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诠释（1）：反意图主义

1.1问题背景

“作者本人对这句话就是这么解释的！”

“作者是作者，作品是作品，他们之间没有关系！”

在关于文学欣赏的对话中，你可能会经常听到，甚至亲身参与这样的争论。以上两种说法意味着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态度，这种态度的差异是哲学上的：前者更靠近美学家们所说的意图主义（intentionalism），而后者更靠近所谓的反意图主义（anti-intentionalism）。而这两种立场所共同关心的问题，正是我们在这里提到的文学诠释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诠释一部文学作品？

我们对文学作品所进行的诠释（interpretation），可以包含不同的层次。我们是在理解文学作品的含义（meaning）。在比较粗浅的层次上，我们可以去追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个‘他’指的是谁”这样的问题。而在更为宏观、更为整体的层次上，我们还可以追问像“卡夫卡希望通过《变形记》表达什么”这样的问题。（Lin IEP "Art and Interpretation"）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我们在欣赏包含文学作品在内的各类艺术作品时都可能引发诠释问题之外，我们对戏剧作品或音乐作品的表演可能也会涉及诠释问题。因为除了文学批评可能被视作一种诠释，表演本身也可能被视作是一种诠释方式（例如S. Davies 2001 "Musical Works and Performances" pp.110-1）。对于表演和诠释的关系我们暂不做讨论，我们暂时把目光聚焦在前一类问题上，也就是关注批评式的诠释将遵循何种方式。

1.2反意图主义

反意图主义是这一问题下第一种值得关注的立场。这一立场尤其在分析美学发展的初期得到了大量讨论。反意图主义认为，我们应该采取何种作品解释，完全无关于作者本人的意图。

反意图主义的提出，与一篇文章密不可分。这篇文章是文学评论家威廉·维姆萨特（William Wimsatt）和哲学美学家门罗·比尔兹利（Monroe Beardsley）合写的《意图谬误》（"The Intentional Fallacy" 1946）。

这篇文章出现的同时期，英语世界正在盛行的文学运动是“新批评”（New Criticism）运动。新批评主张，文学欣赏应该基于作品本身，强调文学作品的独立自足地位。《意图谬误》在新批评运动中形成了影响。

反意图主义者给出的理由如下（Wimsatt & Beardsley 1946）：作者关于一部文学作品的含义的意图，要么是成功的，要么是失败的。进一步来说，如果这个意图是成功的，那么，作品的文本中便能找到相关的含义；而如果这个意图是失败的，那么作品的含义就不可能是由作者的意图所决定的，因此，我们依旧只能通过作品的文本理解其含义。因此，无论作者的意图成功与否，作品的含义都需要在作品的文本中找到。

根据这里的论述，期待诉诸于作者的意图以完成对作品的诠释是一种不可靠的做法。这样的做法混淆了作者和作品的边界。因此，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将运用作者意图来理解文学作品的做法斥为“意图谬误”。

相反，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推崇，我们应该从作品本身所提供的内部证据（internal evidence），从而裁决作品的含义。需要指出，虽然有时反意图主义的立场常常被理解成，文学作品的含义只和文本的内部证据有关。但实际上，反意图主义者通常没有那么死板，Ta们通常认为，虽然作品的含义是由文本所决定的，但构成文本的一系列词语的含义则需要交由与语言规范有关的惯例（convention）来决定。因此，作品的内部证据，以及与之有关的语言惯例，共同决定了作品的含义。出于这一原因，反意图主义有时候也被称之为“惯例主义”（conventionalism）。

1.3反讽问题

反意图主义将作品的含义全然交给作品本身的结论，可能依然会被认为是过激的。虽然失败的意图可能是不可取的，但不妨采取一种更温和的看法，认为作品的至少部分含义是与成功的意图有关的。以下问题可能最能暴露反意图主义的弊端（Nathan 1982 "Irony and the Artist's Intentions"）：

一般不难理解（A），而（B）则需要解释。为了解释（B），我们需要首先理解反讽这一文学现象意味着什么。反讽具有的一个特性是，其允许话语具有与惯例的规定完全相反的含义。当我用反讽的方式说出“你真是个好人”的时候，我实际表达的则是“你是个不怎么好的人”。要理解一句话是反讽与否，必然要诉诸于具体的语境，代入作者的意图。因此，反意图主义所诉诸的证据是不充分的。

比尔兹利本人的回应选择了拒斥（B）。他指出，只有当作者在作品中充分实现了反讽的意图时，这才能算作是一个反讽（Beardsley 1982 The Aesthetic Point of View: Selected Essays pp.203-7）。而如果我们找不到充足的内部证据，那么为什么还要认为这一作品构成了反讽呢？比尔兹利的这一回应试图指出，内部证据对于解释反讽而言依然是充分的。因此，（B）中描述的挑战对于反意图主义而言不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不过，像反讽一类的要依靠一定的外部证据（external evidence），才能被识别含义的文学现象，似乎还有很多。例如，我们可能只能通过结合杜甫本人的时代背景，得出“《春望》表达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情”这一解读。因此，会令人困扰的是，反意图主义怎么仅仅使用内部证据和有限的外部证据（即词语使用的惯例和历史），来解释所有这些看上去需要更多外部证据支持的文学诠释的合理性。这些文学现象可能依旧会对反意图主义施加很大的压力。

另一种潜在的回应可能来自于拒斥（A）中对反意图主义的解读。根据S.戴维斯的解读，比尔兹利的观点，在实际上是与语境主义兼容的（见S. Davies 2005 "Beardsley and the autonomy of the work of art"），因此，比尔兹利的反意图主义可以允许语境因素在文学诠释中发挥作用。不过这一解读并不符合对反意图主义的通常阐释（即使它可能是符合比尔兹利个人的文本），因此可能会使得反意图主义做出太多实质性的让步，以偏离其纲领性的观点。

门罗·比尔兹利（1915-1985）是反意图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是二十世纪著名的美学家，他被视为是分析美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影响力覆盖了审美属性、审美经验、文学诠释等一系列非常核心的美学现象。在1976年，他当选了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

下一篇：文学诠释（2）：真实意图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