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帝国中兴的希望之所系——《明君与暴君：多面帝王朱元璋》003

帝国中兴的希望

经过一番皇位的激烈争夺，至顺四年即元统元年（1333），时年十四岁的妥欢帖睦尔即位，即元惠宗，后被朱元璋冠以“顺帝”之名号。

妥欢帖睦尔（1320-1370）原本是明宗和世瓎（1300-1329）长子，明宗又是武宗长子、文宗之兄，自武宗去世后，元朝政局混乱不堪，先后涌现出了仁宗、英宗、显宗、晋宗、兴宗五位皇帝。天历元年（1328）九月，兴宗在上都被权臣倒剌沙拥立为帝，与此同时，掌握大都实权的知枢密院事燕帖木儿发动了大都政变，拥立了文宗，在随后的两都之战中，兴宗一方战败，兴宗阿速吉八本人被杀。

燕帖木儿在政变之初，原本是想拥立身在漠北的和世瓎的，但因为路途遥远，只好临时拥立文宗图帖睦尔（1304-1332）。但和世瓎并不想放弃，他在漠北方面的支持下于天历二年正月即位，是为元明宗；随即明宗率兵南下大都，三月间，迫于无奈的文宗只得派人将皇帝宝玺献给明宗，正式禅让帝位，四月间，明宗正式改立图帖睦尔为皇太子。

不过由于明宗从漠北带来的兵力并不多，偏他又削夺去了燕帖木儿的大部分兵权，结果就遭到了暗算，明宗本人于当年七月被毒死，燕帖木儿重新拥戴图帖睦尔复辟，史称“天历之变”。文宗在位期间，燕帖木儿独专朝政，他奢靡无度，吏治更趋腐败。至顺三年八月，文宗病死，终年二十九岁，死前他曾自悔谋害兄长之事，遂向身边的人吐露了真情，并遗诏立明宗之子以自赎。

文宗皇后卜答失里为了掌控朝局，伙同宦官拜住谋杀了明宗皇后八不沙，卜答失里出于迷信，最终还是奉行了文宗遗言，拥立了明宗的次子、时年仅七岁的懿璘质班（生母是八不沙皇后）为帝，是为宁宗（1326-1332）。此时的妥欢帖睦尔（生母是迈来迪皇后）已经十三岁了，本不在皇位考虑之列，可是不曾想宁宗即位才一个月就病死了，已经成为皇太后的卜答失里才又不得不力主拥立妥欢帖睦尔。在此两年之前，妥欢帖睦尔曾被文宗打发到了高丽，但一年后文宗发布诏书称此子实非明宗血胤，故而又将他远徙至广西……

少年的妥欢帖睦尔可谓吃尽了辗转流离之苦，也受尽了朝不保夕的惊吓，只求性命无忧，哪里还敢奢望有朝一日荣登大宝！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他还是在元统元年六月被迎还，于上都开平（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境内）正式承继大位。

妥欢帖睦尔即位之初，燕帖木儿依然秉持国政，并把自己的女儿伯牙吾氏送入宫中成为皇后。燕帖木儿病死后，大权逐渐被右丞相伯颜所掌握，伯牙吾氏遭到废黜，武宗皇后弘吉剌·真哥的侄子、毓德王孛罗帖木儿之女伯颜忽都成为皇后。卜答失里又与伯颜相勾结，不顾群臣的反对，竟要求皇帝把自己立为了“太皇太后”（实际上她只是皇帝的婶母而非祖母），又迫使皇帝把她的儿子燕帖古思立为了太子。

伯颜的角色，恰好类似于康熙时期的鳌拜，这位蒙古武夫型权臣可谓是帝国昏政、恶政的一个缩影，比如他曾一度罢停科举；还曾荒唐地提出尽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后因顺帝不从而作罢。伯颜贪得无厌，时人曾写诗讥讽他道：

