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氏春秋長編｜容閎傳第〇
容閎者，廣東香山縣南屏鄉人也，號純甫。
閎以清宣宗道光八年（1828）生。當是時，廣東已自海上頗通外國。普魯士人郭實獵（Charles Gützlaff）在澳門传教，其再娶妻英國人瑪麗（Mary Wanstall Gützlaff）隨立學校教中國女童。閎家近澳門，里人為郭家買辦，父母因相計曰：「長仔已入鄉塾讀中國書，不如送閎讀西洋書，將來或廣家計與？」因送閎入瑪麗所附學。
閎甫七歲，赧然竊視，瑪麗脩逸白皙，長裙穀袖，大駭之。既去父母，閎得瑪麗恩罰教養，信愛之。
頃之，清廷禁鴉片，逐英人，瑪麗去美國。閎歸鄉，會父死，家大貧。適澳門教士耶魯諸生布朗（Rev. Samuel Robbins Brown）辦馬禮遜教育會學校，遷香港，因瑪麗薦，引閎入學。
居久之，布朗有事歸美國，謂諸生曰：「願攜數人同到彼邦竟學。誰願者？」諸生聞之相顧愕然，而閎立起應曰：「我願往！」他二童亦應。學校理事會因出錢並養三人父母二年。閎因辭母曰：「阿媽尚有二子一女留相慰，且大哥將娶婦事鍼帚，願令男出！」當是時，閎年十九。
於是自廣州黃埔港乘運茶船出，航海西嚮。過好望角，泊聖赫勒拿島，覽拿破崙之墓。然後遠出北大西洋，行行至紐約。凡九十八日。
閎通敏好學，喜聞新奇瑰異之說，敢犯險遠難測之境。遨遊紐京、上州，北至紐黑文。遂讀孟松中學 （Wilbraham & Monson Academy），汎習西國文學、言語、歷史、哲學，略知大義，而其志望日以肆大遠闊矣。二年餘畢業，學校基金許送英國讀大學，約畢業歸中國傳教。而閎曰：「敬謝！然我不願傳教，願得任自由，且為鄉邦謀大事。」會得佐治亞州薩凡納婦女會（The Ladies Association in Savananh, GA）錢，咸豐元年（1850）年，考試入耶魯學院。
於是斷髮辮，易西服，益發憤學。閎善為文章，數學、工程非所能任，百工、商業制度大略究之。久之，化其聲氣風俗，習其飲食思慮，入其國籍教會。每讀報紙言中國官貪民弱，常赧然而愧也；邑人奇來觀問東方事，皆怡然而為講說之。退而自惟，歎曰：「嗟乎，願我國人皆能得教育如我今日也。」咸豐四年（1854）畢業，得文學學士。
閎在外遊學凡八年，航海歸廣東。至家門，母子持相泣。閎稟母曰：「阿媽！男在外讀耶魯大書院系花旗中一等，學四年，故淹留至遲。今攞得文學士文憑，好似中國秀才者。渠花旗國人都覺殊榮，況我是中國第一人，母幾貴也！」母曰：「噫！箇文憑能換幾錢？」閎曰：「不能遽換錢，然有文憑者易致千金，又有勢力能服眾，將來且為人中首。」母大驩慰。因顧視閎，曰：「兒蓄髭矣。而長兄尚未蓄，趣薙落。」閎曰：「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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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出遊食，行市中，一市人皆顧笑之。閎久遊，忘失中國言語，從傳教士學粵音書字。固不嫻經傳，無資階，不能仕宦，而所學無所用施於鄉國。因上下廣州、香港，倚西人庸事；羈旅上海，任為翻譯；往來浙江、湖南販茶以貨殖——終不甚得意也。
咸丰初（1850s），洪秀全起廣西，據金陵；至閎歸遊時，捻軍橫行江北，天地會雜盜蔓延南中諸省，天下困劇。閎度大變中宜可釣鉅利，咸豐十年（1860），從教士至蘇州覘候太平軍，謁干王洪仁玕。仁玕嘗與閎在香港遊，大喜，厚遇之。閎遂上七事，請以西法練軍、選賢為政、開銀行、新學校、尚基督教云。仁玕曰：「善！然我不能定一事，諸王將帥方征在外，俟歸乃得議。」遂給閎「義」字爵，下王位一等。閎料視，曰：「太平軍終無能為也。」封之而去。
