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去非洲大陆前----抵达边缘世界（一）

在三月从大学毕业以后，我便在日本短暂旅行了一段时间后，四月份返回了成都。这里的生活很匆忙，大家聊天也总是聊跟工作相关的，给朋友打电话要么是在准备考这个证那个资格，要么是在工作。我跟这里的生活脱轨太长时间了，过去六年时间几乎都在其他国家度过，自然和以前的朋友们有了距离。

这座我从小待到大的城市，也不是第一次让我感到陌生。上职高的时候经常去的宜宾燃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不做了。那家店铺现在改名为了“骨汤老抄手”，两名店主夫妇总是坐在店里玩手机。就连之前能叫出来一起吃饭的高中好朋友小罗，也在数年前失去了联系，但他的朋友圈里时不时会发“高薪招聘”。我很怀疑他是不是在别的国家发布的这条信息。尝试过在约会软件上找一些新朋友，对方聊的话题要么是考研考编怀疑自己能力不行，要么是说自己好累。她们的话题我倒是能接，社交软件给我推的人都是同龄人，但她们给我的感觉是老灵魂。明明才20岁出头，为何大家长得如此相似，连做的事情都说不出太多区别，而且系统也会自动判定我也在做类似的事情。城市的一切变得好像都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也没有了过往的历史，都是崭新的建筑，新的人，新的关系。成都真的好无聊，什么东西都长得差不多。可能没有太多牵挂的人，能够一直走在路上吧。

在准备的差不多以后，我把自行车和装备发往北京，带上我的行囊离开了成都，到北京中转，前往非洲大陆。

潘家园跳蚤市场

午休中的大学生

这是我第三次来北京。记得第一次2008年在夏天来的时候非常炎热干燥，当时跟着夏令营团在暴晒的天气去看广场和故宫，还有很多在广场上卖冰棍的小贩。那是跟团游的时代，几乎每天每个小时每分钟都被塞满了行程。天天在大太阳天下带着只有9岁的小学生们拉练，坐大巴车从一个宫瞬移到另一个博物馆，又从这个博物馆瞬移到那个宫。并且希望小学生们从中获取一些什么，虽然我只想逃进空调房里。有一次团里面安排了早上五点钟起床看升国旗，因为我们这一房的三个人都睡得太死了，导游打了数次电话也没人接，就差砸门了。也毫无悬念地让全团错过了升旗仪式。后面两次来北京的时机都特别好，第二次是在10月底秋天的时候来的，第三次是在初夏五月来的，都刚好躲过北京最恶劣的时候。

在北京的大学前辈家里借住了一周时间。前辈的工作在我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看来很不同寻常，那天抵达的时候刚好是她在家办公的日子。她一周五天上班时间，三天在家两天到公司。按照她的说法，在家办工只需要九点起床挂好账号回去接着睡就行。往往在快下午的时候她才会起床，开始回复信件以及陪两只猫玩。难怪我的日本同学都说要是远程办公就好了，其实真正的有效上班时间不会占太长时间，大部分时间都在别的事情上涣散精力。

非常诡异的一件事是，我在北京能随时叫出来玩且还保持联系的朋友比我在成都的要多得多，基本上每天都在社交盛宴中，几乎很少有独处的时间。有许多成都和大学期间结识的朋友为了寻求经济上的机会都来到了这个中国第二大的城市。

安姐是我在四川大学英语角认识的老朋友，她目前在北京读研究生，她是我进入中国高校学生日常的窗口。因为疫情耽误了两年的时间，接着又去德国交换了一年，几乎没有完整度过过一个大学校园生活，在校园内也没有结下多少长期的朋友关系。没有正常的校园日常一直是我大学时期的一个遗憾。安姐是一个颇有能力的组织者，经常组织学校里面的中国学生和留学生活动。她在北京带我去参加了很多学生聚会。

