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陵之战——赵、魏争霸成就的传奇战场（一）
王·侯
自三家分晋以来，战国七雄的雏形已隐隐现于时代之中，除齐国仍是姜姓政权掌权外，其余六国的政局已然稳定，只待后世发展。而此时，春秋时代曾煊赫一时的中原诸侯国依然存续，鲁、宋、卫、郑虽然势力及大地衰弱，但仍有一定的势力和话语权。列国之间互有战争摩擦，攻城略地时有发生，但都局限于小规模以内，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
公元前386年，齐国的田氏正式取代姜姓旧公族，“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史记·田仲敬完世家》），齐国正式迈入战国时代，而就在同一年，赵国因宫廷政变而导致迁都邯郸，也同样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战国时代。从此，邯郸这座城市与赵国历史紧密捆绑，浸满了赵人的血泪悲欢，也见证了时代的残酷与血腥。次年（前385年），秦国政变，新君秦献公继位。他不满于秦国始终位居列国末端，立志使秦国走上国富民强之路，开启一系列改革，也为秦孝公的变法打好了基础。
此后数年，列国间仍旧以局部战争为主，除魏、齐、卫、赵、楚之间持续四年的混站外未有大方面的变革。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并其国”（《史记·郑世家》），并迁都新郑。次年（前374年），赵敬侯去世，子赵成侯继位，本篇所要涉及的一系列重要人物中的第一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公元前370年，魏惠王与楚宣王同时登场，此时的列国间仍旧维持着表面平稳而小规模战争不断的国际局势，三位新君都还不能预测未来将有一场恶仗将他们卷入其内，从而改变国运。
公元前363年，韩懿侯去世，子昭侯继位，参与本篇叙事的另一位重要人物登场。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继位，这一年，卫人公孙鞅入秦谋求个人事业的发展。他原本效力魏国，却未受魏惠王重用，从而入秦。在魏国，他研习了李悝的变法，想要借助秦国的壮大而实现自身的政治抱负。秦孝公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也正期待秦国在自己手上开拓出辉煌的未来，君臣二人走到了一起，开启了秦国的变法时代。
公元前356年，齐国的田桓公去世，子齐威王继位，大国博弈的领军人物终于齐聚历史舞台。随着列国军力和国力的增强，国际利益必然会被重新划分，其最直接有力的手段就是战争。自春秋以来不断持续的大小战役将进入一个由激烈而惨烈的时代，而在一场又一场战役中我们不仅仅看到血腥与屠杀，还有人性、智慧、思想与变革，时代的大裂变到来了。
王·侯
我们还是先从魏国讲起。
三家分晋之后，魏国在三晋中独占鳌头，这得益于魏文侯突出的个人资质和任人唯贤的眼光，形成了“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的清明强干的政治氛围①，也为后世子孙的争霸打好了坚实的基础。魏文侯去世后，子魏武侯继位，他早年曾在中山独立驻守过三年，也练就了一番成就伟业的志向。公元前391年，他曾会同赵与韩联合伐楚，并成功从楚国手中夺得大梁和榆关两块中原门户之地，这是后代迁都的大前提，为魏国打开了新局面。此后数年又与秦有过几次攻伐战，但都不太顺利，被秦攻城略地。与其父相比，魏武侯要逊色一些，他有两件事做得有欠考虑并因此为魏国留下了隐患。其一，他没有平衡和控制好臣下之间的倾轧斗争，导致忠心于魏国的大将吴起含泪投楚，造成了巨大的人才流失，被后人诟病。《吕氏春秋·观表》甚至将吴起去魏视为“魏日以削，秦日益大”的重要原因。其二，他同样没有平衡和控制好子嗣之间的权力斗争，在身后造成魏国公室内乱，而这内乱则牵引出一系列影响魏国国运的桩桩件件。我们的主角魏惠王在此时登场了。然而，时间行至此刻，魏国已然不是当年魏文侯时代的三晋之领袖，魏惠王此刻要面对一个正在威胁他生存的强大对手，这便是赵成侯。日后，两人之间的恩怨纠葛将激化为一场战役，而其源头还要从魏惠王继位说起。
