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是一代贤臣包拯，为何最终以一个“青天判官”的形象留存民间

包拯，字希文，公元999年真宗咸平二年生于庐州合肥县， 公元1062年仁宗嘉祐七年死于北宋首都开封府，终年六十四岁。

包拯的青少年是在真宗一朝度过的，而其大部分年月则是生活在仁宗朝。二十九岁由进士及第仕宦，授大理评事，知建昌县，但父母年高，辞官归里，后又守父母之丧，在家整整十年，以孝闻于乡里。

此时的北宋，自真宗死后，仁宗幼小，一切军国大事，取决于刘太后。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死，仁宗亲政，景祐四年（1037年）包拯守丧毕，三十九岁重新入仕。

再次入仕后的包拯，历职多次变化，一生十三次迁转大致作了四类工作：

一是守臣，先后知天长县、端、瀛、扬、庐、池州、江宁和开封府；

二是台谏官，先后任监察御史里行、监察御史、知谏院、权御史中丞；

三是监司官，先后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河北都转运使；

四是三司官，先后任勾当京东排岸司、权度支判官、户部判官、户部副使、权三司使、三司使。

最后任枢密副使管军政，仅一年左右时间。

仁宗时期，可谓人才济济，像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崭露头角、挥斥方遒，指点江山。

北宋中期，士大夫及知识分子很重视名节，但从官僚士风上讲，一方面是部分官僚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甚至贪墨颓惰，士气不振，另一方面是部分官僚要重新振作士气，锐意改革，使国家富强。两种情况同时存在。

包拯守丧后第二次仕宦时作了一首诗，深受后者风气的影响：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幹终成楝，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

“直道谋身”是包拯做官的信条，但并不是每个官员都能做到的。“曲道”谋身者多，“直道”谋身者少，正因为如此，包拯在北宋官僚中是少数的一员，难能可贵。

因此，不论官职还是在当时的影响力，王安石、范仲淹、司马光等等众人都超过包拯，但只有包拯成了百姓顶礼膜拜的“青天”偶像。究其原因，大概只有一点，即“直道是身谋”的处世原则。

嘉祐二年三月（1057年）到嘉祐三年六月（105年）包拯任权知开封府，任期不过一年零三个月，随后又升迁到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但今天我们最熟知的仍是“开封府尹包大人”。

北宋时期的东京开封府经过隋唐以来数百年的发展和积累，达到鼎盛，成为了规模巨大、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的大城市。纵观仁宗朝， 四十一年间先后有五十八人担任过开封府府尹，而“开封府尹包大人”在其二十五年的仕宦生涯中，实在不算长。

历史上包拯作为官员，政绩除了外派地方之外，集中在御史监察、谏官和财政等几个方面，兴利除弊为民造福，犯颜直谏疾恶如仇，勤于政事鞠躬尽力。

真实的包拯除《宋史》有一则“割牛舌”外，并没有留下多少破案的资料，也没有什么“三口铡刀”“打王鞭”“势剑金牌”，更不曾斩包勉、斩国舅。民间流传的断案不是特别突出。

后世《百家公案》《龙图公案》《三侠五义》将许多与包拯毫不相干的断案故事汇于他的名下，借这位著名人物以扩大影响，反过来，形形色色的断案故事又使包拯成为一个集侦破、审讯、判决于一身的法官形象。

包拯仕途期间，恰逢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其上奏议《论取士》《论县令轻授》《请免江淮两浙折变》《请法外断魏兼》《请勘阎土良》《论保州事》《论契丹事宜》等约四十余篇，内容主要是评论朝廷用人得失、弹劾不法官吏、整顿地方吏治、赈灾、平乱及与契丹、西夏议和诸事，尽力兴利除弊，充满改革和实干精神，但他没能象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那样提出宏大而系统的改革理论与方案。

这是因为新政推行时，包拯年已四十五，在此以前他长期在家乡侍养父母，后来历知天长县和端州，仅五六年时间，到中央任职时，官资较浅，对全局情况缺乏了解，对历史与现实社会问题的理论研究也不太深，所以没能提出系统的改革方案。

