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角社会》摘要和笔记（20240710）

自从完成了《街角社会》以后，数年来，我几次想给学生们讲授在对社区或组织进行实地研究时所需要的研究方法。但是和这一领域中的其他教师一样，由于缺少可以为学生指定的读物，我一直未能如愿以偿。

研究者也和向他提供资料的人一样，是一个社会动物。他也要扮演某种角色，也有他自己的个性要求，如果他要成功的行使功能，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满足这些要求。当研究者走出大学，每次仅仅到实地去考察数个小时的时候，他可以把他个人的社会生活与实地活动分开。他的角色问题也不十分复杂。另一方面，假如研究者在他所研究的社区中生活一段很长的时期，他的个人生活就会与他的研究纠缠在一起。于是要真正解释研究时如何进行的，就必然包含着对研究者在研究期间的生活作出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个人的说明。

或许，对于在社区中生活的这一说明也有助于解释对数据资料的分析过程。我们在研究中的想法仅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对事实进行认真考虑时形成的一种必然产物。我们在全面考虑问题时一般不是呈直线进行的。我们常有一大堆乱糟糟的资料所淹没的体验。我们认真的研究这些资料，把我们全部的逻辑分析本领都使出来了。我们提出了一种或两种想法。但是这些资料仍然不能形成任何有条理的模式。于是我们继续和这些资料——和这些人——呆在一起，直到也许是某个偶然的事件对这些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使我们看到了一种我们以前不曾看到的模式。这一模式完全不是一种艺术创作。我们一旦认为看到了它，就须重新审查我们的笔记，也许还得去收集新的资料，以确定这一模式究竟是充分代表了我们所观察的生活，还是只不过是我们想象的产物。然后，推理就起重要作用了。但是我相信，研究时产生的想法实际上并不像我们的全部生活过程。鉴于这一分析过程大量的是无意中进行的，所以我确信我们永远也无法对它作出全面的说明。然而，说明从事研究的方法或许有助于解释《街角社会》的模式是如何逐渐形成的。

我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我个人，对于特定的情境和我在开始从事研究时掌握的知识来说，肯定是最合适不过的。另一方面，肯定存在某些实地研究过程的共同的要素。只有当我们已经积累了一系列对于如何实际进行研究的说明之后，才能超越逻辑推理的画面，学习描述实际的研究过程。

对于我写的东西只限于自己的经历，我不必觉得不好意思。另一方面，正是在反省自己的经历时，我才变得不安和不满意。……我渐渐感到自己是个大傻瓜。有时候，我十分强烈的感到自己很愚蠢，以致根本想不出还有什么可写的。我开始觉得，假如我真打算写出点儿有价值的东西，就必须设法跳出我以前一直所在的那个狭小的社会圈子。

我认识到改革并不那么轻而易举。我发现自己犯了许多错误。我还逐渐意识到，有些曾经最激烈的反对我的人其实都是一些很好的人。我并没有因此而得出结论说，他们对了，我错了。不过，我渐渐认识到我实际上对那些促使人们行动的力量了解得多么少。我反省了自己为校园改革付出的努力的失败，并由此而产生了一种更加强烈的兴趣，要去了解别人。

我是根据非常不科学的理由作出选择的：科纳维尔最符合我想象中的贫民区的样子。……科纳维尔有一个特点使我在比较客观一点的基础上选中了它。它的每英亩居住人口多余这个城市的其他任何地区。如果说一个贫民区就是指过于拥挤，这当然就是它了。

在选定我要去的贫民区以后，我立刻着手制定研究计划。当时，只为自己制定计划还不够。我开始阅读社会学文献，并循着林德夫妇的《中城》的思路去思考。我逐渐把自己想成一名社会学家或社会人类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我发现，虽然社会学文献对贫民区曾十分关注，却没有对这类地区的真正的社区研究。这显然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我最初的研究方案是要研究这个地区的历史、经济（生活水平、住房、交易、分配和就业等情况）、政治（政治组织的结构及其与非法团伙活动和警方的关系）、教育和娱乐模式、教会、公共未受保健，以及——尤其是——社会态度。

当我重读这些不同的研究方案时，我感到印象最深的是它们离我进行的实际研究很远。随着我的研究不断深入，这些方案也渐渐变得更合乎社会学的研究，从而我在这一阶段结束时，计划把重点主要放在对人们的友谊模式进行某种社会测量研究。……我渐渐发现可以直接通过观察人们的行动来研究社会结构。

我开始科纳维尔实地研究后才过了几个月，就完全放弃了建立一支科纳维尔研究队伍的想法。我认为，我发现科纳维尔的生活如此有趣和值得研究，以致我觉得已经不必再去考虑大规模的研究了。

现在的人很难想象自1936年我开始科纳维尔研究以来，社会学和人类学对社区和组织的研究取得了多么快的进展。……当时能读到的其他许多社会学文献往往是从社会问题方面来看待社区，所以根本不存在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系统的社区。

在社会研究中，不管其他方面多么可能是主观的，却总可以客观的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模式：甲与乙的接触多么频繁；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多长；当甲、乙和丙在一起时，由谁提出行动方案；等等。那么，如果认真的观察人与人之间的这些事件，就可以提供有关某一社区的社会组织的可靠资料。至少这是一种设想，鉴于这种理论是从已经作过的研究中形成的，以往的这些研究中自然不会包括这种理论所要求的那些定量资料。因此，看来我可能是最早将这一理论拿来用于实地研究的人之一。【上世纪30年代，社会学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社区研究的重点也放在社会问题方面，对于人与人的关系以及社会结构的研究还相当薄弱，研究资料和文献很有限。本书是较早开展社会结构研究的成果。】

我意识到，如果我不住进这个社区，我在那儿就将永远是个局外人。此外，我知道，要在科纳维尔建立起紧密的关系，就要投入时间，但我发现这谈何容易。

如果一个研究者达到了要学习这个民族的语言的地步，他怎么可能再“对我们的民族说三道四”呢？随语言而来的是理解。如果不理解人们，肯定就更容易批评他们。

从事实地研究是很紧张的。当你还是一个局外人，总想知道人们是否会欢迎你的时候，心情最为紧张。虽然你喜欢你的工作，但只要你在从事观察和访谈，你就要扮演一种角色，你就无法完全放松。【好的社会研究只有融入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中，通过他们的生活和行为习惯，才能了解他们的想法、感情、信仰等深层次的东西，而这需要研究者和对象都处于最真实的表达自我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只有尽可能长时间的相处，共同工作和生活才可能做到。】——“附录一 关于《街角社会》的成书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