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尘灭》签售会讲稿】宋词 · 缺失中的存在 | 李让眉

大家好。

首先要感谢浙江古籍出版社的安排、中国书店各位老师的邀请与协调，让我能在雁翅楼店这个我非常熟悉亲切的地方为这本《香尘灭：宋词与宋人》举办我的第一次签售。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让眉，是北京人，小时候住在西安门边——和我们地安门一样，同是老皇城的四门之一。北京讲外七内九皇城四，如今天地东西四门除了天安门尚在，其余就都只剩下地名了。

不过，我自己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意识到这几座城门缺失的，尤其是地安门。因为围绕它命名的街道常在，唱着“走在地安门外，没有人不动真情”的人也常在。当所有记忆都在围绕着这个缺失的点环绕，这个点也就随之被留下来了。历史就是这样：它比建筑长久，比人长久，可以因为存在而存在，也可以因为缺失而存在。

其实，我在北京讲宋代就面临这样一重存在于缺失的尴尬：宋人心中几乎从来都没有过我们这座城市的位置：它是辽南京，是金中都，是元大都，却偏偏就从来不在大宋的版图里。

我们从中原王朝的叙事中看到北京时，主要是通过一些惨痛的经历。书中一位传主汪元量的《满江红》里有这样一句：“事去空流东汴水，愁来不见西湖月”：这里面就包罗了北京和宋朝两次惨痛的交叠。

东汴水指汴梁，说的是靖康之变。徽钦二帝被押解到五羊城路上曾经过北京，一个被关押在枣林前街附近的延寿寺，一个被关押在悯忠寺，也就是今天的法源寺。据说父子俩又曾在西便门内大街的一座昊天寺见过短暂的一面——这是一段凄惨的亡国记忆。

西湖月则指杭州，说的是元军兵临城下时，南宋议和不成而被迫投降的经历。书中与书名同题的最后一篇文章《香尘灭》中对此有大致叙述：全太后、小皇帝，之后是重病的太皇太后谢氏先后被迫北行；两年后崖山战败，追随南逃小朝廷的文天祥也被押解到了这里。这三批上京队伍中，跟随第一批的度宗昭仪王清惠、跟随第二批的宫廷琴师汪元量和最终的文天祥展开了一组隔空唱和。那是一组宏大而哀伤的交响，也绵延着这个王朝最后的余响。书名《香尘灭》三个字正出自文天祥的唱和词——“彩云散，香尘灭。铜驼恨，那堪说!”

我们都知道北京东城区的府学胡同有一座文天祥祠。不知道大家意识到没有，大部分名人祠堂都是设在生前的居所，以便保存主人日常的气质，比如宣武门的杨椒山祠、比如西裱褙胡同的于谦祠等。但文天祥这座祠堂当然不是：它建立在明朝的洪武九年（1376年）——近百年后，汉人政权再次拿回了中原，但这时北京还不是都城。北平按察司副使刘崧奏报希望在文天祥被害处建祠纪念，而他和朱元璋都没想到祠堂建好后不久靖难之变发动，北京再次成为了首都。文天祥身上代表汉人的大宋风骨，在他就义的地方复活，受汉人朝廷最高祭祀，也和后来的于谦祠、袁崇焕祠共同成为了东城区的英烈三祠。

这件事想来是很有戏剧性的。从文天祥出生起，北京就不在大宋版图里，更不在他的视野中。这块土地和文天祥、和宋朝都没有任何情感上的关联。但宋人最后的骨气偏偏就循文天祥的死留在了这里。宋的精神在它覆灭的地方不朽，传承绵延至今。化作春泥更护花，这也可以理解为历史记忆因缺失而存在的意义。

在时间的作用下，历史会把许多原本的有变成无，也会在原本的无中延展出有。它不存在绝对的真实，甚至可以说是一定不会完全符合它发生当时的体感，而更该被理解为后世基于不同叙事需要而一代代形成的立体堆积。史笔不一定牢靠，诗、文也都一样。和这些具体的叙事性文体相比，反倒是被称为“空中语”的词因为只留存感受、不强求真相，或许会更接近那个时空。

