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友尽，是否是必然？

很遗憾，我的答案是，也许是的。

前不久，《人物》杂志推出了一篇高流量文章《中年后，我成了没有朋友的人》。我在阅读时试图反抗这个结论，但是反对无效。

一日，和一位二十年老友小聚，席间却有一种淡淡的惆怅萦绕着我：为何当年近乎“携手日同行”的好朋友，却变成了保守主义的化身呢？对面这个人，真是让我熟悉又陌生啊！

友情的门槛，很大程度上在一些社会闻人的口中被降低了。比如俞敏洪、李国庆，经常朋友长朋友短、左一个朋友右一个朋友的，似乎朋友多和人的成功之间产生了必然关联。但也有一位名人以容易“友尽”而著称，那就是周星驰。到底谁对谁错？

同样是名人的沈腾，有句话也许“真相”了。在《王牌对王牌》节目中，聊到人这一辈子能有几个好朋友时，沈腾伸出一只手说，能有这个数就不错了。也许这才是中年友谊的真实生态。

时间的滋养，能令友情更富光泽。但在现实生活里，和旧友往往处在持续分化的路上。无论是从光屁股娃娃一起长大的发小，还是一起扛过枪有过命交情的铁哥们，情谊还在，难保内在世界还在同一轨道上。

人是经验的产物，会越来越相信自己所确证的经验。一旦大家的社会角色、生活经历出现了较大分异，所信奉的价值、秉持的态度、具体的做事方法都会有很大不同。最简单例子，年轻时能坐而论道的朋友，人过中年以后，可能就围着老婆孩子转。且不说内心给你留出多少空间，再和对方谈文说艺，人家可能就觉得有点“跟不上”了。

再举个经典友谊的例子。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段广为传颂，也不可多得的佳话，那就是诗仙和诗圣的友情。可我最近看到一个观点，原来李杜之间在晚年也有“裂穴”的趋向。两位大诗人的暮年，聚少离多，杜甫曾给李白写过一首长诗，《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一吐相思之情的同时，暗含对其生平事的评价。

“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诗中的千古名句无需说，问题在于，李白下庐山从永王东巡并不算犯罪而是冤枉，可是杜甫却把它说成为找饭吃而受到处分。所以李白《古风》第五十九首就暗暗地“怼”了回去：嗟嗟失欢客，勤问何所规？意为，呵呵，你同样是穷途末路的流浪者，殷勤问候我，到底要规戒我些什么？话说到这份儿，用《亮剑》里的话说，俩人“尿不到一个壶里”了。

朋友间最讲究默契，可心心相印何其难也！也许说，既然过去的友情难以复燃，在新的维度上再去建立友谊不就得了？还是难上加难，最大的原因在于“伪”。

这个观点借鉴自道家名句“智慧出，有大伪”。随着人的社会化、体制化程度加深，渐渐形成了社会人格，或者说戴上了社会面具，极大地干扰了固有人格，对人对事的判断也无一不着上社会之色。所以友谊成了社会化大协作的附属品，而不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扩展。

就比如，今年的百度副总裁事件，媒体人老梁评价她是充当打手唱黑脸的人。结果一唱就把内心的善良温存唱丢了。想一想，如果人的行为里，掺杂了越来越多不知不觉间形成的假面孔，而不是以内心真实一面示人。这种条件下“赢得”的友谊，会不会掺杂着一丝疲惫在里面呢？这样的友情，还能对味儿吗？

这就是为什么“友尽”随时可能发生，但在中年时段的发生率更高的原因。一是，人到中年，实际上完成了生命历程中若干重大抉择，也就自我肯认了若干重要价值取向，社会人格趋于成熟，个体差异显著扩大，内在观念更不容易达成一致。

二是，越来越学会将真实的自己藏起来，真性情外露得越来越少，生命能量互动的可能性在降低。脾气相投不难，但真正过渡到思想相通，有着长长的路要走，需要用很多交流剥掉厚厚的壳，人们普遍对此缺乏耐心，至多是熟人。

当然，朋友的界定，本身就可窄可宽，至少可以分为义气的朋友、解闷的朋友、同好的朋友、交换意见的朋友、志同道合的朋友，等等。可能人到中年，存下的朋友就像电脑硬盘一样，有了功能分区。但是，我内心还是保持着对友谊的核心认同，那就是在脾气相投基础上，有思想观念层面的共振、交流深度的下探。其他的朋友，往往在意念里或者功用层面，却不在灵魂深处。

友情如火，可心底那份冷冽，却一直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