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鲲：如何学习中国文化——在平凉市图书馆的演讲

一、什么是“文化”以及中国的文化学

如何学习中国文化？这个问题要从概念切入，需先弄懂——什么是文化？其次，什么是中国文化？再次，为什么要学习中国文化？最后，再落实到如何学习中国文化。

看到“中国文化”这个词语，每个人头脑里都有一些感知和印象，都对中国文化有些认识。譬如2022年的春晚，有一个舞蹈节目《只此青绿》，演员们穿着唐装舞蹈，后面的电子屏幕显示的是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这就是通过舞蹈和绘画符号表现出的中国文化。所有的文化都是一种符号，我们通过某种符号来感知文化的内涵。但是什么是“中国文化”？说来复杂。“中国文化”可以说包罗万象。一般来说现在社会上大多数人在谈及“中国文化”的时候，都有一个想当然的、错误的认识，即“中国文化”就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三字经》《百家姓》之类，或者是唐诗宋词，或者是中国历史等等。那么，从五四运动迄今这100多年的历史文化又是什么？是不是中国文化？我们大多数人把它忘掉或者割掉了——这也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我们要知道何为“文化”。思想家、文化学家常乃惪于1928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小史》是第一部中国文化史著作，他在书中对“文化”一词的解释是：“文化是从学术思想到饮食起居全部的生活状态的抽象名词。围绕着我们的一切，都是文化。而且文化还不仅仅是代表物质上的生活，他更代表着人类精神上的努力，一切的道德、理想、组织、制度都是文化的表现。”（常乃惪《中国的文化与思想·中国文化小史》，中华书局2012年，6页）可以说，我们所见、所闻、所想的都是文化，儒释道是文化、诸子百家是文化、唐诗宋词是文化、《金瓶梅》是文化、科举制度、八股文、跪拜礼也是文化……常乃惪概括得很全面。文化是从学术思想，包括哲学的、历史的、自然科学的、文学的等等这些高层次的文化，到饮食起居即吃穿住行这些人最基本的文化的总和。在学术思想到饮食起居之间还有很多中层的东西。文化是指学术思想到饮食起居之间“全部的生活状态”，即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从我们的生活中产生出来的，都反映出人的生活状态。“文化”是一个抽象名词，但它是所有具象、抽象事物的集合，我们把它抽象到极点的时候就叫“文化”。围绕着我们的一切都是文化，上天入地，只要跟人有关系的都是文化。常乃惪强调文化不仅仅是代表物质上的生活，它更代表着人类精神上的努力，一切的道德、理想、组织、制度都是文化的表现。文化的重点是人类的精神，其中道德是第一位的，第二是理想，第三是组织、制度，没有这些，就没有几千年的人类文明。简单地说，文化包含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方面。物质文化是无穷无尽的，精神文化也是无穷无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密不可分，就像肉体和精神是不可分的，世界的物质和意识不可分，我们要勉强划分的话，可以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文化”这个词，“文”在古汉语中，原意是纹饰、图案，它是一种象征，即人创造出来的东西，所以有天文、人文。天文是自然界存在的事物，人文就是人创造出来的东西，“文”包含创造之意，“化”强调的是历史积淀。文化是相对稳定的，不论是在空间当中，还是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它的存在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才能谈得上文化。如果没有任何稳定性、延续性的话，我们是感受不到的，感受不到的东西就谈不上文化。文化是一种历史积淀，不管这个积淀有多长、多短，多深、多浅，总之有了积淀，才能谈得上文化，文化不是转瞬即逝的东西。所以我们总是把文化跟传统联系起来。李泽厚有一本书《历史积淀说》，即申明此意。

