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No.29《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4
八、动荡时代的皇权与门阀
△ 黯然失色的皇权
东汉后期，帝国大厦出现了深刻的裂痕。外戚和宦官轮流专政、争权夺利造成了无益的政治损耗；士大夫清流和独流的党争，导致了朝野的离心；官僚世家，成为朝廷上盘根错节的势力，无形削弱了君主予取予夺的权威；豪右大姓的武断乡曲，侵蚀着朝廷的地方控制能力。
宗教的空前发展，为起事者提供了新的组织形式与思想号召。各种宗教异端，一时淡化了民众们辐辏于皇权的传统意识。大量人口流人私门，基层编户组织被侵蚀得锈迹斑斑、千疮百孔。权臣屡篡消解了臣民的崇仰和敬畏，对改朝換代熟视无睹，也就是保存华夏文物和北向抵抗五胡，还能为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一些支持。
△ 东晋：门阀政治
所谓士族门阀是一种贵族化的官僚，与皇权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魏晋以降的国家分裂、政治动荡，让原本“法理型”的政治形态不得不倒退，而更多依赖于私人性、依附性或团伙性的政治结合了。东晋与皇帝“共天下”的门阀，先后有琅邪王氏、新野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等。
西晋时出现的宗王政治，即靠亲缘维系皇权，实际上也是一种非法制化的政治手段。宗王所招致的“八王之乱”，就显示了这种政策的弊端。到了东晋时期，宦官、外戚、太后、宗室专权的现象都偃旗息鼓了，这是因为他们本质都是皇权的附属物，在皇权自身难保的时候，他们也无权可弄了。
晋室南渡前后，很多千百为群、以宗族乡党相结聚的流民，也由北而南。江陵、襄阳等地聚集秦州、雍州、司州的南迁流民，他们形成一股武装力量，构成了江左政权的军事屏障。
△ 南朝：“主威独运”及其限度
北府兵将领刘裕，以其赫赫战功代晋建宋，门阀与皇帝“共天下”的局面由此结束。皇权抬头，随即宗室、寒人和武将地位上升，士族的权势空间被相应压缩了。不过士族的雄厚文化、优厚特权和崇高门第毕竟历时已久，他们在社会上依然盘根错节，仍是皇权之下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势力。一些武将子弟羡慕文化士族的文采风流，弃武向文，反而导致了家门的衰落。
南朝各阶层、各势力互相纠结抑制、缠腿绊脚，未能造就一支新兴政治势力。侯景之乱中，其外繁荣而内腐朽就充分暴露了。时至陈朝，国土蹙狭而政治萎靡，南朝走入了历史的死角。
九、士族特权及其政治理念
魏晋以下皇权弱化、控制力松弛，官僚士族化、门阀化，于是法纪松弛、散位冗滥、考课涣散等现象都出现了。与秦朝文吏、汉代儒生不同，这些士族官僚不仅不认为自己是尸位素餐，还认为这么做是有哲学依据的，是合于“自然”、合于“无为”。
△ 门阀的选官特权与品位特权
汉末魏晋，随着士人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单纯文法吏的仕途日益狭窄，选官上出现了九品中正制和清途起家迁转等制度。官僚人员管理上，“贵VS贱”、“文VS武”、“士VS吏”的区分显著强化了。
所谓“九品中正制”，是为各州各郡设置中正，由本籍的朝廷官员兼任，负责定期品评本籍士人。品评的标准是德行和才能，如某人德行有亏，被降品了，那么官也得跟着降。然而在实际运作中，它是以家族权势和士族门第为准，势族高门照例给予上品，结果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因此，此制度本质是为了保障士族特权的，从标准和运作两方面说，都对官僚政治造成了扭曲。
与中正制相配合的还有“清途”制度，“清途”就是清官起家迁转之途。官位清浊有异、起家途径有别的观念，也发达起来。梁陈选官 “唯论清浊”，由“浊官”转为“清官”，在人们眼中往往胜过官品的上升。士族用“清”来形容其高贵身份与文化教养，所以他们习居的官位，也就被称为“清官”，很多是无职事的散官。而武职、吏职，则多被认为是“浊官”，被蔑称为“俗吏”、“将种”。原本只是职类之别，可在士族政治下，又有了区分社会身份的意义。
汉代的“职位分等”总体上是“以事为中心”的。而魏晋以降，官僚等级制转向了“品位分等”，这种分等是“以人为中心”的。其原因在于此时官僚阶级的身份化和士族化。在门阀最盛的东晋，“选贤任能”的察举制度已徒有其制，实际的举荐和考试若有若无。
△ 官僚政治的扭曲变态
皇权不稳，权臣屡出，“都督中外诸军事”、“中外大都督” 往往是权臣的官衔，堪比后代的“天下兵马大元帅”。一度乱梁的侯景甚至自封为“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门阀势力愈强，对高级职位的占有率愈高，所谓“职无不总” 操纵朝政，长期呈现出“主弱臣强”的局面。
魏晋以来形成了都督区制度。都督区本来是一种军区，逐渐兼管民政。地方由此形成了两套班子，一套是军府僚佐，一套是州府掾属。在皇权衰落时，大军政区经常为权臣把持，成为对抗皇权的分权因素，以及个人势力的温床。东晋著名的“荆扬之争”，也是各军区的都督之争。
秦汉帝国的“律令秩序”，在魏晋以下也大为松弛。江左政权乃是中华文化之所在，但其律学的水准居然不如北朝。东晋权臣当国，实行“镇之以静”方针，对官僚尽意宽纵优容，把“宁使网漏吞舟，不必察察为政” 奉为指南。甚至地方官的搜刮之举，也成了半合法的官俸补充。做交州、广州刺史所榨取的财物，俗称“南俸”，做益州刺史所榨取的财物，俗称“西资”。甚至地方官吏的报酬，都要让他们自己去经营职田获得，政府的行政功能被大大异化了。
△ 玄学清淡的政治理念
魏晋士族文化风貌的最大特征性就是玄学和清谈。魏晋玄学的先驱包括何晏、夏侯玄等人，被称为“正始名士”。此后魏末有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西晋有清谈大师王衍等“中朝名士”，东晋初又有谢鲲、桓彝等“八达”。“由儒入玄”的名士源源而生，各时期都有代表人物。
从文化角度看，玄学以及魏晋名士在经学、文学、史学、艺术上的各种成就，都是中华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但从政治角度说，玄学所推崇的是“无为而治”的君主，其深层话语，就是皇帝垂拱，士族放纵。事功派官僚谴责他们“浮华”，魏明帝也曾打击“浮华”，说明他们都本能意识到，这类人物是专制官僚政治的异化物。
士人作为官僚，要依靠帝国来保持权势，因此他们不会全盘否定君臣名教；但同时他们又是士人，渴望摆脱政治束缚，向往养尊处优、自由放任的精神贵族生活，不甘心只做君主的专制工具、法制工具、教化工具。而低落的皇权面对着拥有特权的文化士族，确实也无力像秦始皇、汉武帝那样，把他们当驯服工具使唤。
玄学名士中的激进派，甚至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发展到了“无君论”的地步，其矛头直逼法儒最核心的东西，即三纲五常。一方面，玄学突破了正统儒教，其对“自然”的推崇，也包括着对人的价值、天性和自由的更多关注与肯定；另一方面，士族将其特有话语形式强加于政治，导致了政治行政资源的无谓消耗，士族名士虚无放诞、热衷玄佛文史，但他们的行政业绩与其过分优越的特权却并不相称。随着长时间的安富尊荣，士族连学术也逐渐丧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