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花儿落了
2024年8月16日早上7点28分（医院开具死亡证明的时间是7点33分），我永远地失去了爸爸。原本2024年阴历8月18日，他正好过56岁的生日。
是弟弟打电话通知我的。
第一通电话打过来时，我正在给小女儿洗脸，弄完就要去坐地铁上班了。看到手机屏幕上出现的人名时，一股不祥的预感从我心头闪过，“该不是爸爸不好了吧”。
接通后，电话那边是弟弟压抑的声音，“姐姐，我现在在医院，爸爸要不行了，你看下怎么买票，赶回来吧……”；挂完电话，我慌忙出了主卧房门，弟弟带着隐忍的哭声又打过来，“姐姐，爸爸已经走了……”说完仓促间挂掉了电话。
我来不及悲伤，赶紧请老公买票，并开始收拾简单的行李。此时两个孩子还跟在我身边拉拉扯扯，我去厨房门口告诉公公这个消息，他一边抹了抹眼泪，一边走出来看了一下挂钟的时间，面对忧心忡忡的我，他安慰道，“你放心回老家吧，两个娃我和你老妈肯定弄得好好的”；我又返回主卧继续收拾行李，婆婆说，“咋会不难过哦，但是你要坚强，没有办法的事情，你还有两个娃”。
故事总是惊人的相似，只不过这一次是真的说再见的时候了。
几个月前的5月28日，我像往常一样早早地到了公司，正在吃早饭的时候，突然陆续接到大舅的微信语音通话和电话。当然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因为平时大舅并不会经常联系我，且还是在这么早的时候，该不会是爸爸在上班的时候出了什么事情？
几分钟之后，妈妈在电话那头哭诉着跟我说，“你爸这几天说肚子不舒服，没办法大便，昨晚我们送过来急诊，医生说你爸有两个胆结石，还很可能是肝癌晚期，怕是要不行了，医生让明天去市区医院再做一个检查……”
我有点慌，但还是假装镇定起来，安慰电话那头的妈妈不要慌，该做的检查要配合。同时，让妈妈把爸爸急诊的检查单拍给我看看；然后，又打电话给老公说明情况，商量出发的时间。上海这边也不是能马上撒手不管，毕竟我还有两个不到2岁的娃，从出生还没有离开过我一天，出发之前需要安排下。
验血和B超单陆续发了过来，甲胎蛋白的指标高出正常指标很多，B超和CT上面也有不利的提示。增强CT的检查是必备的，医生的安排也算合理。在网上查询一些资料之后，我心里大概知道晚期肝癌的预后并不是很理想，爸爸的病真的是“前途未卜”啊……我的爸爸怎么会得这个病呢？是因为他经常抽烟，喜欢喝酒么？
那一通电话之后的隔天，我坐最早的一班飞机赶回三峡机场，然后直奔爸爸预约做增强CT的医院。妈妈说，主治医生已经基本判定是肝癌了，做增强CT只是再确诊下，情况不会很好的。“不要将肝癌这个事情告诉爸爸，只说是胆结石，记得”，妈妈不忘交代道。
早上十点多到医院时，正好爸爸和妈妈以及几个姑姑姑父也到了。在检查室的过道里，爸爸缓步向我走来，我赶紧迎上去。他晒黑了、变瘦了、皮肤有些干燥，手腕上系着住院的手环。他不是我记忆中爸爸的样子了。我带着他去窗口打造影针，然后去检查室做检查，之后再返回江南院区的住院部等结果。我们一行人甚至去医院附近的一家火锅店一起吃了午饭。
如今说来愧疚和抱歉，上一回见到爸爸，还是在2021年的国庆假期，我们回宜昌老家办婚礼（我们的婚礼是分别在云南和宜昌办的，云南的婚礼2020年年初就办完，后面受疫情影响，宜昌的婚礼一直没有办）。仪式办完，结婚证领好，在家里还逗留了几天，临出发的那天，爸爸坐在阳台上整理他的渔具，也没有多少言语。后面到家后跟妈妈通话，妈妈安慰我说，“你别看他没说话，他坐在那里偷偷抹眼泪呢”。
