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 《重组与突破》

黄奇帆先生的书我已经看了三本了，确实每一本都非常的精彩，有一种大开眼界，醍醐灌顶的感觉。

这本书是对黄奇帆先生在重庆工作期间的各领域重组整合发展的全面梳理总结，以前没有看过这样条分缕析的书，这么一看确实对过去十几年重庆的发展有了提纲挈领的认识。

看完这本书，我跟重庆的朋友聊天，问他们现在招商引资侧重什么领域，问他们对黄奇帆先生怎么评价，结合书中所读内容，感觉聊天更有意思了。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命题，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解决方案，过去的经验可能在未来逐渐变得不适用，但是在那个时代它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完成了时代答卷。

致敬！

重组与突破

8.7

黄奇帆 / 2024 / 中信出版集团

《重组与突破》

黄奇帆

195个笔记

自序 世界是可以重组的——关于重组方法论的若干思考

• 整天坐在办公室里想重组，为了重组而重组，那是自寻烦恼。重组历来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是有明确目的的。一般在五种情况下，要启动重组的思维。 一是实现超常规发展，需要重组思维。企业要想迅速扩大规模、占领市场，获得战略机会，地方要想加快发展、弯道超车，一般的方法往往是行不通的，这时就需要转变思路，考虑用重组的方法来推动。 二是化解历史遗留问题，需要创新的重组思维。一些问题由来已久、长周期存在，如果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那么这些问题在传统的坐标体系内一定是无解的。这个时候，就要考虑用重组的办法去解决。 三是解决广泛存在的问题，需要独特的重组思维。既然一个问题是普遍存在的，那么甲想解决它，乙也想解决它，但大家却都没有想出好的办法，这就说明常规的办法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应该用独特的重组思维来解决。 四是遇上爆发性、危机性、冲撞性的尖锐问题时，也需要重组思维。当今世界风云变幻，在新时期、新形势、新条件下谋求新的突破，延续并不断增强竞争力，就不能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爆发时，常规的办法一般不管用，因此必须用重组来摆脱危机，用重组来抓住机遇。 五是在社会发展中产生了新政策、新制度、新环境、新条件，企业的活动空间骤然放大的背景下，需要有重组思维。例如，经济全球化使资源配置的范围超越了国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世界范围内寻求要素的最佳组合和资源的最优利用。一个地方要想分享全球化红利，就必须运用重组思维，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要素进行优化配置，这样才能更好地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 一般来说，从微观到宏观，整个市场制度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层次。 第一，微观制度涉及工商企业、金融企业的制度。法人治理结构、产权结构等都属于这类制度范畴，具体表现为内部管理的控制，也表现为企业的产权。不管是工商企业还是金融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涉及这个问题。 第二，涉及国家投融资体制调整中的投资管理制度和投资控制制度。计划经济时期，所有项目都由国家审批；改革开放后，逐步进行了调整，一些项目不再需要政府审批，而是企业自己做主，但国家也有一套投资管理的制度来监管和约束企业。 第三，重组伴随资本流动，因此会涉及金融监管制度。对于投融资，国家不可能放任自流。一般来说，资金市场方面，国家对商业银行有监管；保险市场方面，对保险公司有监管；资本市场方面，对证券公司和上市公司有监管；但重组过程中会涉及资金市场、保险市场、资本市场的穿透和叠加，因此国家对三大市场监管存在一个综合监管的问题。 第四，涉及国家宏观调控制度。市场经济有其局限性，对市场难以触及或因市场竞争引发社会不公的地方，国家会采用法律、经济、行政的手段进行干预，使其朝着良性方向发展。重组与这套制度安排密切关联。 第五，如果是跨国重组，除了要考虑各个国家上述四个层面的经济制度，还要考虑国与国之间法律和文化的差异。
• 遇到上述五种需要重组的情况时，可以从五个方面去寻求解决方案。 第一，边界调整法。任何企业都是在一定边界条件下运行的，调整边界条件往往能改变企业的运营环境，实现优劣的转换。
• 第二，资源优化配置法。资源优化配置法，即在市场原则下，通过资源的重新优化配置，提高各种要素的利用效率，取得更大的收益。
• 跨国公司通过这种水平与垂直的重组整合，形成了产业链集群化、供应链系统化、价值链枢纽化的特征，该特征已经成为现代国际化大产业的重要标志。
• 第三，利益分配法。简单地讲就是切“蛋糕”的方法，通过改变利益分配方式或者分配比例来进行重组，提高效率。
• 第四，结构调整法。结构调整法就是对企业内部或者系统内部的体制结构进行改革，包括合并分立、层级压缩，最终目的是实现资源向优秀企业集中，资金向优秀产品集中，资本向优秀企业家集中，进而减少企业内部的扯皮、消耗、“出血点”，提高企业的效益。
• 第五，管理政策调整法。比如，对无法适配工作要求的管理层人员进行调整，起用懂市场、会管理、善经营的企业家或职业经理人，对管理方法进行更新；或者出台新的政策措施，从运转机制上调动各方积极性，促进企业高效规范运行。
• 不管遇到哪种情况，也不管用什么方法进行重组，都要把握以下五个要点。 其一，不能在重组时搞“民粹主义”。一定要清楚，重组是管理层的事情，是有一定权力、资源、资金、实力的管理者之间默契的行动。一个企业去收购另一个企业的过程，一定是两个企业的领导相互讨论、达成共识的过程，资源的优化配置一定是有权力且相互关联的几个方面的管理者共同做出的决策。 其二，重组要讲时机、讲机遇。可能在某个时点，重组不仅能够成功，而且成本很低。但是，到了另一个时点，重组虽然能做成，但成本却可能提高了一倍。或者再换一个时点，同样的重组方案没准就失败了。因此，重组时要择机而行、果断处置。 其三，重组一定要尽可能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重组的各方应该是多赢的。在讨论ST（特别处理）企业的重组时，我提出过一个“四边形法则”。简单地讲，ST企业的重组一定涉及四类主体：一是把企业搞得一塌糊涂的原大股东；二是新的战略投资者、新的大股东，或者说战略重组方；三是散户股民；四是ST企业的债权人。重组时，这四个方面的利益要互补，实现四方共赢。首先，不能让战略投资者承担全部坏账，否则他们就不愿意重组了；其次，不能让银行消化所有赖账，银行是不会同意的；最后，不能欺负股民，影响社会稳定。当然，也不能让原来的大股东净身出户，使其股权受到冲击。这个过程中，有各个方面积极性调动的问题，而要义在于，以实现“多赢”作为行事准则。 其四，重组必须在阳光下作业，合乎法律，合乎市场规则，合乎社会公共利益，如果变成几个有权力的人搞了一些阴谋诡计，赚了一笔钱，但损害了社会利益，利己害人，这是行不通的。 其五，重组要基于自身实力，量力而行，适可而止。你有10元的能力，可以拿出3元去重组。但若拿出全部老本，甚至以高杠杆、高负债去重组，那就得不偿失了，不仅眼前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新的问题也会层出不穷，甚至会陷入意料不到的债务危机。这个时候，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应该冷静再冷静，注意审时度势。
• 一个好的重组推动者，须具备五大素质。 一是善于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一个好的重组者，不仅要有较为全面的知识体系，知晓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各种现象内在的逻辑关系，还要受过案例的训练，而不是依靠死记硬背。重组是不能有框框的，本书提供的几十个案例也不是为了给大家设立框框，而是重在开启思路。攻读MBA（工商管理硕士）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去讨论100个、200个案例，头脑会变得越来越灵活，然后，遇到问题时要忘记所有案例，不受条条框框的限制，根据具体问题来想措施、想方法，思考哪个方法最好，这个方法有没有后遗症，如果有后遗症可以用什么措施来预防。有时，某一次重组很可能和其他案例异曲同工，但是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二是善于化繁为简。古人说：“大道至简。”把复杂问题切割成几个简单问题，然后一个一个地解决，解决以后叠加起来又互为前提，这样就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但是，简单化并不是违反游戏规则。比如，后文将提到的银行重组的案例，如果把银行资本金充足问题与不良资产问题搅在一起，把处理银行不良资产与引进战略投资者的问题搅在一起，就会无法厘清问题，所有问题都无法解决。因为如果无法处理不良资产，算不清楚资本金，那么战略投资者也不会来。同时，如果资本金不到位，那么处理不良资产也会遇到困难。因为资本金到位后，银行存贷规模可以放大，100亿元可以做成200亿元，30亿元不良资产在100亿元存贷规模里的占比为30%，在200亿元里就只占15%，银行的信用状况就得以优化。因此，资本金充足是银行可以合规、合法做大做强的基础，但不良债务的处理又是补充资本金、吸引战略投资者的前提和条件。由此来看，重组要善于把复杂问题分解成几个简单问题，这几个简单问题是一个不能分割、互为前提的整体，对于每个简单问题都要用有力的措施确保实施到位，最后将其组装起来，这样就把复杂问题解决了。有些重组不成功，往往是因为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或者把复杂的问题变得更复杂了。 三是善于运用国家各类政策。重组必须善于把国家的各类政策、各类金融工具用足、用好、用活。也就是说，必须把国家的法律制度、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根据实际情况用得恰到好处。这些游戏规则就像万花筒，这个案例这样转，那个案例那样转，每转一次就是一个不同的图案。其实，原理差不多，区别在于组合的方法不同。比如股权分置改革，国家关于上市公司的政策有十几条，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不能把股改跟这十几条政策完全脱开，就股改论股改，那是不容易奏效的。反之，如果把股改前后国家许可的资本市场的各种制度、方法和工具弄清楚，根据当时的股改状况，再提出合理的操作方案，就会使股改得到三个好的预期：一是股改后上市公司的发展肯定好于股改前，二是股改后上市公司的总市值绝不会低于股改前的总市值，三是企业的业务、管理更有前景。如果股改方案给人的感觉是有这三个好的预期，那就是成功的。然而，能否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和股改方案中各种政策工具是否用足、用好有关。 四是善于利用身边的条件、资源。重组要从身边做起。任何一种重组，都是基于问题的解决、困难的解决。我们身边往往就有现存的各种资源、信息和关键因素，就看我们是不是独具慧眼，能否抽丝剥茧、条分缕析，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进而通过事物发展边界条件的调整，抓住关键环节，实现资源要素配置的最优化和效用最大化。重组这件事，不靠天、不靠地，不靠外力、不靠运气，靠的是管理者系统的思维、正确的判断、有效的决策，因为重组的资源要素就在管理者身边。 五是在重组中善于把握底线思维，不留后遗症。要防止在重组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解决了一个问题，又引发了另一个更大的问题；要防止在重组中把现在的问题推向未来，现在的问题看似解决了，却引发了未来性质更严重的危机；要防止在重组中以邻为壑，
• 重组的最高境界就是，你已经把中央的政策、法律限制的问题、手中可以操作的杠杆资源、老百姓能够接受的条件，都装在脑子里形成一个框，在这个框里，你可以对所有的东西任意地组合，但是“随心所欲不逾矩”。到了这一步，组合出来的方案，就能得到方方面面的支持和认同。