是時楚人曾國藩為兩江總督，節制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方與太平軍相距金陵、安慶間。閎故人張斯桂、李善蘭在幕府，時時稱說閎海外奇材，欲為國盡力。國藩大奇之，招相談。閎大喜曰：「曾總督咁大權勢，倚之必能濟大事！」即乘船到安慶大營。進見，賜坐，國藩注視不語移時。因問曰：「在外幾年？」曰：「去國八年讀洋書。」曰：「欲從軍乎？」閎曰：「總督，固願效力，然未嘗學軍事耳。」國藩曰：「纔相君眸子矣，勇敢能率眾，固堪為將。」
先是，咸豐十年（1860）英法兵陷燕都，焚圓明園，中國震駭。因在天津定條約，偪開通商，而燕廷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籌外事。同治三年（1864），清兵破太平軍金陵，屠之，因北逐捻軍，燕廷得少息。至穆宗新即位，恭王持政，國藩方用事，欲採西法以振軍政，內外望治，號為「洋務」。
居頃之，國藩復召閎，問曰：「天下當世何為急務？」閎欲言倡遊學興教育，而心知國藩意指在軍政機器也，於是對曰：「總督！今之急務在中國自建工廠。不圖為專用，但求其通泛能造諸零件，然後能造槍、炮、輪船，是之為『母廠』。」國藩曰：「善！」因令閎出外國買機器。閎因所識美國工程師至麻省定造，同治四年（1865），攜歸上海。國藩大說，奏拔為江蘇候補同知。李鴻章以閎所買合舊所有，立江南製造局以造槍炮輪船。閎又請國藩曰：「請傍工廠立兵工學校，教中國人識用機器，將來不買外國機器，亦不用外人矣。」從之。中國之新學校由是始，而江南之譯書自此大出。
於是國藩以為閎可用，親任之；而閎冀藉國藩以成大功，傾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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閎與廣東潮州人丁日昌相善，常對日昌言應倡遊學。日昌為江蘇巡撫，閎因之上條陳：一曰自營輪船以廣漕運，二曰選送遊學以得西技，三曰勘採礦藏以盡地利，四曰防禁教會私刑教民。其意實欲倡遊學，隱他條中也。凡已三上書。日昌請大學士文祥代奏，會祥丁憂，中寢。
同治九年（1870）六月，天津妄傳法國天主堂殺虐小兒，民怒而攻殺其教士、領事。國藩時為直隸總督，受命往解之，並招李鴻章、日昌與俱。閎從行為譯使，微察國藩與外人交接甚煩劇，遂復因日昌上說，請遣遊學西國以任外事，國藩乃心動。
先是，燕廷選滿洲子弟從南省商賈曉外語者學英法文字，號為「同文館」；又在上海、廣州設「廣方言館」，延教士教授八旗少年——久之皆不効。朝廷至疆臣大吏交接外人常用閩粵寧波商人貨外國者，而皆無學，軍政大事談譯率常舛誤。同治十年（1871）九月三日，國藩因銜李鴻章上書曰：
「竊臣國藩上年在天津辦理洋務，前任江蘇巡撫丁日昌奉旨來津會辦，屢與臣商榷，擬選聰穎幼童，送赴泰西各國書院，學習軍政、船政、步算、製造諸學，約計十餘年，業成而歸，使西人擅長之技，中國皆能諳悉，然後可以漸圖自強。且謂攜帶幼童前赴外國者，如四品銜刑部主事陳蘭彬、江蘇候補同知容閎，皆可勝任等語。臣深韙其言，曾於上年九月、本年正月，兩次附奏在案。
臣鴻章復往返函商，竊謂自斌椿及志剛、孫家穀兩次奉命遊歷各國，於海外情形亦已窺其要領。如輿圖、算法、步天、測海、造船、製器等事，無一不與用兵相表裏。凡遊學他邦，得有長技者，歸即延入書院，分科傳授，精益求精，其於軍政、船政，直視為身心性命之學。今中國欲仿效其意，而精通其法，當此風氣及開，似宜亟選聰穎子弟，攜往外國肄業，實力講求，以仰副我皇上徐圖自強之至意。」
又曰：