与文化最接近的概念是“文明”，如世界四大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我们把“文明”也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为什么既有“文化”，又有“文明”呢？这两个概念有何区别？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说“文明”而不说“文化”？我们在俗语中也说“讲文明”，大的方面也说中国文明、埃及文明等等。还有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创造、文明的毁灭等说法。在英文中，文化和文明也是两个词，文化是culture，文明是civilization。“文化”与“文明”这两个概念很接近，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文化更侧重于精神，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很有文化”而不是“这个人很有文明”。文化更侧重于精神文明，这是它的最基本内涵。但有时“文明”也可以用作形容词，形容有教养，也是指向精神的。但“文明”比“文化”更大。

要学习中国文化，应该了解一些中国的文化学的情况。文化学是一门很重要的学科，它是在19世纪后期的欧洲产生的，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有人正式提出了“文化学”这个学科概念，它是全面综合研究文化的学问。研究文化的什么呢？首先，研究文化学的概念，即什么是文化学？其次，文化是如何产生的？文化是如何发展的？文化的类型是什么？文化演变的规律、动力是什么？等等。总之，文化学是站在宏观的角度看文化现象，并探究其内在规律。人类的学术、思想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现综合的趋势，因此就产生了文化学。

中国的文化学是怎样产生的？其历程如何？中国古代有很多思想大师、学术大师，从来没有人讲过什么是文化学，古代文化学。清朝末年，梁启超等人受到西方影响，有了文化学的概念和研究意识。民国时期，大概是五四运动的时候，有几位学者正式开启了中国的文化学。现代以来的学术史，我们多关注科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艺术家等等，但是文化学家我们不太注意，其实五四时期的学术与当时的世界潮流是很接近的，当时中国已有了文化学。据我所知，比较早的宣传、研究文化学的学者，第一个且比较重要的一位是黄文山——他被现代学术史遮蔽了。黄文山是一位大学者，生于1901年，广东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的学生，曾经是北大的学生领袖之一。在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新文化运动时，当时中国的思想流派很多，包括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保守主义、国粹派等等，提倡新文化与保守旧文化，精彩纷呈。100多年前的五四时期可以说是中国第二次百家争鸣，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又一次高峰。黄文山很早就注意到文化学。他早期信仰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微妙的关系，黄文山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一些思想交锋。1922年，黄文山赴美国留学，放弃了无政府主义，思想转向。黄文山后来做过中央大学的副校长，1949年去了台湾，后又赴美国。他在北大学哲学，在美国学习文化学，师从美国的一位文化学大师，黄文山一生主要从事文化学的研究。他是我所知的中国现代全力研究文化学的一位学者。由于一些特殊原因，我们不太了解黄文山，但是从大陆出版的黄文山的一部分著作中，可以窥见他的文化学造诣甚深。黄文山晚年在美国用英文写过一部文化学巨著The System of Culture，即《文化的体系》，未翻译成中文。

第二位文化学的重要人物是常乃惪（1898-1947）。常乃惪是山西榆次人。五四运动时，他是北京高等专科学校的学生。当时《新青年》杂志刚刚展开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论战，常乃惪给陈独秀写过几封信，讨论孔教、白话文、伦理等问题，陈独秀给常乃惪的四封回信都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当时常乃惪只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学生，而陈独秀已是中国思想界的领袖之一，他对常乃惪的批评很重视 ，可见常乃惪水平之高。常乃惪后来既是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化学家，也是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民国时期中国有三大政党，第一国民党，第二共产党，第三大党是中国青年党。常乃惪是中国青年党的领袖之一。他是一个横跨政学两界的人，比单纯的政客或者单纯的学者更复杂。常乃惪的著作既深且广，涉及中今中外的文史哲、社会学、文化学、乃至生物学、相对论等，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可惜他不到50岁就去世了。常乃惪写过很多探讨中国文化的文章，也有几篇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文章。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个核心议题就是探讨什么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特征是什么？什么是西方文化？东、西方文化的区别、优劣是什么？这是当时的文化人最关心的问题，后来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等等都是在这样一种文化反思之下产生出来的。常乃惪的《中国文化小史》是第一部中国文化史。他的文化观是对中国文化主张改造，而不是打倒，同时充分迎接西方文化，既不守旧，也不激烈反传统。他认为建设比批判更重要。历史证明，这是最成熟可取的文化观。

