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为诗

白话新诗自胡适《尝试集》后，距今已经一百年，诗歌的发展浮浮沉沉。诗歌的语言与技巧，也已经由胡适最初的“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变得愈加的成熟。然而大众对于新诗仍然是不了解的，即使是在大学教育里，除了中文系的学生，大多数人对于现代诗歌的认知是滞后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诗歌创作的“黄金年代”，那时候诗歌、文学、哲学是全社会的信仰。诗人关心生命、灵魂、精神，也关心政治，以诗歌的形式表达自己对于当下的理解。涌现了一批优秀的诗人，如顾城、北岛、食指等。他们对于诗歌和生命的态度是严肃的，八十年代还是纯文学的年代。之后出现了“诗人之死”的浪潮，尽管死亡是现代诗歌中一个永恒的主题但是诗人的生命献祭还是叫人唏嘘不已。如海子的卧轨，让他的诗歌得以进入大众视野。尽管“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名噪一时，然而对艺术、对人生纯洁化的极致追求，把理想捧入高位，只是世纪末的负隅顽抗。世界没有变得多好，也没有变得多糟，历史在客观的前进，不管诗人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九十年代之后，商品经济的浪潮席卷一切，纯文学逐渐式微。诗歌逐渐由公众视野退回私人写作，当然不仅仅是诗歌，严肃文学都是如此。生活节奏的加快，文学素养的教育缺失，大众更加沉迷于快餐文学，看爽文取悦大脑。思维进入舒适圈，深度的阅读与思考被短平快的刺激性阅读所取代。这难以说是某一种单方面的结果，对过往辉煌的赞歌与迷恋也只是挽歌。我认为现当代诗歌需要找到一条重生之路，不是在一个小圈子里固步自封，而是成为大众的一种通识教育。

中国新诗的渊源是对接西方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写作，诗与小说不同，明清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白话小说，然而对于诗来说，自《诗经》开始，历经千年，一直是用文言写成。旧诗与新诗，一开始像是两个东西。新诗初始，两者像是对立的关系，新诗的写法与旧诗写法水火不容。但随着新诗的发展，诗人们逐渐意识到，西方的传统土壤难以为我们所融合，中国的现当代诗歌并非是西方的附庸，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与文化底蕴。如何让中国的文化传统与新诗融合，也有许多诗人做出了努力。戴望舒的《雨巷》，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其诗歌都内化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意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种留白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征。中国百年新诗史并非是教条般的搬运西方诗歌理论的历史，但是是西方的多一点还是中国的多一点，如何把西方的诗歌理论内化进汉语写诗，如何把中国的文学传统与新诗融合，这仍然是个问题。新诗说起来是个新东西，也就一百年的历史，和旧诗两千多年的历史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的空间。各个时期的诗人也在努力作出新的理论创新，到了当代的这个新时期，尽管新诗的发展缓慢，但是发展的土壤一直是存在的。只要人还存在着，艺术就不会消失。

中国现当代新诗一方面成了精英的游戏，用晦涩的、佶屈聱牙的文字拒绝了读者，是自身对自己心灵的一个复杂的注解。这是向内的，作者不在乎读者或者说是在挑选读者。他们书写崇高、苦痛与理想，摆出了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姿态。另一方面，民间的是诗人也在蓬勃的生长着，诗歌成了他们在苦难生活中的光束与出口。诗人天生会具有一部分普通人不具有的特征，他们敏感、多情、拥有看透寻常生活本质的天赋，这使得他们往往比普通人更难以忍受平庸，诗歌是他们对于平庸生活的反抗，于诗歌中，倾诉自己的灵魂。

自《诗经》中的《风》开始，民间诗歌的发展在文学史上是不容小觑的。我认为天才是在人群中随机分布的，文学创作需要天赋、灵气以及日复一日的坚持。如从事矿山爆破工作的诗人陈年喜，十六年的爆破生涯让他得了尘肺病。但他写诗，他写，“再卑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像是从深山里炸裂出来的力量，这种愁苦困厄抽象而出生命的厚度。人类无法停止表达，诗人要做的是要让这个表达更有力量，以生命为底色，有时候诗歌的力量读来让人不堪重负。诗人个人的才能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日常生活的经验又要不可缺少的。当代诗歌中，要求越来越多的把日常的生活纳入诗歌表达，于寻常中发现不寻常。普通人看花是花，看水是水，而对于诗人来说，看花不只是花，看水不只是水。诗人的创作非水中花，镜中月，那是于自己灵魂的独一无二的书写。诗人不应当成为大众社会中的异类，而是普通人在当代的共同生活经验的书写者。当一个社会中，诗人被看作异类，不接地气的人，这对诗歌的发展进展自然不是什么好事情。目前社会中写现代诗的门槛不高，这更容易吸引不同的表达。不同的发声，不同的创作，会让现代诗的审美标准变得多元化，更加的包容。画地为牢是不行的，任何艺术形式都只有与当下的现实情境结合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新诗本来就是对旧有文学形式的一种反抗，它不愿意依循固有的成熟的旧诗体例，决心创造出一种自由的文学体式。尽管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探索，形式上的自由，精神上的自由，评判标准的不一，新诗对自由的追求导致了它的旁逸斜出。难以说这到底是好是坏，但是探索的过程本身也足够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