我从前在以诗证史方面做过一些尝试，这本书中也确实保留着一些我基于文本研究认为更接近真实的发现。编辑曾经提议可以把它定义为“以词证史”。但我觉得严谨地说，相较于证史，词更多的功能是在复现氛围。它无法用以证明，只能循从接近。

在面对被时间与偏见埋藏在地下的历史时，氛围有时候会比记录更可信。

下面我围绕这个主题，跟大家谈谈书中的两个人物。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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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

第一位是李清照。

李清照身上可谈的点很多，但今天我们只围绕存在和缺失讲，就只聚焦一点：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女性填词和男性发闺音之间是否存在基础差异，换言之，男性用女性的口吻和视角创作的词，可以视为对女性的完美代言吗？

大家先想着，我来谈谈我的感受。女性视角的词作，主题通常是非常好总结的：无非是几种担忧——恨嫁、怕老、愁失宠、自怜所托非人。看，薛蟠唱个曲子：“女儿悲，嫁个男人是乌龟，女儿愁，绣房窜出大马猴”，虽然粗俗，但底色其实也还是这些调调。

事实上，这几种担忧和营造法式、芥子园画谱一样，是一种制式情绪的模组。它们所抒发的，本质上还是男性在社会身份中的失意：恨嫁是埋怨自己怀才不遇，怕老是担心自己壮志未酬，愁失宠是伤感君臣猜忌，自怜所托非人则显然是站错了队，想换幕主了。

真正的女性虽然从来没有在诗词的题材里缺席，但在文学史上，却长时间处于失声状态。她们的形象更多是男性为抒发相应情怀而选择的一种意象，说得极端些，和花鸟鱼虫没什么不同。如果李清照镇日愁的就是这些东西，那么她写得再好，也并不值得引起文学史上多特别的关注——很多明清时代的闺秀词，就都是在这个窠臼里打转的。

我认为，看李清照的词要首先看到她作为一个具体女性的真实困境。人不可能每天都为大命题发愁，也没办法为一个身份标签时刻保持澎湃的创作欲。想说话，一定是出现了脱离她认知惯性的东西。那么，我们就要先看看她在惯性中的样子。

首先，李清照当然是个才女。不过，她的才绝不只限于天赋中那点性灵。李清照是个满肚子学问的女孩子，她的创作也有长时间的学识积淀打底。

宋代允许妇女识字。苏轼的母亲能够在儿子读史时轻松跟他对谈：你想做范滂，我为什么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妻子王弗同样可以在他温书时随口提醒他忘记的段落——要知道她嫁过来的时候才十六岁，早期文教深度可见一斑。但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这些熟读后汉书、能背诵大量诗文的女性都没有任何创作流传下来。

人们允许女性受教育是为了让她们增长见识，得以辅佐丈夫、教导孩子，做好一个当家主母，并不是允许她们参与到文化活动中。女性即使是情不自禁去创作了，也绝不该对外流传——最好是写了就直接烧掉。这是当时的社会共识。

宋代的女孩子多已默认了这就是自己应该遵循的规则，但李清照没有。她的家庭氛围非常宽松，《风月堂诗话》论及她诗文时有一句：“晁无咎多对士大夫称之”——晁无咎是她父亲李格非的好朋友，可见李清照创作了诗文不但不用烧掉，还经常会被父亲拿出去给朋友们看。同时，李清照更可以跟父亲的好朋友们唱和：《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就是她和父亲的朋友张耒的诗作，我认为比原诗写得还好。通过父亲的传达，她经常能得到这个圈子的反馈，并思考自己要如何继续精进。

李格非是苏门弟子，他的朋友圈除了谈文学，同样积极参与朝政。因此少女时代的李清照耳濡目染，也自然而然会像士大夫们一样，认为自己和国家是休戚与共的，自己的见解可以建构这个国家。

但我又要提醒大家注意士大夫们的表扬建立在什么样的关系基础上：少女时代，李清照在主流文人们的眼中是朋友家里的小辈——大家可以纵容中带着欣赏，用谈论别人家孩子的猎奇去赞美她的见识和才华，可这赞美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认真考虑她的观点。李清照的写作只是个谈资或者励志故事，而并没有为时局进行真正的思想生产。

