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为何失败？

邓野在《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中基本上给出了重庆谈判失败的原因：

民国政治的基本规则在于: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这一点构成了民国政治的基本逻辑。同时，这个逻辑本身，又构成了民国政治基本的历史局限。1944~1946年间，国共围绕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展开了长达两年的较量。这一对立的发生和发展，都是这个逻辑直接或间接的体现，同样，又都是这个逻辑自身的历史局限，直接或间接的体现。

换言之，重庆和谈看起来是联合政府和一党训政的对立形成的，实质上是以武力为基础的民国政治逻辑下的暂时妥协和必然失败的结果。

当然，对“重庆谈判没有成功”必须定义：何谓“成功”，何谓“失败”？如果希望的是重庆谈判解决了国共分歧、建立联合政府停止了内战，那毫无疑问，重庆谈判是失败的，双方在重庆谈判中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从重庆谈判的成功《双十协定》就可以看出，国民大会和五五宪草等涉及联合政府的政治结构两党分歧点，协定直接留给未来的政协会议去解决；解放区政权问题，也是交给政协解决国民大会和五五宪草问题后去讨论。而其它内容，如共同声明的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共识，实际上是空文——怎么民主化？军队怎么国家化？从结果来说，重庆谈判基本上等于没谈。

邓野列举了一些成功的地方（国：获得中共对其法统的承认，收回联合政府；共：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合法军队的扩张），从这个角度不能完全说谈判是失败的。但是这些两党的共识在后面马歇尔调停中实际上都被重新讨论，两党获得都是明面上的承认，在实践中则很容易被更改。

重庆和谈为什么不成功？归根到底，两党谈判的目标本就差异巨大。在1945年8月，CPC就在解放区搞“解放区大会”的筹备工作，在国府以外建立自己的联合政府。毛认为中共召开解放区大会成立“解联”，则是稳当的，“解联”既可以成为以CPC为主体的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政府，同时，也可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从而在此基础上继续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换言之，搞解代会作为和国府谈判、取消国府一党训政的“保底”，不管是否成功，都是发展自身的基础。CPC在这个时候尚未想着和国府进行新政府谈判、召开政协会议等1946年发生的事情，此时中共对自身实力的估计是，已经“几乎平衡”，周就曾经批评国府的国民代表大会仅代表后国统区人民，不代表沦陷区和解放区2亿6千万人，不具有“冒充全国国民大会”的资格。

CPC在抗战胜利之前，对国府和美国的警惕是一直存在的。1944-1945年赫尔利在国共之间的谈判让CPC相信美国对华的敌意，尤其是赫尔利后来一转积极支持蒋介石。赫尔利完全没有意识到国共关系的残酷性——双方最终目标是彻底消灭对方，只有掌握足够的武装才可以实现这一点，同时避免对方达成目的。而蒋和毛完全明白这一点，所以当赫尔利将延安协议交给重庆方面，重庆方面意识到自己无法垄断武力的潜在风险；而国府向赫尔利提出的条件被传递给延安方面的时候，被周指出其中包含剥夺CPC军队的想法。赫尔利在四处碰壁后，开始选择无条件支持蒋介石，这也是对美国驻华大使馆中国通们希望对蒋介石用交换政策的回应，体现了赫尔利一厢情愿的设想：国府实力远强于CPC，所以CPC很难不愿意加入国府避免自己被消灭，国府也可以趁机吸收CPC实现和平中国的建立。罗斯福为代表的美国高层也支持建立一个容纳两党、但是当下以蒋介石为中心的议会民主制度，这注定需要CPC放弃自己的军队。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公开发表演说支持蒋介石，并含沙射影地CPC说成是统一中国的障碍了。赫尔利的转变毫无疑问让毛提高了对美国的警惕，开始发动舆论中持续批判美国。

希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登陆英军司令斯科比的压迫下被迫缴械的情况也让毛警觉，他担心蒋介石会不会在美国登陆后的帮助下强迫CPC解散？此时毛得到了雅尔塔会议用外蒙古换取苏联进攻东北的信息，对于毛来说，苏联的直接加入无疑提高了他背后的谈判筹码——美军固然可能登陆，但是苏联直接出兵有助于巩固CPC的地位。因此在七大上，毛不仅开始考虑整顿军队、对抗国民党可能让自己缴枪投降的进攻，还计划进军东北、会和苏联。虽然得到国府和苏联谈判的信息，但是毛还是相信苏联会援助自己。果然，苏联在8月8日发起了解放东北的战斗，很快就肃清了关东军在东北的残余势力，这不仅大大振奋了延安，而且加速了二战的结束。

8月15日日本的投降让CPC和KMT都措手不及。KMT在敌后和沦陷区缺乏武装，主力都在后方抵抗日军入侵。当沦陷区处于权力空虚时，毛不管蒋介石三令五申禁止cpc军队的活动、要日军向国军投降，他除了命令各地尽快接收各地中小城镇及其邻近的交通线以外，并下令靠近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周围的八路军、新四军立即展开部署，预先派人入城潜伏，争取抢先占领这些城市。在8月15日到8月22日之间，CPC处于优势状态部队接受武器、军队数量和地盘持续扩大，为何要和国府谈判呢？蒋介石这个时候突然邀请毛赴重庆谈判，在cpc看来，无疑“完全是欺骗”，为自己接受投降争取时间的举措。

