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足球遇上道德运气：罗伊斯的不完美传奇

最近听说诺伊尔从德国国家队退役新闻，才惊觉2014年德国在巴西捧起大力神杯的场景已经过去整整十年。但比起捧杯庆祝拉姆、施魏因施泰格、克洛泽、穆勒等人，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场比赛后的一张照片。照片中，在世界杯决赛打进唯一一球的冠军功臣格策向镜头展示一件21号的德国队球衣。球衣的主人叫马尔科·罗伊斯，曾与格策一同被誉为多特蒙德的双子星。他本可以身披这件21号球衣，代表德国在巴西征战。不幸的是，他在世界杯前的比赛中受伤，胫骨和小腿骨连接的韧带部分撕裂，最终遗憾无缘巴西世界杯。

罗伊斯无疑是一位优秀的球员。二十岁出头，他就带领老东家门兴保级甚至拿到欧冠名额，加入多特蒙德后，他更是多次带领队伍击败德甲霸主拜仁慕尼黑，曾获得过德甲最佳球员和德国足球先生的称号。不仅如此，他对多特蒙德的忠诚也一直为球迷所津津乐道。巅峰时期的罗伊斯也曾是转会市场的红人，拜仁、皇马、巴萨等一众豪门都对他青眼相加，但是，他没有选择转会，而是坚持为他心爱的多特效力。即便一起奋斗过来格策、莱万、胡梅尔斯等队友纷纷离队，他也一个人坚持着“一人一城”的承诺。

但是，在罗伊斯的足球生涯中，似乎总差一些运气。除了2014年的世界杯，他还因伤缺席了几乎所有国家队的重要比赛，比如2016和2020年的欧洲杯，以及2022年的世界杯。而在他唯一参加的2018年世界杯却恰好赶上德国队整体疲软，小组赛便早早出局回了家。这场短暂的世界杯里，德国队只进了两个球，而罗伊斯贡献了一传一射。在俱乐部方面，罗伊斯留下了更多遗憾。在他转会到多特的前一年，多特蒙德在克洛普的执掌下突破了拜仁的垄断，刚刚拿下德甲冠军。然而，这种荣光没有再次出现，罗伊斯在多特的十二年来，没有拿过一次德甲冠军。不知道多少次，多特仅仅以一分之差落在拜仁后面，与德甲沙拉盘失之交臂。罗伊斯的欧冠之旅更是充满揪心与遗憾。罗伊斯效力于多特的十二年里，多特曾两次闯入欧冠决赛。一次是在2012-13赛季，正值巅峰的多特杀出死亡小组，却在决赛被拜仁绝杀。第二次是在今年五月，罗伊斯在多特生涯的最后一舞是对阵皇马的欧冠决赛。很可惜，运气再一次背叛了他。多特0-2负于皇马，罗伊斯的多特生涯最终以零德甲零欧冠的遗憾结局落幕。

在我们哀叹罗伊斯的悲剧色彩时，他的故事似乎也在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事实。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运气，我们的成败与命运并不全然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罗伊斯没有在2014年世界杯之前受伤，如果2013年的欧冠决赛中多特多了一个进球机会，如果某个咬紧积分的赛季中多特的运气好一些……如果运气之神在这些时刻多眷顾罗伊斯一些，那他的头衔就不会再是“无冕之王”“悲剧英雄”，而是“德甲冠军”“欧冠冠军”“世界冠军”——而这些，才是一位足球运动员真正渴望获得的评价。

哲学家威廉斯在著名的论文《道德运气》中对于我们人生中的“运气”问题做了反思。拿我们熟悉的艺术家高更为例，他也是毛姆名著《月亮和六便士》的原型。高更或小说中的斯特里克兰曾经是一位普通的职员，过着平凡打工人的生活。而有一天，他突然厌倦了“六便士”，辞掉工作，抛妻弃子，只身一人前往塔希提岛追逐艺术的“月亮”。现实中的高更成功了，留下名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到哪里去？》，被后世誉为伟大的画家。

但是，威廉斯问道，如果高更没有画出这幅作品，那他还会受到如此的赞誉吗？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留意到，高更在背井离乡画画之前辞掉工作，抛妻弃子，任由妻子和孩子受冻挨饿。做出这种行为的人，放在任何时代都不免被骂一句“渣男”。现在，高更回来了，享誉盛名。但想象一下，在一个可能世界中，高更失败了，他根本没有画画的天赋，最终一事无成。如果说历史上的高更是“伟大的渣男”，那么这个可能世界中失败的高更就仅仅是个“渣男”罢了。

所以，威廉斯说，道德评价并非完全受到我们的控制：就算我们意志再坚定，也并不一定能如愿做个“好人”，我们能最终成为怎样的人受到运气的影响。如果高更运气很差，在去塔希提岛的路上就摔断了胳膊，从此无法画画，那么他就将获得一个彻底的负面评价，他抛妻弃子的行为也无法得到任何辩护。相反，现实中这个被运气眷顾的高更，至少还有“伟大画家”这一尊称来遮盖“渣男”这个坏名声。