这么一算，我有将近3年没有回家了，这3年间我都在忙啥？工作上经历了双减的震荡与迷茫；烫伤一次；怀双胞胎；经历上海的封控；没多久就是两个娃早产；然后开启艰辛带娃，以及产假结束后23年2月起的艰难复工。我的外公和奶奶在这期间也陆续去世了，老一辈人只剩下我的外婆了。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我被裹挟在其中，没有心力跳脱出来。我总是梦见在不同的地方，我所种的花忘记浇水，逐渐干枯了。而它们明明之前长得那么茂盛呢。这样的梦大概是有寓意的，也许是我自我的一部分，或者我所珍视的一部分，被压抑和忽视太久了。回老家、见爸妈，仅仅变成了心头的一个念想。
反而是在2024年，从5月底开始，我回了四次老家。可是每一次，我所珍视和宝贝的东西，都在渐渐流失。
5月底第一次回家，爸爸确诊了。我前后在医院陪了他几天，不到一周。那时他还能下楼遛弯，我们一起去医院楼下走了一个大大的圈，还绕到幼儿园的铁栅栏前，观看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排练六一儿童节的节目；他的胃口还可以，我给他买了蜜雪冰城的奶茶、北京烤鸭，好歹都能吃一些；他还时不时说个笑话，和同病房的老爷爷聊天，对自己的病情充满了乐观，是不是会说“等我好了，我要……”
陪护的时候，午餐和晚餐基本就在附近的饭馆下单，老板娘差人骑电动车送过来。爸爸每次都叮嘱妈妈说，“让老板搞一条鲫鱼，姑娘喜欢吃鲫鱼”，我喊爸爸吃鱼，他说“你又不是不晓得，爸爸喜欢钓鱼，不喜欢吃鱼”，顶多只是用鱼汤拌饭吃；病房是三人间，我去洗澡的时候，爸爸又跟我唠叨说，“你洗澡的时候，记得要把这个门从里面反锁着，要注意安全”。这个提醒我锁门的习惯，从我小时候提醒到现在。
这一次返程之前，见了主治医生杨医生，也和亲戚们商量爸爸的病情。医生这一方面，对照爸爸历次检查的片子，非常坦诚地告诉我们，“肝已经坏掉三分之二了，并且在转移，已经不建议手术了，保守治疗，让他舒服点吧”；亲戚这边，因为近几年见过亲友中同类病例的情况，在化疗介入后没多久人就去了，也是坚持不要给爸爸做靶向治疗，只做保守治疗；并且，也一致坚持不要告诉爸爸实情，“只说是严重的胆结石，不要说肺癌，说肺癌的话，以他的性格，去的更快”。于是，返回上海之前，四姑父开车带着爸爸，我们一行去枝江见了一个老中医，开了一个疗程的中药。
时间过得真快，我就要返程上海了，妈妈、弟弟和我三个人商量之后，在一个只有我们四人的空档，非常严肃且认真地向爸爸“宣告”了他病情的严重程度，当然没有透露一丝一毫癌症的信息，只说“你的胆结石非常严重，医生不建议手术了，这几天先在医院消炎，炎症退了就可以回家了。另外，这边医院医生和老中医都叮嘱过，烟和酒是绝对不能再沾了；班也是不能再上了，回家之后，想钓鱼就钓鱼，想拉二胡就拉二胡，三餐和药准点吃……”
爸爸愣了一下，有点流眼泪，但很快就接受了这个事实，开始和我们说话。这以后，有时候他去病房的走廊里转转，去找认识的病友聊聊天。我买的苦荞，也坚持在泡茶喝。后面我带着不舍和担忧回了上海，告诉妈妈一旦有任何情况，一定要及时告诉我。另外，又时不时给爸爸电话，问他吃饭没有、大小便是否正常、有没有哪里明显不舒服、不要吃烟喝酒，到后面爸爸都嫌我每天打卡烦人。
也是在这期间，爸爸的四个姐姐，以及妈妈的哥哥，还有之前走得近的亲戚朋友们， 每天轮换着来医院或者家里“打卡”。家里总是那么的热闹，大家都来关心爸爸的病情，和他聊聊天。爸爸有时候想吃懒豆腐，有时候想吃干鱼，有时候想吃杏子，还有时候想吃甜烧饼，妈妈和亲人们无一没有满足他的。虽然每次做好他只是吃了一点点，但也还是尽力去满足他的需求。后面我和妈妈说，虽然爸爸在世的时候，我们没有和他明说病情，但是从这个探病的阵仗，以及他后面身体不适的表现，或许他心里也会有一丝感觉，知道自己或许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吧。毕竟，他一直以来身体都是很好的，没怎么生过病。
8月初第二次回家，那时候爸爸肚子已经有一段时间的胀意（估摸是癌细胞扩散，挤压空间，加上有腹水），食欲也所剩无几。我跟妈妈说，“有腹水就是不好的征兆了，要多注意点”。这次去医院，医生已经不接收了，好说歹说，在医院住了几天，常规打针挂水。我和妈妈商量着早点带小孩回老家，否则就再难见到外公了，尽管带不满2岁的双胞胎出远门是一个难题。
