变化后，载：“不空遂于寺庭中捏泥龙五六，当溜水，作胡言骂之。良久，复置之，乃大笑。有顷，雨”，不空面对连绵不止的大雨，又在寺庙的庭院中捏了五六条泥龙，对着屋檐的流水，用咒语化之；不久又伴着大笑声，反复做了一次，没过多久，雨确实停了。《宣室志》中有一则“胡僧困龙”故事，在这一故事中的“咒语幻术”与“王先生”中最为类似，即有明确的咒语并需“重复念咒”，故事中一条龙化作老人模样前来求助任顼，请求他到大水池初大喊“天有命，杀黄龙者死”，等任顼说完，池水就会满了，但道士一定会再施法术，则需再喊两次，龙就能保住性命。
可见，《宣室志》添加“咒语灭火”情节，大概有两方考虑。一为，唐代灾荒较为严重普遍，火灾一事符合唐五代志怪小说情节；二为，“咒语”从先秦时期一直是传统习俗中的一环，而其到了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志怪作品中更为普遍，并且《宣室志》中也反复出现“反复念咒”的类似情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宣室志》中的“咒语灭火”情节基本上已经消解了先秦时期将咒语视作人与神沟通的媒介意义，而仅将其作为一门奇异幻术。这种传统仪式意涵消逝的演变是志怪作品发展的总体趋势，志怪作品中的虚构艺术普遍趋向日常生活层面，这在上文“月”幻术中也有所提及。
《宣室志》中的日期“八月十二”也通常引起读者怀疑而需要加以稍微解读。《太平广记·王先生》条引《酉阳杂俎》作“一个弦月子”，《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一引《酉阳杂俎》作“一弦月子”，但在《宣室志》中当日为“八月十二日”。在一个层面上，我们可推测《酉阳杂俎》之月应与《宣室志》之月相同，即“下”与“个”字形相近，疑“下”为“个”之讹；也有历代学者指出，《酉阳杂俎》与《宣室志》中“纸月亮”应均为“上弦月”。另一方面，也可推测《宣室志》在《酉阳杂俎》基础上改动，增添时分为八月十二日，即八月十二日接近八月中旬，其月应当接近满月，而非弦月；由此，历代学者的推测就值得质疑。不过，这种说法或许仍旧令读者感到疑惑，其下篇《周生》中已然出现“中秋”一词，即“时方中秋，其夕霁月澄莹，且吟且望”（也可见上文第一部分注释），为何“王先生”故事中不将“纸月亮”情节设置于八月十五日？这里需要仔细辨析的是，唐代时期还未诞生现代的中秋节日，但已出现“中秋”的说法，即“中秋”一词大致指的是秋天八月中旬左右时分，此时最宜赏月，那么八月十五日前后均可被称作“中秋”时分。唐代王建便有《和元郎中从八月十二至十五夜玩月》诗五首，载“半秋初入中旬夜，已向阶前守月明”；元稹也有《八月十四日夜玩月》，杜甫则有《十六夜玩月》《十七夜对月》。由此可以推测，《宣室志》明确将时间设置为八月十二日，是为月圆一说，可能仅出于这一时期对中秋的笼统称呼，而并未强调具体的“八月十五日”。
而对于七娘“惰而不好道”的描写也甚为奇怪，几乎很难解释张读添加这一说法的意图，但这一时期佛教、道教思想兴盛，《宣室志》等志怪作品深刻受这些文化的影响，它们在很多细节上都萃取了道家传统神仙道术与佛教经典如《法苑珠林》的思想精华。《宣室志》中对七娘“惰而不好道而老矣”的描述与两种思想的关联都有可能，需要进一步对其进行阐释。《宣室志》中写道：“有顷。七娘以纸月施于垣上。夕有奇光自发。”另一方面，在《酉阳杂俎》中写道：“其女遂帖月于壁上。如片纸耳。唐即起祝之。今夕有客。可赐光明。言讫。室朗若张烛。”这里使纸月发光的人物究竟是七娘还是王先生呢？若《宣室志》并未延续《酉阳杂俎》之想法，而让为法术者当七娘，那大抵可以佛教思想来分析，可见以下解释：佛教思想中对“勤”和“惰”的观念有很大的关联。《法苑珠林》中“懈惰部第二”引用《菩萨本行经》《增一阿含经》和《譬喻经》等说明“懈怠是各种修行的障碍，所有事情都是通过精进而得以成就的”；而“惰慢篇第六十一”中也称“是以思之则之，实由勤功而悟道；惰之慢之，良由贪声色而障圣”。不过，《宣室志》为何要将七娘设定为违背佛教经义的人物？同时，若七娘“惰而不好道”，为何又能形使“纸月亮”这般高超的幻术呢？