嫁人以后，她变成了朝廷命官家的儿媳，太学生的夫人，在大多官员们眼中就成了一个平辈，换言之，她站在了一个容易引起忌惮的高度。公公赵挺之后来官至丞相，她的一言一行也从而就很容易被解读为隐喻和信号：你说的话可能代表的是你的丈夫、你的公公，甚至是朝廷的风向——在这种认知底色下，赵家当然不能允许她像从前一样用诗文抒发见解。于是李清照发现，小时候以为自己和同辈的男孩子们一样读书，没什么不同，但长大以后，他们的世界是越来越宽阔的，自己的世界却是越来越狭窄，没有任何施展抱负的处境。

男性考科举拼仕途当然也很不容易，但无论如何，苦读之下前面总有个考中的希望，但女性一辈子都没有这个资格。

民国时候臧克家在高考考卷上写过这样一段话：“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做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闻一多看到以后大为击节，破格录取，传成了佳话。而李清照就是越长大，越能看明白“幻光就是幻光”的人。少女时代享受了越多纵容，获得的表达空间越大，长大以后逼仄和虚耗的感觉就越强烈。

这是一个享有当时最好家教和最高才华的宋代女性面对的真实困境，但这个困境是男性看不到，更写不出来的。或者说，他们没有必要把词作里的喻体揣摩到这样的深度。

我想举李清照一首豪放词《渔家傲》为例请你感受一下。时间关系不一句句说，只看过片的两句：“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谩有，就是空有：我的诗写得那么好，但没有什么用处。绝望感非常明显。要格外提醒大家的是，这是一首游仙词，她是在对天帝殷勤地倾诉。而在这个机缘里，她认为自己值得拿去向神明自证的东西不是她最负盛名的词，而是诗。

今天的人觉得诗词都是才华的证明，没必要区分，但在古人，尤其是北宋的人看来，其中有非常森严的分界：诗言志，是文人的人格外化，是一种身份叙事；词则是“空中语”，有点接近我们今天的流行歌词，是一种交际娱乐的手段。李清照词人的身份被文学史赋予了高度评价，但她真正自我看重，也希望被别人认可的是她建言献策的意愿和能力，也就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诗人的一面。

她曾经有两次上诗的记录，一次是李格非被刻上元祐党人碑时，她给公公赵挺之写了一首长诗求他救自己的父亲；一次是南渡后她看到议和的倾向越来越重，给当朝丞相诗上了一首长诗，要求北伐。救父的诗如今已经失传，很可能被赵家认为不应该流传而销毁了，上丞相诗我们还能看到。丞相韩侂胄是韩琦的后人，李清照的祖辈则是韩琦门下，她在诗里强调了这重渊源，希望丞相能够听一听民间的声音，序里说“待采诗者云”就是这个意思。这首诗写得催人泪下，我印象很深的是后面几句“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当时稷下纵谈时，犹记人挥汗成雨。子孙南渡今几年，飘零遂与流人伍。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

但这两次上诗举动在时人看来都是不合时宜的，文人们觉得她没有分寸，很幼稚，最终结果也都是无人理睬。我们试想，如果上诗的举动发乎一个男性文人士大夫，前孝后忠，可能会获得截然不同的评价。

看到李清照这种被限制在性别处境里的愁，就知道她的词很难用闺辞的制式去套。剔除闺情类的词作，李清照的词通常的主题有几种，一种是通过咏物来自矜自赏：“自是花中第一流”“此花不与群花比”——这是屈原的后声。一种是对虚耗生命和时间流逝的伤感：“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这是对幻光的认识。还有一种是南渡以后的思乡：“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愁损离人，不惯起来听”，这是爱国的自觉。三种词，都基于她从未放弃的文人心态。而和真正的男性文人不同，里面又都隐隐透露着一种幽怨的试探，和试探之后的不配得感。这种曲折又坚持的创作立场，是千古独她一份的。