魏惠王虽然继承了君位，但显然他不是或不仅仅是父亲唯一的心头好。魏武侯还有一子公子缓，《史记·魏世家》中称公中缓。魏武侯一死，兄弟二人“争为太子”，发生武装斗争。公室内斗向来是引发国家分裂、削弱国力的重要诱因，魏国的形势异常危急。三晋能够从晋国众多氏族势力中胜出，历来靠的是残酷的厮杀和掠夺。智氏被灭亡后三晋间没有再出现两家分一家的大事，不是他们不想，只是实力并不允许，使三国相互制衡而保全。此时的魏国内乱恰恰让赵与韩看到了契机，于是赵成侯与韩懿侯立即联合起来，“合军并兵以伐魏”。这次出兵起初是顺利的，双方“战于浊泽，魏氏大败”，魏惠王被围，生死一线。可就在此时，赵与韩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战略分歧，赵成侯的打算是：“除魏君，立公中缓，割地而退，我且利。”意即杀魏惠王而立公中缓为傀儡政权，同时抢占魏国土地，这符合赵国的利益。但韩懿侯却有异议：“杀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贪。不如两分之。魏分为两，不强于宋、卫，则我终无魏之患矣。”韩觉得赵的做法太残忍，因而主张将魏国一分为二，立两个国君，如此魏国便被极大的削弱，韩与赵便没有被魏国侵略的隐患了。从两人的观念来看，赵成侯秉持的依然是当年三家分智的做法，只是相对弱化了些，仍保留魏国的存在。而韩懿侯则非常在意国际影响，很显然是以大国自居，不再看好旧时代里残酷的氏族仇杀。但同时亦可看出两国的政治心态，韩懿侯的“仁慈”未必出于道德的规范，而是国力不够强悍的体现，所以他主张削弱和见好就收，这也是韩国自古以来的性格作风。而赵国自春秋以来一直是以硬核形象示人，从早期的领主到如今的赵成侯，乃至后世的国君都不乏野心家，故赵国对此次战役的政治诉求是强势的，这从“我且利”三个字就可以看出，他非常高调地宣示了自身的利益关注点。双方各有主张，“赵不听。韩不说”，此后，较为弱势的韩国深夜偷偷撤军，如此便给了九死一生的魏惠王以逆袭的机会。他顺利继位，而公中缓则逃去赵国邯郸，他的选择埋下了魏惠王对赵国个人仇恨的种子。
此时的赵成侯正是继位的第六年，满腹雄心壮志，一身傲骨英姿。对于发生在魏国的公室内乱，他一点也不陌生，六年前继位伊始，自己也经历过一遭。而有趣的是，其父赵敬侯继位时也经历了相似的遭遇，不过就没有儿子这般幸运，那时他刚刚迁都邯郸，“公子朔为乱，不胜，奔魏，与魏袭邯郸”（《史记·魏世家》），同样的事情二十几年前就在赵国上演，只是甲乙双方产生了互换。那年魏国未能于邯郸得手，“败而去”，恰如今日赵国也没有讨到实际的便宜，魏国没有因内斗而被瓜分或削弱，却结下了比上一辈更深的仇恨。赵、魏两国因在三晋中实力较强，战争与摩擦就不可避免，赵敬侯在世时就与魏国打过一场恶仗，导致双方损伤很大②。到了赵成侯在位时，他不愿停下攻伐的脚步，“三年（前372年）……伐卫取乡邑七十三”（《史记·赵世家》），同年又与魏于蔺争斗而败，“四年（前371年）与秦战高安”，这一次取得了胜利，“五年（前370年）伐齐于鄄”，“取甄”（《史记·田世家》）。赵成侯是个不甘于安分守成的国君，但连年的战争又并未打开新的局面，而就在这一年，魏武侯卒，魏国公室的内斗原本是一个良机，只可惜他亦未能把握。
