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逆精卫”：我要回中国去
“汪逆精卫”：我要回中国去
——鲸须在漩涡中的斗争
“汪精卫（中国头号大汉奸，汪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衛（中華民國政治人物）”这是百度百科和维基百科展示的不同介绍。在我身处的21世纪的中国大陆，当我在搜索引擎内打下汪精卫三个字试图了解他的生平，都仿佛是对所有革命先烈的亵渎。“汉奸”是汪精卫死后万代都摘不掉的一个“铁帽子”，在中国这是一个完全被否定的角色，是民族的耻辱。他所有生的痕迹都将被抹杀在历史长河中，仅剩的是投敌日本事件在历史中遗臭万年。
一种莫名的声音在我体内叫嚣着，疯狂澎湃着……它说道：“这都是在意识形态世界中的后见之明，你真的知道汪精卫是什么样的人吗？卖国的背后动机原因又是什么呢？如果你是汪精卫，你一定能保证比他做的好吗？”答案是未知的，虽千万人吾往矣。当然才疏学浅能力有限，我注定无法像众汪学学者一般对其做出如此学术客观的评价。但是，作为一个有着独立之思想的时代青年，我愿意怀着对民族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为近代中国的每一个人物长歌当哭，为汪兆铭长歌当哭。
1883年5月4日，广东省番禹县（今广州），一个来自浙江的客商亦是位不得志的书生——汪瑎家里，又新添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是汪瑎的第4个男孩，也是第10个孩子，汪瑎给这个男孩取名叫汪兆铭。汪兆铭是汪瑎的填房吴氏所生，生汪兆铭那年汪瑎已经62岁了。所谓老来子，上有兄弟姐妹若干，汪兆铭的童年就是从这里开始。笔写到这里停了因为我曾思索良久，汪一步步的人生选择究竟是在一股什么样的力量驱使下的呢？原生家庭带给了我答案。汪瑎的启蒙培养给予了汪兆铭没落的士大夫阶层人格，也带给了汪敏感自卑却又迫切想向上做些什么的情感寄予。傅斯年也曾这样分析汪的性格：“从小作为上有严父、继之有严兄、受‘女儿式’教育的大家庭中的庶子，他与无知狂妄、学人恐又不如人的日本官僚共享了一种庶子情结。这种卑怯感，一激而为权力欲，再激而成为领袖狂。”当然这都是后话，不过一切亦却是在冥冥之中有的因果。
汪兆铭童年时代的生活过的相当清苦，十三十四岁时，父母相继见背。从此兆铭就靠比自己大22岁的大哥汪兆镛抚养过活。由于家境所迫，汪兆铭17岁时就开始到私塾去教书。1901年汪兆铭18岁时参加了科举考试，并以广州府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秀才。当时时局动荡，义和团事件以后，清政府开始搞“新政”，开始大量选派公费留学生到外国留学，并给予归国留学生举人或进士的待遇，授予高级官职。这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有识青年纷纷前往外国留学，汪兆铭也不例外。
1904年9月，汪兆铭作为仄逼拥挤的三等舱乘客中的一员，首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当时的汪兆铭一定不会想到三十多年后，他将以“国家元首”之尊乘专机访问日本，更不会想到他会客死在这片土地上。1904年底正好是日俄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日本全国都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即使在课堂上，发表最新战况的号外新闻一到，教授就停止讲课，和学生一起朗读新闻。日本这种举国上下的爱国热忱，也唤起了很多中国留学生的爱国心，激发他们投身于救国救民的革命运动之中。汪兆铭也正是在此时候深受孙先生影响，毅然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也正是这时，汪兆铭开始以精卫自喻，并以此为笔名开始了他的革命之路。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这种“精卫情结”将贯穿汪今后的所有人生选择。也正如王克文和叶嘉莹所分析的那样，这种情结催迫着他，执著地要牺牲自己去完成一个什么东西，不顾一切地要追求一个不可能的事。
1909年3月，清廷宣布预备君主立宪，东京同盟会会员沮丧情绪增加，意志消沉。梁启超等保皇改良派更是讥讽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汪精卫为此大受刺激。为了回击保皇派，他毅然决定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以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所谓“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次行刺事件使汪精卫过快地被赋予了过高的荣誉和地位，这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对政治的认识和他今后的人生选择。
