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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读 王笛×许知远×朱建：寻找意外和惊奇，就是对沉闷时代最有力的一击
> 朱建：王教授刚才讲到了历史性。在历史发展中，其实权力是不断地介入个人生活、介入公共空间的，以至于造成不同的影响，这些事情司空见惯。比如街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街头是最有活力的，是城市最有活力的一个表现。但是现在，我们的街头永远是让它干净。为什么要去干预市民在公共空间的很多使用？这都是权力的问题。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崛起了几十年。我觉得在中国几十年的崛起中，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其实是没有崛起的。所以，我想问许知远一个问题：当你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去跟外界沟通和交流的时候，这个身份代表着什么？
许知远：我可能至少在二十年里，不断地谈论这个问题。中国过去二十年是一个迅速涌入世界的过程，当然主要是经济。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很少提出更有普遍性的原则。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在挣扎于这个变化过程。中国的富强崛起没有转化成一种知识上的力量，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压抑了知识上探索的可能性。
这对我来说有一种非常混杂的感受。我在2000年左右刚刚成为一个新闻记者，那时候，以及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甚至再往前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总是下意识地有很强的等级意识。你写论文、写书，用英文来出版，在英文期刊上发表，或者在《纽约时报》或者在《金融时报》上表达意见看法，这些被认为是更高级的成就。我们脑中有很强的等级观念，这表明我们内心的不安。而且我们所理解的世界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纽约、伦敦、巴黎展开的世界。我们认为世界是这样的，我们不关心索马里或者孟加拉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不这么想问题。
到了2000年左右，你突然会看到英文报纸开始不断谈论中国的各种问题和现象。你可能会沮丧地发现，他们在谈论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不在场的。外国人在谈论中国，而中国人不在场。这种情况困扰了我一段时间，当然我们有很多值得被批评和怀疑的东西。但过去几年我突然有更多的释然，我觉得我们这些改革开放后的一代或者两代的人，对中国这个国家，包括融入世界的进程，我们有非常多独特的感受和经验。我们的这些独特的中国经验，在当代艺术或影像中能够更容易被表达出来。但它作为一种思想方式或者一种经验方式，在书写之中或者在思想领域，我觉得没有被很好地进入。
我在各个地方去旅行，碰到很多不同的人，其中有很多有名的人。我过去总想听到他们说什么，但是我几年越来越感觉到，我身上对很多事物的理解和感受也是非常独特的，对他们来讲也是很新鲜的，因为我自己在中国经历了四十多年。只不过中文系统跟整个全球的语言系统隔绝太大了。
我觉得现在有一种新的信心在逐渐形成。更关键的是，我觉得要在中文世界中建立起一个健康的、有标准的探讨系统。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的，但是没有建立起来也不能去怪整个知识分子的生态。我们当然有自己的各种各样责任，但确实面对太多的不可抵抗的力量和很多无奈。不过我现在感到，我在青春时期想对抗的想法越来越消失了，我觉得无奈也是我们经验中的一部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年纪大了。
包括王笛老师书中描绘那些普通人的生活对我鼓舞很大。你不能认为你的挣扎、你的无奈是没有意义的。你有自己的discourse（话语），一个讨论的场域，你要思考如何把这个场域更多地发挥出来。我觉得，再过一段时间，中国这四十年的经验会在一两代人身上浓缩下来，它们会转化成某种独特的东西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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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知远：我自己感觉，历史和旅行都是意外性的，它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意外性的案例。这种意外性是个万花筒。我们经常认为有单一的光线、单一的节奏，其实没有。好多人面对时代的转变有一些无力感，你稍微把自己的角色进行某种转变，主体性跟着转变，你就不会被那个时代情绪或者大家造成的感受吓住。在面对时代的变化时，你可以有自己的个人创造，去制造一条小船，训练自己在历史的变化河流之中创造一种新的能量。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被外界固化为某种人，同时也被自己内在的思维的习惯所影响、所固化。面对历史的转变，有的人在哀叹变化，而有的人能够发现一种崭新的可能性。在历史的转变过程中，我们不一定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人生的本质就是可以不断地发现自己的可能性和丰富性，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看起来符合你感受的人生，你会沉闷至死，因为人的本质是厌倦所有既成的东西。人会渴望危险。
