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摘要和笔记（20240725）
本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
本书是吕思勉先生史学论著之一。全书以农工商业、财产、钱币等18个讲题为经，以时间为纬，对我国历史上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作了深入而系统概括的论述，历来是学者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重要参考专著。本书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至今，相继有各种单行本和合订本出版，但书名各异，且都未能全貌刊行。今编纂《吕思勉文集》，收入本书，不仅恢复到作者所改定书名，而且将曾经删节文字予以恢复，以存其旧貌。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出身于江苏常州一个书香门第，少时受教于父母师友，15岁入县学。早年执教于常州溪山小学堂、常州府中学堂，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文史大家的钱穆、赵元任等人。吕思勉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先后在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科、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沪江大学、光华大学等校任教，曾担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代校长。早年还曾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51年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被评为历史学一级教授。
吕思勉史学代表作品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秦汉史》《先秦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思勉读史札记》《宋代文学》《先秦学术概论》《中国民族史》《中国制度史》《文字学四种》等。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为“现代四大史家”。
吕思勉一生思想经过了三次较大的变化，少年时期最信康有为、梁启超的学说；17岁时服膺法家中的术家之说；47岁时开始信仰马列主义。所以，当梁启超发起“史界革命”时，当时年仅十四五岁的吕思勉在思想上的震动是巨大的，他抛弃了旧的史学观念，在思想上开始追随梁启超，在实践中开始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以后吕思勉“在治史的规模上深受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响。
进化史观最先由严复通过翻译《天演论》介绍到了国内，与此同时梁启超在1901年和1902年先后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系统地向国人论述了进化论历史观，发出了“史界革命”的号召，要求推翻旧史学，建立新史学，从而使中国史学的传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进化史观一时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吕思勉热情地接受了进化史观，并以进化史观作为指导思想撰写了《白话本国史》，以此来声援新文化运动。吕思勉研究历史注重排比史料，分类札记，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坚持不懈地涉猎古文献，又广泛阅读新出报刊和从西方引进的新文化、新思想和研究方法。
《白话本国史》原名《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是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1923年9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而后一再重印，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顾颉刚曾言:“编著中国通史的，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
虽是一部学术性的专著，但预设的读者对象却是青年学生，史识丰富，笔调流畅。魏晋南北朝史学者唐长孺曾说:“我初知读书，实受《白话本国史》的启发，特别是辽金元史部分，以后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也受《两晋南北朝史》的启发。拙撰《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一文，深得先师奖誉，并节录入《隋唐五代史》，其实此文一个基本观点，即唐代募兵制的代替府兵制，由于当时形势所迫，也是聆教于先师的。”
该书除了叙述历代的政治制度、经济组织、宗教文化、社会情形之外，尤其关注与中国历史关系密切的东南洋、中西亚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诸如“近代的蒙回藏”、“近代的西南诸族”、“近代的后印度半岛”、“中西交涉的初期”、“藩属的丧失”、“俄蒙英藏的交涉”等内容，都有专门的章节加以叙述。这些与现代中国休戚相关的问题，多为后来通史著作所缺失。书中包含的大量的知识原点，许多涉及历史、地理、语法、训诂、辨伪等方面的知识，都是工具书里不易查到的。
在《白话本国史》里，吕思勉宣扬了进化史观，将整个世界看成是一个不断运动和变化的实体。他运用进化史观对中国远古的历史进行探讨，认为中国可考的历史起于三皇五帝，燧人氏代表渔猎时代，伏羲氏代表游牧时代，神农氏代表农耕时代，人类社会是由野蛮逐步走向文明的。这种用进化观点诠释传说中的历史的做法虽然有不确切之处，但运用进化论的观点把上古时代作阶段性的划分，这在前代是没有出现过的，读来使人耳目一新，用吕思勉自己的话说就是“颇有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此外，吕思勉还依据进化观点对婚姻、官制、赋税、兵制等进行了论述。《白话本国史》全书就是以进化史观作为指导思想叙述的中国历史，证明了人类社会是在不断的进化之中走向发展的，从而打破了古人的循环之见和崇古卑今的观念。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反映了“新史学”的发展方向。也正是基于此，《白话本国史》成为了中国史学界第一部有系统的新式通史。《白话本国史》被习史者赞为“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足见其启蒙与开示之功劳。
用学人程念祺的话来说，吕思勉强调“合同而化”，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把现实作为理解历史的钥匙，增进对于今日的认知。惟此，“合同而化”，不仅仅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史观。
作“史”当以“实”为先，吕思勉对传统史籍有着系统而严格的研究考辨。他强调：“理由事出，事理不违”。道理要根据事实来说，要讲生动的故事，历史本来就是故事；事情和道理要互相契合，不能离开事实来说理。其次，把历史串起来，要做到以点带面，点、线、面三者兼顾。
吕思勉研究历史，主张其第一个条件，就是对于各种科学，先得要有一个常识。治史学的人，往往以为社会科学是紧要的，自然科学则不甚重要，实亦不然。有许多道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相通的。如演变的观念，若不知道生物学，就不能知道得真确。又如治历史，要追溯到先史时代，则史家对于地质学，岂能茫无所知？这是举两端为例，其余可以类推。所以治史学的人，对于现代的科学，都不能不略知大概。否则用力虽深，也和一二百年前的人无以异了，安足称为现代的学问家？
五四运动后，中国出现了科学的新史学。新史学十分强调方法论，要求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历史。吕思勉对这种新史学的发展趋势有着他自己的理解，认为“史学是说明社会之所以然的，即说明现在的社会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前人的记载，只是一大堆材料。我们必先知观察之法，然对于其事，乃觉有意义，所以各种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而尤其是社会学。因为社会是整个的，所以分为各种社会科学，不过因一人的能力有限，分从各方面观察，并非其事各不相干，所以不可不有一个综合的观察。综合的观察就是社会学了。……历史的可贵，并不在于其记得许多事实，而在于其能据此事实，以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由于吕思勉的史学研究十分强调社会学的根基作用，所以他将历史研究的目光放眼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白话本国史》里，吕思勉比较全面地叙述了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以后他又以历史学的眼光撰写了关于社会历史的各种专著，足以证明社会学对他的历史研究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