我对中国的思zheng课一直很好奇，上过中国高中和大学的人都有上过的经历。但因为我上的是职高，大学也是在国外念的，便错过了接受思zheng教育的机会。但是，在日本高校里上中国politics的教授总是把这种课描述的很神秘和刻板印象。为了了解它的真面目，我便特别要求了安姐带我去体验她们的思zheng课。安姐告诉我这种课一般不用去上，没什么人，期末看着答就行，是混单位的乐单。但实际上我们去的时候，教室里坐满了人。我带着韩国同学，朝坐在前排的安姐走去。

上课的是一位很年轻的女教师，这节课的主题是《如何高质量发展建设xxxxxx的首要任务》。我第一次见到课件的标题能取这么长。老师念的稿子和新闻电视上很相似，把一些名词任意排列组合，还会时不时抽一下同学起来回答问题。但大部分同学都在干别的事，我右手边的人在看NBA录播，左前方的女同学在看淘宝，前面的同学在修改论文。没过多久我便放弃了。上课完全沉浸在和韩国朋友的聊天中，被老师点了名。

大概在此时，她就对我有了印象。然后第二节课我跑了。老师就问谁知道那个男同学的学院和名字。

我朋友：“他不是这个学校的，在日本念的书。”

老师过了一会又问：“那他现在在干什么？”

我朋友：“旅游中。”

老师：“那他一定是个富二代。”

过了一会，她又问道。

“他来这里干什么？”

我朋友：“他说他想体验一下。”

全班爆笑，连老师也没忍住。

在这所大学里认识了一位来自DPKR的同学。他喜欢我的另一位朋友，甚至之前还公开追过她。他是一个很幽默的人，经常拿自己国家的传统自嘲，这在北韩人很少见。他说在DPKR选媳妇的时候，最重要的一条衡量标准就是能不能端得稳锅。ps这个锅不是一般的锅，是很厚重的朝鲜铁锅。我想可能因为在朝鲜比较看重已婚主妇的家庭管理能力，是否端得稳锅便成为了能否过得了岳父母那关的标准。在《我们最幸福》一书中提到过，在DPKR依然延续着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我朋友为了拒绝他，就说她不会做饭，连锅都端不稳（当然这是玩笑。

在路上遇到了他的一个DPKR朋友，我给那个女生打了招呼，她并没有正面看我一眼，继续着对话。我问他那个女生是什么人，好像很排斥和陌生人对话。他说一般DPKR留学生都很讨厌外国人。另一位留学生朋友问“那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呢？” 他回“在这里遇到的人无一例外都会问他们很奇怪的问题，甚至是带有羞辱性的。” 我很快就能理解他的情况，我之前在伊朗的时候遇到过阿富汗难民。他问我下一个国家去哪，我说可能去朝鲜。

“什么？那么危险的地方，你要去那？？？”

我把这件事告诉给了DPKR的朋友，他不满的抱怨道他们才乱呢，那么危险的地方还好意思说我们。DPKR因为其本身过于神秘，而且这个国家因为苏联解体后其经济几乎处于休克状态，在很长一段时间DPKR一词几乎等同于饥荒本身。也是因为其与外界的隔绝，许多事情无法作证，由此产生了大量的阴谋论和猜想以及笑话。能见到阿富汗人也能踩一脚DPKR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但他们这种讨厌外国人的情绪多少我是能够理解的。在土耳其和伊朗希腊，很多人说到中国第一印象便会说“武汉，covid，狗肉”。最初的时候还多少会有些生气的去解释不是所有人都吃，但事后逐渐也意识并且接受了刻板印象这一事实。你就算告诉他，也不会对他有太大的影响，他下次见到其他中国人依然会说“你们吃狗肉。”

上课各干各的

我问他既然韩国人制造了那么多黑你们的梗，你们有啥反击措施吗？他说韩国就是没有主权被米军占领殖民的国家，我们不稀罕他，在最新的歌里面已经把韩国从朝鲜踢出去，把原本的3000公里变成了1500公里。我得承认，这个确实没有DPKR造不出椅子，大家只能蹲在马路牙子上面，DPKR吃不起肉，物理covid疗法这种地域笑话好笑。