民国时期还有两个人的文化观值得一提，一个是胡适，一个是陈序经，这两个人代表了全盘西化论。但胡适的全盘西化论，并不主张完全抛弃中国文化，他对中国文化感情很深，研究很广，他的全盘西化论侧重于接受西方现代社会制度和价值观。陈序经是全盘西化论的代表，他在美国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民国时期曾做过岭南大学的校长，后留在大陆。他主张完全的西化，这未免偏激了，但也有深刻之处。陈序经是专业的社会文化学家，著有《文化学概观》一书。

还有一位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学者柳诒徵。他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学者，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反对激烈的反传统，他们认为中国的传统大部分是好的，但他们不反对新文化，这就是文化保守主义。柳诒徵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写了一部部头很大的《中国文化史》。只要是大学者，都会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认识，但是专门从文化学角度来探讨中国文化的，在民国时期比较突出的就是这几位。

1950-1979年代，大陆的文化学消失了。1980年代，思想解放，曾经出现了“文化热”，中国文化，包括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关系问题、评价问题再次成为焦点。每当社会变革的时候，必然会关心这类大问题。新时期以来，我认为在大陆，文化学方面最有成就的是金克木。他不仅学贯中西，而且还精通印度文化。金克木晚年所写的那些包罗万象的文章，其中心就是文化问题——从中今中外的文化现象到文化本身的原理。庞朴的西学不及金克木，但他的中国文化研究很深。冯天瑜有本《中华文明五千年》，似教科书，略失之浅。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晚年致力于文化学的思考，其思想也很通达，他是以自己经历的百年风雨及国际视野来证悟中国文化。台湾对中国文化一直保持着正常的反思，尤以新儒家着力最深，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钱穆等人对中国文化都有很宏观的见解。香港也有一批致力于文化学研究的学者，以中国文化书院为中心，陈方正、金耀基、金观涛等人都有高深的著作。以上就是中国的文化学的大致历程，挂一漏万，权作简介。

二、什么是中国文化

什么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一词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什么是“中国”？此概念不是不言自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等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中国”发展到当下的一个阶段，我们所谓“中国”是从四、五千年前传说中的夏朝一直到现在疆域虽不断变化，但主体大体不变的一个民族共同体。当然，我们现在说“中国”这个概念的时候，不是侧重于文化，而是侧重于它的政体，包括它的疆域、历史等，它作为一个“体”就像一个人的轮廓一样，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地图、制度等，在1000年前、500年前，甚至200年前都不相同，它一直在变化，所以“中国”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它首先是一个纵向的历史概念，其次是一个横向的地理概念。历史比地理更复杂。地理是有形的，变化不大，黄土高原几千年前还是黄土高原，但无形的、历史的东西变化非常剧烈，“中国”是在不断变化的空间和时间中存在的一个抽象的国族概念。300年前，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国家不叫中国，过去没有这个概念，清朝时叫大清，明朝时叫大明，宋朝时叫大宋，汉朝的人叫汉人，唐朝的人叫唐人，到了现代我们叫中国人。“中国”这个概念是从晚清产生，在民国建立时正式成为国名的。中华民族的国家就叫“中国”，“中”即中华民族。古代所谓“中”，即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到了清末民初之际，有知识的人都知道我们并非世界的中心，但还是有“中国”的概念，这里的“中”意思就变了，所谓“中”即中华民族，包括几十个民族。直到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名称虽有不同，但基本相仿，即指向一个多民族的现代国家，它并不是用一个王朝的名称来称呼的，所以现代所谓“中国”之“中”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且恰好与外国之“外”相对应。及至现代，中国人才强烈地意识到中国与外国的区别，有了这种区别感之后，“中国”的意识更强了。

