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浪沙龙 序｜谈话的文艺复兴

沙龙，法语“Salon”的音译，最初即指向一种空间意义——“会客厅”。人类历史上谈话从宫廷走向私人客厅的时刻，真正的“沙龙”才诞生。17世纪初，巴黎的德·朗布依耶夫人在远离宫廷的小镇上，创立了第一座沙龙。她在房间里铺上蓝色的天鹅绒，要求参加沙龙的每个人像天鹅绒一般优雅，决不能沾染宫廷的喧嚣粗鄙之风。从此以后，谈吐、智慧和学识渐渐取代世袭传统，成为新的身份评判标准。

到了启蒙运动风生水起的18世纪，欧洲成了法国的欧洲，沙龙社交更加活跃开放。城市贵族与平民出身的作家、艺术家、哲学家等欢聚畅谈，彼时缺乏教育机会的女性也可以通过交谈完成自我教育。阶层与性别的界限消弭，人人都是会思想的芦苇。雅致的客厅里流动着自由、平等、思辨的空气，直至零时灯火方休。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股空气吹到了中国都市。小说家曾朴，租住在上海法租界马斯南路的花园洋房里，办起了红红火火的沙龙。他迷恋这里“古怪美好的异域感”，即便负担不起赁金，也舍不得搬走。新月派诗人邵洵美，则在个人书室里装点古希腊第一位女诗人萨福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人阿尔加侬·斯温伯恩的画像。每每邀请友人进来谈天说地，他都要隆重而骄傲地介绍一番。

两位文人对于谈话空间的执念，在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的诗学》中得到了解释。“被想象力所把握的空间不再是那个在测量工作和几何学思维支配下的冷漠无情的空间。它是被人所体验的空间。它不是从实证的角度被体验，而是在想象力的全部特殊性中被体验。”

与其说人们渴望公共空间，不如说人们着迷于交谈。法国浪漫主义泰斗斯塔尔夫人在《论德国》中如此描述：“谈话的趣味在于交谈双方以某种相互影响的方式，反应灵敏、相互愉悦的方式，不假思索、享受即时的自我的方式，不经意间得到赞赏的方式，通过语气、手势、眼神而在各种细节中展现其精神的方式，总之，是一种随心所欲地创造出某种类似电流之物的方式，其火花的喷射，会使一些人从极度暴躁中解脱出来，也会使另一些人从恼人的情感淡漠中清醒过来。”

回到沙龙的诞生地，可以发现理想的谈话，离不开沙龙女主人的努力。沙龙女主人不仅要具备相当的审美造诣和广泛的知识体系，还要在开办沙龙前做虔诚的学徒，向前辈讨教社交技巧。诸如“如何挑起一个大家感兴趣的话题”“如何维持一次和谐的谈话”“如何平息持不同意见的人之间的争吵”“如何使所有的人都不被忽视”。这是一种高超的平衡艺术，就像交响乐团的指挥，让木管、铜管、打击乐和弦乐合奏出动人的乐章。法国沙龙的井然有序，促使谈话抵达真正的自由。

现代中国的沙龙男主人也不遑多让。前文提到的曾朴沙龙，总是吸引来一批小他二三十岁的青年。曾朴健谈而不卖弄，平易近人，不拘形迹。郁达夫和他短短交谈过一两次，就为他的人格魅力折服。与之相比，中国缺少沙龙女主人，林徽因的沙龙聚会几乎是唯一承袭法国沙龙文化传统的存在。作为新型文艺女性，林徽因既精通建筑本业，又对各文学体裁有所涉猎。她的交际能力出众，就连不常参加沙龙的卞之琳也夸她“热情、直率、谈吐爽快、脱俗，总有叫人不感到隔阂的大方风度”。与此同时，她也愿意吸纳当时身处边缘的知识分子，通过沙龙社交将其推举至文坛。

英格玛·伯格曼曾说，电影的最大使命，就是为观众竖起一面镜子。电影有我们的生活面面观，有文化身份的自我探寻，有对人性的永恒关照。海浪电影周希望对话的发生不仅仅止步于沙龙的场域，而是将银幕所激发的灵感、智慧延展至我们的生活空间，实现苏珊·桑塔格所说的：“使我们以某种更开阔、更丰富的方式重返世界。”

作者：看电影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