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奈何花落去：奥斯曼帝国博物馆学、考古学之父奥斯曼·哈姆迪

奥斯曼·哈姆迪贝伊（Osman Hamdi Bey，1842-1910），可谓奥斯曼帝国末期杰出人才，作为一名学者，他是帝国近代博物馆学和考古学的奠基人，是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第一任馆长；同时，作为让-莱昂·热罗姆的学生，他将西方绘画艺术带回奥斯曼国内开枝散叶，也是伊斯坦布尔美术学院的创始人。从出身来说，他是希腊人后裔，两任妻子又均来自法国；但论政治倾向，作为高官子弟，他又是苏丹忠实的拥护者……他曾为了延续帝国生命，增加内部文化凝聚力殚精竭虑，然而所有的付出在他去世十余年后烟消云散，仅留下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上百万件文物还依稀记录着帝国晚期最后的荣光。

希腊人之子

奥斯曼·哈姆迪的年代，奥斯曼帝国已经每况愈下，风雨飘摇，然而，虽然德米舍梅制度废弃已久，但帝国少数族裔的上升渠道还未完全封闭。

他的父亲易卜拉欣·埃德海姆（Ibrahim Edhem Pasha，1819-1893）出生于希俄斯岛一个希腊东正教村庄，1822年奥斯曼帝国对希俄斯岛希腊人口大屠杀发生时年仅3岁，沦为孤儿，被贩卖至伊兹密尔的奴隶市场。幸运的是，易卜拉欣·埃德海姆被奥斯曼帝国海军司令、未来的大维奇胡斯雷帕夏（Husrev Pasha，1769-1855）挑中买下，并收养为义子。胡斯雷帕夏颇有政治远见，时常在奴隶市场寻找聪颖的小孩，前后共收养了上百名“义子”，悉心培养后，安插入军界、政界（胡斯雷共培养了超过30位将军），也令他权倾一世。

易卜拉欣·埃德海姆

易卜拉欣·埃德海姆天资聪颖，青年时代被送往法国国立巴黎高等矿业学校留学，成为奥斯曼帝国首批现代意义的矿业工程师之一。归国不久后他转而投身政界，可谓平步青云，先后担任帝国外交大臣、驻柏林、维也纳大使，最终在1877-1878年间晋升为哈米德二世的大维奇。

奥斯曼·哈姆迪贝伊便来自这样一个特殊的奥斯曼贵胄家庭，他算得上希腊人之子，甚至与帝国存在国仇家恨，但自幼生活在奥斯曼帝国精英阶层中，精神、文化层面早已是不折不扣的奥斯曼人了。和父亲的轨迹相仿，1860年，奥斯曼·哈姆迪也被送往巴黎留学。他原本学习法律专业，但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艺术，便转而拿起画笔，他的两位老师都是法国绘画界鼎鼎有名的东方主义画家——让-莱昂·热罗姆和古斯塔夫·布朗热。

东方主义画家哈姆迪

国人有时会对欧洲19世纪艺术界中东方主义（Orientalism）风格望文生义，产生误解。实际上，欧洲艺术家取材的东方主义地理范围并不在东亚，而主要是北非、近东、中东的伊斯兰国家。奥斯曼·哈姆迪贝伊在法国留学9年，师从法国东方主义画家中的领军人物让-莱昂·热罗姆，颇得真传。其画作能明显看出手法上受到热罗姆的影响。与那些在工作室内靠凭空想象进行创作的某些欧洲东方主义画家相比，奥斯曼·哈姆迪的作品显然更加真挚鲜活，然而细品其画作，有时又能体会到一种微妙的“疏离感”，仿佛画家是一位局外人，正冷眼旁观着帝国众生百态。

时至今日，奥斯曼·哈姆迪贝伊的画作依然备受推崇。他是迄今土耳其画家拍卖记录的保持者。下图这幅创作于1880年的《读古兰经的女孩》，在2019年邦瀚斯拍卖会上，以780万美元的高价成交。

《读古兰经的女孩》

奥斯曼·哈姆迪贝伊也是一位教育家，1882年，他仿照法国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模式，在伊斯坦布尔创立了奥斯曼帝国第一所现代美术学校，培养了一批接受西式艺术教育的弟子。这所学院也就是今天的米玛尔·希南艺术大学。

