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丹：把经典名句的光芒擦得更亮 | 读“中华经典百句”系列

“中华经典百句”系列（中华书局，2024）的推出，给有些读者带来了疑惑。

不少经典作品本是一个整体，从中寻章摘句加以编排出版，岂不是强化了句子的碎片感？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把握到阅读经典的整体性？提出这样的疑惑固然有其一定道理，但也可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中华经典百句”第一辑

事实上，“中华经典百句”系列，是作为跟“中华经典通识”系列互补而出版的。“通识”侧重于“整体”，涉及整本书或者体系中的篇章居多，而“百句”则以句为基础，也延伸到句群或者说段。从文字的构成组织来进行一个稍微机械的切割，那么通识是关于“书”和“篇”的认知，“百句”是关于“句”和“段”的理解。这样的互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达成有关中华经典宏观和微观、整体与局部的统一。

“中华经典通识”（第三辑）

当然，“百句”系列出版的意义，又不仅仅跟“通识”互补中才体现，其自身的价值也有待厘清。特别是，我们如何看待、对待这种以碎片方式存在的“句、段”状态？

首先，它延续了中国历史悠久的“语录体”传统，并将之运用于书面作品的“寻章摘句”梳理中。从记录孔子及学生片言只语的《论语》到唐宋高僧语录再到朱熹、王阳明语录等，名句以其高度凝练而又不失亲切的面貌，持续进入不同时代、不同人的意识中，形成与接受者的思想碰撞或催其再生。而在历史长河中，一些诗文中的名句如同语录一样不断在被当时或者后代人所引用，就如同孔子在和学生交谈中，也会不时地引用《诗经》中的句子一样。

明人彩绘圣迹图册页——退修诗书图，孔子博物馆藏

但引用有两种，一种是为了理解原著、理解作者的引用，一种是“六经注我”式的引用。后者的引用有不少是在“断章取义”前提下的借题发挥，如杜甫在诗歌《丹青引》中用《论语》中的“富贵于我如浮云”的意思，是把“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不义”略去的，这对杜甫描写的画家曹霸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据此理解《论语》的主张，又是欠妥的。如同我们习惯于说“父母在不远游”一句话，而忽视后面还有一句“游必有方”。不说明这种忽视来理解孔子，同样欠妥。也就是说，即使同为碎片的摘句，也有相对完整意思的保存和断章取义的不同。于是，打开“经典百句”系列，读一读为了理解原著、理解作者的引用，读一读那些尽可能保留了完整意思的名句摘录，就可以纠正我们可能的一些误会，让我们获得一种相对完整的语典知识的必要积累。

其次，正因为是摘录，即便尽可能保留了完整句子乃至段落的意思，但有时候，语境或者语言背后的历史背景又确实很难在摘句中一起呈现，碎片的样态依然存在。这样，学者的解读就变得相当重要。这种解读，既可以是对当时语境的回溯与揭示，让摘录出的句子重新生根在语境的土壤中，与语境形成既相生又相克的张力。

比如乐毅离开燕国去赵国，受到燕惠王的数落，于是写信为自己辩解，还表白说：“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絜（洁）其名。”陈正宏撰写的《史记百句》中摘录了这段名句，又指出其在信中是不断“洁其名”的。这说明，格言化的句子作为一种原则，也许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它与人们实际交往的现实情况，常常会发生错位，这种错位，带来理解的张力。而学者的解读，恰恰给了人们习惯于把生活简单等同于格言的警示，让读者借此反思自我：乐毅引用古人格言来自我表白，把理想的自我等同于生活中的自我，不正是我们常人喜欢做的吗？且不说有些人仅仅以此为自己贴金了。

《史记百句》

此外，学者的解读，也有着对语典流行于不同时代的运用比较。在比较中，我们对语典意义的认识更为清晰。如《史记百句》还摘录了“鸿门宴”中大家都熟悉的樊哙劝刘邦不打招呼就溜走的一段话，然后加以分析道：“这段话里的‘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一句，后来也变成了八字成语，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不过那意思，已经由刻画项羽、刘邦二人间并非不可逆转的紧张关系，一转成为哀叹弱势的我方，被强大的敌方无情宰割的悲惨命运了。”这就不单单是对不同时代的语境揭示，也有对语言本身的深入体悟。这样的深入体悟，这种对经典语言的细品，正是时下人们阅读经典时普遍缺乏的态度。

当然，理解经典的历史语境是应该把对名句的理解本身也作为历史存在纳入到解读中去，主体意识在对对象的理解中得到生成，并形成另一种意义的历史化对象。在这一点上，傅杰撰写的《论语百句》有着鲜明的特色。他的解读，大量摘录了古人和今人的理解，他个人的观点则作为一条暗线，把各种解读或者论述贯穿起来。这里有严谨的学术阐释，也有日常生活的趣闻，使得附于名句后的解读，变得多姿多彩。比如他以毛泽东给自己两女儿取名“李敏”与“李讷”，来说明孔子说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影响深远。又举当代美学名家王朝闻，其中的“朝”总被人误读为“朝廷”的“朝”而特别撰文纠误，以说明他的名字是以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来寓志的。

《论语百句（增订本）》

再次，“经典百句”的摘录形态，又为解读者对意义的重组或者读者的自由联想提供了契机，即便有些句子的摘录难以生成原文完整的那种意义，但也正因其碎片而带来的发散性，往往催生了一种潜在的新意义。

对于句子的摘录，习惯的认知就是把它等同于总结人生经验教训的警句格言，这当然构成“经典百句”系列很重要的部分，但又不仅限于此。可以说，“经典百句”呈现的不只是思想的结晶，也是智慧的点燃、精神的提升和想象的昂扬。

陈引驰撰写的《庄子百句》，摘录《逍遥游》开头的“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等一段句子。这个开头，也曾以《庄子二则》中的一则，选入了统编版的初中语文教科书。因为这段文字没有出现观点鲜明的句子，有些人对此就感到莫名其妙，甚至发文提出质疑，认为学习这样的语段是无意义的，却不理解开头挥笔写下的高远境界和开阔的想象，对人的思维品质有很大的激发力量。用陈引驰的话来说，这样的大动物，上升到这样高的空间，有着显而易见的非现实性，“应该说主要是一个精神境界的形容。你感觉到随着鲲鹏的高升，自己超脱出了平常的世界，跳出了日常的格局”。这样的开头当然有把写作思路引向特定主题的意图。但是，在作者的起笔中，看不到这种大格局，或多或少反照出阅读者自身的狭隘和猥琐。

《庄子百句》

再比如，《史记百句》开头选入《刺客列传》中的荆轲在易水边与燕太子丹告别所唱的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提出了悲剧性的人生，就是一首歌的话题。但由此进一步触发读者的思绪是，易水所在的易县，也是狼牙山的所在地。于是，抗战时期的特写《狼牙山五壮士》，那种展示战士跳崖的悲壮与荆轲之歌的悲凉，因为山的恒在与水的流逝而形成了意象的对比，跟不同时代、不同信念的“壮士”互为照应，推动着读者去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脉是如何得到了打通，而革命文化又是如何在继承和转型中，得到了创造性发扬光大。

总之，中华历史文化信息经由经典的积淀，在不同时代总能折射出新的光芒。专家学者慧眼独具地摘录和解读“经典百句”，是立足当下而把这些句子擦亮为耀眼的“金句”的成功尝试。至于解读文字大多写得文采飞扬，理趣十足，也可以当小品美文来欣赏，这里就不再举例赘述了。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教授。本文转载自《文汇报》2024年8月14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