于是，爸爸第二次出院回家后没几天，8月4日，我和老公、婆婆三个大人，带着将满2岁的双胞胎女儿回家了。从上海浦东飞汉口，再从汉口转高铁到宜昌东站，到站后找到我们租好的车开到江南，到家的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多。爸爸盘腿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等我们，时不时靠在沙发上。
一个多月不见，他又瘦了很多，肚子大得明显，皮肤明显发黄，每天几乎不吃东西。他的情况很不好了。吃饭的时候，他在一边的沙发上靠着。过了一会，他挪到饭桌上来，看鲫鱼摆在我老公的面前，于是一边端起来和我面前的清炒四季豆换位置，一边对我老公说，“对不起了啊，我姑娘喜欢吃鲫鱼”。
两个外孙女第一次回来，爸爸自然是高兴的。但是他的身体状况，已经没办法支持他去抱娃，或者是带娃了，他顶多是在孙女凑过去的时候，对她们笑笑。或者是在孙女喊爷爷的时候，欢快地应一声。有时候，他慢悠悠地挪到卧室里面，找出来老早之前就留意收着的玩具，或者是一辆小车，或者是一串项链，给小孩子玩。
这一次，我们总共在家逗留了一周左右。到家的第二天，爸爸说想去三峡大坝，但老公租的车开不到那里，于是改行程说去车溪风景区。早上出门，中午十一点左右就回来了。到了车溪门口，爸爸体力不支，租了轮椅坐着。进去的路也难走，经不起折腾，于是同行的大姑和三姑商量着没有再往里走，带爸爸回来了。
爸爸之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没事在家的时候就喜欢鼓捣各种音响设备，甚至在窗台上还有一个电子琴。但这次病中，他却尤其怕吵。不到两岁的小孩子，已经迎来了“可怕的两岁”，在家里不是叫就是跳，时不时抢个东西打个架，自然是不会安静的。于是爸爸躲进了卧室，关起了房门，又怕我们多意思，托妈妈给我们转述说，白天的时候尽量带娃出去玩，让爸爸安静着稍微休息下。
这一点我们自然是知道的，于是带两个娃尽量在外面多呆。有一天我们早早出门，老公、婆婆和我，三个人带着双胞胎姐妹在三峡游客中心坐船，一路向上去三峡大坝。早上七点多出门，晚上大概快八点才到家。一路上基本上在赶景点，三十几度的高温天，坝区基本是水泥建筑，晒得很。好在娃并没有闹，姨妈期抱着累点就累点吧。我们在游船船头和坝区都拍了合照，等到家之后一定要拿给爸爸看，就当是爸爸亲自去看了吧。
过葛洲坝船闸的时候，大家都簇拥在船头拍照，就连老公也凑过来。我却想起来，葛洲坝对我并不是陌生的事物啊。在我小的时候，那时候可以骑自行车从葛洲坝上的路面过去，还需要办理行车证呢。爸爸用自行车载着我，不知道从那上面过了多少次哦。升船机是可以看到的，开闸放水的时候，激起的水流边还会挂着小小的彩虹。至于秋冬，上坝之前的路边，还有高高的柿子树，曾是自行车后座上我的盼望之一。
我们带着娃在家总共一周的时间，我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和爸爸好好相处，不是在带娃，就是在带娃。好不容易能说几句话，总绕不开“要不要吃这个”之类的。临出发的前一天早上，两个孩子去三峡累到了，还没起床。我去爸爸的房间看他，他躺在躺椅上，见我进去，叮嘱妈妈当场给我拿两个孙女的见面红包，又叮嘱我说，等孩子大一点要好好教她们规矩，“从小没规矩，长大了不好纠正，总是像现在这么闹是不行的，要好好教育”，又叮嘱我说，孩子不对的时候，该教训的时候应该教训，但是只能打手和屁股，其他地方不能碰，“你弟小时候有一次，我生气打了他的脸，鼻子到现在还是会流血，我还不是后悔”。就这样絮絮叨叨，爸爸自己讲着讲着也有点流眼泪，我也没忍住。于是两个人对着流了一会儿眼泪。