「西人學求實濟，無論為士、為工、為兵，無不入塾讀書，共明其理，習見其器，躬親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遞相師授，期於日異而歲不同。中國欲取其長，一旦遽圖金購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奧窔，苟非徧覽久習，則本源無由洞徹，而曲折無以自明。故古人謂：學齊語者，須『引而置之莊嶽之間』，又曰『百聞不如一見』，比物此志也。況誠得其法，歸而觸類引伸，視今日所為孜孜以求者，不更擴充於無窮耶？」
書奏，令總理衙門覆議。十五日，御批「依議」。
日昌夜得信，趣至報閎所。閎已寢臥，蹴之起，告曰：「純甫，遊學事總督許之矣！已上奏！」閎大喜，畫十字祝曰：「上帝！上帝！歸來十六年乃得遂此志！」臥不能眠，志飄飄然如凌雲行。
先是，同治七年（1868），美國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代燕廷使歐美，續增天津條約，中國人赴美遊學得照最惠國人相待。而閎亦常為國藩、日昌稱說美國。故當時美國大學雖不及英國、德國，而中國官派遊學自美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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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命閎設「出洋肄業局」於上海，年選幼童年十三四者三十人至美國書院肄業，四年凡百二十人，期為十五年。朝廷自江海關洋稅取給束脩、膏火，而預定學成屬朝廷任用，不許入籍外洋，是之謂「官生」。
十一年（1872）三月一日，國藩、鴻章又奏，請以刑部候補主事廣東陳蘭彬為正委員、閎為副委員，長駐美國董事。新加坡人曾恆忠為口譯，光祿寺典薄附監生葉源濬為教習，以督諸童讀中國書。皆許之。
於是募天下聰明有志少年出洋肄業。北人閉塞不聞，又畏遠國殊俗，應者寡。閎自至香港、廣東農家講說，所得幼童什七八率皆廣東人。
夏，閎率三十幼童出上海，而自先至紐約佈置。歸至耶魯，大會故人，甚得意也。問故所知教師，皆樂助閎交通學校。諸童散在東北諸郡就學，閎居鎮康州。國藩死（1872），李鴻章繼之主遊學事，給閎在哈特福德築館為長久計。
光緒元年（1875），朝廷以閎為出使美國副欽差大臣，陳蘭彬為正。明年六月，耶魯大學立百六十年，因畢業典禮授閎榮譽法學博士，為置畫像樓館中。閎名大著環海，美國人人知有中國容閎者。於是晚宴，閎舉酒謝校長曰：「我為我國我民所為，皆我母校所啟迪也。願將來中國亦有此學府，如耶魯之女，以此教養二百士，大傳基督文明，然後中美為一，同文同教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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閎為人短小精悍，在美時恂恂沈靜，與華人能談語。有哮喘疾，聲吐洪響。早歲艱難，壯大慳吝好財，而特愛慕胡女。既歸美督學為大使，有聲價，光緒元年（1875）娶康州女凱氏（Kellogg），閎年已四十七矣。
閎為鴻章南至秘魯買加特林機關炮，又為案察中國人在南美傭工狀，還報，皆當意。既歸，令駐華盛頓專辦使事。
翰林吳子登因陳蘭彬薦繼為肄業局委員，至哈特福德繼閎督遊學事。遊學諸童既壯大，改易衣服，入基督教，傾交胡女，見中國官不跪拜，子登深嫉之。光緒六年（1880）子登上書諷召回止遊學。閎及耶魯大學校長聞之，數上書爭之，而鴻章容容無所決。七年（1881）六月，總理衙門請止遊學，許之。時諸生方入大學，或奉旨歸國為朝廷驅役，或不聽而留竟學。
