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No.29《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5
十、集权官僚政治的维系和进展
就“贵族化”而言，士族门阀看上去像是一种“倒退”。不过，秦汉帝国留下的两份遗产，使中国中古的所谓“封建化”与欧洲中世纪的出路截然不同。这两份遗产，一是官僚阶层及专制官僚制度，二是士人阶层及其文化传统。相对于秦汉帝国留下的这个“政治文化模板”，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的“变态”，士族政治也只是官僚政治的“变态”。
△ 官僚政治话语
魏晋以来的官僚政治虽已萎靡扭曲，但官僚制度依旧处于缓慢的进化之中。高门华族在仕途上“平流进取”，自以为理所当然。然而其时的君主诏书中，通行的仍是“选贤任能”论调。尽管那些话往往只是一纸空文，然其背后却是一个悠久的传统，呼吁把才能、资历的选官标准置于门第之上。就连一向优容权贵士族的梁武帝，也有“设官分职，唯才是务”，“人无贵贱，道在则尊”的言论。
对清谈放诞造成的法纪弛坏，在曹魏就不乏抵制谴责。面对西晋士族的“浮华”，一批事功派官僚主张“肃风论而整世教”、“立吏课而肃清议”。洛阳倾覆、北方沦陷后，又引发了东晋对“清谈误国”的痛切反思。这些言论都在士族文化和玄学思潮下，构成了另一种“官僚政治话语”。
△ 官制和法制的进化
魏晋以来的官僚政治虽已萎靡扭曲，但官僚制度依旧处于缓慢的进化之中。其中，宰相机构和秘书、咨询机构的发展和完善，为隋唐三省官制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文馆词林》收有南朝诏书二十九道，无一不冠以“门下”。若门下省认为上奏或下诏有不妥之处，有权将之封还，让当事者修改重做。汉代本来也有丞相封驳诏书之事，而南朝的封驳，比汉代大为制度化了。但从本质上来看，三省分工和门下封驳之制只是一种决策纠错机制，其功能是让专制集权在政治理性的基础上行使，并没有超越专制集权。
汉代律、令不分问题，在魏晋时已大为改观。晋代法学家张斐、杜预为律作注，使法律概念大为规范化了，是法理学的重要进步。张斐的《律表》，被认为开唐代“律疏”之先河。又如刘颂，提出了律令名例若无规定则“皆勿论”的主张，这比西方学者“律无明文不为罪”的观点，早了一千余年。
△ 选官中央化和考试制度的进展
魏晋士族获得了重大选官特权，而这种特权的获得也伴随着选官权力的中央化，尚书省吏部成为铨叙的中心。据统计，两晋时期由吏部“直接任命”而起家的人，约占入仕者的半数，即便察举、学校与公府掾属人仕者，也要经过朝廷主持的考试。
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的“中正”是由朝官兼任，这等于把昔日各地的士林品题“中央化”。地方长官所征辟的掾属，也需要中正品评方能继续迁升，由此中央朝廷对地方士人的直接控制也加强了。至于士人推崇备至的“清官”，不仅都是中央官，而且还是门下、尚书、中书、秘书之官，及东宫之官。
选官中央化的直接原因，是战乱对地方造成了巨大破坏，京师成了政治文化重心之所在。汉代的士族很多活跃于州郡；而魏晋士族却多功臣、权贵及其子弟这个封闭的中央小圈子中形成的。
考试这种先进的录用制度，是“选贤任能”精神的集中体现，跟门第选官是对立的，为普通士人保留的一条进身之路。东晋门阀政治时代，察举制堕入低谷，策试时有时无，但形式上考试制度还在，并没有被扭曲改变。
魏晋以降，察举由举荐孝子或举荐能吏之制，逐渐变成了考试文士之制，而地方长官的举荐权力，也逐渐变成搜罗文人以应试的行政责任了。南朝学校规模尽管不大，但由考试而步人仕途的国子生，见于史传的数量却有数十人之多。梁武帝时期还创办了若干学馆，另容寒门才俊，还规定只要考试通过了，“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给普通知识分子打开了入仕之门。
十一、胡汉杂糅与胡化汉化
东汉时少数民族已不断内徙，到西晋末的“五胡乱华”，周边少数民族对华夏族群的历史进程造成叠加和扰动，并在南方和北方有不同表现。司马氏偏安江左后，皇权衰落、政治动荡使政权进一步封闭化，出现了门阀当道；而在中国北方，形成了不同政治传统的交糅碰撞，并孕育出了强大皇权，最终带动了集权官僚政治的全面复兴。