百千万锭尤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

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1】

少年顺帝眼见国是日非、大权旁落，为了向天下表明自己的中兴之志，特意在继位的第三年，将年号改为“至元”，因为“至元”乃是元世祖忽必烈曾用过的年号，其恢复祖宗宏业的志向不言自明。顺帝人小志不小，他也像少年康熙一样不甘心做一具傀儡，蓄谋亲掌大政。

脱脱是伯颜的亲侄子，此人少有大志，又深受中原汉文化的熏陶，服膺儒家之说，他眼见国是日非，便很想有一番作为。脱脱看不惯伯颜所为，也为此深感忧虑，他曾对自己的父亲表示道：“伯父大人骄纵已甚，看来是没得救了。万一哪天天子震怒，那么咱们整个家族都可能保不住了。而今不如早作打算，及早的弃暗投明。”【2】

脱脱的父亲是个没主意的人，此时顺帝的周围都是伯颜的亲党，只有近臣世杰班、阿鲁为心腹，于是脱脱与这两人深交，逐渐取得了顺帝的信任，顺帝于是委任他们三人商讨大事。经过一番密谋和准备，至元六年（1340）二月，顺帝在脱脱等人的帮助下终于将伯颜扳倒，而伯颜一去，卜答失里孤掌难鸣，时年二十一岁的顺帝终于实现了“亲政”的理想，并改元“至正”。

至正元年(1341)，顺帝任命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总领军国重事。顺帝、脱脱君臣皆有心起衰振隳，以革除数十年之积弊，大元王朝随即开始了政治上的一系列更新和改革，史称“脱脱更化”。

脱脱新政的主要内容是大兴文治、整顿吏治和发展经济，以竭力培植国家之元气。

大兴文治的首要举措便是恢复科举，其次为修订典籍。至正二年三月，顺帝学着唐朝殿试与宋朝制科的模样，亲试进士达七十八人，尽管这皇帝本身学问欠佳，但至少有了这么一个积极的态度，一时间令士林为之振奋！此外，元廷还遴选了儒臣欧阳玄、李好文等四人在御前进讲，这也是仿照了两宋以来尊师重儒、讲求治道的优良传统。

修史乃是“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3】的大事，自唐以后，修撰前代史事往往要由宰相监修，足见重视程度，而元初对于这一重要工作居然都未予充分重视，亦可见忽必烈缺乏学识及远见。但好在“亡羊补牢，尤未晚也”，《宋史》、《辽史》、《金史》等三代前史便都是在脱脱的主持下才开始加紧编修的，尽管晚出了一个世纪且质量也不敢恭维，但总算聊胜于无，可谓脱脱为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做出的一大杰出贡献——他的名声也因之得以不朽（大家还记得第一次接触《宋史》时留意“脱脱”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吗）！

为立制度使国有章法可循，脱脱又奏请修纂《至正条格》颁行天下，意在改进元朝的法规。

不过在其他方面，脱脱的新政就没有那么顺利了。

纸币在北宋时的蜀地开始出现，至南宋（与金国）才开始在全境发行和流通，进入元朝以后，忽必烈也曾多次在全国发行新纸币，但由于缺乏节制，纸币很容易就会出现超发、贬值现象。至正十年，为了解决当时的通货膨胀问题，脱脱采纳左司都事武琪的建议，实行了变更钞法亦即发行新纸币的做法。不过其结果却事与愿违，由于官吏贪腐败坏下的中央政府的信誉不佳，导致民间多把铜钱藏起而弃用纸币，汉臣吕思诚等人曾对发行新钞提出异议，但顺帝和脱脱都是经济事务方面的外行，因此未能及时改弦易辙；大量新钞印行后，最终导致恶性的通货膨胀，新钞也变得形同废纸，以至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引发社会动荡。

黄河是让中国历代王朝头疼的大问题，元朝自然也不例外，如元统元年（1333）“黄河大溢，河南水灾，两淮旱，民大饥”【4】。有鉴于此，至正十一年元朝政府特意征集了十余万民工，并任命当时的工部尚书、名声尚好的贾鲁为总治河防使，负责修治黄河。