实际上，蒋介石确实有通过和谈压力“收服”CPC的想法。赫尔利代表美国政府支持国府，蒋氏和苏联刚刚签订条约，苏联承诺移交东北主权给国府。蒋相信，在国内毫无根基、依靠苏联秘密支持而存在的中国共产党，从此将完全失去与国民党争夺政权的资本了。这个时候把毛请来，正可以使其了解国际形势的这一重大变化，从而迫使其修正策略，做出让步。盟军在日本投降后发布命令，要求日军向国军投降，这一条命令也给蒋信心：既然日军不向CPC投降，那CPC无力扩大自己的力量，只能向自己妥协。自我感觉优势之下，蒋自然要邀请毛来重庆和谈。唐纵认为，毛来，可使其就范;不来，则将负破坏统一之责。也就是说，毛来与不来均对重庆有利。总的来说邀请毛和谈，对国府百利无一害。赫尔利则更乐观，他非常相信斯大林给他不援助CPC的承诺，CPC如此孤立无援，最后只能加入新政府中被吸收和消化。在赫尔利和其他人眼里，毛拒绝与蒋介石恢复和谈好几个星期之后，于8月下旬接受蒋介石的邀请赴重庆出席重庆谈判就是最好的证明。谈判将恢复，赫尔利认为原因是CPC是软弱的、孤立的，没有其他选择余地。

CPC并不相信蒋介石的“诚意”，不想去和谈。但是苏联介入改变了CPC的选择，CPC到斯大林来电：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和谈。毛刚收到电报的时候十分生气，毕竟大好局面要被苏联摧毁，很不甘心。此后，苏方又有一电致毛，大意为: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味拒绝，国内、国际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后一条电报的结果是多少说服了毛，加上争取东北尚且依赖苏联，后来毛在党内解释了苏联的意图：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以及受到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二是苏联如助我，美必助蒋，结果大战将爆发，和平即不能取得。中国只能“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他强调说:这并不等于苏联不帮助我们。事实上，苏联现在也是在干涉中国，虽然并不直接帮助我们，甚至不多讲话,“但还是真心援助我们的”。毛坚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因此他特别强调指出:蒋介石注定是不会改变消灭共产党的方针的，和平注定是暂时的，谈判不可怕，“只要把军队拿在手里就有办法”。这就注定了重庆谈判实际上谈不出来什么东西，军权的矛盾萦绕在整个政协会议之上。CPC放弃大城市起义，转而占领两厢，一方面是苏联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在盟军要求日军向国府投降的情况下担心自己在大城市起义实力不足，会被日军镇压。毛在决定参与和谈后，放弃了独自建立联合政府的政策，转而变为“参与政府”，这也是毛的一次让步。

毛对苏联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斯大林在二战后期对于不在自己势力范围以内的共产党力量，斯大林就与丘吉尔就欧洲战后美、英与苏联势力范围的划分，达成了一个所谓“百分比协定”，规定苏联可以对邻近的东欧国家，包括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等施以影响，而苏联则承认包括巴尔干半岛的希腊在内的欧洲其他地方的国家属于美英的势力范围。这时的基本策略是要求他们“走法国式的道路”，即放弃武装，转入和平的议会斗争。斯大林对这种情况非常满意，至少在这个时候，他相信，这不仅可以维持战后国际和平局面，而且可以用来交换美英对苏联主控东欧各国的支持。那么，按照雅尔塔协定的规定，中国也应该照此办理，即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外的东北地区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长城以内的中国其他地区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苏联只需要确保它势力范围以内的权益，绝不在长城以内制造麻烦；美国也不要把手伸到长城以外来。不过，东北不属于长城以内的地区，苏联在东北的举措，也直接导致马歇尔调处的失败。从后来1948年初斯大林承认他在这件事上犯了错误，倒能说明苏联当时对CPC势力估计的失误。

（传闻1945年8月在斯大林在要毛去重庆的时候，还告诉中和高岗一起在莫斯科的胡服，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的和谈只不过是一个战术。同时，他告诉他们会谈将给CPC争取到宝贵的时间，从而使他们能够为即将到来的战斗重组并调动军队。但是我没有查到1945年胡服去莫斯科的证据）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对于CPC来说，重庆谈判是一次“意外”“无奈”的选择，在苏联战后的世界体系中，CPC因为实力的原因被苏联认为无力独立抵抗KMT的进攻。为了保存康米运动的火种，苏联要求毛去和蒋介石谈判。毛虽感到不满，但是考虑到苏联对CPC开发东北的重要性，以及盟军下达投降令后，在大城市起义夺权可能性已经不大了，扩大和消化根据地比起全面武力对抗来说性价比更高。既然如此，参与谈判、争取时间和扩大自己在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中间的影响力是正确的。而国共之间军事权力的矛盾——也就是邓野所说民国政治逻辑的核心——注定重庆谈判必然失败，不仅仅是军队问题，依托着军队的解放区问题同样无法谈拢，只能搁置争议，等到马歇尔到来开启政协会议再行讨论。

重庆谈判的重要性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很容易被高估的事件。其标志性意义远高于实际意义，尤其是鉴于会议没有谈妥任何实质性内容，其作用更不可以被过分高估。

参考：

《中国1945：中国革命与美国的抉择》

《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

《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