很遗憾的是，包括赵明诚在内，所有人都在刻意淡化李清照的诗人身份。比较明显的证据是赵明诚给她的画像题词：“清丽其词，端庄其品。归去来兮，真堪偕隐。”显然，他知道要评价李清照绝对绕不开她的才华，但他又不能直接用诗人的身份界定她，就只好说我的夫人词写的很好，非常清丽有格调——但词这种文体又是很容易被人往交际场甚至是欢场上去想的，也不是妇人应该深度介入的门类，于是下一句他又赶紧要解释：虽然词写的那么好，但她人是非常端庄的。

我们能看到措辞上的拧巴：为了避免给妻子和自己的家庭带来麻烦，赵明诚后三句都是在申明她作为主妇很称职——对淡泊名利、愿意一起归隐的夸奖，则更近乎是在赞美一位朋友，强调的是与自己的关系，而不是她这个人。

大家可以看到，李清照最自我看重的一块实地，反而是被历史叙事彻底挖空的。她留下的一卷词作，本质上就是朝着这块缺失不断向心卷动的涡流。词作不保存叙事，但会忠诚地保留情绪的方向。而当我们能从方向里看到她的缺憾的位置，才能进而真的看到她这个人。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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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

第二个我想分享的人是陆游：

陆游在书里占据的篇幅不大，之所以选他，是因为我觉得他的故事和李清照刚好可以就今天的主体形成一个有意思的对照组。

如果说李清照是因为女性的身份被历史强行从家国叙事中隔离，套入了一个小情小调的面具，陆游则反而是为爱国人设所困，被迫涂抹掉了中年时的一段真情：他为这段感情写下的《钗头凤》，也被改头换面移植到了前妻唐氏的头上。

先要强调的是，对《钗头凤》归属的质疑不是我最先提出来的。从几十年前夏承焘、吴熊和等词坛前辈开始，认为《钗头凤》写作于蜀中而不是沈园的观点就已经成了词坛公论，不久前去世的园林学家曹汛先生也在文集里讲到沈园的一篇中对此多有论述。只是陆游和唐婉既定的故事已经被历史叙事堆积的太过庞大，把大众的视线挡住了。《香尘灭》里的这篇文章，就试图带着读者们绕过这个庞大而正确的叙事，通过一些更细化的阅读和研究，把众位先生的质疑向前再推一步。

在这段人们耳熟能详的钗头凤故事里，被捏造出来的东西其实很多，比如唐琬其实并不是陆游的表妹，反而她后来的丈夫赵士程才是陆游的远房表弟——时间关系这些枝节问题就不一一细说了，今天只简单提炼一下诸位先贤最核心的质疑。

大家普遍认为钗头凤并非作于绍兴，是因为开篇“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三句。这三句的韵脚的“手柳酒”，是陕西一带千年来被口口相传的三绝。

在陆游的时代，走过入蜀栈道的人都知道有“凤州三出手柳酒”的说法：陕西干燥日照长，女孩子的手都会晒得很黑；驿馆里的酒因为水质问题口感越来越差；而从江南出发一路向西北走，沿路的柳树也越来越少，不再常见——但偏偏到凤州这个地方以后，这三样东西都突然有了精致的呈现：凤州驿馆的酒口感很好，官妓的手很纤细白皙，当地还有一种名贵的柳树树种叫金丝柳，后来被移植到了成都王建的蜀王宫——也就是后来的张园，《钗头凤》故事真正发生的地方。

我们可以想见，对一个风尘仆仆的行人来说，这三样特色，会让他们升起一种回归繁华中心的错觉。于是口口相传之下，凤州三出的说法也就越来越被认可。直到现在，凤翔人宣传自己家乡还会说，“东湖柳，柳林酒，姑娘手”。但当然，现在的柳林酒被西凤酒拿去做了广告，姑娘手也已经转变成了手巧的意思。

显然这种说法带有很强的地方民俗记忆，对没真正走过这条路的人，它就只是个遥远的知识点，不会变成一种创作自觉。比如虽然我们今天知道了凤州三出是什么，但在北京写诗时，可能并不会想到用它为韵脚去玩梗。