兴修水利本是件兴国利民的大好事，贾鲁能力也较强，所动员的民力比之前代也相对较少，可此时的民生实在太过脆弱，而且在缺乏有效监督的官僚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总是可以化利为弊，何况元朝官吏的素质是有名的低劣。正如前面曾提过的，元朝既然不重视官吏的文化素养，自然这帮家伙的道德水平也就普遍偏低，乃至于贪污纳贿毫不加以掩饰。

元末的叶子奇在其所著《草木子·杂俎篇》中对此举例道：“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为何事也。”

革除官僚主义弊病、有效遏制贪污腐败必须要用雷霆手段才能有济一时，但这种痼疾远非权威不立、能力不足的顺帝君臣所能应付，因此修河之举立马就反转成了一桩害民之举——官吏们大量抽调劳力治河，为追求个人政绩而加紧赶工，竟然不顾农时强迫百姓出工；这帮蛀虫还乘机敲诈勒索，一时间弄得民怨沸腾，百姓的活路愈加无望，最终引爆了一场社会强震！

变钞与修河都害民不浅，当时无名氏所作元曲《醉太平》就痛砭了这一国家乱象：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

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

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

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

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

当然，助推社会危机、诱发社会反抗的重要因素，还有水旱、瘟疫等天灾的流行，以及因人口增加带来的环境压力等；当然，一般而言，权力腐败也会导致政治失能、社会低效运行等虚弱状态，从而加重天灾的伤害。后来的大明开国名臣刘基在1340年代就曾游历过黄泛区，留心到当地民众的极端困苦情形，他便清晰地意识到了大元帝国潜藏的巨大危机。

中国人历来被痛斥为“一盘散沙”，这确乎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正是秦制及后来儒表法里的政治权术所刻意经营的结果。

像西周那种典型的封建制度下的小共同体本位的政体，就算存在底层造反，也多是局部的，无法从根本上动摇一个王朝的统治根基；但封建制度又不利于压制地方精英对国家权力的觊觎，尤其无法适应春秋战国诸侯争雄的需要——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秦制（帝制）应运而生。

秦制国家需要竭力打造出一个民众高度原子化、大共同体本位的社会，目的就在于打破民众的组织性进而牢牢地予以控制（如实行连坐以使其互相监视、互不信任），在战争时期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便于最大限度地调动人力、物力资源。进入大一统王朝之后，从短期效益来看，秦制确实有利于维系中国的和平、稳定局面，因而秦朝虽亡而秦制未亡。

所谓物极必反，对民众进行强控制的中国，却出现了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由底层大反抗推动的王朝更迭现象，这又是为什么呢？被日渐腐坏的绝对专制主义统治折磨得求生不能的民众必然会揭竿而起，无数的流沙，又最终被汇聚成了席卷一切的沙暴！由于中央集权往往会抑制地方精英、地方活力，中央集权越强，这种抑制越有力，因此才给了底层造反者以问鼎最高权力的机会！当然也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相较于封建制，秦制之下普遍民众的社会地位是有所提升的，而且从法律上说皇帝之下近乎人人平等，普通人的阶级大跃迁在正常情况下就已具备了可能性——只是在天下大乱、皇权动摇时会更特殊，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秦朝时民众已经有了这种自觉与自信！

不过，要增大成功的几率，“革命”（这里取其中性意）发动前就必要有一个足够强大而严密的团体将其组织起来，东汉末张角兄弟有五米斗道、北宋末方腊有明教（摩尼教）、太平天国有上帝教等皆属此类，而元末担负此等角色的则主要是白莲教。

白莲教的得名，起源于东晋慧远在庐山东林寺所建的“白莲社”，作为教派则开创于南宋初年的茅子元。白莲教的立教宗旨，主要借鉴了佛教净土宗崇奉阿弥陀佛、往生净土的修持形式，并大量融入天台宗的教义理论，加以通俗化的改造，使之更能为普通百姓所接受。在组织方面，茅子元也一改以往莲社成员间的松散关系，以淀山湖白莲堂为中心，茅氏自称“白莲导师”，公然接受教众膜拜，逐渐将分散全国各地的信徒纳入其控制之下，力图使白莲教成为一支等级有序、组织严密的宗教团体。

