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洛杉矶的高架上

买到车之后，我们开着车从阿纳海姆到洛杉矶，又去洛杉矶附近的一家快餐店吃汉堡。快餐店遍布整个加州，从南到北，每家门店看上去都一模一样。橘黄色的夕阳还留在西边，注视着无数颗棕榈树和挺拔而起的宽大高架。我们第一次在黑夜中行驶，远处汹涌而来的灯光还在开往洛杉矶，那座梦想之城。

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已经发生了，人们往往会觉得理所应当。我坐在观众席里面，听着院长一个个地叫名字，叫到的人六个一组，需要在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里面拍一部短片。我的名字不在那个帽子里，因为我来这里不是学摄影或是导演或是剪辑或是编剧的。最后只剩下五个人，三个学电影研究，一个交换生，还有一个落单的摄影女生。院长把我们叫到身边，用手指转了一圈，问我们要不要组一个组。我想都没想就说好的：好的，我们愿意。即使每一次活动都必须要准时参加？助教半信半疑。是的，我们愿意。

我被分到导演。我觉得不可思议，上一次在片场的时候我还是场记/制片助理，这次就成了导演。导演要干什么呢？好像什么都不用会，又好像什么都要会。但即使是导演，我也没有办法把握项目的艺术走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而也许我们更加擅长提出抽象的概念，而并非如何将想法落地。我总是觉得自己力不从心，嘴巴支支吾吾，想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也没办法说服其他人。我尽量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润色剧本，和演员讲戏，催进度，布景，在四点半之前按时归还器材——糟糕，落了三脚架，折回去拿，再跑回去——我的包呢，又落在片场，被老师拿走，再折回去领，被提醒保护好口袋里的一百美钞。

四十八小时，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二点。最后交完成片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充满了快乐。你写再多的影评和分析文章，都比不上创作的快乐，哪怕仅仅只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粗糙的不能再粗糙的故事，也能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属于自己的几个GB。学理论的人，也许能侃侃而谈名家名著，但可能对于片场究竟如何运作一窍不通，也看不到创作背后的艰难。我们知道自己做的东西不太好，但也许下次会更好——下次尽量做得更好。

摄影机每天都在拍新的东西，剧本在片场流转，硬盘被交到手上，三脚架被丢掉，达芬奇被启动，电脑发热，鼠标痉挛。电影学院每天都在产生新的项目——最后究竟会把我们引向何处？

我想起北漂的中年导演，在西宁的酒后听野孩子的“北京”，留下了泪水。

那些在夜里开往洛杉矶的车，也装着许多不同的故事。两个第一次来美国上学的中国人，谁也不认识，只有彼此。有一天，他们终于完成了买车的任务，尽管只是一辆六年前的二手车，但是在巨大的洛杉矶，还是像一个移动的家，载着好奇、冲动和梦想。中国人第一次在自由高速上开夜车，还不太熟悉交规和路况，总是忘记变道，错过路口，一路直行。

我有点紧张，一只手举着导航，另一只手抓着车窗上的把手，好像这个动作能让我安心，好像，只要我抓着它，就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