奥斯曼帝国考古学、博物馆学之父

奥斯曼·哈姆迪贝伊能够成为奥斯曼帝国近现代考古和博物馆学奠基者，和特殊时代机遇不无关系。奥斯曼帝国自18世纪起，便进入了漫长的下滑衰落轨迹。虽然也出现了塞利姆三世、马哈茂德二世等改革派苏丹，却因帝国百病缠身，依旧无法扭转颓势。1867年，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应拿破仑三世邀请，出席于巴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这是历史上奥斯曼苏丹首次出访西欧基督教国家。除了巴黎，苏丹还出访了维也纳、伦敦等城市，可谓眼界大开。他归国后，便着力筹备也要在本国建立与英法奥相当的博物馆，奥斯曼帝国史上第一座博物馆——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正式被提上了政府日程。而当时还正在巴黎留学的奥斯曼·哈姆迪，未来会成为其第一任馆长。1869年，苏丹颁布了帝国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文物保护法规——私人地主可以合法拥有在自己土地上挖掘出土的文物，但未经允许，不得将其贩卖运输至国外（这就一定程度上避免了19世纪初埃尔金石雕事件的窘况），而中央政府拥有帝国全境出土文物的优先购买权。当时奥斯曼帝国依然拥有横跨三大洲大片领土，包括大部分新月沃土地带（埃及理论上依然是奥斯曼的属国），于是各行省总督为了讨苏丹欢心纷纷将本地珍贵文物送往伊斯坦布尔，这就为开办考古博物馆又扫清了一个障碍。

参加1867年世博会的各国君主，右二为奥斯曼帝国苏丹阿齐兹一世

1870年代初期，奥斯曼·哈姆迪学成归国后，最初投身政界，先后担任过奥斯曼帝国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和卡德柯伊市长。1876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苏丹登基后，更看重奥斯曼·哈姆迪在文化界的才干，1881年将他任命为尚在筹备中的帝国博物馆（未来的考古博物馆）馆长，并统领帝国考古事业。1884年，他推动通过了《禁止历史文物走私国外》法，遏制了多年来文物大量流向西方的趋势，也进一步为伊斯坦布尔的收藏奠定了法理依据。

奥斯曼·哈姆迪的另一大功绩是组建了一支均有近现代专业素养的奥斯曼帝国考古团队，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挖掘工作。当然其中也不乏国外考古团队的联合参与，但至少不会出现昔日大量帝国文物被国外考古者甚至掘宝者堂而皇之带出国境的情况了。

他领衔的重大考古活动包括：挖掘内姆鲁特山科马基尼王国安条克一世的陵墓，拉吉尼亚的赫卡忒女神神庙，以及最负盛名的1887年发觉西顿的阿亚皇家墓地。

内姆鲁特山科马基尼王国安条克一世的陵墓

赫卡忒女神神庙

发掘西顿阿亚皇家陵墓

1887年初，在西顿（今属黎巴嫩）郊外的阿亚，采石场工人发现了一座地下墓穴，并将消息泄露给了当地美国长老会牧师威廉·金·爱迪。牧师实地考察后认为该墓穴历史价值巨大，又将此发现告知了英国东方学家威廉·赖特，后者在《泰晤士报》发表文章公布了这一发现，并带有歧视性地呼吁大英博物馆出面获得这批文物以免它们落入土耳其人之手——他甚至将土耳其人称作“汪达尔人”（历史上著名的文物破坏者、蛮族）。这不仅引发了国际关注，也让文物的后续发掘、归属成为国际事件。3月，奥斯曼地方政府官员组织初步探查后，认为兹事体大，向中央政府汇报求援。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接报后相当重视，命令考古博物馆馆长奥斯曼·哈姆迪前往西顿主持发掘工作，并将出土文物安全送至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哈姆迪组织团队按照欧洲式的专业规范进行考古发掘工作，专门铺设了轨道用于运输大件文物（石棺），并安排了严密安保防备群众无意的破坏或盗墓者。虽然该皇家陵墓早就被盗墓贼光顾过，但出土的21具石棺精美绝伦，尤其是“亚历山大石棺”和“哭泣的妇女石棺”，堪称瑰宝。