为了最大限度地吸纳信徒入教，茅子元还允许信徒们娶妻生子、在家修行，只需要遵守不杀生、不饮酒等几项教条就可以了（事实上等于尽量迎合普通民众）。因此，白莲教在创立之后虽屡遭佛教正统僧人的反对，但却依然迅速传播，到十三世纪初时，已是“处处有习之者”了【5】。

官府虽然敌视民间的大规模组织，尤其是惧怕一些极端、狂热的宗教组织，但却对白莲教、白云宗这两支佛教非正统教派网开一面，大概还是觉得佛教类组织的攻击性不强且往往可以起到安抚民众的效果（如宋徽宗也曾认为道教对政权的稳固有好处，所以曾一度大力扶植道教）。在元朝统治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它们都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和保护，因此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民间秘密宗教。可是有鉴于白莲教的群众基础日益广泛，已经造成社会不稳，且白莲教教义也吸收了一部分弥勒信仰与明教元素，而弥勒教、明教在北宋时就已是一股不安定因素，因此元廷不得不一度下令“禁白莲佛事”，到元末这类禁令更为普遍。

尽管各类民间宗教很容易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但从名义上来说，组织和发动元末民众大暴动的是白莲教而不是明教（摩尼教）【6】，黄河流域白莲教的重要领袖、河北栾城人韩山童在其中又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韩家可谓是一个致力于传教的宗教世家，韩氏的祖父就曾经因为“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被元朝政府“谪徙广平永年县”。不过韩家的传教活动不仅没有休止，反而规模越来越大，地域也越来越广，到韩山童这一代时，他已在河南、江淮间拥有了相当数量的信徒。也许正因为祖父的受难和官府的打压，才令韩山童越发怀有了敌视元朝的态度，加以广大教众对寻找新生、改变命运的热望，使得白莲教愈加变得火药味十足。

安徽颍州人刘福通是韩山童的重要辅佐，刘氏自称是南宋大将刘光世的后人（号为“中兴四将”之一的刘光世名头虽然响亮，其实能力并不强，声誉也很差，南宋大儒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曾指出：“光世在当时贪财好色，无与为比，军政极是弛坏，罢之未为不是。”刘基倒真是刘光世八世孙）。刘福通及一干人追随教主韩山童以白莲教组织民众，宣称“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又到处宣传说韩氏本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

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

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

这几句杀气腾腾的顺口溜，就是他们的教旨，也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底层受压迫民众最急切的心声！

【1】《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七《讥伯颜太师》，该诗是在伯颜死后所作。

【2】参见《元史·脱脱传》，史书中原文皆为文言，在本传中，为了便于读者理解，笔者多将史书原文译为白话，特此加以说明。

【3】刘知几《史通·曲笔》

【4】《元史·顺帝本纪》

【5】参见《元代文化史》“第三章、多种宗教的发展”，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6】参见杨讷《元代白莲教研究》一书，作者推翻了吴晗的旧说。不过也有说法认为，在当时明教与白莲教已经合流，如范立舟《白莲教与宋元下层社会》中所述：“元代中叶起，白莲教在乡村的运作过程中，有一种清晰的现象逐渐显现，那就是与弥勒信仰的交互融合，呈现出白莲教、明教、弥勒信仰三位叠加的情形。”在马小鹤《光明的使者：摩尼与摩尼教》则指出：韩山童祖父是白莲会，其教义混合了白莲教、弥勒教。另田海（荷）《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中则认为：“韩山童的宗教思想符合古老的弥勒信仰传统，与摩尼教或白莲教传统毫不相干。韩山童的祖父是白莲会成员的证据似乎比较模糊，有关证据只在三则史料中出现过，而且它们还都来自同一原始材料。这自然不意味着旧式白莲运动发生了质的变化。”笔者综合诸说，倾向于认为三教混融而以白莲教为名号的说法。历来各种宗教、思想都很容易互相影响，所谓元末“白莲教”中大概也吸收了其他各类民间宗教甚至道教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