引言 写在前面——从上任之初的遭遇战说起

•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按建设项目建筑面积计征，专项用于城市道路桥梁、公共交通、供水供气、园林绿化、环境卫生等设施建设，是地方政府筹集市政公用设施建设资金的重要渠道。
• 按照房地产业的规律，城市配套费一般应相当于房价的6%。
• 在重组过程中，力求做到不回避当下的矛盾、不遮掩问题、不推脱责任、不违规、不透支。

第一部分 企业的重组与管理

• 2001年我到任重庆后，在运用重组思维化解一系列矛盾的过程中，逐步主导成立了城投公司、地产集团、高发司、高投司、建投公司、开投公司、水投集团、水务集团8家投融资平台公司，即“八大投”
• 2000年前后，上海征地拆迁成本非常高，但修建一公里高速公路的投资也不过三四千万元。在重庆，如果修建100公里高速公路，其中至少有60公里的隧道和桥梁，每公里的投资在8000万元左右，是上海的两倍多。

一 建立高投司解决“8小时重庆”资金困境

• 2009年，国家费改税政策出台了。政策规定，对于已建高等级公路，负债部分60%由国家买单，但今后新修的一律不再收费。

三 改革路桥收费制度

• 按照国际惯例，连通城市之间的高速公路，可以搞BOT融资并设卡收费，但城市内部的交通基础设施不能如此，因为它属于政府公共服务范畴，理应由财政买单，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通过土地增值和财税增长来平衡。这是政府管理的一个基本理念。以BOT模式在城市中心区搞城市路桥隧建设，然后设卡收费，追求单个项目的资金平衡，这个大逻辑是不对的。

四 三招盘活水务集团

• 过去，水务公司和17个库区区县都把国债资金当成项目拨款使用，然而分散的资金无法产生信用，自然也就没有融资功能；重庆财政又比较困难，特别是库区区县，既无力配套建设资金，也无法补贴建成后的运行费用。解决的办法跟组建高投司一样，把已投入项目的国债资金捆绑注入水务公司，推动其重组为水务集团。这样，水务集团的资产一下子就多了40多亿元，加上重组前的20亿元存量资产和城投公司划拨来的13亿元坏账产权，总资产就变成80多亿元，净资产超过60亿元，加之水价也调整了，水务集团的信用当然改善了，银行贷款也随之跟进。
• 2010年，重庆水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给排水集团之一。

五 水投集团成就水利事业

• 比如，水投集团在某区县修建甲水库，拿到了一块土地，土地的出让收入比建设水库投入的资金多出一两亿元，那要不要退给区县呢？当然不必退。因为水投集团修建乙水库时，获得的土地出让收入可能会低于水库建设投入，是赔本的，因此需要互相调剂来平衡。只有长期总体平衡，水投集团才能生存发展、良性循环。此外，还可“以水养水”“以电补水”，通过利用水库落差发电获取收益，发展水产养殖和观光旅游来增加收入，污水处理当然也可以收费，其基本思路大致相同，都是通过资源优化配置来平衡建设资金的缺口。

七 “八大投”运作模式

• 在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领域，如果某个门类今后10年有1000亿～3000亿元的投资量，原则上就应有一个专业的投资集团。总之，对一个城市来说，倘若将5000亿元以上，甚至上万亿元的资金都放到一个公司，则资金规模过于庞大，不易管好、管细；而一个公司只管理一二百亿元，搞几十个投资集团，导致资金太分散，管理成本高，也无法形成规模经济。
• 按照投融资规律，逐步成立了8家投资集团：高速公路——高发司，高等级路——高投司，城市路桥隧——城投公司，土地储备——地产集团，城市能源——能投集团，地铁轨道机场——开投公司，城市自来水污水垃圾处理——水务集团，农村水利——水投集团，俗称“八大投”。
• 作为市级电力建设投融资平台，建投公司在与国内各大电力公司的合作中，当好配角、力争主动、积极参股，增强了投资各方的信心，发挥了引导基金的作用。2005年，建投公司与重庆煤炭集团、重庆燃气集团重组，更名为能投集团。
• 为何重组能发挥如此奇效？“八大投”强劲的投融资能力源自何处？答案可以总结为：资本金的注入夯实了融资信用基础。主要包括“五个注入”。 一是国债投入。1999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央政府启动国债投资，投到重庆的国债累计有250亿元，分散在各个区县100多个项目中。这250亿元国债是国家资本，我们将其打捆使用，分别注入了8个投资集团。 二是规费注入。包括高速公路收费、路桥收费、城市配套费等各类规费，也可作为资本金注入“八大投”。多年累积下来，大体有250亿～300亿元。 三是土地注入。土地储备形成的资本，静态价值上千亿元，也可以作为资本金。 四是存量资产注入。“八大投”成立之前，重庆市政府过去几十年已经形成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等存量资产，总体上有200多亿元资产，都划给了“八大投”。 五是财政收入注入。“八大投”不是私人企业，也不是完全市场化经营的国企，而是服务于公益事业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其在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税费，除了上缴中央财政，还可以作为财政收入返还给企业，使其成为企业资本金用于长期经营。
• 有了资本金，“八大投”就有了融资信用，可以按照市场的游戏规则，向国家开发银行融资，从商业银行贷款，或者上市融资、发行企业债券融资、信托融资以及海外融资。通过这些方式，“八大投”10年融资5000多亿元，累计完成基础设施投资6000多亿元，又通过10年近10万亩储备土地扣除开发成本后的批租转让达到净收入3000多亿元的平衡。到2015年，“八大投”净资产达到3000多亿元，债务余额为2800亿元，总体信用良好，因此在基础设施投资中游刃有余，底气十足。
• “八大投”每年要消耗大量资金，更应重视资产信用平衡。对此，我一直强调，要做到“三个平衡”。 一是净资产和负债要平衡。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要控制在50%～60%，即大体上净资产和债务的比例为1∶1。如果杠杆比过高，负债率超出警戒线，就会产生泡沫，甚至使企业丧失信用。因此，资本和信用基本对称十分重要。 二是集团的现金流要平衡。“八大投”每年平均要承担400亿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另外还有贷款本息要还，两项相加每年有五六百亿元的支出。当然，有各种投资，也会有各种收入，比如高速公路收费、城市路桥收费等，但不管怎样，投融资平台的收入来源、融资资金最后都要与投资支出保持现金流平衡。 三是投入与产出或投入与资金来源要平衡。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大体可以分为三类：有的通过市场化收费可以平衡前期投入，比如高速公路，这一类完全可以市场化运作；有的市场收费标准低，难以平衡成本，如污水处理，这一类就需要政府财政补贴；还有一类是纯公共品，不能收费，就要通过政府投入或土地等资源优化配置来平衡。但不管是完全市场化的平衡，还是靠政府补贴才能平衡，都要把账算清楚，把规矩讲明白。政府也要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如果一届政府拼命给“八大投”压担子，超出其承受能力，企业坏账成堆，甚至破产，就会成为下届政府的包袱。
• 除了保证资金的“三个平衡”，“八大投”还要防范金融风险，并且要设置三道防火墙，做到“三个不”。 一是财政不直接提供融资担保。“八大投”要靠自身的资本信用到市场上融资。如果政府为“八大投”的贷款提供担保，一旦出事，企业债务就会变成政府性债务，这种事不能干。 二是投资集团互不担保。“八大投”相互担保，会掩盖矛盾，一个出事，全部都会被拉下水，形成债务连锁反应。所以，8个集团之间再友好，也不能互相担保。当然，如果某个集团确实遇到困难，政府也要出手相救，帮助它渡过难关。 三是各类财政专项资金要专款专用，不能违反财务规定。在一个集团内，哪怕一个项目的专项资金有结余，而另一个项目的资金紧张，也不能交叉混用。这是一条硬性规定。
• 一般来说，各国地方政府建设基础设施是可以发行市政债券的，但我国为了防止地方政府发债不规范带来的风险，自1995年起，规定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重庆“八大投”发行的企业债券其实类似于地方政府发行的市政债券或者市政企业债券，由此转换了承债主体。

