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不是胜过多少人，而是一步一步跑下去

巴黎奥运会尽管伴随着争议和口水战开幕，但仍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自2021年冷清的东京奥运会以来，世界一直在疫情、战乱和经济低迷中挣扎。而在这个八月，激烈的比赛和话题频出的赛场让人们暂时放下那些令人疲惫的话题，对未来多了点信心和勇气。

从某种意义上讲，体育和文学的精神内核是一致的，都是兼具纪律性与戏剧性的艺术，不仅需要身体的耐力，还需要强大的心理韧性。许多著名作家不仅是狂热的体育迷，还对特定的运动项目颇有心得，或亲身参与，或用运动经历丰富自己的写作。

以硬汉形象著称的海明威在斗牛、拳击、击剑、捕鱼、打猎等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也常常把这些经历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他一生中在西班牙观看过300多场斗牛表演，目睹过数以千计的公牛被刺杀。他还在《死在午后》一书中详述斗牛这门“使艺术家置身于危险之中”的艺术。

海明威

“战争结束了，现在你能看到生与死——即是说暴力造成的死——的唯一地方，就是斗牛场了，所以当时我非常想到西班牙去，到了那里我就可以对暴力造成的死加以研究……

最高超的穆莱塔动作，即做起来最危险，观看起来最漂亮的动作，是纳图拉尔式。取这一动作时，人左手拿穆莱塔，面对公牛，右手握剑，左手自然地垂放一侧，这时红布呈褶状垂挂在支撑的短棒上，如照片所示，人的手就握住支撑红布的短棒。人朝公牛走去，并用红布挑逗公牛，而在公牛攻击的时候，人只是随着公牛的冲击而转身，一面在公牛牛角前挥动左臂；人的身体顺着公牛冲击的曲线的方向，牛角就在人身体对面，人双脚立定，此时他手拿红布在公牛面前慢慢地挥动手臂，与公牛在原地作四分之一圆的转身。如果公牛就此停步不前，人可以再挑逗它一次，再跟它作一个四分之一圆的旋转，这样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我见过连续六次重复这个动作，看上去好像人用魔术拿穆莱塔把公牛套住了。”

从事这些活动或书写这些内容对海明威来说，并不仅仅是为了追求刺激，更是为了探寻人类勇气的本质。人可以被毁灭，但无法被打败，海明威在现实生活中也如他笔下的人物一样，寻求冒险，并得偿所愿。

与海明威在运动中追求刺激不同，另一些作家青睐的是纪律性占主导的运动，哪怕它们有些枯燥和孤寂，比如跑步。村上春树在《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中，将跑步描述为作家旅程的隐喻，一条需要坚持和内省的孤独道路。

美国作家卡罗尔·欧茨也非常热爱跑步，在《作家的信念：生活、技巧、艺术》一书中，欧茨分享了自己的写作经验，其中有一篇《跑步与写作》谈论的就是跑步对自己写作的帮助。欧茨写道：“跑步似乎给我了一种，完美的知觉的延伸，我能像看电影或做梦那样看到我写的东西。”对作家来说，跑步可以被视为写作状态的一种延伸，一步一步跑下去，一字一字写下去。作为一名多产的作家，欧茨对多项运动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她还写过一系列关于拳击的文章，并出版了《论拳击》（On Boxing）一书，深入探讨了拳击的魅力。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有许多女作家都像卡罗尔·欧茨一样热爱运动。波伏娃以哲学家、小说家、女性主义者而闻名，在大多数的摄影照片中，她总是坐在咖啡馆中，吸烟、思考或者写作。鲜为人知的是，波伏娃也是一位户外运动爱好者和徒步旅行的先驱。她不加入任何户外运动的俱乐部，也拒绝专业的运动装备，只穿旧裙子和帆布鞋，沿着山脊孤独地行走。她独自一人穿过浓雾，抵御难以预测的山风、刺骨的雨水或是灼热的阳光。她自学如何阅读地图，利用各种方式导航，像行军一样精确规划自己的路线：“起初，我限制自己每天步行五六个小时；然后我选择了需要九到十个小时的路线；最后，我每天要走二十五英里以上。”波伏娃在运动中所展现的顽强或者说固执，无疑是她的哲学在身体层面的实践，拒绝援手、拒绝自怜、拒绝告诫——“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

作家们热爱的运动项目还有很多，而我们或多或少也都可以看到这些运动与作家个人写作之间的联系。三岛由纪夫是一位健身狂人，对武力有着极端甚至是毁灭性的追求，他对身体的病耻感和残酷美学在小说《金阁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三岛由纪夫

以复杂和歇斯底里文风而著称的美国作家大卫·华莱士年轻时是一位网球运动员，也被称为是最会写网球的作家，在《弦理论》《无尽的玩笑》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华莱士对网球素材的运用。网球并不仅仅只是作为写作素材存在于华莱士的文学世界，也是其现实人生和写作哲学中的重要一环，如对华莱士有重要影响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言，“现实与语言不可分离，而语言与游戏不可分离”，对华莱士来说，网球是最接近语言和文学的游戏。

热爱体育运动的作家名单可以继续列很长：书写无意义的法国作家加缪在足球场上找到了最纯粹的力量；棒球爱好者菲利普·罗斯在小说中反复利用这项运动来探索美国精神和文化的主题……

也有作家对体育无感，其中乔治·奥威尔和博尔赫斯对足球的批评最为有名，但他们的批评所针对的并不是足球运动本身，而是竞技体育所催生的群体狂热、暴力倾向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在全球思想极化、对立和冲突加剧的当下，这种批评显得尤为切题。1945年，奥威尔在一篇名为 《论体育精神》（The Sporting Spirit）的文章中称“体育在经久不衰地制造恶意”：

“人们说体育能在国家之间创造友好氛围，还说不同国家的平民如果能以足球或板球相遇，便无意兵戎相见，每闻此言，我总觉惊奇。即使不看前车之鉴（如1936年奥运会），不知道国际比赛足以演变成倾泄仇恨的大联欢，你也能从基本的准则中得出同样的推断。

如今，几乎所有体育运动都是竞争性的。你参与比赛是为了取胜，如果不曾竭力争胜，那比赛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在乡村草场上，你为两方加油，感受不到地域性的爱国主义时，还有可能只为娱乐和锻炼而比赛，但只要声誉问题一冒头，只要你感到你和某些大过你的团体会因为失败而蒙羞，那么最野蛮的战斗本能就会被唤醒。任何一个即使只踢过校际足球赛的人都懂得这一点。坦率地讲，国际层面的赛事形同模拟战争。但值得注意的并非运动员的行为，而是观众的态度，以及观众身后的国家的态度，他们因为这些荒谬的竞赛而怒不可遏，并且严肃地认为——至少在短时间内——跑步、跳跃和踢球都是对国家美德的考验。”

奥运或许难以弥合现实世界中的分歧，但它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窗口。在这里不仅有对卓越才能的庆祝，也有文化、历史和个人故事的交汇。体育和文学都试图定格一些相似的特质：转瞬即逝的荣耀、不可避免的衰退，以及在生活的不确定性中对意义的持续追求。

撰文：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