第二个概念是“国学”。此概念也是在清末民初时产生的。古代没有“国学”之说，我们现在一说“国学”，就认为是孔、孟、老、庄之类，非也。“国学”的概念产生于清末，“国学”就是古代中国或传统中国的学问。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概念呢？李零教授说国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即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到清朝末年的时候，受到了西方文化严重的挑战，觉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于是便有人提出了“国学”。没有危机感，就没有这种意识，这就是文化学和史学理论所讲的“挑战与应对”的机制，和生物学的道理一样，就像条件反射，有一个刺激，就有一个回应。面对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中国的学问该何去何从？我们中国的学问是否需要重新评价？而且是总体的，不是某一方面的，因为我们遭遇的危机是全方位的，所以将整体的中国的学问称为“国学”，是为了应对西学。所谓“中国文化”并不等于“国学”。现在社会上很多人讲到中国文化，想当然地将其等同于“国学”——大谬不然，国学只能说是中国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

中国文化浩如烟海，怎样学习学中国文化呢？我认为有两个角度可以切入中国文化。第一个是中国文化史。学中国文化最方便的一个途径，就是先去了解中国文化史，它是对中国文化历史的叙述。一些学问广博的学者对中国文化做了比较概括、准确的叙述、评论，勾勒出了中国文化大致的历史面貌。前面提及，第一部中国文化史是常乃惪在的《中国文化小史》。第二部比较有分量的就是柳诒徵1932年出版《中国文化史》，80多万字，如果想要了解更多中国文化史的知识，这部书有丰富的材料。柳诒徵有一个学生叫陈登原，他看了老师的书稿后，有些不满，于是他也写了一部很有分量的《中国文化史》，于1933年出版。另外，钱穆抗战期间出版过一本《中国文化史导论》，此书从中国文化的几个大问题出发谈中国文化，提纲挈领，故称“导论”。钱穆是国学大家，长处是渊博宏通。但他有一个缺陷，即对西学的了解较浅，但却常做中西文化的对比，有时不免臆断、机械，还有种中国文化的优越感。要真正理解中国文化，必须要对西方文化、世界文化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这是民国时期的几部中国文化史著作。以上是第一个层面，先了解中国文化史。

对中国文化史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中国文化？譬如，当外国人问你中国文化的特征是什么时，他们不会问你孔子与孟子的区别、李白和杜甫的区别这类具体的知识，面对一种异质文化，他们首先想要了解的就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什么？对此问题，你不需要太多的知识，而是需要对中国文化宏观的、深层的特征、特质有所认识。所以，学习中国文化的第二个层次，就是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和特质。中国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它有可以总结的特征。很多学者都思考过此类问题，主要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五四时期，《新青年》杂志，包括学衡派的很多章都在探讨这类问题。著名的保守派辜鸿铭，在1915年，就出版了英文著作The Spirit of Chinese People（《中国人的精神》），这是第一部总论中国文化精神的著作，才气过人，但辜鸿铭宣扬儒家救世论，五四思想革命一起，就遭到了激烈批判。1921年，梁漱溟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探讨东、西方文化的特征及其关系，其所谓文化的核心是哲学。他的基本观点是：当时世界上有三种基本的文化，一种是以中国为主体的东方文化，一种是西方文化，一种是印度文化，他认为西方文化是向前看的，印度文化即佛教是向后看的，中国文化处于停滞状态，既不向前也不向后。他的学说在当时影响较著。梁著的优点是其世界视野的大格局，不偏袒某种单一文化，而是认为不同文化当取长补短。但他的观点有点机械，所以四十年代时，梁漱溟又写了一本书《中国文化要义》，这本书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更有深度，更集中地思考中国文化的总体特质。

大作家林语堂的名著《吾国与吾民》也是一部关于中国文化及国民性的著作。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不在鲁迅之下，尤其是其晚年。就批判性而言，他不像鲁迅只批判中国人的缺陷、中国文化的缺点，林语堂不仅批判中国文化的缺点，也能看到中国文化的优点，这是比较成熟的文化观。