閎所開官派遊學凡九歲而中輟，所引幼童渡海四次，百二十人。其人後多親閎，歸國為工為外使，皆有用於國焉。
頃之，閎之使美欽差滿屆，乃留居康州，十數歲不復遊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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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二十年（1894），朝鮮請中國共治東學黨，日本因發兵平壤，破我水陸之師，過鴨綠江入遼略地，中國官民人人震怖。閎聞之而心憂，自美國因人上書兩廣總督南皮張之洞，曰：「願至倫敦借款千五百萬，用往巴西買快船、大炮、烈炸藥，募外人敢死成軍，自太平洋航海背襲日本，與虜決之耳！並請捐台灣與美國抵押，藉銀十萬萬，練陸海軍，與之持久。」之洞覆書，令閎往英國銀行借款辦軍器。會他官先已辦，罷之。
明年（1895），閎遂渡海到南京見之洞。因說之洞以外國人為顧問，悉以典外交、陸軍、海軍、財政。之洞靜聽嘿然，數頃面不見陰陽可否，閎疑沮不知深淺。之洞聞閎嘗有銀行章程，請之，閎不能出。頃之，閎又說之洞築蘇滬鐵路，之洞令招華商，閎復不能辦。居無何，之洞受命督湖廣，移鎮武昌，以為閎言皆不經，不為薦賞，亦不引自隨，以委繼任劉坤一。而閎亦知之洞不親任己，曰：「是人何能如曾總督也！」
閎既不用，寓上海。雜取美歐西國銀行法書譯之，薦上燕廷大吏設國家銀行，終不為用。
李鴻章至馬關與日本伊藤博文請成，日本一宰朝鮮，割台灣、澎湖予之，燕廷君臣恫恐泣涕，因發奮復求自強。初，李鴻章請中國自築鐵路以為富國之本，朝臣劾佔地擾民云，爭二十年不能決。至是乃復議興鐵路，令張之洞督造鐵路自京師盧溝橋南至漢口，此所謂「盧漢路」也。度所需用銀四千萬兩，而甲午之役軍耗五千六百萬，復負日本二億三千萬，府庫空乏不能支。募中國商賈入股，久之虛實不能得人，上下坐愁不知所為。
二十二（1896）年十月，立「鐵路總公司」，以鴻章幕下常州盛宣懷為總辦。宣懷與張之洞、王文韶議不用洋股，倚藉外國巨債先造盧漢幹路，嘗上朝廷曰：「蓋洋債與洋股迥不相同：路歸洋股，則路權倒持於彼；款歸藉債，則路權仍屬於我。」美英諸國聞之，爭來詭言願藉，朝廷懼為所圖，不敢應。二十三（1897）年二月，比利時国主遣領事紿中國曰：「敝國小國也，非如大國覬覦東方，願藉款助力，息低，無折，不謀工事，不圖路權，弟相結好！」張之洞信之，因與議。
是時容閎亦復來說燕廷。二十二年（1896），上書總理衙門，曰：「請任借銀四億兩於美國，以之銷外債、供兵備，然后許美國敷設全國鐵路」。知其困乏懼外人，又曰：「職道所以躊躇四顧，而竊欲變通辦理借力於美也，蓋美與我素無嫌隙，今藉其商人之財力，而權自我操，無庸照會政府，他國斷不過問。」
明年（1897），到燕都，復上書總理衙門，願任藉美國錢，請築天津至瓜鎮鐵路二千二百餘里，是之為「津鎮路」。自言已集股一千萬兩，曰：「擬請先提股二百萬兩以充朝廷要需。定期出票，於鐵路開工安設軌道時，先繳一百萬兩，俟全工告竣，再繳一百萬兩。」願立公司領事，乞許專任。
張之洞聞閎議，謂人曰：「若清江別開一路，則東南客貨均為所奪，盧漢將來斷不能集華股還洋債，盧漢一路必致停廢無成。」因上總理衙門沮之曰：「容閎來自美國，且事前即報効鉅款，必係洋股無疑」，「雖容閎本無他意，但關涉洋股，容閎將來亦不能自主。」是時（1897）山東民殺德國教士，德國租據膠州，定約在山東築鐵路至濟南，志欲吞全齊，朝廷不敢拒。之洞又曰：「德路直接容路，一年必成。此路成後，德之陸軍長驅而北，一日而至永定門矣！容路既係洋股，將來必與德國勾串，斷不聽中國指揮。」聯劉坤一、盛宣懷、王文韶附議。
