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毕业N年都还没有编制的日子（4）：比别人走得慢的我 （上）

小的时候，我早熟又早慧。六年级的时候，已经1米6了，比班上的大部分男生高大了一圈；9岁的时候，我在语文课作文作业上写下“我是一朵带刺的玫瑰”；上初一的时候去校外上英语课，然后连跳了好几级，最后和高三学生一起上课。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我开始难以完成“什么年龄该做的事情”。这一次不是因为走得比别人快，而是因为走得比别人慢。

如果要追溯原因，那大概是我注意力不集中，发散性思维，走三步退两步地尝试了很多事情，还经常推倒一切重新开始。如果要追溯时间，那大概是从开始读博士的时候起。我遇到了一个很开明的博导，在博一的时候给了我很多自由。她当时每周给我布置的任务就是，去看自己感兴趣的社科类的书，然后每周写一些思考给她。我博士一开始的课题是行为经济学，但我在那一年读的心理学和哲学的书远远比经济学的要多。行为经济学的书我读了一些后，也不读了，因为发现有的问题被心理学和哲学回答得更好。但我的导师并没有因我的离题而阻止我。我读了叔本华，给她写了一篇关于人生的思考，她也认真地做了批注；我读了弗洛伊德，说想用精神分析理解一下时尚，不认同弗洛伊德的她也全神贯注地听我说完了。那个时候的阅读虽然一开始是从做博士研究这个目的出发，但最后还是落回到了寻找“自我”的导向上。其实关于对于“自我”的思考和探索，我在小的时候就会进行。但因为升学的压力和家里人的不作回应（理工科背景的父母会认为这是想太多的表现），最后也不了了之。博一和博二对于人生的意义非常迷茫，外加第一次经历非常亲近的家人的死亡，读了很多有关人生的意义的哲学书。具体读了哪些书，其实也不太记得了。

其实直到博三，我的正式的社科训练还是在经济学范畴中，对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了解甚少。博三我去人民大学访学交流。去交流的系本身是有一些经济类的专业课的，我却莫名其妙地被隔壁哲学院的课程吸引。旁听了一些课后，最后完整地上完了哲学院雷思温老师的黑格尔哲学课和张文良老师的佛教哲学课。两位老师讲得都非常好。虽然黑格尔后来也没有研究下去，但对我几年后对批判理论、大卫哈维这类学者和法兰克福学派产生兴趣似乎播下了种子。而我之后对瑜伽、冥想、禅宗等玄学项目的兴趣可能也和张老师的课有关系。在北京的第二个重要的收获是接触到了一个青年社区。当时他们在五道口会办一些活动，做一些政治哲学和人文社科议题的讨论。我当时很被那些新朋友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思辨能力吸引。大概是那个时候，我开始对社会学和政治哲学的思考产生了兴趣。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暂时被搁置了，我似乎对更结构化的问题产生了兴趣。

从北京回英国后，我做了两件对人生产生转折的事情。第一件事是把整个博士题目给改了，全部重写。之前我研究的是房地产行为经济学，改完后我转向研究英国的廉租房和阶级理论。我和导师说，我准备引入社会学理论做这个研究。导师一开始很犹豫，说她并不懂社会学，但如果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理论部分，她会表示支持。做的第二件事是，我开始鼓起勇气去上一些哲学课。之所以说是鼓起勇气，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用英文上过人文学科的课，总觉得用英文进行哲学讨论和辩论是一件门槛很高的事情。我上的第一个哲学课程是伦敦大学学院的古典哲学暑校，学了古罗马和古希腊哲学。那门课非常便宜，是我在伦敦政经教的经济类暑校的价格的1/15，可见哲学和经济学的市场估值。当时课上大部分都是高中生和大一学生。我在和大家唇枪舌剑的辩论中，发现语言并不是障碍，年龄也不是障碍。我在那个环境中不仅收获了学科知识，更多的是对人生和社会的一些新的思考。第二年的暑校我也去了，上的是世界哲学（比如印度哲学）。后来我也在London School of Philosophy上了一系列的哲学课，比如法哲、存在主义、拉康、西方哲学史、现象学等等。那个学校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学校，只是一群从体制内高校离职的哲学老师们办的一个社会学校。但他们对学科和教学的热情，其实在体制内的老师们当中非常少见。

所以博三基本上都在研究哲学、自学社会学以及重新构建论文。那段时间也读了很多政治哲学和Neo-Marxism的书，比如大卫哈维、罗尔斯、卢梭。但因为理论体系不成熟，加上对社会学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论文写得非常慢。到了博四的时候，压力非常大，系里面也会开始催毕业。

于是我又重新开始拾起心理学（还有一些鸡汤）。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