由本文第一部分分析可知，从魏晋南北朝小说演变至唐代小说，月亮与女性和长生不老之间的紧密关联逐渐被切除，而月亮对凡人而言也不再难以接触与“得到”，《宣室志》对七娘人物的写法显然可以归入“月”幻术这一演变的脉络中；同时，《宣室志》中七娘因“惰”而“年老”的描述与佛教经义贴合，但在某种程度上，她能作“月”幻术，这似乎削弱了佛教经义的绝对权威，使这一时期的“月亮”与“幻术”所呈现的虚构形式都变得更为亲近与生活化。另外，若《宣室志》延续了《酉阳杂俎》中女儿仅作帖月事，而王先生使纸月发光之情节，而这似乎也可与以道家神仙法术加以说明。那么《宣室志》对七娘额外的外貌描写则是与王先生进行对比，王先生因“勤而好道”，而形象为“戴玄绡巾。衣褐衣。隐几而坐。风骨清美”；七娘因“惰而不好道”，而“发尽白”“今且老矣”，这又是道教宣传的长生不老的具象化表现。
《宣室志》除了开头添加了“念咒灭火”情节，也在文章结尾添加了“沧海桑田”情节。这一故事最初记载于魏晋时期的《列异传》中，后至东晋葛洪创作《神仙传》时，王远、麻姑和蔡经的故事被关联起来，其情节也更为丰富。《宣室志》对沧桑变化之事的描写与作者张读写作的历史背景有关，虽王先生称这一“沧海桑田”幻术为“所以为娱耳”，但仍起到一定的警世之用。张读生值黄巢起义前后，虽然“王先生”将时间伪托为长庆年间，但具体写作时间实为黄巢起义前夕。张读借“沧海桑田”故事既敏锐又非常戏谑地指出将有大事件发生，使文本具备了一定的寓言虚构意味。
对《宣室志》与《酉阳杂俎》两个相近文本关系的厘清有助于我们理解后世作者是如何因袭“纸月亮”情节的。明代罗贯中和冯梦龙将《酉阳杂俎》与《宣室志》中的“纸月亮”情节化用于《平妖传》中，同时也对原有情节做了稍许调整和创新，例如直接删去了道士女儿这一主要人物。《平妖传》中的张鸾道士形象似乎比唐志怪作品中的道士形象更进一步，即唐小说中之道士显然更近于民间人物，虽或隐居，但仍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而于《平妖传》中，冯梦龙对其的刻画似乎使其形象更贴近于神魔小说中的人物，即张鸾道士不再是“道士”而更近似于神仙，这也体现在他相对更为高超的法力——既可以通过于水缸中撒白药，变出三尺鲤鱼，也可以法力救无辜的卜吉，无中生有变出金鼎。由此，虚构意味大大增强。更值得注意的是，《平妖传》将故事背景设置为六月中旬，并剪纸为圆月而非弦月，这便可验证《平妖传》情节实则更多借鉴于《宣室志》，而非来自《酉阳杂俎》之“弦月”；或也可回过头来验证《宣室志》中“纸月亮”确并不指《酉阳杂俎》中“上弦月”，而应当为圆月；《宣室志》并未沿袭《酉阳杂俎》之“弦月”，而是“再造”圆月。
清代蒲松龄也在其志怪小说《聊斋志异》中重写了“纸月亮”故事。根据其情节与人物描述，《劳山道士》与《平妖传》相同，也更多借鉴《宣室志》情节，如劳山道士之“叩而与语，理甚玄妙”可与王先生之“议论玄畅”相对应，劳山道士房间之“月明辉室，光鉴毫芒”也可与王先生房内“洞照一室，纤毫尽辨”相对应；也有学者指出，蒲松龄曾于冯梦龙《古今谭概》中发现“纸月、取月、留月”一章，而发现了《宣室志》中的“纸月亮”故事，进而将这一故事化用于《劳山道士》中。细读文本，可以发现《劳山道士》在“月”幻术的呈现中，不仅摘取了《宣室志》“纸月亮”情节，还借鉴了大量唐代小说，尤其是关于“唐玄宗游月宫”的典型故事，这在本文第一部分也有所提及，如从月中唤来的嫦娥跳《霓裳羽衣舞》，并唱“广寒宫”之歌；而道士“飞进月亮中，在月宫中饮酒”的情节也与唐玄宗类似。同时，关于“筷子变嫦娥”情节，蒲松龄很可能借鉴了《宣室志》中周生用筷子做成梯子从而拿取月亮的故事，这一故事在“纸月、取月、留月”中有所提及。可见，《聊斋志异》中的“纸月亮”虚构艺术更为复杂多样。值得注意的是，《劳山道士》中娇气懒惰的王生应当是由《宣室志》中“惰而不好道”的七娘所演化而来，不过二者并非完全相同，蒲松龄和张读写作的出发点仍有区别。《劳山道士》结尾处的“异史氏”对王生作了评价，即“初试未尝不小效，遂谓天下之大，举可以如是行矣，势不至触硬壁而颠蹶不止也”，这说明在蒲松龄的文本中，“纸月亮”虽然体现了崂山道士的高超法术，但其主要目的仍是为了体现文本的教育意味，即学习任何知识，一需打好坚实基础，二需能够吃苦，三为为人善，心术正；而在《宣室志》中“纸月亮”的出现并不带有教化意味，而仅为呈现事件之“奇”。