第二章 国有资本运营平台渝富公司承载三大重组

• 一个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内外交通、商贸流通、资金融通三个环节最为关键，而资金是一切经济活动的血液，是关键中的关键。

一 渝富的债务重组功能

• 在这次现场办公会上，我还就工行与全市各区县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等非市属国有企业关联的第二笔不良资产包——77亿元不良资产的处置工作明确了思路。要求渝富公司对这77亿元不良资产做五个核对：一是属于法院已经宣布破产了的，不要纳入；二是属于中央企业的，不归地方国资管的，不要纳入；三是属于外地民营企业的，依法破产的，不要纳入；四是属于外地国有企业的，重庆市国资委无权管辖的，不要纳入；五是企业被工商局吊销执照关闭了的，不要纳入。除了这“五个不算”，其他的原则上都应该纳入。

二 渝富的土地重组功能

• 通常，破产企业已经没有什么值钱的资产，除了它的土地可以安置职工。
• 一个企业要破产，为了社会和谐稳定，首先要把职工安置好，只有企业变成没有员工的空壳后，法院才会宣布其破产，破产以后才能卖地。如果破产企业拿不出钱来安置职工，企业就无法破产，不能破产就不能卖地。这样，所有的破产企业都只能耗着。
• 在一些沿海地区的城市，企业集团往往有一些钱，如果一个基层企业要破产，母公司就会来垫底，帮基层企业先安置职工，然后周转起来。重庆的企业集团没有钱，要安置职工时，往往是集团和破产企业一起来找市财政要钱，市经委也会向政府要破产安置资金。

四 渝富的实践与探索

• 未来的渝富公司，债务重组、土地重组、资产重组这三个基本功能是不应该变的，这是安身立命的机制。
• 2013年以后，在试点建设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过程中，渝富公司积极探索从资产管理公司职能向资本运营公司功能转变，逐步衍化出股权管理、流动增值和优化布局三项功能。一是股权管理功能。构建“积极股东”的股权管理模式，对存量股权资本强化“用手投票”价值管理机制，切实履行股东职责、发挥股东作用、行使股东权利、维护股东权益。二是流动增值功能。构建“进退留转”的股权运作模式，强化“用脚投票”有序进退机制，定期分析、研判所出资企业财务运行状况、价值变化趋势。战略性投资依据战略需要和培育阶段实施战略投资、战略退出；财务性投资按照“增持上升期企业股权、维持成熟期企业股权、减持衰退期企业股权”，实施投资组合动态管理，在进退留转中实现资本增值。三是优化布局功能。构建“战略投资”的产业培育模式，在重庆市金融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和有投资价值的其他领域实施战略投资，着力优化资本布局、改善资本结构，推动国有资本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集中，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
• 二是探索搭建基金工具。重点运营以战略性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为代表的产业基金，以中新互联互通基金为代表的开放型基金，以国企并购重组基金为代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金，以高科技创新投资基金为代表的风投基金。比如，运用京东方项目资本运营收益分红200亿元，撬动组建800亿元重庆战略性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战略性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组建以来，已投资医药股份、京东方后续扩能、重庆超硅、同方碳产业、敦煌网、惠科液晶、AOS（万国半导体）芯片等8个项目。再如，与新加坡相关金融机构、国内相关金融机构共同出资设立，引入社会资本共同参与，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中新互联互通基金，其中基石基金出资200亿元，募集社会资金约800亿元，设立金融服务、航空旅游、交通物流、信息通信4个板块专项基金，共同培育发展金融-航空-物流-信息生态圈。

一 重组西南证券

• 董事会形同虚设，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
• 证券公司在资本市场中能发挥五大功能。一是企业监管，作为交易监管的看门神。拟上市企业规范不规范，谁来把关？首先把关的是证券公司、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平时股民都是通过证券公司的交易系统进行交易，市场上有哪些违规交易，证券公司是有“火眼金睛”可以发现端倪的。二是平稳市场的“撒手锏”。在市场出现大幅波动的时候，证券公司可以出手稳定市场。三是战略方案的提供者。对资本市场的长效机制建设，证券公司应当积极出谋划策。四是投资者权益的保护者，包括上市企业、股民的权益。五是金融增加值的创造者。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力量，证券公司本身也创造金融增加值。
• 但当时证券行业普遍不被看好，券商的命运扑朔迷离

二 重组农村信用社为农村商业银行

• 按当时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不超过10%来算，最多只能有70亿元坏账。因此，我们提出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尽快增加50亿元资本金，同时冲销70亿元坏账。资本金要从16亿元增加到60多亿元，每股发行价至少1.6元：老股东的16亿股本就变成10亿股权，新股东买50亿股权则需要出80亿元；新股东要拿出30亿元冲销坏账，老股东同比例缩股，拿出6亿元冲销坏账，这样70亿元坏账的50%就被股权溢价冲销掉了。同时，现有的130亿元坏账中，应该能收回15亿元，也就是11%。农信社的负责人必须立下军令状：年底前清收15亿元。这样，坏账还剩下约20亿元，今后5年银行可以用坏账准备金，每年冲销4亿～5亿元。
• 2010年12月，重庆农商行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募集资金17亿美元。这是中国第一只农商行股票。
• 最合理的发行价是什么？如果定了一个发行价，上市后一两个月，股价涨了30%甚至翻番，则说明定价低了，该拿的钱没有拿到；如果上市后很快跌破发行价，跌了10%甚至20%，则说明定价高了，对股民不负责，企业的形象就破坏了。农商行的发行价定得很成功——溢价高于同样在香港上市的同类银行，并且上市后的股价也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稳定。

三 重组重庆市商业银行

• 增资扩股、债务重组、通过股权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整体上市，构成了后来重庆市商业银行重组的所谓“龙虾三吃”。

四 金融机构重组心得

• 除了重组西南证券、重庆农村商业银行、重庆银行这3个案例，重庆信托、重庆三峡银行的重组过程也大同小异。 这5个金融机构的重组，都涉及不良资产的债务重组，都有资本金注入的资产重组，都有法人治理结构调整的股权重组，随之必然带来管理层的结构调整，目标指向都是规范上市。
• 在重组万州商业银行——后来更名为重庆三峡银行——时体现得最为直接：设计一个20亿元的信托产品，溢价60%发行，溢价的12亿元直接冲销12亿元坏账，不到一年时间重组就完成了。
• 无论是从国际经验看，还是从这5个金融机构带来的教训看，关键在于防止3种情况。一是防止股权过于集中。目前，民营银行单一股东持股的比例虽然不能高于30%，但仍容易出现“一股独大”的情况，使民营银行成为家族企业的“提款机”。在欧美，任何实业公司涉足金融，都有严格的股权比例限制，美国上市银行大股东的持股占比不能超过15%，目的就是防止银行沦为家族关联企业的“吸金”平台。二是防止关联企业通过贷款利益输送。三是防止职业经理人内部人控制现象。董事会、股东会、经理层之间的法人治理结构要科学合理，股权如果过于分散，大股东的股权还不到5%，就容易造成股东权力空心化和董事会决策形式化，不仅容易被恶意收购，而且可能形成实际上的经理层内部人控制状况。经理层为自身利益，往往会追求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从而给民营银行发展埋下祸患。

第四章 国有工商企业的改革重组

• 2003年重庆市国资委成立时，市属36家国有企业总资产1700亿元，其中净资产只有300多亿元，债务却有1400亿元，其中有200多亿元呆坏账或者需要核销的资产，这些坏账已存续了三五年，都表现为不良资产。
• 按照国际惯例，1000亿美元的大集团，公司管理层级也不过三层。可当时重庆有的集团公司延伸到第六层、第七层，集团管理起来鞭长莫及，根本不知道下属企业在干什么。
• 其次，壳公司多。不仅集团层面有，二级子公司和三级孙公司也有。这些壳公司既没有业务运作和经营管理人员，也没有净资产，只是挂着一堆债务，是典型的“三无”企业。它们或由经营失败、资产归零、人员下岗而造成，或因优质资产抽逃而产生。本来，在企业转制过程中产生壳公司并不奇怪，但如果三五年一直不解决，就是公司治理结构出了问题。
• 最后，公司治理中存在内部人控制现象。一些上市公司或者其子公司被内部人控制后，不听母公司管理，甚至形成对抗。这种情况，如果是集团公司发展策略和工作思路有问题，集团公司自己要修正；如果集团公司的出发点是好的，方案也是好的，子公司因为利益机制不同而产生对抗，甚至与外界一起对付集团公司，这就表现为集团公司对子公司控制不力，这种局面也应加以改变。