燕廷築路固無長算，又不通外國商法，視所易為多利者與之，上下聞閎言，啗其所言報効錢。總理衙門奏曰：「現值德人藉口教案，欲修軌道直達濟南。倘我先造南北幹路，則德人修路至濟南後，令其就近與我幹路聯接，使不能再加拓展，最為要著。是自修津鎮鐵路，實為抵禦之方。」二十四年（1898）一月，許閎議，惟令改「招集洋股」為「籌借洋款」。之洞聞之愕然，謂人曰：「實可駭異！」
及二月，德國與燕廷密約，凡山東一省造路、採礦，必先請德國。聞許容閎造津鎮路，果遣使質燕廷言曰：「我已總山東路權如約，此路大妨，何可？」總理衙門無如之何，令閎改造鎮江至河南路，避山東境而行。閎曰：「異哉！按各國之通法，察中國之主權，孰能許此也？中國一何懦，總署一何無人也！」
閎出遊招款，與一英國聯商議定五百五十萬美金。盛宣懷遣人覘問，告總理衙門曰：「現議津鎮之英人，並非真實殷商，不過持此合同回國，轉賣合同與人。」朝廷始疑閎。
閎既常稱曰：「有款千萬可驗」，朝廷數促之，閎終不能出。二十四年（1898）八月，總理衙門招閎至燕對問，閎不能答，先允報効錢一百萬亦不能出。蓋閎常好先構唱大計，自中國人視之，皆欺罔也。十月二十五日，總理衙門上奏，言得外人報，閎不為西人所信，集款必不能稱，限期久逾，劾易人代閎。朝廷許之，不復用閎任鐵路事矣。
閎乃太息曰：「限六月集資，不許我用外國錢，何能成也？噫！吾所以望助中國者至矣！」然燕廷實秖限洋股而已。
燕廷已與比利時定約，藉四百五十萬鎊。比利時果變詐，續約反覆增息，又案驗使者口應與漢譯常不同，括築路、行車之權。是時歐洲相藉款利息二三釐，而比利時要五釐，又九扣，秖得四百五萬鎊。燕廷知被罔，大恨之，而法俄數來從脅，之洞與宣懷議曰：「此款不成，他事難辦。改藉他國，必須再奏，必致枝節橫生。」不得已應之。他國聞之大喜，爭來依例放債，中國鐵路之利盡喪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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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南海進士康有為在上海辦強學會，閎與之遊，二人深相器。閎常自言能得美國錢，有為又引而增大之，謂人曰我黨容閎善能從美國得巨款備用大事云。
有為攜其弟子至燕都詣闕說德宗皇帝，皇帝傾心聽，二十四年（1898）六月，詔變法定國是。會閎到都下對問鐵路事，居金頂廟，有為師弟時時來聚談，閎益敬愛有為，傾身任事。九月，維新敗，皇帝幽，太后稱制，詔令沿江諸省大索康梁黨與。閎至美國大使館為乞救，不應。諸人乃皆亡散，有為航加拿大，梁啟超渡日本，閎乃南避香港。
有為在海外廣立「保皇會」，說僑人工商捐錢，規自兩廣、湘桂募兵北擊燕廷復辟皇帝，號為「勤王」，江南海外應之者甚眾。閎遂為有為交接外人，往來覘問新加坡當塗、香港總督，倘我黨舉兵英國人能助不，皆誡曰：「慎勿妄動耳」。
廣東人孫文唱革命，亡在海外。閎在香港與其黨福建楊衢雲、廣東謝纘泰數談，亦與文遊，深相許，欲輯和諸派並力國事。於是自維新、變法、保皇、勤王、革命者皆已敬重閎矣。
二十六年（1900）四月，閎歸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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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湖南瀏陽人唐才常鷙深伉俠，居家談變法，與同鄉譚嗣同為刎頸交。及嗣同被詔入燕而受戮，才常慟哭誓為報仇，遂與有為合，受令節制長江勤王兵事。是時南省士紳紛紛皆起，浙江汪康年嘗與梁啟超主筆《時務報》，在上海結「正氣會」，說合會黨雜盜為起兵，才常與任事。才常與康年不相能，去之，立山堂，發票券，募狠勇，號為「自立軍」。