第一次从来华留学生那里了解到他们眼里的中国防疫体制。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贵的中国宿舍，一个月要2400-3500，而且全部都是两人间。即使在德国宿舍也远没有这么贵，而且都是单人间，一个月214欧元。即便以当时最低工资12欧元来算，也能在很短的几天时间里凑出来。

南亚哥们在疫情最危急不让订酒店的时候，为无数情侣们雪中送炭让出了自己的宿舍给他们短暂的温存片刻。老哥经历了整个疫情三年，每天的活动范围仅在学校，一天排队做两次核酸。有次心情非常差，买了啤酒九点钟在四处无人的篮球场喝闷酒。这个时候保安拿着电筒强光射他眼睛，并且要求他拿出证件拍照。他后来也意识到这个时期的保安已经沉浸在权力幻想的暴走之中了。于是和保安打了一架。“这里的规则并没有写多久之后不能喝酒不能外出。”之后和校领导闹了一顿，那个保安再也没在校园中出现过了。有些权利需要自己去争取维护，大家都害怕当出头鸟，便会导致权力的出笼。很多人为了稳定可以很大程度上牺牲自由，比如借贷买房和调控自身经济压力的自由，安全与移动自由，绝对控制和生物数据等等…稳定是中国的特点之一。

问了大家对于招待陌生人回家的问题。中国同学普遍都认为可以接待，而韩国同学并不认为招待陌生外国人是一件妥当事情。后者看法和日本类似，而日本则是害怕自己的私人空间暴露给别人的恐惧。韩国人不喜欢被问父母职业是什么可能跟小时候的集体记忆相关，在韩剧里坏老师会揪着学生的耳朵死劲问“你父母是干什么的？你父母是干什么的？”像是一种威胁。在日本和中国问家庭职业则是很正常的。法国哥们跟我们承诺，以后去巴黎，你们都有一个家了，欢迎来住我的大平层。法国也确实是一个很欢迎来自陌生国度旅行者的国家。光从他们至少持续5-6个小时的晚餐就可以看出来，一个外国人能给他们提供多少话题。有时我在法国沙发主家里感觉自己就像是牧草，法国人是牛，一直跟你聊个没完，试图榨干你的所有话题。

因为经济情况的变化和心态上的不安等等外部因素的叠加，很多中国学生在本科毕业以后希望能升入研究生院或者体制内。但是体制内和研究生院名额有限，这就造成了进一步的激烈竞争。也是因此，在中国的一些校园内能够看到其他国家高校不大能看到的情景。图书馆的二楼常常有很多在大声朗读课本的内容的学生。这座校园图书馆的二楼设计颇为讲究风水，镂空的八卦占据着二楼的中心，有些学生围着八卦阵转圈，一圈又一圈。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埃及的普通店铺里，电视机常常放着可兰经和前去麦加朝圣的信徒们围绕着麦加天房的画面。只不过这里的信仰是上岸，稳定，可兰经变成了考编考研的教材，伊玛目变成了考试名师，每日的五次祈祷变成了必考点背诵。

我的研究生朋友告诉我，如果一本教材你能念上十遍，你绝对能记住。看着那有半个人高的书堆，考研考编不愧是很需要良好心性的巨大工程。但也同时觉得这一切很荒诞，研究和学习不一样，学习意味着吸收知识，研究则意味着产生新的知识。而很多学生证明自己对知识的掌握，就是在走廊上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一遍又一遍地以听不清一个字的速度快速重复着。

我们在楼梯出口遇到了一位刚刚结束完朗读的同学。

“这么晚了，你为什么会在这里朗读呢？”

“因为这里学习氛围很好。”