我本不想一味地以陈述人物经历来占我心血之作的大半篇幅，我对汪实在有太多太多想说的了。但是，我真正地用意是想表明一切人物的选择都是有因有果的，都是在历史视域下在各种因素的驱使下（比如性格、家庭、当时处境等）可以圆通的。更况在中国经常有一种怪现象，即提到某个人的名字是妇孺皆知，但问起该人的生平和事迹时，却又是鲜为人知，人物已变成一种单一的象征符号。好比岳飞即是护国英雄、秦侩即是卖国奸臣。我对他们一无所知，除了刻在他们身上的事迹烙印流传千古。汪精卫便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所以尽量客观真实地陈述他的生平也是本人的一点小小私心作祟，因为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单一符号背后的故事。
话接上回汪精卫在1912年因刺杀亲王成为万人追捧“革命偶像”时，就以“自顾才力实不能胜”为由宣布自己“不做官吏”，要以“教育救国”。进德会的“六不主义”在大热电视剧《觉醒年代》中也有所体现，其实汪精卫同蔡元培等人一样，也是进德会的元老成员。当年春，汪精卫选择与新婚妻子陈璧君一道赴法国勤工俭学以贯彻自己的人生追求。这一年汪精卫29岁，人生发展到这一步可以说尚顺遂。若无之后之事，单凭长相与舍身刺杀事迹的汪精卫就足以在历史中被大书特书了。长相这一点我还考证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资料，民国多情才子大诗人徐志摩曾在他的日记中记录到：“前天乘着湖专车到斜桥，同行者有叔永……叔永介绍了汪兆铭。1918年在南京船里曾经见过他一面，他真是个美男子，可爱！适之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我看完不禁抚掌大笑，但也渐渐又敛了嘴角。翩翩君子、娇妻在侧、革命英雄、本该前途无量……
1912年到1921年，近十年的沉浮漂泊中，汪精卫因为现实的危机动荡在教育与政治中摇摆不定，高不成低不就。他本人曾设喻说：“自己本为一锤，欲熔而铸之以为锯，最终却落锝锤不成锤，锯不成锯。”十年来“教育救国”难以为继的苦闷一直在汪精卫的心头萦绕，终于在孙中山的就职邀请下，汪精卫彻底抛弃了以教育宣传为手段的无政府主义，投入到以争夺权力为目的的实际政治和党派斗争之中，走完了从一个纯真的革命青年向追逐权力的“政客”的转变。屠龙者终究变成了恶龙，最是权力腐人心，这是汪精卫前途无量的第一步，亦是他走向万劫不复的第一步。
1923年正值北伐战争，孙先生在党内商讨改组工农合作一事。汪精卫振臂一呼积极响应孙先生的号召，认为：“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与共产主义的苏俄，都是反帝国主义的，都是非资本主义的，所以有联合的必要与可能。”后来的中国学者李志毓曾深入剖析汪的联共心理，认为第一次国共合作 是汪利用合作来增强自身政治实力并推行其政治主张的一种策略性行为。我认为这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深入时代我们就会发现，那时的中国，共产势力尚难以威慑到三民主义，且当下时局最重要的是解决军阀割据问题。权衡利弊人心向背，联共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时间来到了1925年2月，孙中山逝世。1925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迎来了他一生中政治地位的高峰。汪精卫这一生多变，在政坛上毫无原则可言，他这一点在对共产党的态度上就能窥见一二。1927年，当蒋介石与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国民党元老一同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件”，下令清除共产党时，汪曾发表讲话，痛斥蒋的武力清党行为，也认为两党之间在长时间中，目标一致，表示“反共即是反革命”“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但当他了解到了工农运动的革命形势时，他感到了一种切实的恐惧。作为国民党派系的利己政客，他决不允许历史走向非三民主义的第二条道路，换言之他决不允许自己的政府与权力岌岌可危。所谓毫无原则立场多变——不过是利己且有固执追求的人，对时局认识不清时做出的错误选择。站在国民党高层将领的视角，这其实也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不道义政治选择。之后数年内，汪精卫都在与蒋介石和国民党诸派系斗争。人性的贪婪与缺陷在一次次的权力倾轧中暴露地一览无余，蒋介石的雷霆手段和卓越的政治才能亦逼得汪力不从心、黔驴技穷。李宗仁也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汪兆铭的为人，堂堂一表，满腹诗书。……但其真正的个性，则是热衷名利，领袖欲极强，遇事又躁急冲动。欲达目的，既不择手段，也不顾信义。每临大事，复举棋不稳，心志不定。此种心神，常在会议席上充分表现。汪氏每次主持重要会议时，神志多不安定，周身摆动，两手搓个不停，一反其平时雍容和穆的风度。”我认为这正是权力斗争对性情的一种另类反刍与侵蚀。