當是時，山東、直隸民大起練義和拳，太后以為可用，二十六年（1900），縱入都下，誘之犯諸國使館，都民附勢爭殺外人洩憤。使館各報急，六月，諸國聯軍攻天津、北京以救使館。太后詔出兵合拳民應敵國，一嘗盡潰。八月十四日，聯軍破北京，大掠，殺人盈城，帝后西走。都民各自張外國旗幟於門以效順。中國之亂極矣。
時李鴻章督兩廣，太后數召勤王，而鴻章詭謂為偽詔，不用命，河南諸帥相結不動。盛宣懷鎮上海，尤交約各國保境，四方抱志遊士多來避亂。
七月二十六日，康年、才常招上海志士至愚園大會，此時閎乃航海來赴。康年、葉瀚以下浙江紳士，南來避燕難者嚴復、王修植、伍光建諸人，並他名士鄭觀應、文廷式輩，至者八十餘人，或曰五十人。二十九日六十餘人再會。因謀廢燕廷代立，以安內政，合外國，結號為「中國議會」。閎年已七十二，資望最老，又有為所親近，眾舉閎為會長，副之嚴復。閎對眾宣言，意氣雄壯，一坐下震動鼓掌。孫文來書賀曰：「當今天下眾望所歸，真屬容公！」而康年私謂人曰：「容嚴二公進化太高，不合於天造草昧之事，且下又多，必不能合之。」
閎愛才常為人，而才常與康年輩浙人益不相能。閎常欲輯和諸股，而國會諸人所抱執各各不同也。
「保皇會」皆書生，遷延事機終不能發兵，錢資稍稍盡耗，眾皆譏怨。才常至漢口欲發兵，閎留上海主事，草通告友邦書，為接談英美日本諸國領事。而才常軍中語洩，張之洞已悉知其計，八月，收殺才常，逐捕黨人。「中國議會」諸股復皆亡散，有為大沮，不敢復言兵。閎謀辦團練繼「國會」，不克，遂由日本亡香港。
閎老，中國大勳終不得，越二歲（1902），渡海歸哈特福德，不復遊中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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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美國丹佛人李荷馬（Homer Lea）生而支離，佝偻，目弱，不能奔馳遠視，而好讀書談兵法論五洲升降大勢。徙洛杉磯，率常至唐人街，愛中國人，以為重己。光緒二十三年（1897）入斯坦福大學讀書，因遊舊金山，聞康有為勤王事而奇之，入「保皇會」，「保皇會」予假號稱「將軍」。及有為事敗，荷馬又募僑人在洛杉磯市中講論軍事，欲成一旅至中國盪覆燕廷。有為初甚重之，久之以與己「保皇」意指不同，遂相絕。荷馬居常以中國大將自許，終欲藉中國成大事，立功名於天下。
光緒三十四年（1908），荷馬與洛杉磯巨賈布思（Charles B. Boothe）合，布思因至康州見容閎，請閎發廣東江南會黨同起。十一月，太后、德宗相繼死，三人大喜，定謀以「赤龍」為號，欲說宏商鉅賈募美金九百萬，練軍旅，逐覆清廷，立新國，以容閎為總統，荷馬任元帥，布思總財政，然后獻中國之鐵路、銀行、稅收、礦藏諸利以償美賈人焉。
明年（1909）二月，荷馬、布思又遣其友紐約艾倫（Allen）與閎議，閎為追憶太平軍成敗，論生平所知取中国之计。閎曰：「革命有成有不成，亦可在中國營貨殖。廣東鄰省廣西地富藏銀礦，掘採不盡。吾又聞人方能取苧麻去油膠，精製即如絲綢，可簡中國產絲地，以此假絲合真絲辨亂售之，利百倍矣！」艾倫還報布思曰：「若人者，去中國已八歲，吾未見其能知今日要領，亦未見其有以動會黨者也。實言之，非吾所見勇者，愛國亦非所深抱，蓋所謂『开明自利』，達人所以達己而已矣。」
艾倫還紐約見巨賈摩根（J. P. Morgan）請，摩根曰：「大地上政府我皆願與周旋，獨不願自立一政府與周旋耳。」募金終不足。十二月，孫文遊紐約，閎書抵布思薦以自代，文與荷馬深相得，時時從問軍事。閎年老，益衰朽，雖常通書問論政事，不復能與謀大事焉。