八十年代以后关于中国文化的著作，哲学史家张岱年有本《中国文化精神》，中规中矩，缺乏新意。庞朴的《中国文化十一讲》和张岱年书一样偏于哲学，但比张书深邃。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晚年出版了一本《中国文化的精神》，写得不是很好，其缺点是家国温情特别重，他对中国的爱有时候会遮蔽理智。另外，还有一位被历史淹没的天才学者许思园（1907-1974），他在文革时期去世了。许思园出身世家，曾留学欧洲，文理兼通，学贯中西，三、四十年代时即有志于研究中国文化，办过文化研究方面的杂志《东方与西方》。新儒家第二代的几位重要人物唐君毅、牟宗三、程兆熊都是许思园的好友，唐君毅是经许思园的推荐入职南京大学哲学系的。许思园有几篇关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论文，见解超卓，文章高妙，可惜他的论文直到1998年才被编辑成《中西文化回眸》一书出版，此书值得一看。

以上就是学习中国文化的两个层面：首先从中国文化史切入，学习中国文化，然后在此基础上探究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什么。我们先去看这些学者的著作，进行了解，当你在这方面的修养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形成自己的思想。

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文化不是一个静态的，死去的东西，不是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不断自我更新的生命体。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它不仅包括几千年的古代文化，也包含100多年来的现代文化。古代已经结束了，但现代远未结束，所以“中国文化”的时态不是过去完成时，而是现在进行时，它也不会有将来完成时，因为文化没有终点，除非人类灭亡。此即《周易》所谓“未济”，即永远未完成的状态，永远都在过程中。文化是人的产物，有人之后才谈得上文化，文化是人生命、生活的产物。文化是人创造出来的，可以说它是一种工具或一种装饰，既有实用性又有审美价值、情感价值，而且它还会延续，甚至有可能发生很大的改变。所以我们学习中国文化，究极目的不是为了了解过去的文化——这只是一个手段，我们的目的应该是探索未来中国文化应该如何发展？这才是我们的理想和主要鹄的。因为人是一天一天地往前走的，传统只是一个参照物，而且传统一直延续到我们现在的血液、精神当中去，只有了解传统，才能了解当下，才能知道未来怎样发展。更重要的是，未来的中国文化应该如何建设。所以批判不是最重要的，总结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事是建设。

三、“中国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大多数人在提及“中国文化”的时候，都会简单地把“中国文化”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这是错误的——那么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在100年前现代开端的时候，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化”大抵就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但是随着现代历史的展开，迄今已逾百年，这100年的变化幅度可能相当于古代几千年的变化幅度，可谓天翻地覆。这100年非常重要，我们完全可以将这100年的文化与过去4000年的文化放在同等的地位上进行对比。譬如，从清初到乾隆年间的100年，跟过去几千年相比，并无太大区别，而清朝以后这100来年与过去几千年相比，却差别极大，故此我们现在所谓“中国文化”就等于中国传统文化加中国现代文化。当然，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因为它毕竟有几千年的历史，虽然百年来变化甚巨，尤其是外在物质世界的变化，但是文化的核心还是集中在精神层面，在我们的头脑中，可能中国传统文化所占的比重还是很大的。而且从知识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有几千年的积淀，知识量极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艺术、宗教这几部分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但不是全部。我们要有现代意识。“现代”不是跟“古代”或者“传统”相对立的，“传统”是包容在“现代”之内的，用数学符号表示的话——“传统”<“现代”；或者画一个集合，则“传统”在“现代”里面，有一部分是交叉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统”是什么意思？是一个褒义词还是贬义词？“传统”是一个时间概念，指从过去延续下来的东西。它是好，还是坏？什么都有，有好有坏。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等是好的东西，但中国文化中也有不好的东西，八股文钳制思想，女人的小脚很变态，太监、宦官在春秋战国就有，延续了几千年……所以“传统”既非褒义词，也不是贬义词，而是个中性词。因此，当我们提及“传统”，不能一味地说传统文化就是好的，也不能像五四时期一些激进的学者批判“吃人的礼教”之类，礼教中其实也有好东西，这种态度是偏颇；更有甚者，有人还要废除汉字，这是丧失理智了。