之后的一天，我见到了一个月前在成都家里招待过的比利时骑行者一家。Justine和Gaetan两人带着两个小孩子去年从罗马尼亚骑车进入土耳其，开始了他们为期一年从欧洲到日本的骑车旅行。Justine告诉我两个小孩子觉得很孤独，因为从欧洲最西边到亚洲的最东边都没有遇到和他们一样的家庭，一样的小孩。

他们选在了南锣鼓巷作为见面点，因为Gaetan认为南锣鼓巷一定是那种充满了中国传统建筑和习俗的老地方。

“这里简直就是纯粹的游客区。”Gaetan说。个人认为没有比把这里作为闲逛更糟糕的去处了。一切都充斥着非常俗气和哪个中国城市都能看到的标准中国符号，印得有地标和城市名字的竹筒奶茶，廉价的手串，鱿鱼大烤串，穿着防晒衣冰袖的来自其他省份的游客。这条街就像是中国其他大城市里都可以见到的新翻修的古镇复制品。

他们并没有选择休学，而是向布鲁塞尔市政厅申请了在家教学（homeschooling）。在每天骑完车以后，还会进行数学，历史，语言等文化课。Justine之前是公立小学的教师，Gaetan则是水利工程师。我问他为什么选择骑行的方式出来旅行，要知道在中国和东亚地区，40岁是社会压力最大的时候。他说希望孩子们变得更有创造力，从小就让他们和不同的世界接触，他们也会提前了解好这些地区的相关知识，以便帮助孩子们融会贯通。比如到都江堰的时候，他会从水利工程的角度去向孩子解释机械原理和历史；在爱琴海东岸的古城以弗所（Ephesus），尽管门票价格已经涨到40欧元一个人，远超他们的预算。“面前就是历史啊”。他们最后还是选择付钱进去。在故宫也是如此，因为没有提前预约拿到门票，但已经到了北京。最后也还是花了600欧参加附带门票旅游团。

在我们走向北海公园的路上，时不时会出现有人提出要和他们一家四口合影，通常以年轻女性为主。我在旁边都听到“哇这外国小孩好可爱”“可以拍张照吗”？偶尔会出现同样是游客打扮的大叔，突然在一侧拍几张照，什么话也没说就离开了。Justine他们一家已经习惯人们未经允许拍照了。Gaetan之前在成都告诉我，在大熊猫基地，他们一家四口本身似乎成为了比大熊猫还要显眼的焦点，很多人拍他们多过那些游客拍大熊猫。这次我们在北京，我算是体会到了。Gaetan告诉我在布鲁塞尔地铁里，没有人会因为看到你是个亚洲人，就会上来和你拍照。

本来想借外国友人的身份来问四合院居民是否允许我们进去参观一下他们的家，毕竟这里还有大规模有人还在使用的明清时期老宅子。我很喜欢这些安静小巷中的古老建筑，在北京的时候经常一个人骑车在里面闲逛。也是最能够直接反应他们的生活形态的方式。但显然这些居民对外国人已经是见怪不怪了，我们被直接赶到了已经死掉了的四合院博物馆，一位中国曾经的大画家齐白石的故居。我对这里并没有多少兴趣，因为已经没有人在此居住了，对我来说这里的文化已经死掉变成化石了。我关注的更多的还是有文化连续性的活生生的东西，想知道里面居民的感受，历史留下的痕迹，社区之间的关系。