走上这条入蜀栈道的时候，陆游已经是年近半百的年纪了。但钗头凤故事里为他确认的创作时间，是他二十六岁，还没有离开过江南的时候。

这种背离，让有丰富创作经验的词学名家们形成了质疑的共识。

我自己研究的时候也额外查了一下这个词牌渊源，结果是可以佐证前人观点的。《钗头凤》这个词牌名是陆游取的，它来自一位无名氏用这个曲调填的词：“都如梦，何曾共，可怜孤似钗头凤”：显然取这三个字作为词牌名，是陆游有意在往爱侣分拆的意思上靠。这个调子原本的名子是《撷芳词》，它是北宋徽宗年间宫中的曲调，而在汴梁演唱时，词尾还没有错错错，莫莫莫这种叠字衬音，到“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这一拍就结束了。

后来，一位姓张的官员到成都当官，他家里的乐师们把这个曲调传到了蜀中。我们都知道蜀中的妓女非常多才，也都很有自出机杼的心思。在当地歌伎的再创作里，这个曲调衍生出了上下片末的三字衬音，并且在成都广为传唱。后来宋室南渡，这首曲子慢慢又传回江南，经过江南乐人的再度演绎，回到临安附近时，衬音又被减成了两个字。

陆游的这首词，词尾“错错错、莫莫莫”都是三叠衬，所以显然它应该是在成都期间做的。

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历史叙事要特地模糊掉这首词的创作场景？这可是陆游写的最好的一首情词了。

主要原因应该是：陆游虽然是个著名的爱国诗人，但他在蜀中时期很长一段时间生活状态却不太好，散漫颓放，生活作风尤其是个绝大的破绽。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要从他入蜀的经历说起。

他入蜀时四十六岁，满怀报国壮志，又正赶上了孝宗计划恢复中原的窗口期。这段时间，他跟着四川宣抚使王炎做了很多地貌探查的工作，提出了很多用兵的主张，也实际参加了一些边境战争。我们读过的他很多写战争的爱国诗篇，包括晚年的“铁马冰河入梦来”，实际上都基于这段经历。可是，虽然它充斥了陆游一生的向往，实际却只持续了八个月左右。

没多久，朝廷风向变了，陆游的幕主被召回，前面的工作全部叫停，北伐的梦想也成了泡影。他从前线被调回来的路上自嘲说：“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就是在抒发这种郁闷的心情。之后呢，陆游留在蜀中当了几年冷官，过了很久赋闲的日子，心气当然就没了。他开始自暴自弃，朝廷里的人弹劾他不检点，“燕饮颓放”，他一生气索性自号放翁。

这一段时间里，他情感生活也有了波澜。

我们对一下他几位子女出生的年份不难发现，子布和子聿这两个在他晚年给了他很大希望的孩子，都是在成都这段时间生的。考虑到当时他继室王夫人年龄已经超过五十，两个孩子当然不是她生的。

事实是，他在成都喜欢上了一个妓女，并且和她生了这两个小孩。两个人这段情缘经历了很多波折：中途有一段时间陆游因为蜀中诗名被皇帝召见，回朝的时候，这个女子已经怀了他的第二个儿子子聿，却仍被和子布一起留在了成都，没能获得一个应得的名分。

陆游这一去，恐怕自己都不知道多久能回到四川，把亲骨肉丢下不管当然不合乎情理。这样做的原因是，他对这次回朝抱着很大的希望，想跟皇帝争取重启恢复中原的计划。考虑到自己在蜀中本来就多方受到生活作风的弹劾，如果纳妓女为妾带回临安，就做实了自己的不靠谱人设，再难受到重用了。为了能施展抱负，陆游不得不忍痛把这个成都女子和孩子留下。当然他肯定请当地朋友帮他照顾母子的生活，但无论如何，这种取舍是很无奈，也实在说不上光彩的。