尽管如此，由于包拯性格峭直刚严，与人不苟合，始终以“直道是身谋”为处世原则，对新政时期朋党宗派的斗争从不掺入，以自己的立场、世界观观察问题，发表意见，是则是，非则非，旗帜鲜明，敢作敢为，在行动上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念行事

不过，在“庆历新政”彻底失败的情势下，包拯没有随波逐流，也没有消沉不振，敢于对受朋党之诬的新政官员予以正面肯定，大力反对因循姑息、缄默自守的士风，保护新政官员收到一定的效果。

作为谏官，包拯七次弹劾张尧佐，七次弹劾王逵，都是震动全国的大案。弹劾这些人，要有胆量，要有勇气，要有正直无私的精神，得罪他们，有时还会得罪皇帝，还会得罪他们的朋党及利益共同体。包拯置这些于不顾，不避权贵，敢于斗争，，对其后各代的政治生活带来积极的影响。

特别是多次弹劾宰相宋庠，说他当政七年，阴拱持禄，窃位素餐，安处洋洋，以为得策，固位无耻。其实，宋庠只是属于庸碌无能的大臣类型，并没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严重罪过，这种人在皇上及朝臣的心目中说不上有太大的问题。但包拯认为宰相不能像小官那样，必须有贪赃枉法的才能算有罪过，国家重臣没有政绩就是大过。

在仁宗朝从政20余年，包拯的仕宦生涯有高潮，也有低谷，但总的来说官运畅通，波折不多。

然而，包拯在为官的后期，直谏精神是有所减弱的，他也担心过于得罪仁宗皇帝，过于得罪同朝的臣僚们，使自己处于风口浪尖之上。

史书记载：在包拯升任枢密副使后，参知政事空缺，仁宗问谁可任此职。御史韩缜非常直率地说：“包拯可以。”仁宗笑着说：“今日包拯，非昔之包拯矣。”这说明在仁宗的心目中，包拯已经发生了变化，同过去有所不同。也可能多年官场生涯，使得包拯保全自身成分逐渐增长，换句话说谏官包拯退化了。

包拯去世时，全部官衔是枢密副使（差遣）、朝散大夫（散官）、给事中（官）、上轻车都尉（勋）、东海郡开国侯（爵）、食邑一千八百户（食邑）、食实封四百户（食实封）、赐紫金鱼袋（赐）、赠礼部尚书（赠官）。

包拯死后，葬在何处有两说：

一处坐落在安徽合肥市。明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大明一统志·庐州》载：“包拯墓在府城东十八里，地名双阙。”明崇祯《庐州府志·合肥县》载：“参政包孝肃公拯墓，在县东十五里，自子以下皆附葬。”嘉庆八年《合肥县志》也有类似记载。而《包氏宗谱》包拯墓图上注“墓在庐州府城东隅十五里，土名汪家圩，原名夏家岗。”即今合肥郊区。

另一处则在河南巩县。《河南府志·巩县》内载：“龙图学士包拯墓，在县西南孝义保。”《巩县志》转引《施府志》：“巩西南后泉沟，有孝肃墓，亦陪葬真宗陵也。”

这两处包拯墓孰真孰假，千年莫定。于是在民间有包拯死后“七门（旧合肥城有七坐城门）出棺，真墓难找”的说法，更有相传“包公睡的石头棺材，永不超生”“包公坟里有龙头、虎头、狗头三把铜铡，无人敢挖”等传说，为包拯披上了层层神秘外衣，成为千年不解之谜。

对于包拯这个人，旧史称其“闾里童稚妇人，亦知其名”，或谓“小夫贱隶，类能谈之”。在中国历史上，英雄伟人，帝王将相，官高功大，对历史作出过重大贡献者代不乏人，而其在民间的影响却远远比不上包拯。

包拯在世时，实际上他在民间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宋史》中记载：“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宋代的沈括《梦溪笔谈》、朱牟的《曲洧旧闻》均记载过包拯断案的故事。

但在南宋元明的民间话本、戏曲、元曲中，包拯的形象被神化，以超凡的智慧来日断阳夜断阴、甚至明代的包拯捉妖除魔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直至清代出现《三侠五义》，包拯才回归到清官、能吏形象，破案靠的不再神力，而是自己的智慧，以及展昭、公孙策甚至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等众人的帮助。

一介贤臣包拯，最终以一个“青天判官”的形象长久留存于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