弱魏虽未能实现，赵成侯亦没有停下脚步，“七年（前368年）……与韩攻周”并于次年趁周室的权力内斗而成功实现了在魏国未能实现的分化，原本已如累卵的周室再次一分为二，重新有了东西周之分。未知是否借鉴魏国的教训，此次赵成侯极大可能参考了韩懿侯的建议。而与此同时，开局不利的魏惠王也正遭遇困境。继位第二年（前368年）被齐国攻取了观地③，第四年（前364年）与西边刚刚崛起的秦于石门展开恶战，石门之战让秦军宛如恶虎出山，“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秦本纪》），从而一战成名。此次战役给了魏国不小的打击，而还未等他喘过气来，秦又于次年“攻魏少梁”（《史记·赵世家》），并“虏其将公孙痤”（《史记·秦本纪》）。面对连年颓丧的局面，年轻的魏惠王是否有力挽狂澜之能力？从史料来看，未见其有扭转乾坤的大举措，非但如此，他因轻慢而未听忠臣之言，导致卫鞅出奔秦国，魏国因此再次发生重大人才流失。如果说魏武侯失去吴起是自断双臂，那么魏惠王错过卫鞅则不亚于以食喂虎，在给自己和中原豢养一头巨兽。但此刻的魏惠王想不到那么多，他的双眼还紧盯着赵国，尽管在石门与少梁两场战役中赵国均有帮助过魏国，但魏惠王显然并不领情，于八年（前362年）“伐邯郸，取列人。伐邯郸取肥”（《水经·浊漳水注》引《纪年》）。次年，出于多种政治形势的考量，魏惠王迁都大梁④，从此亦称梁惠王。
依当前形势来看，赵国虽与魏国有恩怨，但秦国在战争上给魏国造成的损失则是不可忽视的，何况秦国在秦献公的带领下一路高歌猛进，魏不应轻敌。然而从接下来的历史走向看，魏显然没有采取足够的应对措施，既没有在招揽人才上下功夫，除了迁都大梁，亦未见更多防秦之策⑤。此时魏惠王的注意力仍旧集中于赵国，赵成侯不但是曾让他几近丧命的仇人，更是阻碍他壮大魏国的强劲对手。魏惠王急于要做的是削弱赵国。
那么，这是否完全是魏惠王的个人短视？从历史发展来看，忽视秦国而盯准赵国的确是战略误判，但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则有失公允。秦国虽然已初现虎狼之姿，资历却还浅，卫鞅在秦国的变法还需要时间来积淀。魏国长期占据河西地区，自认为对秦国具有相当的威慑力和阻抗力。但赵国则不同，除却自古以来与魏势均力敌之外，此时的列国之中，赵国也是佼佼者。晋、楚争霸早已是过去式，晋国已无，楚国地理较远，相对国力也不及春秋时期，尚不能对中原造成威胁。齐国刚被田氏取代不久，还没有强势的国君出现。公元前356年，趁齐国丧乱，赵成侯会同韩、魏攻伐齐国，齐国尚无力招架。韩国历来短视且求苟安，秦国此时也忌惮赵国，燕国地处边陲正在过安稳日子，其他小国则更不值一提。《战国策》中有一段描述十分精准：
昔者，赵氏亦尝强矣 。曰赵强何若？举左案齐，举右案魏，厌案万乘之国二 ，由千乘之宋也 。筑刚平，卫无东野，刍牧薪采莫敢窥东门。当是时，卫危于累卵，天下之士相从谋曰：“吾将还其委质，而朝于邯郸之君乎？”
《战国策·秦四·或为六国说秦王》
这是战国末年一位未具名的谋士对秦昭王说的话，回忆了战国初年赵国的实力。魏与齐都在赵的阴影之下，更别题已经衰落的小国宋与卫了。特别是卫国，自赵成侯继位便遭受打击，有灭国之恐惧。原本，赵国的风光是属于魏的，但局势的变换让一众小国打算弃魏投赵，这也就等同于在削弱魏国。眼看着祖上基业要毁于我辈，魏惠王在当下的政治形势中将第一敌人定为赵国也是合情合理的。于是，一场恶战已在酝酿之中，国恨私仇在此一役。