1937年卢沟桥事变正式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汪蒋斗争，国共斗争都要为民族危亡而让步。但汪精卫的万劫不复之路才刚刚开始，这是他应该承受的，这所有的所有都是一路以来汪“变态发育”的性格在助长。这一年，汪精卫54岁，自辛亥以来他经历了无数的风霜，但最终倒在了敌军的怀柔铁蹄之下，倒在了那个满怀“精卫情节”虽千万人不解但我仍大义凛然的幻想之下，倒在了那个懦弱敏感自卑的性格之下，倒在了那个在无数次的权力交锋中日趋贪婪的自己之下……
（一）中国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在彻底失败之前以谈判实现和平将更为有利；
（二）他曾和蒋有过谈判经验，因此认为蒋是不可信任的人；
（三）他关心日占区人民的利益，认为日占区需要照料；
（四）根据汪的助手周佛海说，如果蒋赢得了这场战争，那么汪和日本的协定自然被取消，如果蒋不能获胜，那么协定还可以限制日本的行为。
这是汪所力主的“和平运动”主要论点，这是汪自以为大义凛然万人项背也在所不惜的偏执追求。我们细细解读和平运动的说辞就能窥见汪最终选择走向那条万劫不复的深渊的一二动机。这首先基于对战争必败论的政治见解，我褪去后见之明的眼光站在汪精卫本人的角度认真思考，诚然日本若不偷袭珍珠港，中日战争形势如何我们也不可而知。国民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不是必然胜利的，不如说：它是苦撑苦挣，几于失败，但最终却胜利了。以此视角来看汪精卫的选择，未尝不是没有道理。但是站在当时我国为救亡图存，发动抗战，以永保为国家民族世代永久之生命的民族立场，站在百余万将士之死伤，数百万人民之牺牲的同胞立场。汪的这一选择足够使四万万“中国人”寒心。
和平运动的第三条很耐人寻味，这使我想到了史纲课上老师曾提出的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乡长，敌军袭来，告诉你两个选择一是投降可以救下一城的人，二是誓死不降但你只能尽力保全200人。你会选择哪一个呢？”（大致意思）可能在汪精卫本人心中，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为了日占区人民舍己为人的大英雄。这一点在其妻陈璧君的法庭辩词也可窥见一斑：“……相反汪先生以身犯险，忍辱负重，在敌前为国民生存谋福祉，每天生活在敌人枪口下，这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与日本人往还。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但汪和其妻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的本质，在他们投诚以降的时候，有想过伏尸百万，流血漂橹的南京、旅顺、广州……有想过所有伤痕累累的同胞吗？他们以为看“合作伙伴”的脸色守得城内一方安宁便是英雄，但殊不知中日友好合作、大东亚共荣只是幻想，艳电中所提及的：近卫首相在最近的对华声明中指出日本对中国无领土要求，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并提出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只是日本法西斯诈降的阴谋手段。妄图以“至诚”对日本的汪精卫，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求和行动对于日本国内政治决策的影响力。他倒在了一种自卑至极的另类自负之下。
“人有人格，国有国格。人为被诱而死，国为被诱而亡，均为民族之耻。”汪精卫在民族生存最艰难的时刻，没有坚持战斗的勇气，接受日本人的诱降条件，幻想以媾和赢得一个偏安之局，最终身败名裂。他虽有投身于政治的热忱，但其胸襟、性情和人格，都不足以在危难重重的现代中国担当起政治的责任。汪精卫的一生，正如他所自喻的“精卫”一样，一头扎进中国现代政治的大风大浪之中，并以其政治生命的成败，呈现着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长河中，终不过沦为个挫骨扬灰……
汪先生，你在就职汪伪政府后的每一个夜晚是否辗转难眠；午夜梦回你是否会为日军枪弹下惨死的同胞而悲戚；在日本就医时遥望窗外你是否能看见心中的梅花落满了南山；你想起孙先生临终前的嘱托时是否潸然泪下；你是否会怀念重洋彼岸的故土与故人；你是否会想起曾经那个因舍身刺杀而大受追捧的革命青年……
“我要回中国去”说罢便盍然长逝，名古屋的樱花正开的艳
你担负不起历史的重托，这一切于你来说艰难而沉重。你亦要收敛贪婪远离政治，一腔热血的烈士豪情在奇谲多变的时局风云中只会无所适从。“此时代之不幸，性格之残缺。”走完这波澜壮阔的一生黯然合眼吧，愿下辈子的你能当个春花秋月、孤松衰草、风雨山河皆感怀生情的闲散人。在一遍遍的历史洗涤中忏悔谢罪吧，这是你万劫不复、永不回头的道路上应做的偿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