其後二年而武昌軍起，民國興。孫文渡海至南京為臨時大總統，荷馬與俱觀禮。文因書請閎歸中國備顧問。而時閎已疾篤，不克往。
中華民國元年四月二十一日，閎卒。葬哈特福德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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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道咸之代，閩、粵、寧波人常有出西國讀書者，然多不克終。中國人得西國大學學士自容閎始。
容閎以貧家子出遊學，終死外國，然后中國縉紳讀書之家始出歐洲、美國，官民尚其學位，遊學大盛矣。遊學諸生習西藝以濟中國用，語在哲學、科學、藝術諸傳。然執政終疑外人不堪親任，諸生歸國亦不能自立，皆投倚權家以成事，自閎以後百年而然。
新華肇造，絕外人，覆考遊學為敵國諜者，三十年間遊學中輟。
西元千九百七十八年十二月，鄧小平持天下，遣國中壯大忠悃五十二人之美國學科學，然后中國人重悟外國佳美。天安門變起，俊逸茂才爭赴外國以取權避禍，遊學復盛。時人乃重讀容閎事也。
後又二十年，國人殷富，工商布衣之民送子弟出國肄業者諸省皆是。二千十五年，瀋陽陳熹亦至紐約遊學，上去閎之遊百六十八歲，而在美中國遊學生已三十萬矣。
陳生曰：光緒四年，閎以其所有中國書與耶魯大學，耶魯因是建東亞圖書館。余嘗遊其館，中立容閎銅像，甚奇之。熹遊十歲而復至中國，所學無所用施於當世，因思容閎，敘其人。
考异
[1] 容闳的英文自传有多种中文译本，辞多鄙俗不确，译文也常失去当时的历史语境。本传前半照原书重新译作。石霓2003年的汉译多有错误，但附注常有补充及改正原书讹误处，一并参考。
[2] 容闳在其回忆中详细写郭实猎夫人的形貌穿着，我推测郭夫人对容闳的性心理有很大影响。后来容闳喜欢并娶亲美国女孩，我推测他有某种程度的white fetish，故曰「爱慕胡女」。
[3] 自民国至今所有的容闳中文传记，皆推崇容闳1）爱国主义精神2）具有远见，这大多是由于上一代研究者眼界限制。
在容闳留学和回国做事的道光、咸丰、同治时代，中文世界还远没有「中华民族」或「中国」的清晰构建，容闳所谓爱国和为国效力，皆应是一种朴素情感，没必要夸大为后世的某种主义。况且容闳在大学期间就已经加入美国国籍，并未提及特殊理由。容闳应对中国乡土有朴素热爱，但谈不到爱国主义或改造中国的理想。
容闳没有专门之学，应该属于具备西方知识，当然领先于当时中国，但实际未必有什么远见深识。考察容闳改造中国的建议，宏观的学习西方派遣留学，具体的如练兵、银行、聘请外人等事，在当时是传教士及李鸿章以下疆臣的老生常谈，且容闳于这些问题都无专门研究。
[4] 容闳发动留美幼童项目，相当程度乃是依重美国争取个人功名。需要指出，当时美国的高等教育还远不如欧洲，新英格兰的诸所大学并赶不上欧洲大学，随后美国大学更掀起到德国留学的热潮。如果容闳的真正目的完全在于教育，以他的能力也可以帮助联系欧洲大学。
[5] 容闳的意义在民国初年常被与清末许多潮流混淆。容闳自传最初被江苏人恽铁樵翻译为「西学东渐记」，这是很可疑的。「西学东渐」自然是晚清以来的大潮流，但容闳连同其留美幼童项目很难说真的是「西学东渐」。容闳本人基本是热心于社会政治活动，而且留美幼童计划为「官派留学」，主要学习工程技艺，并归国受政府任用，很难说他们给中国带来什么「西学」。
[6] 容闳建津镇铁路的失败原因须得考察。
事件的第一段，容闳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上条陈请修筑津镇铁路，到二四十年正月被朝廷批准。
