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善的卖国与林则徐的爱国
中国人很容易用忠与奸的道德标准来评判人，这是国人治史的一大传统。“两种路线”之争就成了很多历史分析中最常出现的解读方式，黑与白，正与邪，似乎判然可分。如果你要提出一些反驳意见，免不了有人跑来指责你良莠不分，犯了路线错误，更激烈的就要骂你是汉奸。有了网络之后，网上发言，可以隐匿自己的身份，不为人知，这种满嘴秽语的“正义人士”变得加倍勇武热情了。
但历史不是演义故事，可以如戏曲脸谱，分成红脸和黑脸，一个人在历史的漩涡中往往身不由己，受制于时代，有太多的模糊地带，不能下简单的论断，还要抽丝剥茧，设身处地地考量。
在鸦片战争的叙述中，林则徐一贯作为正面爱国人物登场，而他的反面就是卖国贼琦善。所以鸦片战争在多年的历史教育中， 也被看成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主战派，和以琦善、穆彰阿等人为代表的投降派之间的斗争，最后，因为昏庸的道光帝，罢免了林则徐，任用了投降派，鸦片战争才失败了。
然而，早在八十多年前，蒋廷黻就有专文《琦善与鸦片战争》为琦善做翻案文章。蒋廷黻认为琦善能做到知己知彼，了解英国人的实力，知道中国之不可胜，据实上奏，不怕龙颜震怒，肯担当责任，不惧士林非议。甚至说：“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关系，军事方面，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因为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
琦善是不是真有这样的眼光，值得商榷。考虑到蒋廷黻做这篇文章前后，正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国民政府采取的绥靖政策之际，这篇文章恐怕很有点借古喻今，为南京国民政府申辩的味道。蒋廷黻后来接受蒋介石的召唤，进入国民党中央政府行政院，再看他创作的《中国近代史》中，盛赞蒋介石的韬光养晦政策，其观点已表现得极为显豁，很难说治史之时没有融入现实的政治考量。
但不管蒋廷黻目的何在，脱开当时的现实语境看，他对鸦片战争的分析自有其道理，只是对琦善的评价未免过高，有一厢情愿的味道。我更倾向于相信琦善是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妥协，只不过由于他选择的时机不妥，方式不够委婉，又有点刚愎，爱强出头，阴错阳差，成了众矢之的，背了卖国贼的黑锅。后来的奕䜣、曾国藩、李鸿章、慈禧，脑袋上被扣“卖国贼”，多半也是出于不得已，若和琦善相见于地下，估计会彼此惺惺相惜吧。
琦善一开始并不曾建议和英国人谈判，他在天津查缉鸦片积极尽力，查缉数量仅次于邓廷桢主持的广州，超过林则徐秉政的湖北，战事开始，英军北上，他又组织天津沿海严兵戒备，积极备战。即便在广东，后来很多人指责其不积极备战，开门揖盗，英军攻击虎门，又不支援关天培，致其兵败殉国。但根据对史料的整理，不难发现，琦善和英国人不过是虚与委蛇，实际情况是，他暗地里一直在悄然备战，也在能力范围内尽全力支援了虎门之战。只是清兵和英军战斗能力差距之大，任谁也无力回天，看之后鸦片战争历次战斗实况，清军一路连败，就不难得出正确结论。琦善知战必败，才试图“抚夷”，用点恩惠，满足英人要求，消除兵患，这才有了后来的《穿鼻条约》。
不止是琦善，当时不少主战派见识过英国军队的威力后，都转而提出“抚夷“，如伊里布、杨芳、耆英等后来公认的“卖国贼”，都曾有过慷慨地主战言论。但当他们真的来到前线，看到英国坚船利炮的实力，见识过战事的真实状况，就全都转向，或者故意拖延，不与英军冲突，或者遮遮掩掩，提出种种“抚夷”妙策。这未必是由于他们真有超前的眼光，看清了大清落后的实质，而不过出自是最简单的胜负考量。既然明知其不可胜，不如折冲樽俎，以消弭争端，不失为明哲保身之计。在心底，他们还是不能摆脱天朝妄自尊大的毛病，只不过愿意承认夷人的坚船利炮确实有优胜之处而已，但为了自身的乌纱，免得被人称为怯战卖国的反派，他们连这种认识也不愿意明说，蒙上眼睛装作没看见。这些人看不到挽救大清的办法，只能在现有的条件下维持稳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糊弄了事。
可惜琦善低估了英国人的胃口，他主导的《穿鼻条约》，不但道光帝看了之后震怒，把他革职抄家，时任英国外相的巴麦尊也对大为不满，申斥了义律，召他回国，改派璞鼎查作为全权代表来华，中英战事再次升级。而最终结果，就是《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人付出的代价，远比《穿鼻条约》中拟定的更大。比如关于香港，《穿鼻条约》中不过允许英国人寄居，到了《南京条约》，就变成割让了。
林则徐也有自己的抗敌之策，他强调“民心可用”，但蒋廷黻评价说，这不过是“士大夫阶级传统的高调和空谈”。林则徐的这种说法不可一概而论，民心的确可用，但民心是需要开蒙、教育、组织、演练，才能真正成为可用的力量。不仅在林则徐的时代，即便到了清末，已经有维新派、革命党的大力宣传，后来又有了辛亥革命，颠覆了两千年的帝制，鲁迅小说中的清末民初社会仍是一群阿Q样的民众大行其道，《药》中血馒头还在吃，《风波》中还是一群愚民在喋喋不休，所谓“民心“仍旧是空谈。
林则徐的“剿夷”与琦善的“抚夷”，并不是爱国与卖国的路线之争，在天朝政治文化的语境下，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大清的体制稳定，但世界大势已变，他们都注定失败。战争的失败不取决于道德的高尚与卑，理由的正义或罪恶，战争是实力的比拼。实力不只是器物之胜，也是制度的优劣、思维的高下。中国人没明白这个道理，仍旧以道德来评价得失，过了二十多年，经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还以为洋人获胜，不过是仗了兵戈之利，只要在器物上加以改进，“师夷长技以制夷”，振奋人心，任用贤臣，就能重构天朝大国的威严。等到甲午之后，才发现，当年为自己所不齿的日本，靠着变革法度，一跃而击败貌似强大的中国，而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洋务运动”，购军舰，造大炮，兴工业，不过是细枝末节，不足以挽狂澜于既倒。光有器物之变是不够的，还要变法度，革思想。然而，老大帝国，积重难返，中国一次次地变革，却总是滞后，以致大多数国人都失去耐心，不得不依靠猛药，梦想着一夕之间可以医治沉疴。
发表慷慨激昂的爱国言辞是容易的，真要挽救国家命运，救助民族危亡是困难的。不正视国家的问题，一味指责他人“卖国”，空谈口号，表演“正气凛然”的姿态，并不代表爱国，可能适得其反，反而成了误国。如果当年大清朝的“清流“们，不是去分辨夷夏，畅论爱国卖国，而是花精力，下功夫去了解一些洋人的实情，改造中国的社会，促进国人思想的进步，也许中国近现代的苦难会少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