那么，何为“中国现代文化”？这个问题，至今没有清晰的梳理、总结。有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化史，可是迄今没有一部比较好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中国现代文化史。虽然现代只有100来年，但它更加复杂。现代中国被动或主动、有意或无意地融入到了世界文化当中，尤其是和西方文化、欧洲文化产生了深刻的融合，就像药方一样，现代中国文化的药方成分更复杂。要了解中国现代文化，必须了解西方文化，因为西方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们耳目所及的一切，在物质层面几乎全部西化了，包括吃、穿、住、行、用等等。譬如电，没有电就没有现代世界，在电的基础上产生了各种电器、电机，这都来自西方。我们穿的衣服也是洋装。我们头脑里也有很多西方的东西。我们从小就学自然科学、牛顿定律、数理化、生物、信息科学都是西方文化……所以，现代的中国文化是一个大拼盘，我们要充分意识到西方文化的存在。在这样一种复杂状态中，如何认识中国文化，就更难了。因此，自从中国近代门户洞开之后，就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洋务派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后来张之洞提倡“中体西用”，“体”是根本，“用”就是从根本派生出来的东西，他认为应当以中国文化为根本，西方文化可作为辅助。这种文化观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可是到五四时期就被抛弃了，梁启超、严复、胡适、陈独秀、鲁迅、常乃惪他们认识到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简单的。中国文化能作为“体”吗？西方文化只作为“用”吗？洋务运动证明了只在物质层面学习西方是行不通的，我们还要学习它的精神、法律、商业、哲学、艺术等等。被引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来自西方文化，我们将其作为意识形态，这已经是“体”而非“用”了。所以无论是“体”的层面，还是“用”的层面，中西之间都不可能是对立的关系，不可能是二分法。八十年代的大学者李泽厚提出“西体中用”，将张之洞的观点反其道而行之，以西方文化作为根本，中国文化作为“用”，这也是不可能之事。民国时期还有一种鲜明的观点是“全盘西化”论，最典型的代表是岭南大学的校长陈序经。1930年，陈序经在广州的《民国日报》发表了《中国文化的出路》一文。虽然五四运动业已结束，但中国文化何去何从这个问题并未结束，直到1930-1940年代，都有人在探讨。陈序经这篇文章的观点是，中国文化的出路当时主要有三种立场：一种是固守中国传统文化，即复古；一种是“全盘西化”；还有一种是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折衷。他认为复古和折衷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对的，只有“全盘西化”是对的。陈序经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争论，它代表了一种重要的观点——全盘西化论。胡适也讲“全盘西化”，与陈序经不同的是，他的意识很开放，格局很大，他反对保守，认为现代中国文化应该朝着世界文化的方向发展。在我看来，“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那是不是应该折中呢？折中只是一个说法，精神问题没有折中，连物质的东西都没有一个准确的中心点，精神问题更没有折中，也没有一个平衡点——那是一种理想状态。中西文化关系这样复杂的问题没有折中，折中是一种倾向、说法。我比较赞成常乃惪的观点，五四时期像鲁迅那样激烈的反传统是不对的，要用平常心看待中国文化，先把好的与不好的区分开，好的我们继承，不好的我们抛弃。五四以后常走极端，要么激烈反传统，要么崇尚国粹。常乃惪在《充分迎接西洋文化》一文中说：“中国文化也有好处，外国文化也有缺点，‘西洋也有臭虫’，但西洋的臭虫被人用蒸汽蒸死，中国的臭虫却任其蔓延，单就这一点说，我们也老早该学西洋了。”（常乃惪：《蛮人之出现》，《常燕生先生遗集》（七）杂著一，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330页）这是正确的态度。绝不能像国粹派那样妄自尊大，西化的趋势在不断扩大，物质文明的力量会带动精神文明，渗透到精神文明中。面对西方文化，首先我们要有开放的姿态，充分迎接西方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中国文化，二者并不矛盾，一方面我们可以继承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要奉行“拿来主义”，两者可以融合、优化组合，这才是最成熟的文化观。