△ 胡汉杂糅与胡汉分治
十六国以来，镇、戍、护军一类军事设置，遍于北方各地。北方大地上还出现了众多坞壁，少数族和汉族民众在其中聚众自保。如并州的坞壁很多是匈奴部所建；冀州的乌丸、青州的鲜卑段部，也都建有坞堡，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军事化”的面貌。
北魏对“甸服”以外的汉人实行州郡县制；对其他被征服民族设护军以统之；境内一些顽强保留者氏族形态的部落，就任命其首领为“领民酋长”来统率。拓跋部入塞较晚，所保存的鲜卑旧俗更浓厚些，跟魏晋不一样的官名也最多。他们受传统束缚较小，规划制度时经常以意为之，不惮于“标新立异”。
此外，在征服中，部落贵族大量占有依附农和奴婢。慕容氏的前燕，王公贵人的荫户比国家户又还多。少数族政权的社会风习比较原始，对承担特定职事或拥有特定技能者，习惯令其身份世袭。北朝的身份性民户五花八门，如营户、军户、屯户、牧户、乐户、金户、伎作户、细茧户、绫罗户等，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多。
△ 异族皇权——国人武装——军功贵族
与南朝皇权普遍衰落不同，北朝十六国君主，大抵开初就拥有强大的军事专制权威，而依附于皇权的后妃、宦官在北朝也同样可以“权倾内外”。北魏的冯太后、胡太后，皆大权在握、威福由己。北魏的宦官更为活跃，弄权擅政，竟至“杀帝害王”、“废后戮相”。
北朝皇权的强化，部分源于游牧部落首长和部众间，存在着一种“主奴”关系，要求无条件的依附和忠诚，这与华夏政权中皇帝与士人的“君臣”关系颇为不同。北朝袭用了“国人之名，用以称呼本族同胞，而把汉人称为“赵人”或“晋人”，以晋人事农桑，以国人习战射；打仗时晋人守外城，国人守内城。
北魏“国人”仅指“与拓跋氏同出北荒之子孙”，丁零、匈奴、氐、羌及汉人都不是“国人”。在民族冲突和民族压迫的社会漩涡中，同族纽带的强大凝聚力，保证了国人武装的强大战斗力，这与地位低下的南朝世兵形成鲜明对比。国人支持皇权，皇权也保护国人利益。北魏皇帝保留游牧民族传统，经常率兵亲征，并在战胜之余对掠夺物予以普遍班赐。北魏还通过均田制和三长制，重建了编户齐民体制。
受到部落大人制度的残余影响，军功贵族成为北朝政权中的最大权势者。孝文帝改革后，汉族高官数量大增，但朝中要职大半以上依然由鲜卑贵族担任，在选官特权上也明显优越于汉族士族。北方汉族士族虽以门第自诩，他们仍是被征服者，面对鲜卑皇权的生杀予夺依旧无从抗拒。在此强大压力下，北方士族们被迫高度“官僚化”了，他们勤奋敬业，兼资文武，为北朝的政教建设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并构成了军功新贵的又一来源。
△ 胡化、汉化的摇摆波动
胡化与汉化的交织，是不同民族的制度文化碰撞、冲突和融合过程。十六国官制虽发生了扭曲变态，但其架构，大致仍以汉晋制度为本。北凉的举孝廉和西凉的举秀才的情况，还能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看到。石勒、苻坚、慕容皝、姚兴、慕容德等异族君主，都有亲临考校、黜陟任用的记录。
可以说，在继承汉晋的政教遗产方面，北朝卓有成效，所以到孝文帝时才能孕育出了一个汉化改制的高潮。改革令北魏进入了一段盛期，但也让没跟上“汉化” 时尚的鲜卑武人，在政治上黯然失色。原来号称“国之肺腑”的六镇鲜卑将士的仕途变狭窄了，而南迁的鲜卑显贵习惯了洛阳的繁华奢靡，醉心于“文治”，这让北魏社会出现了深刻裂痕。契胡酋长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围杀北魏王公大臣二千余，洛阳汉化势力惨遭重创。
随后的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政权，都源于六镇，鲜卑勋贵们力图恢复鲜卑旧制，屡屡成功排挤了汉族士族。然而随着北镇将士涌入内地，他们又再度卷入了汉化潮流。东西政权虽各自表现了胡化倾向，可是两政权的制度完善和汉化措施，却各自斐然有成，表现出专制集权和官僚政治的强劲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