这次回朝没有达成他的愿望，很快他就又被边缘化，报国的希望也再次被填埋。这首《钗头凤》，大概率就写在四年后他再次失意回到成都，与这个女子重逢的时候。因为彻底失望，他决定再也不能为一个预期抛弃爱人和孩子们，于是想尽办法把她带回了山阴。后来两个人还又生了个女儿，正是从这个女儿的墓志铭里，我们才知道这个成都带回来的女子姓杨，是蜀郡华阳人。

这个故事实在没有我们熟悉的传说那样动听，甚至可能会让很多女性读者觉得不适。但我的本意并不是要讲一个简单的、始乱终弃的故事。写作过程中，我通过陆游的诗词作品找到了无数他深爱这个女子的证据，也看到他为每一次离别痛不欲生的过程——这些诗词都被我附在书中这篇文章后面保留了下来，大家也可以自己读一读，感受一下。

看到这些诗歌，我们才可以感受到陆游为国事究竟做出过什么样的取舍——理解他对杨氏的爱，我们才能更真切地感受到他到底把家国责任看得多重。

但是后来，非黑即白的历史叙事把陆游塑造成了一个完美的爱国诗人。后人越崇拜他，越不允许他身上出现污点，他的深情和这样的好词也只能留给明媒正娶的原配。于是他中年这段复杂的感情也就彻底被消解在历史的缝隙里。

这是书里另一个从缺失里寻找到存在的例子。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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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文天祥

从这两个事例里不难看到，我们习惯的历史叙事中必然包含着个体和身份的对立。当人走进历史，有了被一代代习惯接受下来的一个面目，那么不符合这个被接受的形象的那部分自我必然就会被叙事者打磨掉。

但单纯站在诗词读者的立场我们更不该忘记他们是人：社会身份，家庭身份，个人情感，都是他们真实活过的痕迹，挖掉哪一块，都会破坏它们的完整，也会反向影响我们阅读的丰富性。

这本《香尘灭：宋词与宋人》，其实就在致力于捡起一些被打磨掉的木屑，试图复现出一个更完整的想象。

现在我们回到文天祥，来结束今天的分享。看过这本书的朋友知道，文天祥是压卷文章《香尘灭》中的传主之一。

他从广东一路被押解北上直到最终在大都就义，其实可以被看作从一个历史图腾恢复成人的过程。从历史叙事看，皇帝降而丞相不降，已经是一个读书人自我塑造到最完美的境界：一路间，他坚定地带着南宋的命运一步步走向死亡，完成了非常壮烈的历史书写。但从个人维度上看，我反而认为这一路是他从“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社会自觉一点点实现个体觉察的复苏过程——换言之，是个从雕塑恢复为生命体的过程。

文天祥北上一路走了很久，加上牢里关押的时间就更久了。我们把他的诗词按时间盘点下来，就可以看到这近乎是他在注定的结局面前，细细地进行一场全方位自我梳理的过程。我在书里把这条时间线简化成了他次韵《满江红》和集杜诗重制胡笳十八拍两个段落。

很明显，在看到故国昭仪王清惠的《满江红》时，文天祥仍然处在一个坚硬的状态里。他一心想着她应该和自己一样为朝廷死节，绝不能屈服，更不能示弱。但经历了后面燕子楼的反思、元朝的礼遇和威逼，经过和无数旧同僚相见与长谈，更收到仅存两个女儿的来信……在这一系列事情后，文天祥的状态出现了一些变化。

在汪元量建议下，他用杜诗重新把胡笳十八拍诠释了一遍。这次创作和他之前的集杜不同：因为用了胡笳的题材，他必须要切换成蔡文姬的女性视角去进行文学表达。我们刚刚说了，女性视角是被排除在社会叙事之外的，于是可以只专注在自我觉察上——李清照讨厌它，但这时的文天祥需要它。这段文学表达完成后，我们能感受到在专注于最终的家国代言外，文天祥终于开始允许自己为个人和家庭去流露情绪了。

文天祥在生命最后那段时间曾经跟元代来劝降的人说：我绝不能当元朝的官，但如果你们愿意放我不死，我可以去南方当道士。很多人为这句话耿耿于怀，觉得真是人设败笔——一直那么硬气，怎么突然死志不坚了呢？但这句话反而让我觉得特别可贵，也特别感动。