当时张之洞正领衔卢汉铁路的规划，在过程中发展出为中国建设铁路的系统思考，并在商讨比利时借款，他认为容闳的提议打乱了他对中国铁路的规划。张之洞与盛宣怀、王文韶互相通电讨论反对容闳的建议，认为1）津镇路将与计划中的卢汉路恶性竞争，而中国无力同时建两条路；2）容闳所招必为洋股，将来恐怕被外国股东控制产权，容路等于洋路；3）铁路通过山东境内，当时德国租借胶州，并签订条约在山东境内修建铁路，恐怕德国速造与此连接，便于运兵危害北京。刘坤一并且表示4）过去中国招商号召华股建铁路没有响应，质疑容闳纠集大量华股能力。
朝廷虽然倡导建设铁路，但没有明确、统一规划，在建设津镇、卢汉铁路的问题上大约有一种投机心态。二十四年正月，总理衙门批准了容闳的计划，1）与张之洞顾虑相反，总理衙门认为容闳为代表的中国铁路先期在山东境内建好，反而可以限制未来德国造路的范围；并且2）他们想要利用容闳所称的报效巨款，哪条路有钱建哪条。但是在批准计划同时3）要求容闳把「招集洋股」改为「筹借洋款」，以防止张之洞担心的洋人夺取路权。
到了二十四年二月，事件进入第二段：德国阻挠容路经过山东，计划路线更改，八月总理衙门质问容闳筹款进度，容不能答，十月被撤换。
张之洞、盛宣怀的计划一向是请政府投资，并以政府名义借外债。容闳没有顺利拿出他声称的集资，而清政府采用容闳方案本来也是投机，并没有帮助容闳。容闳在自传中抱怨1）德国干涉，而清廷令其改道，2）清廷命令他必须招集中国资本建筑铁道，不能用外国资本，3）必须在六个月内集资完成。使容闳失败的主要是后两条，而容闳的抱怨没有根据。清廷在二十四年正月批准他的计划时，就要求他不要用「洋股」，到半年后的八月份让他汇报，更像是查看进度而非限期完成。同时，卢汉铁路已经在先于容闳提议时向比利时借外债，「不能用外国资本」是不确切的。容闳没能按初始倡议证明有筹款能力，是清廷结束对他投机的主要原因。
[7] 容闳甲午之后在中国的行状大概缺乏深入理解。过去一般传记毫无保留地赞颂容闳爱国家、有远见、兴大事；近年来茅海建研究戊戌变法时代档案，根据张之洞对容闳办事能力的负面评价，隐隐评断容闳大言欺世。照我看这两者似乎都缺乏对容闳的深入理解。容闳在甲午后中国的大计划和失败，大约反映出留学生与中国社会行事方式差异而难以相融的事实。
从容闳的角度说，他确实没有专门学问和深厚的外国资源，但容闳敢冒险，有想象力，并有当时鲜有的外交能力。他给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议（以造铁路为典型），是所谓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在特殊的当权者支持下，容闳可能获得成功，如曾国藩和丁日昌帮助他实现留学项目；但在更多时候，中国政府和整个官僚系统更需要的是不提意见而老老实实在手下办事的人，张之洞以下和容闳无法合作。
[8] 容闳在红龙计划中与美国人的交往很见其为人性格，但在中文资料中，常先入为主把容闳定位「爱国者」而有倾向性地翻译。本文根据斯坦福胡福中心Charles Beach Boothe papers档案叙述。艾伦抱怨容闳说话绕弯子、爱国心有限、缺乏实际的中国联系、爱钱，这些是容闳的一贯性格特点。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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狸貓柯尔尼科夫 转发了这篇日记 2024-09-07 22:54: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