时间来到公元前354年，此时的列国君位亦有大的变化，韩国的韩昭侯于九年前继位，齐国新君齐威王已继位三年，楚宣王与魏惠王同年继位，已在位十六年。秦国的秦孝公继位八年，正轰轰烈烈地施行变法。魏惠王盘算了一下，谁会在他攻伐赵国之时抄后路夺利？最大可能就是楚国，即“夫魏之攻赵也，恐楚之攻其后”（《战国策》）。《庄子·胠箧》中曾提到“鲁酒薄而邯郸围”一事，说小国君主去朝见楚宣王，鲁恭公迟到，所献之酒也不够醇厚，引起了楚宣王的不满。鲁恭公也不示弱，表示自己是天子宗亲，已经很给面子了，楚国不要不识抬举。楚宣王于是联合齐国发兵攻打鲁国。《经典释文》说“梁惠王常欲击赵而畏楚救，以鲁为事，故梁得围邯郸”，似乎这起事件是魏国的一个计谋，用以转移楚国的视线和兵力。不过，“鲁酒薄而邯郸围”的故事版本不一，也未有确切史料作为佐证，但其中所反映出的魏国心态是符合史实的。
尽管在这一年魏国与秦再次发生战争且被秦“斩首七千，取少梁”（《史记·六国表》），魏惠王还是声势浩大地发起了对赵国的进攻。大国之间发生战争，小国必然不能独善其身，韩国立即选择站队魏国，宋国原本正与赵国联合企图灭卫，此时却遭遇魏国向其征兵，意即要求联合伐赵。宋国间于魏、赵，不敢得罪大国，于是想了一个自保的办法，私下派使臣赴赵，阐明自身的困境，并提出一个请求：“臣请受边城，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意即假装攻伐占领赵国边境的一个小城，给魏国做做样子，但也不会深入赵国。这个请求得到了赵国的同意，“宋人因遂举兵入赵境，而围一城焉”。宋国的办法得到了赵、魏两国的一致认可，“梁王甚说，曰：‘宋人助我攻矣。’赵王亦说曰：‘宋人止于此矣。’”（《战国策·宋卫·梁王伐邯郸》）而宋国白白得了一座城，不但保全自身且有额外的收获。
那么，赵国的举动则颇可玩味。赵国在赵成侯继位以来一直表现强势，但从现有史料来看，在魏惠王来伐一事上则十分被动。即便同年魏被秦攻伐损伤，但魏的伐赵依然可以说十分成功。一举兵临邯郸城下，将这座城市团团包围。虽然《战国策》中说“于是天下有称伐邯郸者，莫（暮）令朝行 。魏伐邯郸……天下皆从”，但查阅现有资料，齐、楚、秦、燕均未参与联合发兵，韩虽投靠魏也未有出兵记录，唯一被记上一笔的宋已选择苟安，所以说魏算是单打独斗，那么一对一的战场上缘何赵国不敌则未见明确记载。只是，赵国的宿命似乎总是与围困捆绑，一百年前晋阳之围的噩梦也许才刚刚散去，邯郸城已被梦魇笼罩。自战国以来，这是赵国面临的第一次围困危机，而吊诡的是，一百年后又是这座城市在围困中敲响了赵国灭亡的悠悠丧钟。
困境中的赵国急需外援，韩国已倒向魏国，能施以援手的只有齐与楚，赵国立即向两国发出求救信。楚国这边耍了个心眼，假意应允，却并未实际救援，只等坐收渔翁之利。而赵国不知有诈，以为楚国必然出兵，不料中计，局势更加危急。赵国的希望只得寄托于齐国身上。
齐国新君齐威王是在动荡中继位的。两年前还未给父亲办完丧事，三晋大军便来趁火打劫，攻至灵丘。对于三晋，齐威王显然也有自己的偏好，同年，齐威王“与赵会平陆”（《六国表》），很可能是洽谈和平共处一事，可以推测，倘若会赵是为了分化敌人的整体势力，那么齐更倾向于拉拢赵而非魏。究其原因，从大的格局上看，赵在迅速崛起，齐想借赵而弱魏。从小的层面看，齐威王个人并不看好魏惠王，有这样一则故事或可窥测一二。
与魏王会田于郊。魏王问曰：“王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梁王曰：“若寡人国小也，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万乘之国而无宝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为宝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朌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余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将以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惭，不怿而去。