四、为什么要学习中国文化？

为什么要学习中国文化？这个问题很实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国人，每一天都在面对着中国文化，都要对中国文化做出选择。譬如，春节的时候，过年怎么过？是大过还是小过？今天去你家还是去我家？去了之后要怎么说话、怎么做事？这就是中国文化。穿衣服是喜欢中国服饰，还是外国服饰？学美术，是学国画，还是学油画？这都是具体的，我们要面对的中国文化的问题。我们每个人的具体生活都离不开中国文化，随时都在学习中国文化，只不过没有充分的自觉而已。从根本上来说，什么是中国人呢？其根本不在于你的身份证或护照，也不在于你的血统、外貌，而在于你头脑里的文化是什么文化。假如一个中国人身在中国却对中国文化非常无知，从文化的意义上说，他是不是中国人？这得打一个问号。假设一个美国人是“中国通”，说起中国文化头头是道，那么他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呢？都不好定义。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但我们要问自己在文化层面多大程度上是中国人？如果随便问一个问题，关于中国的先秦诸子、历史、唐诗等，被问者一问三不知的话，那么他是不是中国人呢？所以我们应该学习中国文化，不断地学习，好好地学习，必须学，否则我们可能不是一个合格的中国人。这是自个人的角度言之。

如果从集体、民族、社会的角度来说，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就是为了振兴中华，这是一句老话，但道理确实如此。要振兴中华，首先我们先得了解中国文化，由此我们才能够在思想、文化层面共同探索未来中国的“出路”。从晚清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至今也没有彻底搞清楚。总结中国传统文化尚属次要，重要的是探索未来的中国文化，即中国文化的“出路”。

五、学习中国文化的立场和态度

学习中国文化的立场和态度应该是什么，这不是方法，也不是具体知识。如何学习中国文化？从大的方面来说，第一点是超越激进与保守。首先要有一个比较正确、成熟的文化立场，最好的文化立场就是要超越激进或者保守这两种片面的态度，片面一定是不够成熟的。激进派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激烈地反传统，打倒孔家店、打倒古典文学等等，这是不对的，传统我们可以批判，但不能彻底打倒。另外一派就是像辜鸿铭那种保守派。我觉得他们也并不是真正的保守派，真正的保守派应该是学衡派。学衡派的几个领袖都是留学美国的，他们既接受西洋文化，同时又反对打倒中国传统文化，他们推崇古典文化，这才是保守。但学衡派对传统的批判不够，对现代文化的接受度也不够，这也不对。

第二点是古今一概。中国文化既包括中国古代文化，也包括中国现代文化。不要局限于中国古代文化，也不要像一些现代派只学中国现代文化、先锋文化，对中国古典文化漠不关心，所知甚少，这两种片面态度都是不成熟的。成熟、深刻的态度应该是古今一概，把古代与现代打通去观察、思考，古今是分不开的。

第三点是中外融通。我们既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也要不断地学习吸收外国文化，不只是吸收其物质文化，还要学习外国的精神文化。不要太早地把自己的认知封闭起来，要中外融通。譬如，日本对于中国来说就很微妙，你可以说古代日本和中国是一个文明体系，但是到了近代以后，它与中国的区别很大，日本很值得中国学习。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向外国学习，始终要发现别人的优点，自己才会变得更强大，这才是一个谦虚的大国。周有光说：“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周有光：《从世界看中国：周有光百年文萃》），三联书店，2019，8页）中国文化还有很悠远的道路值得我们去探索。

2022年2月5日讲，根据演讲视频整理（整理者：张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