结合上面四个文本，我们可以发现“纸月亮”情节在明清时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反映了唐代小说虚构艺术的发展及功能的演变。在第一部分分析“纸”幻术时，本文已指出唐代小说中的“纸化物/动物”情节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纸没有变成“真”物，但具备了“真”物的品质与功能；另一种是纸化为“真”物。我们需要仔细辨析这两种变形虚构。《酉阳杂俎》原文为“其女遂帖月于壁上，如片纸耳。......言讫，室朗若张烛”，这种描述体现了两种可能性：一是，女儿将“真”月贴于墙上，而此“真”月之形态如同纸一般薄，这种比喻在后世清代魏源《怨歌行》中也有类似描述，即“月如水，觉后虚棂月如纸”；二是，作者将喻体和本体倒置，即应为女儿将“纸月”贴于墙上，“纸月”似“真”月一般散发出月光。第二种解释更为合理，也符合《宣室志》中的描写，“七娘以纸月施于垣上，夕有奇光自发，洞照一室，纤毫尽辨”。由此可见，《酉阳杂俎》和《宣室志》都强调“纸月”具有“真月”的“照亮”功能，而非变成“真月”。然而，在明清时期的《平妖传》与《聊斋志异》中，“纸月亮”情节发生了质的变化。《平妖传》直接描述张鸾将纸月亮吹向天空后，天空出现两个月亮的画面；而在《聊斋志异·劳山道士》中，道士和客人可以直接进入由“纸月亮”变为的“真月亮”中饮酒畅聊。不过，《聊斋志异》与《平妖传》稍有不同，《劳山道士》随后又描写月亮暗淡，重新变为纸片。这些变化反映了“纸月亮”情节从唐代的“功能性”虚构到明清的“实体性”虚构的演变过程，展现了虚构艺术的发展和小说功能的变化，虚构手法变得更加自由和大胆，体现了小说功能从单纯展示奇异到增加娱乐性和复杂性的演变。
结语
“纸月亮”幻术的前身——“纸”幻术与“月”幻术——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如《搜神记》等到以《酉阳杂俎》与《宣室志》为主的广泛的唐代小说——的演变，体现了小说创作与虚构艺术发展的重要轨迹，这些“物化/化物”主题的变化均呈现在“纸月亮”情节的自身演化过程中，即向奇异的“生活化”转变。而从唐代小说到明清《平妖传》《聊斋志异》，虚构艺术发展又呈现另一种样貌——志怪向神魔的过渡，虚构艺术更为大胆多样，但也具备教化意味，这揭示了不同历史时期对虚构手法和小说功能的理解与应用。也就是说，唐代小说经历了从“单纯展示奇异”到“使奇异贴近百姓生活”的转变，而明清小说则经历了从“奇异‘生活化’”再到“娱乐性增加并赋予教育意义”的转变。
具体而言，唐代《酉阳杂俎》与《宣室志》中的“纸月亮”情节，借鉴了魏晋南北朝的“物化/化物”母题及其虚构手法，并在内容上通过“月”幻术展现了唐代小说的创作特色——贴近百姓生活、淡化传统仪式祭祀意涵等。尤其是《宣室志》，在《酉阳杂俎》的基础上增加了细节和情节发展，如“咒语止火”和“沧海桑田”，进一步增强了作品的虚构性和传奇寓言色彩，也更贴合这一时期的社会风貌，即灾害频发、佛教传播等。而到了明清时期，《平妖传》与《聊斋志异》延续并改编了“纸月亮”情节，萃取了唐代小说“月”幻术的各种精华，使之更具戏剧性和视觉冲击力。此时，虚构手法更加自由和大胆，情节越发曲折离奇，反映了明清时期小说创作对虚构和幻想的追求；但同时，《平妖传》与《聊斋志异》也赋予了文本一定的教化意味，前者抵制不公正的贪官，后者对学习技能作出相应要求。
由此可见，“纸月亮”情节从唐代的“功能性”虚构到明清时期的“实体性”虚构的演变，正是中国古代小说虚构艺术不断进步和创新的一个缩影，还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对小说情节功能的多重应用，为理解小说在历史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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