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在1943——整风深化，与蒋斗法
教员在1943——整风深化，与蒋斗法
1943年的国际形势更加明朗，希特勒的德国要被打败，而且美英计划在在一年内在法国登陆，开辟欧洲的第二条战线，彻底打败德国。美英的计划是先打败德国，再拉蒋打败日本。
这一年的6月，共产国际解散，蒋想趁机对陕甘宁边区发动军事进攻，发动抗战来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但由于国际国内的各方反对，被政治解决了。
这一年，周林、刘、彭都回到延安，整风更加深化，也有审干、防歼甚至发展到抢救运动。一些主要领导也表达了对毛路线的支持。
这一年的边区经济状况也取得了明显好转，边区战士人均耕种面积达到18亩之多，希望边区能做到“耕三余一”(耕种三年，有一年余粮)。边区财政难关已渡过，积蓄资产边币5亿以上(合法币2.5亿以上)。
在国共关系方面，还是希望能争取在战后和平建国，所以年初周林在重庆与蒋谈判。并且准备时机成熟的时候，毛“准备出去见蒋，以期谈判成功”。3月蒋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强调反共，暗示“两年内解决共产党。”日本的方针是“扶汪打蒋”。但蒋的心思不到不得己，不会与共妥协，只是因为需要内援，所以与共维持局面。同时他时刻关注日苏变化，如果日本攻击苏联，他应该就会反共。6月共产国际解散，国名党策划技工陕甘宁边区，胡宗南部署。教员态度是“对国民党不采用决裂的态度”，避免公开武装冲突，把国民党的力量去对付日本。说现在的国民党不是大革命时代的国民党，没有民主，民不聊生，到处民变。7月形势危急，主要对策是广为宣传，动员国内外舆论，再加上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苏联打退德国攻势，7月形势又和缓。
实际上蒋的态度是明确的，两面政策，那就是抗日与反共。国民党遇危机时就“来一次宪政欺骗，毫无诚意”。教员对蒋有一段这样的评价，“蒋介石在他的阶级敌人面前时警觉、坚定、明确的…他是阶级政治家”。
边区的中心工作是经济和教育，敌后根据地加一项战争。教育的重点是干部教育，主要是高级干部，其次中下级干部。内容上着重思想教育，办法是整风和审干。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要求各根据地派几百名高级干部到延安学习，要保存干部。1月，欢迎刘回延安，整风运动中刘是重要助手，同意王明提出的赴苏治病。2月，要求各地将去年整风学习经验汇报。
3月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毛为政治局主席和书记处主席，宣传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党校校长。刘任组织委员会书记。书记处由毛、刘、任三人组成。“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王稼祥和陈云请病假三个月。
4月要继续整风，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与肃反，几件事情：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与肃清内奸。党内要克服自由主义，“党内有思想自由，但不能有自由主义”。自抗日统一战线成立以来，党内生长了一种自由主义倾向，“自由主义是目前党内斗争中的主要的不良倾向”。斗争的武器是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最适用的方法”。
5月，讨论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比继续存在，更加有利…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我的感觉像是孙悟空少了紧箍咒或者少了太上皇。
7月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同月，“抢救运动”开始。教员反复讲，不要搞逼供信，对于有问题的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
8月，延安对失足分子的“抢救运动”告一段落。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讲话，大地主资产阶级的“爱民”，是为了从老百姓身上取东西，是为了剥削，所以，反动统治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
9月政治局会议。现在党内主要危险是闹独立性，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1941年5月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1941年九月会议是一个关键，否则不敢到党校做整风报告，《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以斗争求团结有四个范畴，无产阶级与地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本身；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部。
10月，发表十大政策：1.对敌斗争 2.精兵简政 3.统一领导 4.拥政爱民 5.发展生产 6.整顿三风 7.审查干部 8.时事教育 9.“三三制” 10.减租减息，十大政策互相联系不可分割。
发表评国民党，国际形势到了大变化的前夜，国民党有三条路1）投降日本2）照老路拖下去 3）改变政治方针。前两条都没有出路，第三条路蒋无表示，要警惕投降和内战风险。
高干会议上，关于发展生产，报告组织劳动力的问题，农民劳动如果不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如果全体人民的劳动都组织在集体互助劳动之中，则收获要增加一倍以上。这个方法将来可行之全国，将来中国的经济史上要大书特书的。合作社性质的基本是一个群众观点，要想到群众。合作社在五十年代后期达到高潮。
《解放日报》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一段评论：此文件绝不是单独的文艺理论问题，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
11月，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这个码头仍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这是一个矛盾，已经忍耐了多少年。1937年12月王明回国，十二月会议教员是孤立的，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洛川会议教员提出抗战后主要的危险是右倾，大家都没有了解。在革命中，资产阶级采取暴力政策，革命队伍容易出“左”倾机会主义；资产阶级采取改良政策，革命队伍容易出右倾机会主义。大革命时，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教员主张反击，共占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
11月国际上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美英中决定在滇缅路发动对日作战，把日本侵占的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教员判断开罗会议打击了日本诱降(但未最后放弃)，堵塞了蒋寻求妥协之门，给与澎湖、台湾、满洲支票，困难招致日寇正面进攻之祸。美英等国英于1944年5月发动诺曼底登陆战役，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与蒋希快在太平洋反攻相违背。蒋不及以前大吹大擂、兴高采烈。
6月，《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进行任何工作的两个方法，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1) 一般号召动员群众，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再指导其他单位。2) 形成一个以单位的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真正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在运动的不同阶段，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替换相形见绌的分子。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经常健全的领导骨干。3）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或者“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他的这种认识论在63年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中更加完善。4）任何工作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同一的目的(一元化)。5)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乱无序的状态。上级机关也不要不分轻重缓急地没有中心地同时制定下级机关很多项工作，以致引起夏季在工作步骤上的凌乱，而得不到确定的结果。
对毛的宣传升级：
1）1943年12月26日，教员50岁生日，党内酝酿为他祝寿，并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教员4月回信：生日决定不做。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段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2）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政治局决定同意刘少奇的提议，增加“全体共产党员必能巩固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周围”。 3）7月，刘少奇发文，“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
王稼祥发文，“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思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
4）8月，周在欢迎从重庆归来干部的会上演说，“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关于对彭和刘的两篇批评：1）6月对彭关于民主教育谈话的批评，彭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出发，强调为反封建，言论出版自由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适当。2）12月评刘少奇关于人性、是非、善恶等问题。最基本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一句话人是社会的动物，不是有无思想。人的思想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着的，不是一开始就完备的，也永远不能完备。(这索罗斯和他很像，即人不能准确完整及时全面地认识世界。）人是物质发展的一个高级形态，不是最终形态，它将来还要发展，不是什么万物之灵。（人工智能有可能替代人类吗？这个问题非常有时髦。）人首先是社会的动物，资产阶级总是强调人的理性(精神)，我们不应如此。隐约，少奇的文章有唯心论的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