一 重组重汽和机电集团

• 重庆重型汽车集团（简称重汽）是一家有着悠久历史的企业，新中国第一台重型汽车就诞生在这里。但到2004年，其核心企业红岩汽车公司以及几个关键配套企业，已经被德隆系控制，重汽的董事长甚至到德隆上海分公司担任了总经理。
• 重汽的悲剧是吃了德隆的亏，重汽与德隆的合作确实是一笔糊涂买卖。德隆用3.5亿元获得重汽核心企业——红岩汽车公司55%的股权，又收走了红岩汽车下属的綦江齿轮传动有限公司（简称綦齿）、重庆卡福汽车制动转向系统有限公司（简称卡福）等几个关键配套企业的控股权。
• 在红岩汽车归德隆管理的3年时间里，德隆做了3件坏事。第一，刚接管红岩汽车就“借走”5000万元现金。第二，资金注入仅3个月，就通过控制董事会的方式让红岩汽车为德隆贷款融资做担保，相当于把投资都抽走了。第三，通过在上海注册的一个销售公司把几千辆红岩车卖掉了，但不给红岩汽车车款，同时还“卖”零部件，像綦齿、卡福的产品当时在国内都是抢手货，因此又有两三亿元资金被挪用。
• 我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说起。“劳心”“劳力”怎么理解？第一，你能驾驭资本，你有丰富的资源，治人；否则，治于人。第二，你有核心技术，有核心主业，掌握着高端的先进技术，治人；否则，治于人。第三，你的企业文化、治理方式、管理体制有优势，治人；制度落伍、理念陈旧，治于人。
• 如果制度有优势，可以把别人的技术、资本为己所用。从这个角度看，制度也是一种生产力。对企业而言，制度优势很具体，比如法人治理结构是制度，企业文化也是制度。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就是一种当下最具规范性的制度，好的企业制度、企业文化可以促进企业更好地吸引人才，发挥企业家的竞争优势，有效地适应市场经济变化，加快技术进步，增强产品的核心竞争力，防范市场风险。

二 重组化医集团

• 组织链太长、太散，总资产70多亿元，居然有49个子公司，每个子公司有六七个处级干部，一方面浪费了大量资金，另一方面如此松散的组织结构根本无法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
• 认真解决空壳公司问题，把50个子公司通过合并同类项、产业链归并去掉一批“出血点”，再根据发展需要组建一些新的集团，最后形成有六七个板块、20多个企业的比较紧凑的组织体系
• GE公司有5000亿美元总资产，下属11个大集团，都有三五百亿美元的资产规模，居然都不是法人。这样大的集团的架构也只有三级，最多再来一级：工厂或者商店。在这样的企业架构中，二级企业有两个特点：第一，不是法人；第二，不能融资，不能举债，也不能上市。那么二级企业运行所需的资金怎么办？全部像分公司那样，每天、每月、每年都提出资金需求报告，向总公司融资。
• 化医集团借鉴GE公司的做法，在重庆工商产业集团中最早建立起资金池，从而收到了“一举三得”的效果：第一，资金池作为纽带，把松散的“翻牌公司”组合为紧凑的产业集团，大大促进了化医集团的组织结构重组；第二，当化医集团对一些有发展前景的参股企业有“想法”时，资金池就会派上用场；第三，如果其他企业让化医集团控股，就可以进入化医集团的资金池，企业的现金流就可以得到保障。此后，化医集团又进一步成立了财务公司，这已经是金融机构的概念，也是重庆国企改革重组所倡导的。
• 在重组化医集团的案例中，尤其值得总结的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化医集团重组的本质不是简单地以大吃小，根本上是以优整合劣，一个业绩优良、管理科学的“小兄弟”兼并了体量是它六七倍的“老大哥”；二是化医集团在重庆率先建立资金池，之后又成立财务公司，这是现代企业运作的一个关键环节；三是在产业链重组的同时，实现了节能减排、循环经济和竞争力的提高，这些对于化工行业是非常重要的。

三 重组重庆商社

• 我有一个直白的逻辑：衡量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运行，主要看资金融通、交通畅通、商贸流通。
• 重庆百货的停滞不前与管理层个别关键人物的内部人控制冲动有关，当时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自1983年起就是这家公司的一把手，到2003年已经主持这个公司20年。从法人股结构看，控制权随时可能易主：大股东重庆华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华贸公司）持有18%的国有股权，但一直没有办理股权登记手续，大股东无力也没有履行过大股东的职责；二股东重庆路桥持有17%的股权，而重庆路桥的实际控制人已经是一个民营企业。控股比例差异如此之小，以至于二股东只要联手几个小股东，就可以取得企业控制权。
• 资本金从何而来？如何为商社在一环以内的300多亩土地办一个“土地批租”的手续——这是我在浦东起步百废待兴时常干的活。具体做法是：商社划出300亩地，送国土房管局评估，确定土地出让金后，就可以进行土地批租的操作。如果土地扣除征地动迁费后的出让金估值3亿元，就须缴纳3亿元的出让金。出让金确定后，再上报市政府，市政府批准由财政部门把这3亿元土地出让金返还给商社，作为对商社的资本金投入。政府虽然没有出钱，但相当于给商社注入了3亿元资本金，而且这3亿元是可以增值的。
• 并入后，重庆商社发现，华贸公司的18%的股权没有股权证，也找不到任何其他有效凭证。股权凭证在哪儿？后来查到直辖前的一个老国资局副局长写过的一份材料，才知道其手续不完备，相关资料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后来，用了半年时间，才把这18%股份的登记手续办好。这样混乱的局面，如果不是当初及时地推动了重组，后果将不堪设想。
• 对标管理，就是任何一个岗位都要向同行内最先进的标准看齐。
• 整体上市，消除重庆百货和新世纪的同业竞争。在这三大重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推进了企业管理团队和组织结构调整。

四 重庆国企改革重组路径及效果

• 2005年，重点对各直属企业集团的子公司、孙公司、曾孙公司进行了重组，涉及170多个二级企业、300多个三级企业，曾孙以下公司通通清理掉。这些都属于基础整合范畴，用了4年左右的时间，到2007年基本完成。
• 企业重组后变成产业集团，就是“三个中心”，集团本部是决策中心，二级企业是利润中心，三级企业是成本控制中心。集团本部有“资金池”，有统一的有竞争力的企业文化。
• 重庆后来陆续推进了多批企业集团整体上市。对不适合整体上市的企业，比照上市公司进行管理，核心是透明化，让公众介入管理监督。整体上市完成了，国企改革也就告一段落了。
• 2003年，1700亿元国有资产中，80%分布在工商产业。这一结构不尽合理，应该逐步调整。当时我们就提出，应当实现基础设施、工商企业、金融“四三三”的分布。于是，一直按照“四三三”的比例进行调控。2015年，全市2.7万亿元国有资产中，40%左右分布在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投资领域，30%左右在工业和商贸流通领域，30%左右在金融领域。应该说，重庆市属国有资产“四三三”的产业布局，较好地体现了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五 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中能够发挥五大功能

• 邓小平同志讲过，“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
• 这一重要作用可以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在经济下行时吸纳部分就业如大学毕业生，维护社会稳定；二是通过平等参与市场竞争，促进部分行业超高利润回归平均水平；三是通过国有资本投资收益反哺财政，补充社会保险缺口；四是通过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养老等，为每个人的发展创造相对公平的机会。