朗读八卦阵

在送他们去巨大广场以后，我去到了人民大学。这里也需要刷脸或者学生卡才能进入。在疫情开始之前，我常常去中国的各个大学里面闲逛，没有比这些地方更适合无所事事地晃悠了。我曾经连续半年都在每周星期五坐半小时公交车去四川大学英语角练习英语口语。我的英语起步很晚，在高二上学期才开始从最简单的语法结构开始学习。英语角为我带来的并不是口语流畅度或者单词上的扩张，而是这里的每个人通过英语获得看外面的机会。极大地增强了我坚定要学下去的信心。我很怀念那些日子，我每周五都从四川省图书馆上完自习后，骑摩拜单车到这里，沿途会经过九眼桥，春熙路，东大街。这些地方我都非常熟悉，我曾在东大街住过12年，每个巷子都穿过无数遍。只不过很多我熟悉常去的店铺都早已关门歇业，一轮又一轮新的浪花拍打上岸。这是一种提醒自己过往事物容易逝去的怀旧。四川大学小南门口有家店铺叫做吃货营，老板是个日本人，在中国结了婚以后就留在了这里。那是我在去日本前为数不多了解日本的窗口之一，每周五晚上到这里点一碗20块钱的咖喱盖饭。那时候小南门还没被封，在红瓦寺附近的夜宵摊子生意很火爆，可以看到很多大学生和附近的中学生在那里吃烧烤。校外人员可以随便进入大学内，没人会觉得这很奇怪，会认为你是风险。

但在疫情开始以后，中国大学迅速开始变得封闭，我从朋友那里听说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的川大英语角也消失了，做什么都需要预约和抢票，扫码扫脸身份证。

Karen姐是我在微信英语阅读群里认识的多年朋友，时不时会在朋友圈点赞的那种，但见面还是第一次。她在人民大学读商科硕士。她在从河北一所高校的商科专业毕业之后来到了北京工作，之后遇到了现在的丈夫，他们选择在美国开了一家旅游公司，并且小孩也是美国国籍。我问她关于小孩国籍的选择问题。她说外国国籍考清北会容易很多，只需要通过汉语考试和学校考试即可。

在北京的最后几天里，我去了一座周边的城市保定，剩下的时间我选择全部留给朋友们。

保定是一座和中国现代化息息相关的城市，这里曾经在清末作为中国的政治，军事中心闻名。在曾经的直隶总督府看见了很多披戴红领巾的小学生，老师在他们前面述说着历史。我在转了一圈后离开，来到了我此行的真正的目的地---沧州火锅鸡店。自从2023年的那次中国北方之行后，唯一让我惦念的食物就是沧州火锅鸡，这是真正意义没有走向中国全国的美食。在成都吃不到，在东京，在河内都吃不到。这是廉价可口的食物，一大锅鸡加上一大盆各式蔬菜，总共价格是60块钱。火锅鸡的调味料酱汁与四川火锅并不同，辣酱汁是实打实的飘香。先下已经用酱汁卤好了的鸡肉下铜锅。当需要更大火力加热的时候，需要把铜锅上面的两个扇子给合上，静等炭火烧起来。之前在临汾遇到的赶路返回河北美术大学的学生，他告诉我很多正宗的沧州火锅鸡都已经跑到外地去了，留给可怜的沧州本地人都没有几家了。虽然我很支持沧州本地人把火锅鸡带向全世界，而且鸡作为食物在各个地区都能受到包容，鸡总是能在各种宗教教义的夹缝中活下来。

保定有家叫双美的连锁绿豆牛奶冰店也很好喝。我很怀念年初去台湾的毕业之旅。可能是过分担心之后再也不能来到这里了，那趟旅行我几乎天天都会疯狂往嘴巴里塞甜水，至今仍然很怀念。

饭后去到了一家按摩店，我提出刚吃完饭还不想按摩，能不能睡会觉。老板爽快的答应了。老板在闲聊时说北京上班的人经常在周末来到保定游玩，因为这里的物价相对于北京来说是很低的，而且吃的东西比北京的要好很多。这点我很同意，北京的炸酱面像是馊了的酱料放上几条黄瓜丝就能端上来，实在不合我的口味。但北京还不是最难吃的中国城市，广州才是最难吃的。我曾在广州看到过非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浪费食物的方式。比如在一些烧鹅店，有些老板会从冰箱冷冻层里掏出半只烧鹅，然后当着我的面在微波炉里加热后递给我，他们的解释是现在城里不允许烧火做烧鹅，所以都是在城外做好了冷冻送过来的。烧鹅肉吃起来里面全是冻了好几天的死肉，没有烧鹅肉自带的飘香汁水。我得说广州的烧鹅是我在中国日本德国几个国家里吃过最难吃的，以至于我经常和香港朋友开玩笑，假如你找不到工作，可以去广州开餐厅。