和刚刚被俘时那种生死二选一的极限环境不一样，他在经历了这样绵长的一段思考后，接受也承认了自己对活下去的留恋，但在这个基础上，他依然愿意为自己承担过的这些东西去死，说“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这比在一个仓促的状态里直接服冰片自杀要丰富的多，也值得敬佩的多。

从文天祥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对从图腾回归为人的需要。把历史留下的缺失和存在重新打散，让生命回归其完整的本来面目，这是我一直在做的努力。希望在阅读过程中，各位读者朋友能够用你们敏感的心灵帮助我把这条路走的更远。

感谢浙古为这本书付出的心血，让它有机会这样漂漂亮亮地见到你们。更感谢中国书店的支持。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附：北青报采访问题

1.请举出作者最喜欢或印象最深刻的一篇文章，并简单叙述写作历程。

A：书里的每篇文章我都很用心，也都很喜欢。写作过程中，我总能在找资料时遇到构思之外的惊喜和发现。现在回头想来，印象最深的是写辛弃疾、姜夔、陆游三个人的《英雄无觅》。

三个人在南宋词坛都是不可或缺的大家，但在我们的课本里，他们的形象又是迥异而各自孤立的。至少我本人在开始写作前没有预想过姜夔和辛弃疾的历史交集图景。想写这个题目，渊源在读姜夔时看到他在自序里说到辛弃疾曾夸奖自己的词，跟着读全集又看到他晚岁和辛弃疾的一些唱和，其中就包括稼轩那首有名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我就很好奇他们之间的交集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

本来我预期见到的是一对性格迥然不同但是意气相投、肝胆相照的好朋友，但一步步走下来，我却发现他们永远不处于一个状态里，唱和词说的也永远不是同一件事：辛弃疾准备积极作为的时候，姜夔却在恭维他淡泊名利；辛弃疾倍受打击满怀失落的时候，姜夔却理解了他的作为和孤独，开始替他热血沸腾——但偏偏这些词写的都非常好和真诚。

这组关系让人啼笑皆非，但也很能激发感慨。自我强的人注定要在不被理解的处境下生活，但即使不同频，气场相当，就仍然能散发出吸引对方的光芒。这种交织虽然不是相向而行，但也一样好看。

这篇文是我在个体写作以来第一次用不同人物线的交集去处理资料。这样写下来，故事性和可读性都会更强，但也相应更难驾驭，要看的东西也随着接触点倍增而多了几倍，动笔前心理压力挺大的。所幸写下来后自我感觉和朋友圈反响都还不错。

也是有了它的基础，才有了最后的一篇三万字的《香尘灭》。

很多写作就被一些阅读中产生的小好奇催发的，好像风摇动枝叶一样自然而然，却意外地带来极为阔大的氛围。我很喜欢这种写作的感觉。

2.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宋词与宋人”，书是怎样处理词和人之间关系的？

A：像刚才分享的，词的意义在于复现氛围，而不是确认事实，所以宋词和宋人之间的关系和诗与人不同，我们不必从中寻找每一次创作对应的生命刻度，而更接近于在宋词生成的氛围里寻找幻象。

大部分词人不需要为词中的表达和叙事负责，所以他们创作词的时候通常不会怀有立言的自觉，也就更不设防。他们的感受会清楚地保留在词作里，这是我选择词作为媒介的基础。

但从苏轼开始，很多宋人又习惯把叙事的功能保留下来。他们会把词的写作背景在序言里交代出来——到姜夔更明显，他的词序已经是漂亮的小散文了，时间地点风景人物，无不清清楚楚。有了这样的辅助材料，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个人在某个时间之下的实际感受，通过这些感受，对应当时的历史事件，我们就不难找到许多他在那个时点无法明言，又忍不住流露出来的东西。

这本书就下了很大的功夫去保留和描述这些东西，并且结合史料给出了一些尽量在学术审视下也不会出错的渲染。宋词不一定要被用以证明宋人的经历，但可以让我们站到宋人的身边，感受到他的处境。这是词与人之间，我认为分寸更合适的解读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