六 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

• 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
•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
• 一方面，从基本属性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具有相同之处：它们都是国有资本的投资平台和资源整合平台，都以国有股权为纽带，围绕服务国家战略目标展开市场化运作，并按照权责对等原则，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另一方面，从核心目标、运作模式、管控重点等方面看，这两类公司有明显的不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以提高资本运行效率和收益率为主要目标，通过股权运作、价值管理、有序进退，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和保值增值；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主要通过开展投资融资、产业培育、资本整合，强化产业集聚和转型升级，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公共服务能力。
• 理论上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有三大特征：一是有投资不控股，二是有股权不并表，三是有资本无债务。对被投资企业，只负责委派董事，不参与被投资企业具体的经营活动，不管企业的“吃喝拉撒睡”，这类似于我国的中投公司、新加坡的淡马锡公司等。所谓“有投资不控股、有股权不并表、有资产不负债”的资本运营模式，一是有投资不控股，注重提高资本的流动性，作为战略投资者，科学把控在出资企业中的股权比重，投资参股企业的股权比例控制在5%～15%，一般不超过20%。在增量的战略投资和财务投资中，作为战略投资、财务投资类企业，不以控股为目标，原则上实施参股类股权投资。不做大股东，不直接参与被投资企业具体经营活动，为资本流动和保值增值创造条件，更有效发挥国有资本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二是有股权不并表，既然不是大股东，只是财务性持股的小股东，对被投企业只是实施财务监控，其资产运营不并表是自然而然的事。三是有资产不负债，与任何公募、私募基金等股权类投资基金不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举债、搞明股实债的基金一样，资本运营公司运行中也不能举债，只能以实有股本金进行投资，形成总资产等于总资本的基本状态。按照资本运营公司的这三个基本属性，其组织架构调整为“公司+工具”的圈层结构：内核是资本运营公司，掌控投资方向和规则制定等；外圈则是公开市场股票、固定收益、长期资产等投资工具，选择各类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好的市场主体进行股权投资。这样的组织架构有三个好处：一是通过股权投资，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各种所有制中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将大大增强；二是将国有资本投到不同领域、不同所有制企业，会形成各种形态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三是有助于市场化推动国有资本投向高效益、低消耗、有战略前景的项目，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有其自身特点和运作模式。从发展趋势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可由各级国资委直接管理的工商产业类国有独资集团改组而来。改组后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类似于美国GE公司，既可从事资本运作，也有产业发展任务。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不能只是“形似”，而是必须具备资本投资集团的“魂魄”。首先，国资委应逐步把部分出资人的权利，包括资源配置、薪酬分配、市场化用人等，授权给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行使，将依法应由企业自主经营决策的事项归位于企业，监管层级只能到集团公司，不能对下属公司进行延伸监管。其次，在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内部，应将分散在各层级公司的资本投资运营权责归集到集团总部。在实际操作中，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有两种组织架构类型。一类是“集团总部、二级公司、三级企业”的组织架构。由于这类公司层级较多，必须明晰各层级职责行为：集团总部应定位为投资决策中心，主要负责国有资本运营、战略布局、结构调整和收购兼并等；二级公司是利润中心，主要负责技术创新、市场开拓和经营管理等；三级及以下企业是成本控制中心，具体从事质量、安全及职工管理等生产经营活动。另一类是“伞”形架构，主要存在于涉足多投资领域的产业集团。尽管投资领域可能互不搭界，但国有资本投资运营仍应由集团总部负责；二级及以下公司应突出专业化，不能依样呈“伞”形状态。不管是哪种类型的投资公司，都应考虑到投融资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只有将资本投资运营决策权赋予集团层面，取消下级公司投资设立子、孙公司的权力，才能真正实现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管资本为主”的目标。当前国企的通病是，每个层级都有权设置新的下属公司，层层叠叠产生了大量子、孙公司，并且每个层级都有投资决策权，这样必然会导致失控。应当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将多出来的层级逐步收缩处理掉。
• 一是不能以过高的杠杆追求高回报。资本投资公司的投资杠杆必须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并且年收益率达到10%～15%即可。
• 二是不能搞封闭操作。信息公开是最好的“防腐剂”，必须确保资本运营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要建立追责机制，落实相关机构的主体责任。
• 三是不能玩“空手套白狼”的资本游戏。搞有名无实的所谓产品创新，以及各种花样翻新的“假投资”“假重组”“假上市”，最后只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 四是守住不做一致行动人的底线。在参与公司收购、兼并和重组的过程中，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公开透明，不能搞“抽屉协议”，更不能与私人资本“沆瀣一气”，共同侵蚀国有资本。
• 五是不能使资本流动过缓或过快。流动性是资本的本质属性，也是资本运营的要害所在。要处理好长期投资与短期投资、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总资本与总负债等结构关系，确保投资运营稳健运行。

一 对非公有制经济实行同等国民待遇

• 业界流行几句话：一流企业卖标准，二流企业卖技术，三流企业卖产品，四流企业卖苦力。
• 当时，市政府和国开行签了一个550亿元的战略合作协议，其中有30亿元是自主创新专项贷款，主要用于推动自主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这30亿元贷款对项目的支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工业投资集团作为风险创业投资；另一种是工业投资集团转借给企业，由企业还本付息，项目做成后再还债。我们就用这笔资金，加大对非公企业、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
• 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两者不可偏废。
• 大型民企看重同等国民待遇，扶持的重点是破除市场准入的“旋转门”“玻璃门”，让它们和国企、外企平等竞争；中小企业最大的困难在于融资，要通过完善金融服务缓解其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微型企业创办时往往面临资本金不足的难题，政府要根据其带动就业的情况给予适度的资本金补助；对个体户则主要是“放水养鱼”，多帮忙、少添乱。

二 培育发展微型企业

• 国际竞争归根结底是“就业战”
• 怎么产生就业？一个社会，既需要银行、股市、网络等虚拟经济，也需要实体经济，两者都能提供工作机会，但实体经济吸纳就业的能力更强。
• 人不怕穷，不怕和别人差距大，怕的是没有阶层转化的通道、没有公平的职业上升机会。如果身份不能转化，父辈是工人，子孙三代都只能是工人，那社会就失去了活力。

三 围绕科技创新三大环节，驱动企业成长

• 创新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0～1”，技术创新无中生有。这是专家、教授和各类高层次专业人才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工程中心、企业研发中心做出来的，需要的是国家科研经费、企业科研经费以及种子基金、天使基金的投入。第二阶段是“1～100”，创新成果变成一定的生产力。包括小试、中试，也包括技术成果转化为产品开发，形成功能性样机，确立生产工艺等，这是各种科创中心、孵化基地、加速器干的活，目的是形成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第三阶段是“100～100万”，变成大规模生产能力。比如一个手机样机，怎么通过量产变成几百万台、几千万台手机，最后卖到全世界去呢？首先需要有生产基地，这是各种开发区、大型企业投资的结果。综上所述，因为创新是有阶段性的，所以要分类施策，如果“胡子眉毛一把抓”，效果就不会好。

四 采取具体而有效的措施为困难民企排忧解难

• 2010年12月，润山公司以14.4亿元（溢价5.7亿元）拍得江北嘴28亩土地的使用权，用于建设东方国际广场项目。这是一个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集酒店、公寓、写字楼、商业于一体的综合体，项目开发所需的投入很高。但润山公司自有资金仅8亿元，明显不足，就陆续向信达资产融资5亿元、兴业银行融资11亿元、重庆信托融资28亿元，年利率最低10.5%，最高到了20%。
• 因投资和管理失控，企业积聚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在2015年集中爆发了，因此企业面临绝境，表现如下。 一是出现流动性枯竭。2015年底，金龙铜管集团的银行贷款由2014年底的120亿元锐减到90亿元左右，因“短贷长投”占用资金25亿元、期货交易损失15亿元、关联方（新能源板块）非经营性占用资金20亿元以及银行收取保证金等，企业用于精密铜管生产的流动资金不足10亿元。这10亿元流动资金对于一个年产销40万吨精密铜管、年销售收入250亿元的企业来说，基本属于杯水车薪，企业生产经营难以为继。 二是订单量急剧萎缩。因铜加工行业的原材料采购须先款后货，而货款回收则实行先货后款，且回款周期一般在3个月左右，金龙铜管集团在流动资金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无力承接客户下达的订单。2015年，集团全年生产精密铜管33万吨，较上年减少10.6万吨，降幅达32%。 三是还贷压力巨大。金龙铜管集团的贷款中，95%以上是半年或者一年期的短期贷款，企业每月用于“倒贷”和付息的资金就需10亿元左右。在流动性濒临枯竭的情况下，随时都将发生资金断链、贷款逾期的情况。 四是海亮股份终止重组。2015年11月，民营企业海亮股份拟斥资32.5亿元收购金龙铜管集团100%的股权。但是由于金龙铜管集团无法有效解决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问题，加之外部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等，海亮股份于2016年上半年终止收购金龙铜管集团。
• 为此，重庆启动了万州区与金龙铜管集团的合作，主要是围绕委托加工合作、产能转移合作、资本合作“三步走”进行。 第一，稳定合作银行与客户。万州经开区与金龙铜管集团开展合作后，与金龙铜管集团关联的21家银行均未再发生抽贷的情况，格力、美的等重点大客户也恢复了已经削减的部分订单。 第二，组建万州经开区股权投资基金。为了解决资金需求，万州经开区直属国有企业与华夏银行共同组建了20亿元的股权投资基金，为实施“三步走”提供资金保障。 第三，以委托加工方式实施业务重组。到2017年11月17日，万州经开区按照“保本微利，让利金龙，风险可控”的原则，累计接受格力、美的、海尔等233家客户下达的订单15.7万吨，委托金龙集团6家生产厂进行加工，累计投入购铜款73亿元，实行采购、生产、销售、回款封闭运行，回收货款62.2亿元，占累计投入资金的85.2%，整个过程未发生一笔呆坏账。 第四，推动股权结构重组。万州经开区向海亮集团支付1.91亿元，一次性受让了海亮集团持有的金龙铜管集团5.56%的股权，解除了海亮股份对金龙铜管集团的一系列苛刻条件制约。万州经开区还出资3000万美元，一次性认购了香港凯美龙公司16%的股权，不仅避免了重大诉讼可能导致的巨额赔偿，而且解决了河南凯美龙公司铜板带项目的建设资金缺口，促进了该项目全面建成投产。 第五，实施总部及产能转移。一是企业注册地转移。金龙铜管集团已将注册地由河南新乡迁移到万州经开区。二是铜板贸易业务转移。截至2017年11月17日，金龙铜管集团在万州经开区的铜板贸易额累计达到180亿元。三是精密铜管制造项目转移。第一期转移到万州的三条精密铜管生产线，年产能8万吨，2017年底部分产线已投产。后续还对金龙铜管集团在国内的10个生产基地进行整合，促进有效产能向重庆集中。