当然，罗伊斯没有坏名声要用运气来遮盖，但他的职业生涯的评价不可避免地因为“没有重要的冠军”而打上折扣。每当读到他的报道，我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他是否会对过去的某些关键节点产生遗憾或悔恨。如果转会去了拜仁或巴萨，如果没有参加2014年世界杯之前那场令他受伤的比赛……虽然罗伊斯的选择绝没有道德上的错误，甚至是指的赞扬的：无论选择坚守多特，还是尽力踢到每一场比赛，这些对于任何球员来说都是值得尊敬的，但或许这些“本可以”或“本不可以”的选择将会给他带来任何球员都梦寐以求的冠军。

威廉斯把这种对于无辜者过去“本可以”或“本不可以”的遗憾称为“行动者憾恨”。他举例说，如果一个安全驾驶的司机意外轧死一个孩子，虽然司机可能对这起事故不负任何责任，但他依旧会感到悔恨：如果自己更小心一点就好了，如果没有走这条路就好了。这种情感的存在是运气影响人生的又一例证。如果我们可以全权控制自己的人生，为什么还要对这些无法控制的坏运气报以憾恨态度呢？因此，威廉斯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真实却令人绝望的图景：即便在这个早已祛魅且崇尚人性力量的时代，我们依旧无法控制我们的人生，我们的评价好坏、成功与否，似乎只是世界的一枚随机数。

对于威廉斯的这一悲观景象，道德哲学家们自然会据理力争。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上述的两个场景，可以发现无论是对高更“伟大渣男”的评价，还是司机对于意外轧死小孩的“行动者憾恨”，其中都包含非道德元素。在这里先插入一个哲学史上关于“道德评价”界定的转变：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那里，道德评价意味着对于一个人从生到死的全面评估。举个例子，假如张三是一个知道什么是善恶，且有意志力惩恶扬善的人，如果张三在年轻时就因坏运气成为植物人，没有机会去实践德性，那么可怜的张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也无法称得上是一个“有德性的人”。但从启蒙时代开始，运气不再成为道德评价的影响因素。康德把道德评价的标准限制在意志之上，根据人们的每一个行为是否基于善良意志来判断好坏善恶。而意志几乎是唯一我们能够完全控制的东西了。纵使一个人再倒霉，再磨难，也能够具有像宝石一般闪闪发光的善良意志。

那么根据康德对于道德评价的标准来看高更和司机的例子。对于高更来说，他抛下了妻子与孩子，就这件事来说他就是个不负责任的渣男，无视了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道德责任，就算画再多的画也洗不白。对于不幸轧死小孩的司机来说，他并没有任何行为上的过失，也没动过任何杀人的邪念，那么在道德上批评他是不合理的，他所感到的“憾恨”也只是一种无能为力的感叹，与面对因火山爆发而毁灭的小镇所产生的遗憾情感属同一类。

如果这一批评成立，那么威廉斯所呈现的“运气掌控人生”的悲剧图景似乎还有一丝希望。纵使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运气和处境，至少我们还能控制自己的意志，并因内心的善良而伟大。

但是，另一位哲学家内格尔毫不留情地给康德的支持者浇了一盆冷水。他概括总结了威廉斯的分析，并针对康德主义者的批评，提出了运气影响人道德评价的四种形式，即四种“道德运气”：

第一种为“后果运气”，运气会影响行为的后果，从而影响对该行为的道德评价。设想有两个怀着同样复仇念头的人李四和四李，李四成功射杀了自己的仇人，而四李在开枪时打了个喷嚏，导致子弹没有射中仇人，杀人计划失败。在这个例子中，有着相同意志的两人，只有李四要背负杀人凶手的罪名。

第二种为“环境运气”，运气会影响人们身处的环境，而环境会影响人们的行为，进而影响道德评价。例如，在1932年，一位德国人卡尔移民到美国。一年后，纳粹执掌德国，已经移民的卡尔就不需要像他留在德国的同胞那样，为是否加入纳粹党而进行痛苦抉择，并承担相应的道德评价。

第三种为“因果运气”，这一种道德运气与形而上学概念“决定论”有关。简单来说，决定论认为宇宙像一个环环相扣的锁链，前因推动后果，前一个事件推动着后一个事件的发生。我们的意志也是如此，由宇宙中各种原因导致，并没有我们自由选择的空间。这样，即便是意志，也并非是我们所能控制的。

第四种为“构成性运气”，我们的性格由运气决定，性格是道德判断的重要标准。比如，一个性格上善妒的人即便没有坏事，也往往遭到更多的坏评价。而每个人的性格又是根据因果事件形成的，这就回到了第三种“因果运气”的批评。比如，《涉过愤怒的海》中患有超雄综合征李苗苗，就因为这种先天性疾病而受到更多的误解，他自己也更加易怒冲动，更难控制自己的意志。

内格尔提出的这四种道德运气显然令人失望。似乎，我们的道德评价又一次脱离的我们的控制，我们无法按照我们的意愿成为好人，却依旧受着运气的捉弄。许多哲学家正在与道德运气的问题作斗争。他们或者从内在的视角，把道德评价归结于独立于结果和环境的心理意图，或者以逻辑学为武器，试图将道德与决定论分道扬镳。

有人可能会质疑道德哲学的作用，谈论再多抽象的道德运气问题，也无法弥补一个优秀的球员无法获得奖杯的遗憾，无法避免一个好人不长命，坏人活千年的世界。运气固然重要，这是我们如此喜爱足球的原因。但道德哲学家们针对道德运气的辩论，除了获得纯粹智力上的喜悦之外，更是希望能给像罗伊斯这样没有被运气眷顾的人，给他们的努力、才华与坚持以一个相称的奖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