老板在按摩的时候告诉了我很多当地人会去的店，说着说着自己就让人提前通知驴肉店老板为自己订好晚餐，说自己已经开始期待下班了。中国的小城市里的人会很容易满足，不会期待太多与当下太遥远的事情。听到她们谈论对自己生活的知足以及本地生活，我由衷的露出微笑和感到温暖。

饭后我又去吃了甄糕奶酪，保定的这家奶酪店并非是寻常的奶酪，而更像是高浓度的牛乳冰。老板听出我的外地口音，便给了我一勺奶酪冰试吃。我很喜欢这里面甜而不腻的微妙搭配。我买了一杯，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看着小学生下课和在外面等待接送的家长们。

时间到了出发前一天，安姐为我安排一场特别的送别会。秉持着能不用钱就不用钱的准则，我们那晚在食堂吃了最简单的学生餐。我和安姐早早就在食堂三楼占好了位置，大家陆续赶来。吃完饭我们便去到操场，这是我在这所大学里最喜欢的地方。每当太阳沉下去后，学生们就会在草坪上坐着野餐闲聊，也或是用小音箱放着歌唱起室外ktv。这多多少少弥补了我在大学时期的很多遗憾。

我的大学四年，前两年都在家中度过，因为疫情的缘故，很少去到过学校上课。到了大三上，这本该是重新开始校园生活的时候，我们搬去了东京市区内的校区，这个校区简单来说就是一栋楼，每层楼都有数间教室。来这里的人与其说是学生不如说是社会人预备役，他们总是穿着黑色西服和皮鞋来上课，到点下课了就准备去旁边的大手町等大企业聚集地面试，又或者他们才结束完面试和实习来学校上课。在日本社会，我和日本人的交往都很浅，只有那么为数不多的几个日本人对我吐露过心声和出来玩过，大多数时候都是有距离有礼貌的交往。当然也有我自己的原因，他们在一起时把大家逗的哈哈大笑的事情，我完全不能感到有什么好笑的，真无聊，把自己从世界上剥离开来的人，只会关注自己小小生活的小小人。这也是我离开日本的原因之一，没有足够多的社会支持网络，在这里五年的封闭生活让我对这里感到很失望。

安姐的操场小组已经有两年的历史了，都是朋友带各自的朋友来这里，大家互相认识，朋友越来越多。在这里不乏观点的冲突，当然也不缺真诚又明亮的对话。大家的组成非常多元，有来自孟加拉，韩国，缅甸，朝鲜，瑞士的留学生，也有来自中国各省的学生。孟加拉小哥会提到自己计划在中国创业，做孟加拉的出口贸易生意，和我详细聊他的计划，怎么从义务找到货源和协作的人等等。柬埔寨华人小哥跟我解释了他为什么没有中文名，以及波尔布特的去城市化政策对他们在外华人一代的文化冲击。来自韩国的珠珠和朝鲜小哥告诉我各自对互相的称呼，南韩叫朝鲜为北韩，朝鲜称南韩为南朝鲜。在橙黄色路灯的照射下，在朋友间的真诚对话中，我觉得我在日本学生时期留下的遗憾得到了满足。

到了最后一天，学姐拿了很多药并且科普了很多知识给我。她给我带来了一种新的基础认知，很多疾病都是突发的，比如一个人到一个新的地理自然环境可能在接触一些东西的时候会突然触发过敏，这个时候身上随时带的氯雷他定会起很大作用。我同意她的看法，所以在美团上面多定了几瓶药。这种药是明显的处方药，在日本是根本不敢想去药店会随便开给我的。我曾经在日本让医生多开几个月的抗真菌药物给我，医生表示他最多只能开一个月份的。网上的药价都很便宜，在物资非常短缺的非洲，我还是多备一点药物吧。