这批石棺中的代表“亚历山大石棺”，严格来说并非亚历山大大帝本人的石棺，而是内容、年代与之相关。它重达15吨，尺寸200 厘米 × 170 厘米 × 320 厘米，浮雕主要内容是亚历山大大帝对抗波斯的伊苏斯战役和猎狮的场景，栩栩如生，极其精美，刚出土时还可见浮雕上鲜艳的彩绘，可惜当时技术条件难以保存，如今仅余残迹。石棺的主人学术界至今存在争议。一说为亚历山大任命的西顿国王阿布达洛尼慕斯；一说为巴比伦总督波斯人马扎乌斯。

这20余具石棺被奥斯曼贝伊精心送上一艘帝国海军护卫舰顺利抵达了伊斯坦布尔，引发了世界轰动。西顿的此次发掘也是奥斯曼帝国考古历史中的里程碑。奥斯曼·哈姆迪及其团队证明了土耳其人并非汪达尔人，能够与欧洲同行一样，进行专业考古发掘和研究。奥斯曼的考古已非吴下阿蒙了。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对这批石棺高度重视。由于原本筹备中位于昔日托普卡帕皇宫后花园的考古博物馆没有足够的馆舍容纳这些巨型文物，奥斯曼政府专门拨款聘请伊斯坦布尔著名建筑师亚历山大·瓦洛雷（Alexandre Vallaury，1850-1921）设计建造一座全新的主馆（有时也被贴切地称作“石棺馆”）。1891年新馆落成，建筑采用新古典主义希腊风格，以便与文物时代吻合。大门上醒目位置刻画着苏丹的花押（签名），彰显帝国对历史文化的扶持。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正式对游人开放。新建的主馆主要收藏以西顿石棺为代表的古希腊、罗马时代文物。古代东方馆收藏公元前新月沃土带及小亚细亚文物。伊斯兰艺术馆（前身为穆罕穆德而是1472年设立的新军军械库）则收藏以伊兹尼克陶器为代表的伊斯兰文物。奥斯曼·哈姆迪名至实归地成为第一任馆长。

主馆

古代东方馆

伊斯兰艺术馆

1892年，奥斯曼·哈姆迪贝伊将他在西顿的考古发现在法国巴黎整理成书出版，这就是《西顿皇家陵园：奥斯曼·哈姆迪贝伊的发掘》，内有大量他的亲笔插画，极富历史和艺术价值。

无奈的驯龟者

奥斯曼·哈姆迪贝伊长期在法国留学，他前后两人妻子都是法国人。但有些出人意料的是，从政治观点来看，他属于正统派，而非激进的改革派。他忠于苏丹，和所谓“新奥斯曼人”相识，但保持距离。苏丹重用奥斯曼·哈姆迪贝伊，大力支持考古学和博物馆学，当然也不纯粹是学术方面的兴趣。

奥斯曼·哈姆迪贝伊与女儿们

奥斯曼帝国晚期，一直在保持传统伊斯兰国家身份，还是改革为近代世俗化多民族立宪国家（甚至单一民族立宪国家）之间来回摇摆。改革反反复复，举步维艰。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投入重金打造考古博物馆，收集帝国各省份文物集中展出，严防外流，自然也有加强中央政府权威，试图从历史文化角度增进国内凝聚力的考量。从文物保护和学术研究角度，可以说卓有成效，但从政治的角度看，帝国内部分崩离析，已经是无力回天了。

奥斯曼·哈姆迪贝伊晚年（1906年）的一幅画作其实象征了其内心深处“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伤感。油画《驯龟人》中，以奥斯曼·哈姆迪本人为原型模特的老者身穿传统服饰，在布尔萨绿色清真寺内无奈地注视着那些不听号令四处乱爬的五只乌龟。背景中的阿拉伯铭文的含义是“与爱人相见能治愈心灵”。一般认为，这是映射19世纪末、20世纪初土耳其改革运动的迟缓无序。所幸，奥斯曼·哈姆迪贝伊在1910年去世，没有亲眼目睹一战后帝国四分五裂的悲剧。但他留下的作品，还有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依旧熠熠生辉。

《驯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