你凭什么认为你总是有力量，为什么你就不能是无力的，无可奈何的？在无可奈何之中，你是不是有可能会产生一种新的能量？很多变化都是在无可奈何之中重新酝酿出来的。我觉得总是有那种可能性。如果我们有时机，有舞台，就创造一个更大的可能性。
如果你真的生活在一九零几年的中国，你不会觉得孙中山有一天会成为了不起的人物。1911年他到美国时，已经彻底失望了，他感到没有什么新的机会了。突然发现那些受过他们同盟会影响的人在那搞读书会，搞出了转机。所以我觉得在历史中总是有意外，总是有惊奇。去寻找创造自己身上的意外和惊奇，我觉得这就是对这个沉闷时代最有力的一击，凭什么被这个沉闷吞噬？
理想国 麦基×默多克：文学，真的是巧言令色吗？
> 麦基：艺术创作——戏剧、小说和诗歌创作——比哲学更能调动作者和读者的个性。哲学是一种更狭义的智性活动。文学作品要成为文学作品，就必须在情感上打动人，而哲学家——就像科学家一样——则在积极地努力消除其作品中的情感诉求。
默多克：是的。我认为当艺术家比当哲学家好玩。文学可以说是一种唤起某种情感的有板有眼的技巧。（当然，还有其他类似的技巧。）我会将唤起情感纳入艺术的定义中，尽管不是每个体验艺术的时刻都是充满情感的时刻。这里关涉艺术的感性本质，即艺术与视觉、听觉和身体感觉有关。没有感性的东西就没有艺术。仅这一点就使其与“理论”活动截然不同。此外，许多艺术，也许是大多数艺术，也许是所有艺术，在某种极其一般的意义上都与性有关。（这也许是个形而上学的说法。）艺术是与无意识力量的切近的、危险的游戏。我们享受艺术，即使是简单的艺术，因为它以深层次的、往往是难以理解的方式搅扰我们；之所以优秀的艺术对我们有益，拙劣的艺术对我们有害，这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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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基：任何类型的故事，任何类型的描述，都必然包含价值判断，它不仅体现在你使用的语词中，也体现在你选择叙述或描述的内容中。所以，价值判断根本不可能不成为写作结构的一部分。任何关于这些价值判断是什么的研究都是哲学活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甚至仅仅是对这些价值判断进行认真的批判性讨论也是哲学活动。如果你的故事是关于人以及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严肃故事，那么你就注定会展露出许多复杂而深刻的道德预设。
默多克：我同意，我们无法回避价值判断。价值观体现在文学作品中，而且体现得很清楚。有一些重要的道德预设，比如关于宗教和社会的预设，属于不断变化的“观念气候”。对宗教和社会等级的普遍信仰的消失深刻影响了文学。我们的意识会变化，这种变化可能先出现在艺术中，然后才在理论中得到评述，尽管理论随后也会影响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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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多克：语言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媒介，几乎所有语言的使用都传达了价值，记住这一点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几乎总是在道德上很活跃的原因之一。生活浸透着道德，文学浸透着道德。如果我们试图描述这个房间，那我们的描述自然会带有各种各样的价值。价值只是出于科学目的而人为地、艰难地从语言中被剔除出来。所以，小说家通过他可能进行的任何一种写作，都在揭示他的价值观。只要他的（写作）主题是人类的行为，他就特别有必要做出道德判断。
我在前面提过，艺术作品既要有模仿性，又要有形式感，这两个要求有时当然会发生冲突。在小说中，这种冲突可能表现为人物与情节之间的斗争。作家限制和约束人物，是为了迎合情节，还是为了迎合自己的判断和（写作）主题？或者，他退居幕后，让各个角色独立于他也独立于彼此去发展，而不考虑情节或任何带有总体压倒性的“语调”？尤其是，作家如何表达他对其笔下人物的道德认可或不认可？他必须这样做，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他如何为好人辩护，他如何呈现好人，哪怕是暗示好人的存在？作者的道德判断是读者呼吸的空气。
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实在的观念是如何进入文学判断的。卓越的作家是公正睿智的法官。他通过自己在书中所做的某种工作来证明自己塑造人物的合理性。像滥情这种文学上的缺陷源于缺少这种工作支持的理想化。当然，这种工作可以是不同类型的，塑造人物的各种方法、人物与情节或主题的各种关系都可能产生卓越的艺术作品。批评主要关注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技巧。
伟大的作家可以将形式和人物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想想莎士比亚是怎么做的），从而创造出一个巨大的空间，让人物可以自由地存在于其中，同时又为故事的目的服务。伟大的艺术作品会给人一种空间感，仿佛请你进入某个巨大的反思厅堂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