第二天的飞机上午9点多起飞，我们七点就要从家里出门。临出门的时候，爸爸已经靠在客厅的沙发上了，“爸爸，我给你拍张照片吧”，爸爸瞅着我，略带严厉地说，“我看你还不快点走，一哈儿赶不到飞机了”。于是，我只好心情沉重地，拖家带口地去赶飞机去了。这一面，或许真的就是最后一面了，可是我多想留住过去的时光啊。
人到上海，心却总牵挂着家里的爸爸。我知道他情况很不好，本应该在病床前日夜侍奉的，但却因为现实而不能。多么残酷啊，我在上海等着爸爸的“信息”，一旦爸爸不好了，我要第一时间赶回去。这真是令人难受的感受，从念高中起，我就离爸爸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了。
8月10号返程上海，上了几天班，爸爸就彻底不好了。8月16日当天，接到爸爸去世的信息时，已经没有当日返回宜昌的航班，只好临时买高铁赶回家，上海站出发，南京南同站换乘。到家的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刚到小区楼下，妈妈和帮忙的亲戚们正准备去饭馆里面吃饭，爸爸已经安顿在殡仪馆的冰棺里面。17、18停灵两天，19号葬礼，20号火化加下葬。
囫囵吃完晚饭回家，亲戚们都已散去，妈妈开始扔爸爸的东西，那些穿过或者簇新的四季衣裳、鞋子；爸爸日常宝贝的一些玩意儿，还在世时睡过的躺椅，妈妈都分门别类装好，嘱咐我和弟弟一会运到楼下的爱心回收站塞进去，如果有人捡到愿意要就要，不愿意要就送去垃圾站。我想插手留一些东西，比如爸爸曾经喜欢的邓丽君的碟片，但被妈妈粗暴地制止了。“你是想留着这些东西，让我看着它们想起你爸爸，然后伤心是吗？”我想她那时也是悲从中来，这次爸爸生病，最操心劳神的就是她了，硬是苦苦撑了两个多月。于是，我边帮忙收，边掉眼泪，同时“顺手牵羊”，偷偷藏一点东西。
比如，我坚持留下了爸爸的本子。有一个棕色封皮的笔记本，翻开时扉页上写着“孙子的生日是8月19号”。是的，孙女们是8月19号出生的，可是她们的外公要在8月19号办葬礼。这是多么大的反讽呢，极喜与极悲，新生与告别的激烈碰撞。一时间悲从中来，不能自拔。等两个孩子长大，或许对外公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本以为，有一天可以带着两个女儿回老家，让外公带着她们一起去钓鱼，一起去兜风，让孩子们感受到外公的手巧与细心。
8月19号，我们早早到了殡仪馆，先把灵堂布置好。大概十点左右，在仪式主持人和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爸爸的遗体从冰棺转移到了灵堂，开冰棺确认的时候，我瞟了一眼，他的脸色铁青，没有表情，就像沉睡了一般。
灵堂里面一直放着哀乐，这声音让人愈发难过。爸爸的遗照投影出来了，陆陆续续有亲人前来吊唁。傍晚的时候，按照传统习俗，丧乐陆续吹吹打打进门，我从里面迅速捕捉到熟悉的唢呐声，嘹亮的、凌厉的、婉转的、嘶哑的。
以前，爸爸也是那个业余帮忙吹唢呐的人，凡是有葬礼的场合，需要他们这个丧乐队的，他都会去，也会带上我。我跟着爸爸吃了很多场白事的酒席。从葬礼当天，到第二天上山下葬，见过了太多灵堂、太多孝子、太多哭泣、太多花圈了。但是这一次，那个吹唢呐的人躺在这里，由别人替他吹出那一曲唢呐，由别人替他敲响那扇铜锣，由别人替他布置一个体面庄重的灵堂，是自己的女儿和儿子在这里跪着给他守灵。想到这里，又是悲从中来，眼泪和鼻涕一同下来。
等亲戚们基本都到了，晚上七点左右开席吃饭。在那之前是告别仪式，灵堂的棺木会打开，所有人排长队绕灵一圈，最后看一眼死者。这一眼之后就是闭棺，明天清晨直接去火葬场火化。
我们跟随着司仪的安排，密密麻麻、整整齐齐地排成方队。我是第一排最右边的那个，也是绕圈告别仪式打头阵的一个。走近爸爸躺着的棺木时，我突然绷不住了，一遍一遍哭着喊“爸爸”。是啊，这一次喊爸爸，至少还有一具肉身；下一次喊爸爸，只能对着空气，或者在心里默念了。我真的没有爸爸了。我哭了好一会才慢慢止下来。就让我哭个够吧，以免在不能流泪的出殡日掉眼泪。