五 改进政府管理体制机制，更好地服务民营中小企业

• 2013年3月，国务院启动新一轮机构改革，把工商、质监、药监、食品、卫生等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统一划归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从而在体制上改变了“九龙治水”的局面。

六 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关键在于建立资本金市场化、常态化补充机制

• 提出六个方面的思考和建议：一是鼓励上市公司回购并注销本公司股票；二是建立监管部门对收购兼并、资源重组的审核批准快车道，支持和鼓励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做强做优做大；三是建立上市公司愿意分红、国内外机构投资者愿意更多、更久持有我国股票的税收机制；四是遏制大股东本人或家族一股独大的现象；五是防范大股东高位套现、减持股份的行为，遏制大股东大比例股权质押，顺周期高杠杆融资发展，逆周期股市跌破平仓线时踩踏平仓，造成股市震荡的问题；六是遏制一些上市公司长期停牌、随意停牌的现象。这六条措施如果落实到位，股票市场就会逐步修复功能，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渠道会进一步拓宽。

四 房产市场调控的六条原则

• 城市建成区的用地大体应按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用地占50%～55%、工业用地占15%～20%、房地产用地占25%～30%来平衡。
• 一般而言，一套房子的总价值中，1/3是地价，2/3是造价（包括建设施工、贷款利息、宣传广告等各种成本和开发商合理利润）。因此，把楼面地价控制在当期房价的1/3左右是比较适宜的。
• 房地产业是重资产产业，一般不宜高负债运行，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就是房地产商买地的钱必须是自有资金、买地的钱不负债。

五 探索地票交易制度

• 所谓地票，就是将闲置的农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益公共设施用地等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而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

七 先行先试房产税改革

• 2011年，重庆有幸和上海一起成为全国首批试点房产税的两个城市之一。对房地产的税收管理，我一直以来的主张就是“低端有保障、中端有鼓励、高端有遏制”的“三端调控”系统观点。

一 补齐工业经济发展“短板”

• 成品油储备，对于经济运行是非常关键的。我国各地区的成品油储备一般能够满足10天的需要，美国是2.5个月，日本是4个月。

二 着力打造“五低”投资环境

• 补短板，主要是解决重庆工业发展的基础问题；“五低”投资环境，则事关重庆工业长远发展后劲问题。我们认为，一个好的投资环境，应该低税费成本、低物流成本、低要素成本、低土地房产成本、低融资成本。

三 做实产业项目库，增加有效供给

• 打造支柱产业，形成产业链，就需要项目库和项目储备。项目库里的项目，必须有战略规划、市场调研、可行性论证，是要能操作到位的，而不是空中楼阁。
• 每个时代都有进入千家万户的主打产品，谁能成为这些产品的生产基地，谁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领跑者。
• 车桥
• 面向未来，包括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在内的穿戴式智能终端、物联网智能终端、机器人、3D（三维）打印机等产品，可能成为全球性主导产品。为此，重庆已经在这些方面储备了一批龙头项目和配套项目。
• 保守估计，20年后重庆页岩气年度产气量将达到300亿立方米，当然可以成为天然气化工、天然气产品的主战场。
• 确定了十大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后，重庆就按照“上中下游产业共生、研发设计与创新制造连接”的原则，围绕各产业链的形成，分析该领域的全球领先企业和未来技术发展趋势，分别制定了产业规划，确立了产业发展目标，形成了重点企业项目库。每个产业链上下游展开，都形成上千亿元的产值。
• 就一般情况而言，如果行业过剩10%～20%，市场优胜劣汰，这属于良性竞争；一旦过剩超过20%，恶性竞争就会出现；过剩超过40%，几乎所有企业都泥沙俱下，形成行业性亏损。

四 创新理念方式加强招商引资

• 产地销和销地产是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集群选址布局的基本原则 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和构建产业链集群上，通常有两种策略。 一种是“产地销”，就是在一个地方生产产品后直接销往世界各地。
• 另一种是“销地产”，即在主要的销售市场组织生产，直接满足当地需求。这就需要当地市场足够大。
• 怎么用现代招商理念和方式来招商呢？总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八种方式。 产业链招商
• 资本注入招商
• 东升表示，他本身也想投，希望占领这个市场，也有这个技术，但是缺钱，尽管是上市公司，但拿不出这330亿元。我说：“你拿不出钱，我帮你拿，我可以推动重庆有关企业买你的股票，你定向增发100亿股，按市场价2.1元一股卖给我，你得到210亿元，再向银行融资120亿元，就有330亿元，投在重庆，投产后每年可以形成几百亿元的产值。”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融资项目。
• 牌照资源补缺式招商
• 收购兼并式招商
• 资源要素招商
• 产业引导基金招商
• 以补短板招商
• 以现有闲置资源招商
• 在招商引资中，要把是否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带动就业作为重要条件，要确定“三不招”“五不搞”原则。“三不招”，即不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不招、过剩产能和产出强度不达标的企业不招、环保不过关的企业不招，避免“捡到篮子里都是菜”。“五不搞”，即不搞血拼优惠政策的“自残式”招商、不搞众筹（等同于民间乱集资）招商、不搞P2P招商、不搞“空麻袋背米式”招商（比如有的地方为了一个好项目，不惜为招商企业提供全部的无担保质押融资借款）、不搞炒地皮式招商（为一个仅有好概念的项目配置了三倍、五倍的低价土地）。在各地区招商过程中，重大项目要全省统筹平衡，各地各部门要充分沟通协调，防止招商引资的恶性竞争和乱象。

一 内陆加工贸易路径的探索

• 2000年以来，社会各界都呼吁加工贸易向内陆地区转移，内陆地区也竞相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发展，但总体上收效甚微。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物流成本过高和没有保税区的问题，这只能是一厢情愿。

二 对于内陆加工贸易发展的三点认识

• 重庆作为西部内陆城市，何以推动内陆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并以此构建起万亿元级产值的电子信息产业体系？关键在于对加工贸易中的代工厂功能、产业链的水平分工与垂直整合，以及内陆保税加工口岸三个方面有深度的认识；对代工龙头企业招商到位，对产业链布局配套到位，对保税区这一内陆开放平台实施到位。
• 如智能终端的显示面板，正在从主流的LCD（液晶显示）向MiniLED（小型发光二极管）、MicroLED（微型发光二极管）和OLED（有机发光二极管）迭代升级，需要代工厂的显示模组技术作为支撑。
• 正是因为具备极强的生产运营和供应链组织管理能力，代工龙头形成了响应需求迅速、工艺成熟、供应链高效集约、高度标准化、具有超级柔性的大规模生产能力，让全球消费者都能够享受到价低质优的电子产品。
• 到2010年春节，国务院就出了文件，一下子就批给重庆两个保税区。其中，两路寸滩保税港区成为国内唯一的内陆保税港区和全国首个水港加空港“一区双核”的保税港区，规划面积8.37平方公里，分两期于2010年5月和2011年12月通过正式验收。西永综合保税区规划面积10.3平方公里，2010年12月1日正式封关运行。
• 借助GPS（全球定位系统）等物联网高科技手段，与边境海关建立起通关互认的机制，实现了运输全程只需“一次报关、一次查验、一次放行”。进口货物，可以直接到重庆保税区查验；出口货物，重庆保税区查验后即可直接放行；进入保税区的货物，一律享受境内关外的优惠政策。这样就解决了2000公里物流距离的在途海关监管问题。
• 继重庆之后，湖北、河南、安徽、四川、陕西等内陆兄弟省份也快速跟进设立保税区，一个内陆开放的新时代启幕了。由于有了先发优势，2014年，重庆的两个保税区的进出口总量，几乎是内陆地区其他十几个保税区的总和。

三 推动渝新欧铁路建设，打通新的国际贸易大通道

• 总体上看，0.6美元/箱公里是海运、铁路运输成本市场化运作的基础，是渝新欧的生命线，到这一步就不需要任何的政府补贴，渝新欧已具有纯市场化机制的价格优势。总之，2014年将渝新欧运输价格定为0.6美元/箱公里，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事。
• 重庆团结村铁路中心站是渝新欧的起点站，2013年底获批国家铁路开放口岸试点，促进了口岸物流的大发展。

四 加工贸易的发展给重庆带来综合性的开放优势

• 重庆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的工作目标，就是在品牌商、代工商和零部件制造企业大量集聚的基础上，努力成为IT研发机构的集聚之地。
• 客观地分析，在发展加工贸易时，如果采取整机加零部件集群配套、垂直整合的方式，就非常有意义，大有可为。由于重庆把产业链集群各个方面所需要的条件配备到位，良好的投资环境产生了综合效应及竞争力，使得重庆产业链集群化发展加工贸易的魅力吸引了五六个世界级品牌商集聚。