在前去大兴机场的路上，我还不知道我会面临走不了的风险。在下午起飞前几个小时，我打电话向卡塔尔航空再次确认了是否能带拆装自行车去埃塞俄比亚，得到了如果重量没有超过23KG就可以免费走超尺寸托运的肯定答复后我送了口气。

到晚上九点值机时，我带着我的诺大自行车箱子来到了卡塔尔值机柜台。我从等待的队列里和一些大叔交谈中得知大多数人都是在卡塔尔转机，再去到别的非洲国家务工。他们全部都是男性，穿Polo衫的人的很多，有的拖着粉红色的塑料廉价行李箱。

我被告知行李物件过于大，超过了三米无法托运不能走的消息。我顿时感到一种“你在说什么？”的不敢相信的感觉。我跟前台说我已经反复跟客服确认过，去非洲只算重量不算尺寸的。他们说他们只遵守机场的规定，客服的事情他们不知道。这是很明显的推卸责任，客服的回复代表官方的规定，但机场地勤只遵守他们自己的规定，这中间造成了信息和责任的不匹配。于是这个不匹配的后果就全得由乘客个人来承担。

地勤的男性用北京腔调特有的那种嘲讽语气告诉我

“我们这都是按规定办事。”

尽管我也不知道我哪里得罪了他，需要这样幸灾乐祸地对一个被告知了因为他们内部混乱信息而被误导，很有可能将一个普通人的梦想掐灭在起点的人。

我还能想起当时我的情绪并不是那么激动，即使在得到准备了这么久的计划可能就此夭折。如果旅行变得太容易，就没有什么挑战的乐趣了。我马上去把自行车的箱子用剪刀给改小了不少。和值机柜台的百般刁蛮不同，超尺寸行李的两位女性工作人员对我很友好，帮我一起剪裁了硬纸壳板和构思了能够通关的方法。我从内心对她们在困境中的帮助感到无比感激。

我还是被告知了因为超过了卡塔尔航空的尺寸标准，所以需要支付75美元。那位女经理还刻意补充了一句“如果你早点知道买了的话还不会这么贵呢。” 中国人文化里的那种刻薄尖酸在那一刻让我情绪变得非常激动。我跑过去跟他们理论，拿着我的运动相机对着他们拍下全程经过，他们几个人也齐刷刷举起手机对着我和经理。一切本不该这样，大家不用变得这么冲动和刻薄的，这是可以避免的。我也不知道，可能人性里存在乐意看到别人不幸而感到快乐的黑暗性格吧。

最后在另一位女经理的陪同下，我到了柜台被刷走了75美元。期间女经理还不停跟我说是因为我自己没有提前查好机场的规定，他们也是按照规定办事，客服那里是怎么回事他们机场并不知道。总之她在反复敲打说服我接受损失并且承认这是自己的错误。这并不是必要的麻烦，女士。

在两个月后，卡塔尔航空退回了75美元，但拒绝承认这是他们内部信息混乱的责任，只是客服信息传达有误所以才退回的。

我不是第一次到达多哈机场了，我在2022年转机去法兰克福的路上就到达过这里。那时的中国还处于封闭的状态，在机场内能一眼认出谁是从中国来的。穿着全身蓝条白色防护服，聚在一起的人就是中国人。与此相比，我当时穿着短裤短袖，也没有戴口罩，因为我打了三针辉瑞疫苗。大多数人也都没有佩戴口罩。那是我第一次到海湾国家，那些头戴头巾穿着宽松长袍的中东男性，都没有这些穿戴全身防护服防护面罩的人遮挡那么多身体部分。很多人将其称为新汉服。那个时候也是全世界在经历了几波疫情以后，慢慢开始恢复2020前的氛围，摘下口罩，多哈机场变得重新热闹起来。可国内完全还是另外一种叙事下的世界---非必要不出门，一天做两次，随时会担心自己绿变红，最后一代人。