《史记·田仲敬完世家》
《史记》记载此事发生于齐威王二十四年，而杨宽在《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中将其放在二年，即公元前355年。先不看具体发生时间，单看两人之间对话中所体现的双方博弈姿态，魏惠王傲慢，自视甚高，率先挑衅齐国，见齐威王故意不接招，又抛出魏国“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这样的话企图讽刺齐国。而齐威王并未畏缩，他高调列举了治下能臣，点评了每人守卫国家的功绩，正因为有了这些人的存在，齐国已经达到了“道不拾遗”的境界，如此，魏国那“照车前后各十二乘”的“径寸之珠”又算得了什么？明珠只妆点了国君的门面，而守城大将则包围了民众的安危，格局大到没法接。魏惠王听罢自然恼羞不悦，拂袖而去。故事本身体现了语言艺术的张力，但也揭示了问题点：其一，魏惠王个人资质有欠缺，比其父魏武侯还要差一点；其二，魏国此时暴露出一个弱点，缺乏有远谋的能臣。当年为魏国立下变法之功的李悝早已离世，而曾举荐卫鞅的公叔痤也已病故多年，可以延续李悝变法的卫鞅则此刻在秦国发光发热，名相惠施此时年轻尚未用事。魏国朝堂的空虚在后面即将到来的那场大战中又将有更具体的体现。其三，而与其相比，齐国的朝堂则人才济济，他一口气就举了檀子、朌子、黔夫、种首四人，各司其职，尽职尽责。其实，齐威王治下又岂止此四人，由邯郸之围而引发的桂陵之战的整整四年中，我们看到的是一整个绚丽的齐国君臣之世。
不过，《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一则故事，未知是否为魏惠王如此轻慢齐威王的一个原因：
齐威王之时喜隐，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谏，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飞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奋兵而出，诸侯振惊，皆还齐侵地，威行三十六年。
之所以说未知，是因为尽管此则故事记录在《史记》中，但难免有叙事夸张之嫌，特别是一鸣惊人的典故，《韩非子》与《吕氏春秋》皆记载为楚庄王事迹，两书早于《史记》，司马迁缘何将故事记为齐威王与淳于髡则不知其所本。加之《史记》中对齐威王的年世整理存在错乱，则此事若发生在齐威王二年则显得有些无中生有，与其时的国际形势亦不符。不过，史实即便没有这么夸张，齐威王倒的确做到了一鸣惊人，这个机会恰正是魏惠王间接提供给他的，而直接的提供人则是赵成侯。齐威王三年，魏国兵临邯郸城下，赵国求救于楚国与齐国，楚国的表现令赵国伤痛不已，那么齐威王又会如何抉择呢？
❀注释 ❀
注 ① ：见《史记·魏世家》
注 ② ：［赵敬侯］六年借兵于楚伐魏，取棘蒲。（《赵世家》）
注 ③ ：《史记·魏世家》载：“［魏惠王］三年齐败我观。”，杨宽考证当为二年，见《战国史料编年辑证》。
注 ④ ：“《魏世家·集解》引《纪年》，《魏世家·索隐》引《纪年》亦“以为魏惠王九年”。《孟子·梁惠王上·正义》引《纪年》同。《水经·渠水注》引作“六年四月甲寅徙邦于大梁”。《汉书·高帝纪·注》臣瓒引《纪年》作“六年自安邑迁于大梁””引自《战国史料编年辑》
注 ⑤ ：关于魏国迁都大梁的原因历史上有争议，《史记·魏世家》认为“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朱右曾《竹书纪年存真》云：“惠王之徙都，非畏秦也，欲与韩、赵、齐、楚争强也。”详见《战国史料编年辑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