一 用重组的思路创新教育投融资

• 实际上，只要盯着三个比例——预算内和预算外、预算和决算、地方决算和中央决算，都按20%的比例安排给教育，就可以达到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4%的目标。
• 重庆与各学校约法三章：大专院校可以负债，但负债率不能超过总资产的30%，如果超过30%，学校校长就会忙于找钱、躲债，把教学放到次要位置；普通高中、中职学校的负债率不能超过20%；初中、小学属于义务教育，财政保障投入，不能负债。只要做到这三条，教学秩序、经费保障都会比较稳妥，否则就会出问题。重庆把这三条作为地方性财务制度来约束各区县、各学校。
• 大学毛入学率达到30%，步入大众化阶段。直辖之初，重庆大学毛入学率只有8%，全国是14%。2010年，全国平均水平达到26.5%，重庆则提升到30%，领先于西部其他地区。到2016年，进一步达到了43%，赶上了沿海地区的平均水平。

二 解决十大历史遗留问题

• 为此，我做了一个决定，只要钱都用在了学校，没有塞进个人腰包，一律不予追究。
• 经过深入论证，大体上，小学一学期收费200元、初中300元、高中400～500元，2004年按照此收费标准运行，并对那些提高收费标准以后还乱收费的学校领导严惩不贷。
• 这引起了教育部的高度重视，以重庆的做法为参考，将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欠债作为全国专项予以支持，最令人感动的是，不鞭打快牛，一视同仁，按同比例将重庆20亿元清欠款予以报销。
•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
• 教育公平体现在三个层次。第一，普及是教育公平的第一要义。如果适龄青少年中有一半人有书读，另一半人没有书读，哪还有公平可言？
• 重庆又进一步增加投入，到2012年把生均经费提高到1万元，与教育部直属高校相当。

一 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 供应链金融的本质是按照供应链的交易特点，将核心企业和上下游企业联系在一起，提供灵活运用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一种融资模式。一方面，通过将资金有效注入处于相对弱势的上下游配套企业，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和供应链失衡的问题；另一方面，将银行信用融入上下游企业的购销行为，能够增强其商业信用，促进中小企业与核心企业建立长期战略协同关系，从而提升供应链的竞争能力。 供应链金融通过应收账款融资、未来货权融资、存货融资等方式进行融资，可以由银行提供服务，也可以是小贷、信托、保理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服务。可以说，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参与实体经济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形成金融机构主导、核心企业信用支持，为供应链的上下游企业提供完整的金融服务，是地方政府明智的工作措施。

二 构建全牌照金融体系

• 作为地方政府，金融改革不是自己去搞所谓的“创新”，这样迟早是会闯祸的，工作重点要立足于把国家出台的政策用足用好用活，围绕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于产业链，争取各类金融机构和牌照系统配套、应有尽有、有效运转。
• 《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风险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一般控制在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50%以内。
• 为盘活“农房、农地、林地”等农村沉睡的资产，2011年重庆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专司农村“三权”抵押融资的兴农融资担保公司，市国资委注入30亿元，再吸引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注入15亿元，形成45亿元注册资本金
• 小额贷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的，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与银行相比，小额贷款公司更为便捷，适合匹配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资金需求；与民间借贷相比，小额贷款更加规范，贷款利息可双方协商。
• 小贷公司能解决什么问题？小额贷款公司的最高利息可以是银行基准利率的4倍，是中小企业救急用的，不能用于长期项目——如果一个项目需要几年，那会承受不了这个利息。但当某家企业的一笔贷款到期了，下一笔贷款到位还要等上10天，这10天里小贷公司的资金就可以先垫进去，为这10天的资金周转花4倍于基准利率的利息，也不至于伤筋动骨。
• 正因为小贷公司具备这种救急功能，它才可以发展成一种产业链金融。如果一家大企业和金融企业合作，创办了小贷公司，利息比民间融资低一点，一方面可以为产业链上游提供零部件和半成品的各类中小企业解决资金困难，另一方面可以稳定供应链，而且不容易坏账。这方面，重庆的四联集团做了一个尝试：重庆出口信用担保公司和四联集团联合组建的小贷公司，为几百家供应商提供了服务。民营企业也快速跟进，苏宁公司在重庆开办了它在全国的第一家小贷公司，阿里巴巴也在重庆布点，它们瞄准的都是产业链金融。到2016年底，在重庆开业的小贷公司有270多家，注册资本金近700亿元，居全国第二位，累计贷款过万亿元，贷款余额1200亿元，居全国第一位。
• 21世纪以来，财务公司得到了较快发展。这类新型金融机构发展起来有什么好处呢？一是通过资金管理和使用，促使企业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二是以资金为纽带，以服务为手段，增强集团公司的凝聚力。三是及时解决企业集团急需的资金，保证企业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四是增强企业集团的融资功能，促进集团公司的发展壮大。五是打破现有银行体制资金规模按行政区域分割的局面，促进大集团公司跨地区、跨行业发展。六是促进金融业内部充分竞争，有利于金融机构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益。后来重庆已经发展出包括化医、力帆、能投、机电等在内的多个财务公司。
• 金融租赁公司将资金提供给企业，企业拿到钱后去购买设备，但因为购买设备的资金是由金融租赁公司提供的，所以租赁公司拥有设备的所有权，企业必须支付利息和租赁费用。由于租赁业具有投资大、周期长的特点，在负债方面，我国允许金融租赁公司发行金融债券、向金融机构借款、外汇借款等，作为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在资金运用方面，限定主要从事金融租赁及其相关业务。这样，金融租赁公司成为以金融租赁业务为主，兼有融资、投资和促销多种功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 凡是这类租赁公司，都可以直接注册在两江新区的保税港区。保税区只对商品进出产权转让征收关税和增值税，产权不转让，直接进行租赁的，可以省去关税和增值税环节，成本可下降30%。租赁业务可以是大型机械设备、医疗设备，也可以是飞机租赁。这是保税区优惠政策的充分利用。
• 海关总署批准重庆开展了跨境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包括“一般进口”“一般出口”“保税进口”“保税出口”4种业务模式，是唯一的全业务试点城市，可以支持现行各种跨境电子商务销售模式和物流模式下的跨境商品出入境通关服务。试点方案的获批，推动了重庆在全国率先打造跨境电子商务全产业链条，带动了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同步发展，有利于全面提高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的管理和服务水平，在支持跨境电商正规化运营的同时，有效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利，营造了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环境。截至2016年，重庆第三方支付法人机构达到6家。
• 保理的全称为保付代理，又称托收保付，是卖方将其现在或将来的基于其与买方订立的货物销售/服务合同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提供保理服务的金融机构），由保理商向其提供资金融通、买方资信评估、销售账户管理、信用风险担保、账款催收等一系列服务的综合金融服务方式。保理是商业贸易中以托收、赊账方式结算货款时，卖方为了强化应收账款管理、增强流动性而采用的一种委托第三者（保理商）管理应收账款的做法。

三 培育区域性要素市场

• 重庆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特别是页岩气产量占全国的70%，是页岩气开发的全国主战场，而且工业大用户集中，管网运输发达，金融市场较为成熟，国家决定在重庆建设我国第二家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
•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是全国唯一开展地票交易的平台，也是重庆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旨在为地票、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等提供平台，最终显化农村土地价值，拓宽农民财产性收益渠道，实现大城市反哺大农村，是具有一定刚性的制度安排。
• 重庆药品交易所按照“公平公开、阳光交易”的理念，建立由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服务于医疗机构与生产企业直接交易的第三方电子交易平台，实施“会员服务、交易服务、交收服务、结算服务、评价服务”五大环节服务，开展药品、医疗器械及相关医用产品电子交易。

五 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环境

• 过剩不可怕，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就是淘汰过剩的动力，良性的过剩是10%～15%，市场经济中每年有10%～15%的企业倒闭，是优秀企业把低劣的企业挤掉了，这很正常。但只要过剩超过30%，全行业的利润就会归零，到了40%，全行业几乎不会有企业能获得盈利，再优秀的企业也会跟着赔本，就会产生系统性风险。
• 2005—2015年，我们始终坚持每平方公里1万人这一条基本规律。工业园区发展也有一个经验标准，每平方公里要产出100亿元产值，1000亿元产值就对应10平方公里，3000亿元产值就对应30平方公里，不能拿30平方公里只完成500亿元产值，那是糟蹋土地。这种过剩的不景气会像“瘟疫”一样，让所有来地方考察的企业吓得落荒而逃，最终害人害己，绝不允许这么干。
• 人均40平方米足矣。如果城市未来最终人口在1000万，住宅则需要4亿平方米，多了就会过剩。
• 二是写字楼。一个基本的经验是，差不多每平方米写字楼对应2万元GDP。
• 三是商铺。大体上，大都市2万元的零售额需要1平方米商铺，区县城级差地租低，1万元的零售额对应1平方米商铺足矣。
• 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如果连自己的服务对象都搞不清楚，那还谈什么做好金融服务呢？
• 2000年前后，一般一个地方的GDP增长1元，需要新增1元左右的融资，是比较低、比较合理的。2015年，全国GDP每增长1元，新增融资在3元多，是比较高的。
• 特别是一些带有再回购条款的股权性融资，虽然股权不是债务，但是过几年连本带息的固定回报是要收回的，其实最终还是债务