我拿出自己在大兴机场瑞幸咖啡买的三包三明治卷，这是无比明智的选择。多哈机场的物价已经贵到我根本不会去查看，在上次转机的时候我就看到了30多块钱一瓶的水（记忆中）。这对当时才出国的我来说是不小的震撼。大兴机场的价格和市区内的价格相差不大，很少有机场能够做到不加价的。

机场Wi-Fi信号并不好，在睡觉与清醒，读书，再入睡的循环中度过了漫长的十多个小时。

等到了八点钟值机，在我前面排着的几乎都是带着头巾的黑人女士们。对我来说还是不小的冲击，我从未见过如此多的黑人。也在此刻我真正感受到，我来到了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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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是我第一个长期连载的尝试，主要记录在埃塞俄比亚的一个月。在这一个月中我通过和当地天主教会和在非华人的朝夕相处，得到了与过去以往都不同且更为丰富的旅行经历。也是在后来想通过对过去的经历的梳理产生一些新的问题意识。我觉得现在有些迷失方向，也许对过去的梳理可以帮助我重新找回目标感吧。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非洲大陆，而且还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来作为自己的出发点。这与以往的任何旅行经历都不同。在来到非洲以前便读过一些书比如Robort.Kaplan的《世界的尽头》，Peter Hessler的《埃及的革命考古学》。但即便如此，依然对非洲是知之甚少。但所幸在路上遇到了特别多帮助我的人，让我进入到当地人的真实生活并且耐心讲述他们的生活给我听。而非只是去看看原始部落和活火山，对当地真实生活状况毫不知情就匆匆前往下一个非洲国家。过去在中东，欧洲，日本的旅行经历在这里竟不起作用。我曾经天真的以为伊朗便是我在这世上见过最贫穷的国家了。直到我来到埃塞俄比亚，这里的贫穷是让人终身难忘的，常常以非常惊悚的方式呈现。比如吃不饱饭这个词常常挂在我的祖父口上。作为在物质丰裕的时代背景下长大的人，很少有这样的饥荒记忆。在埃塞俄比亚，这个普遍存在食物短缺的国度，吃不饱饭，或者用吃不上饭来形容更为贴切。这种情况往往以非常夸张的形式呈现。例如有次我在亚的斯亚贝巴散步的时候，在两个路边停车位中间看到三个女人和几个小孩坐在地上。她们注意到我后便向我伸手并且用另一只手指着自己的嘴巴表示饥饿。最让我难忘的是她的整个面容，脸框已经瘦弱到无法支撑她那双大眼睛，眼球突出下一秒就要掉下。贫穷在这样的国家往往以非常极端的形式展现出来。

我选择埃塞俄比亚作为我的出发点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受到Paul Salopek（保罗萨罗佩克）的Out of Eden Walk（走出伊甸园）所启发。在7万年前人类祖先从目前位于Awash河谷的Herto Bouri开始跨越大陆桥走出非洲，用一代代人的时间将人类族群扩散至了全世界，直至世界的尽头Tierra del Fuego（智利的火地岛）。这个计划深深地吸引了我，并且在毕业之后马上开始了这个计划。很可惜现在埃塞俄比亚处于内战状态中，非常多的当地朋友劝我不要前往，也没有任何线人可以提供当地的相关情报，导游也不是一个很理想的选择。我选择了从埃塞俄比亚中部骑车到埃塞俄比亚南部，再返回首都前往埃及。并且从第二年开始出发去沙特重新踏上“走出伊甸园”之旅。这趟旅行最重要的还是和当地人产生连接，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状况，知道他们生活的难处，社会无解的地方。我想我对他们最好的回馈就是倾听和记录了。对于一个刚毕业钱包瘪得很的人来说，在资金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接触当地人，已经是我能做到最好的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