那一晚，我和弟弟，两边的亲戚以及我的老公，都在灵堂守了整整一夜。唱古的先生一直唱，传统仪式按照步骤进行着。早上六点多，我们几辆车向火葬场出发，打头的是我和弟弟，爸爸躺在棺木里。按照习俗，我 请开车的师傅在过大桥的时候靠右边慢行，用力将一把硬币抛向长江里。爸爸，请您走好，算是和您道歉、道别、道爱、道谢了。
爸爸的葬礼结束之后，我们回到了上海。总感觉有些恍惚，回想起之前爸爸在世时的点滴，极容易心痛，极容易流泪。十五的月亮要圆了，会想起爸爸；听到口琴演奏，会想起爸爸；吃鱼的时候，会想起爸爸；孩子喊爷爷的时候，会想起爸爸……很多时候，突然间想起爸爸，然后泪水控制不住往下流……
我的爸爸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人，虽然他近几年脾气渐渐变得不好（很大部分和肝癌有关）。我记忆里的爸爸，会在走亲戚喝醉酒回家的晚上，把我驮在肩膀上走夜路，顶着漫天星光和一路蛙鸣，稍稍趔趄地赶回家；会在炎炎夏日，把破旧的卡车轮胎充满气，投放在家门口的堰塘里，带我们在水面上漂着；会在我想要吃葱油饼干和荔枝的时候，即使很贵也会咬牙买给我；会在我每次开学的时候，骑自行车送我去学校报名，等我领新书回家的时候，用旧美术课本的内页帮我包出精致的书皮；会在我小时候生病感冒发烧的时候，即使已经是夜里的十二点，也要蹬着自行车送我去医务室检查；会在我上物理课要做小模型的时候，帮我用铁丝拧成想要的形状；会在我每次离家的时候，拎着行李送我上车，目送我离开；会在想我的时候主动给我打电话，又在挂电话的时候郑重地说“再见”；会在我担心自己做不到或者做得不好时，跟我说“爸爸相信你”、“慢慢来”……
这么好的爸爸，就这样在20号上午化成了骨灰盒里的一盒白骨，然后安放在风水先生选定的一方小墓地里。弟弟说，“现在爸爸就剩这点东西了”。我说，“不，爸爸留给我们的关爱和叮嘱，以及期盼都还在，那也是爸爸”。
9月15号，为了准时参加爸爸的五七（一般人去世之日后的三十五天，根据实际情况会稍微提前），考虑到台风贝碧嘉的影响，我将原定16号出发的航班调整到了15号（后来证明这种调整是明智的，因为受台风影响，15号晚上八点之后的所有航班都停了）。17号正好是八月十五，是定好爸爸五七的日子，距离他五十六岁的生日只差几天。亲近的好友们都到了，吃完午饭后稍作休息，我们顶着三十多度的高温，到公墓给爸爸做五七的仪式。先请爸爸吃饭，抽烟，喝酒，再用生日蛋糕、月饼；再给爸爸烧包袱（至亲好友每人一份，请风水先生写好，然后烧给爸爸），送别墅、车等（纸扎的，需要由女儿购买，在五七这一天烧好送过去）；再送纸钱、点香；最后，再把亲朋好友们带来的菊花整理好摆放在墓前。仪式结束后，我们去给去年十月过世的奶奶烧纸，她的墓地就在十几步远的地方；又绕道去给前年过世的外公烧纸。在这青山之上，埋藏着多少人的牵挂与不舍呢。从此也算上我沉重的一份吧。
爸爸生病之前，业余时间会养花。从前独门独户住的时候，房前空地上养过碗口般大小的月季花；后来养桂花树、松树。住到高层之后，爸爸在花盆里面养花。我们回宜昌结婚那年，我给他在网上购买了天狼家的几盆月季，但后面没有留下来。一直以来活得很好的，是卧室里的那盆文竹，十分茂盛，长成了一颗小树的样子，甚至开始结种子。爸爸提过好几次，要用收集的种子培育出新的文竹，他还十分自豪。自他五月底生病以来，家里的文竹疏于照顾，终于死掉了。妈妈种在客厅里一盆茂盛的金枝玉叶，也死掉了。是不是亲人的离世总会带去曾亲手侍奉的花花草草，因为人不在了。
爸爸的花儿落了，我再也不是小孩子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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