一 “十要十不能”工作原则

• 地方政府的一般预算不搞赤字财政，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明确要求，我们应自觉遵守，绝不允许动歪脑筋、搞变通。在每年的财力调度运行过程中，政府要坚持量入为出，不管财政收支的矛盾和难度有多大，都要坚持收支平衡。
• 比如建成区面积的国际惯例是，城市人均占用100平方米左右，包括住房、工厂、交通、商业、公共服务等用地。100万人口的城市，建成区面积大体就是100平方公里，少了就会拥挤，多了就是浪费。住房建设方面，发达国家人均住房面积一般在30～40平方米。
• 商业设施方面，每2万元的商业零售额可配置1平方米的商铺，每2万元GDP可配置1平方米写字楼。垃圾、污水设施方面，每人每天约产生1公斤垃圾，综合用水0.3吨，并产生0.25吨污水，相关基础设施应按此配建。
• 比如高速公路建设，一般是在车辆保有量达到每千人500辆左右时，按1公里/万人标准建设。
• 当前最需要推动的是运用财政资本对社会资本的杠杆作用，投入新基建、绿色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高端制造业、新材料、研究开发创新、生产性服务业等行业。为此，要加快杠杆财政资本与各种私募基金形成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撬动社会资本投向鼓励类产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注意，这里说的是以财政资本撬动社会资本，而不是增加融资债务。
• 政府透支形成的债务，其债务率（债务余额与财政收入之比）不要超过70%，负债率（债务余额与GDP之比）不要超过30%。
• 一般而言，一套房子的总价值中，1/3是地价，2/3是造价（包括建设施工、贷款利息、宣传广告等各种成本和开发商的合理利润）。
• 这些年的实践表明，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是一个城市在工业化、城镇化起步阶段，甚至在进入快速发展期时，地方政府整合各类资源，增强融资信用，破解发展资金难题的有效载体，是先于经济发展周期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有力推手，是在市场信号薄弱、政府财力不足又不能发债的条件约束下，为工业化、城镇化获取长周期、低利息融资，以加快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必要而合理的路径选择。
• 一般而言，省级政府可以有五六个投融资平台，地市级政府可以有两三个，区县级最多搞一个，乡镇绝不能搞。
• 投融资平台的钱，往往管得比较粗放。投融资平台用钱量大，恰恰应该像财政一样纳入预算管理，推行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绝不能含糊。从全口径的角度，加强对全口径债务的考核和管理，重点考核负债率、债务率、债务依存度、新增债务率、担保债务比重、债务逾期率和偿债率等指标，进而提高平台公司的举债控制能力，促使其适度举债，合理的负债率范围就是控制在50%～60%，始终让它有弹性。
• 平台公司不能为任何企业做担保。平台公司的全部信用只能用于政府的基础设施、重大投资融资。此外，平台公司会有一些政府补助性项目，也不能拿专款专用的资金为融资平台做担保。
• 重庆财政供养人口与全市总人口之比约为1∶58，全国平均水平为1∶35，西部平均水平则是1∶20。这一优势，使得重庆的财力没有过多消耗在“吃饭财政”上，而有更多财力服务民生、改善民生。

二 推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 从国际国内实践看，PPP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多样化。比如已经建成的公共基础设施移交，可以是TOO（移交—拥有—经营），也可以是TOT（移交—经营—移交）；在建项目，可以是BT，也可以是BOT；规划建设的项目，可以是BOT，也可以是BOO（建设—拥有—经营）；等等。
• 当一个地区的人均GDP在1000美元以下时，温饱是最大的问题。如果老百姓连吃饱穿暖都实现不了，就不可能拿出闲钱购买文化消费。在这个阶段，文化只能是公共服务，是事业而不是产业，应该由政府出钱来搞。但是，当一个地区的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以上时，文化消费、文化市场、文化产业开始形成，有些项目就可以转给社会来做；当人均GDP在1万美元以上时，家庭收入的1/5会用于文化消费，这时完全可以让市场来做。就像20年前，全国大多数电影院是政府投资的。2006—2016年，我国GDP翻两番，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电影业进入市场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产值增长了12倍。当时电影产业就是充分市场化的，根本不用政府再出钱。
• 2001年，库区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为0.25～0.4元/立方米（各区县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此范围内制定具体执行标准），实际成本却是每立方米需要1元多。本来，我们应该按成本调整收费，一步到位，但考虑到老百姓的心理承受能力不能随意突破，就以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名义向国家申请了补贴。这种补贴国家也支持。后来，我们采取逐步上调污水处理费的方式，随后八九年就逐步调整到位了。
• 香港地区地铁总共修建了200公里，总投资2200多亿港元，票价平均每张7港元，只够保障运行成本，投资本金无法平衡。为此，香港特区政府就把80个地铁车站的土地配置给企业，让它们盖楼盘，每个楼盘20万平方米，总共1600万平方米，按楼面地价2万元计算，就有3000多亿元。这样，就平衡了地铁投资，包括资金利息和投资回报。当然，这80个车站的土地资源并不是一次性地配置给企业，而是在修建地铁的10年或者更长时间里，逐年配置到位的。由此看，当政府掏不起钱来搞大体量投资时，就可以像香港特区政府那样“掏资源”，“要钱没有，要地有一块”。

四 大力发展公募REITs

• REITs的全称是“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是指通过汇集投资者资金，由专业机构投向具有可产生稳定、可持续现金流的成熟不动产资产或权益的一种投资工具。
• 我国REITs市场的潜在规模极为可观。截至2020年，我国商业不动产存量价值高达50万亿元，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商业不动产市场，如果将其中的20%转化成REITs资产，规模大概为10万亿元。对于交通基础设施而言，我国高速公路里程、公路总里程、铁路营业里程和高铁营业里程均位居世界之首，各省经营性高速公路里程×可以用作REITs资产的比例（考虑公路的成长性和收益性）×不同地区单位造价，得到的资金规模大概为1.4万亿元。清洁能源领域的资产也非常可观，按照目前核电、水电、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装机容量，乘以单瓦造价，得到存量规模为10.5万亿元。保障性租赁住房更可期待，预计未来保障性租赁住房总套数×单套面积×单平方米成本，得到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建设成本约为2万亿元。由此可见，我国拥有超24万亿元的REITs蓝海市场，未来可挖掘的潜力空间极大。
• 政府和企业部门可以将能够产生稳定运营现金流的不动产通过资产证券化打包形成REITs，并以市场价格出售给各类投资者，将这一部分债务转化为权益资本，进而降低总体杠杆率。
• 2017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8.52%，我估计“天花板”在70%左右，按照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来测算，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仍将持续5～8年，之后逐步放缓。
• 如果“投资建设—收益平衡—发行REITs退出—带动增量投资”的良性循环能够形成，意味着同样一笔财政资金可以在不增加杠杆的基础上撬动更多的优质项目，使得经济内生增长的动能更为充足。
• 如果以存量资产中能够产生经营性收入的基础设施、不动产发行REITs，由于REITs强制分红的要求，如果底层资产经营业绩不佳，导致分红收益未达预期或者股价下跌，投资者“用脚投票”就会选择离场，直接影响到REITs经营管理层的绩效考核，而这一压力也将倒逼不动产的运营管理方通过各种市场化手段提升运营效率、拓展收入来源。比如美国的住宅类REITs可以通过为租户提供有线电视等增值服务来获取更高的收益。更进一步地，REITs作为不动产在二级市场上流通和退出的渠道，为类似项目在收益率和定价方面树立了市场化标杆，有助于形成科学的投资预算和决策体系，遏制各类低效投资、盲目投资。
• REITs本质上是一种权益型的融资工具，并不改变其底层资产的性质。
• 比如写字楼，大体上2万元GDP对应1平方米。如果严重过剩，不仅新建的写字楼REITs项目的收益率难以保证，存量项目也会纷纷陷入经营困境，甚至造成投资者的损失。
• REITs的扩募相当于股票市场的增发，是一种再融资手段。由于REITs强制分红的特征，REITs基本没有留存收益，如果仅依靠内生增长很难做大，市场会停留在“杂、散、小”的阶段。而通过扩募增发，已上市的REITs得以扩大发行规模、补充权益资本，用于并购其他优质的不动产、基础设施项目，从而实现规模效应，并且能够围绕某类资产形成专业化的运营管理能力。在美国、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扩募都是REITs市场持续发展壮大的重要制度保障。

跋 围绕新制造、新服务、新业态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

• 比如未来的生物制造，通过生物反应器的方式制造人类需要的各种蛋白、食品、材料、能源等
• 比如，EUV（极端紫外）光刻机的出现让7纳米、5纳米芯片的制造成为可能
• 如果打通了，跨境电商也能做国内贸易，国内电商也能做国际跨境贸易，就像亚马逊从来不分跨境与否，对其而言，从纽约卖货到华盛顿和从纽约卖货到伦敦是一回事，都是全球之间的货物移动。
• 2023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要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加快调整完善国内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促进内外贸标准衔接、检验认证衔接、监管衔接，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这正是这个改革的深意所在。

来自微信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