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90后作家爱德华·路易：写下自己和家人的故事，就是一种抗争

2014年，一名22岁的法国青年埃迪·贝乐盖勒，在门槛出版社发表了首部作品《和埃迪做个了断》，这本自传体小说因其犀利的言辞、充沛的情感、激进的态度在法国文坛引起轰动，安妮·埃尔诺评价其作品“充满力量，充满心惊肉跳的真相”。

这位年轻作家更愿意大家称呼他爱德华·路易，这是他上高中之后给自己取的名字，而埃迪·贝乐盖勒则代表着他想要割席的过去。

爱德华·路易©All photos by Arnaud Delrue

大学期间，爱德华·路易结识了来校做讲座的迪迪埃·埃里蓬，后者的《回归故里》给了他极大的精神慰藉，他发现原来困扰自己的身份问题、原生家庭问题并非个例，他不是一个“不正常”的人。正是在迪迪埃·埃里蓬的鼓励下，爱德华·路易完成了一系列作品，目前作品被翻译成三十多国语言，成为了国际文坛上不容忽视的新生代作家。

《和埃迪做个了断》主要讲述了作者本人的故事，到了《谁杀了我的父亲》《一个女性的抗争和蜕变》，爱德华·路易把视角转向了父亲和母亲身上，他沿袭了迪迪埃·埃里蓬和安妮·埃尔诺的写作传统，以自身经历来揭露法国社会的弊端。上海译文社近期重磅推出爱德华·路易这两部作品：

爱德华·路易笔下的世界是残酷的，他从不会美化穷人的世界，他只是正视，然后记录，但我们可以从他充满激情的文字中读出他对父母复杂的情感，犹如污泥里绽放的花朵。爱德华·路易说自己为了抗争而写作：“如果你不是为了抗争而写作，那它就不值得。”

01改名：和埃迪做个了断

爱德华·路易，1992年生于法国北部小镇阿朗库尔（Hallencourt），原名埃迪·贝乐盖勒（Eddy Bellegueule）。可以从Eddy这个名字看出，这不是一个典型的法国人名。爱德华·路易的父亲是美国西部片的爱好者，孩子出生后，给他取了一个英语名字。Bellegueule这个姓也非常有意思，gueule可以解释为“嘴巴、脸蛋”，那bellegueule的意思就成了“漂亮脸蛋”。爱德华·路易不喜欢这个名字，在他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后，便改了一个完全法国的名字：爱德华·路易（Edouard Louis）。

在《一个女性的抗争与蜕变》的故事最后，与父亲割席的母亲，也改了姓，给自己编了新的姓氏。

她改了姓，和我一样。她不想再姓贝勒盖乐，这个我生下来就使用且和她共享的姓，一个沉重的平民姓氏。她根据她母亲的娘家姓和继父的姓给自己编了个姓氏。她对我展示她的新身份证，对我说，“这姓挺高级不是？”——《一个女性的抗争与蜕变》

02逃离：村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

爱德华·路易是村里的异数。在无人在乎学业，大家都是上完初中便进厂工作或者游手好闲的村子里，爱德华·路易成了第一个上高中、上大学的人。他去亚眠上高中，是他第一次离开故乡农村，来到所属大区的省会城市亚眠。之后，他在大学期间得到《回归故里》的作者迪迪埃·埃里蓬的赏识，继而跟随他做博士论文。

一切都在我高中第一年骤然改变。我是我们家唯一开始求学的人。在那儿，高中，我突然遭遇了一个我不了解的世界。我遇到的成为我朋友的那些人，他们阅读，上剧院，有时甚至去听歌剧。他们外出旅行。他们说话、穿衣、思考的方式与我和你在一起经历过的截然不同。我进入了你一直称作布尔乔亚之人的世界，并立刻希望变得和他们一样。——《谁杀了我的父亲》

2013年，他和安妮·埃尔诺、迪迪埃·埃里蓬等人一同编纂布尔迪厄作品集《传承的不服从》（L’insoumission en héritage）。

03阶级暴力：谁杀了我的父亲？

《谁杀了我的父亲》中，爱德华·路易用多个童年生活的片段，描摹自己与父亲的紧张关系：我不是父亲眼中充满男子气概的儿子，他也不是我眼中的合格父亲。他酗酒、家暴，和朋友整晚泡酒吧，但在一次次探望父亲的过程中，爱德华·路易开始试图理解他的过去，打破父与子之间的沉默和隔阂。

同时，他在不长的篇幅中，探讨了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他的家乡阿朗库尔的工人阶级的困境。他以清醒的眼光描述了一个人缓慢而持续的堕落过程：作为穷苦人，父亲在14岁时决定辍学；他曾试图避免其他工人遭受的命运，但失败了；他在工作中遭遇了事故，导致背部受伤，丧失了工作能力；最后，在国家取消了他的残疾福利后，他被迫重返工作岗位。

父亲经历的，是一场社会对他的判决和抛弃。

你的人生证明我们不是我们的作为，相反，我们是我们的无为，因为世界或者社会阻止了我们。因为迪迪耶·埃里蓬所称的判决降临于我们，同性恋、跨性别、女性、黑人、穷人，导致我们无缘某些生活、某些经验、某些梦想。

你的苦难史记录了这些人名。你的人生史就是这些相继压垮你的人的历史。你的身体史就是这些相继毁了你的人名的历史。你的身体史控诉政治史。——《谁杀了我的父亲》

04女性抗争：“我鼓励她丢弃母亲的角色”

写《一个女性的抗争和蜕变》时，爱德华·路易的笔触柔和下来：“我透过门缝看着她，尝试理解她内心的波澜。”当他第一次看到母亲年轻时候的照片，他才意识到：她也自由过，怀揣过梦想。她想要成为厨师，但因为怀孕而中断了学业，接着结婚生子，离婚再婚。于是他不希望她要当儿子的护工，鼓励她丢弃母亲的角色。

爱德华·路易说，母亲故事的核心是：“她离开了一个囚禁了她25年的男人。我父亲总是告诉她：你待在家里，做家务，带孩子，不化妆——如果她想化妆，他会嘲笑她的。有一天，她挣脱了锁链，离开了，彻底改造了自己，在50多岁时，她找到了美好的自由，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家，来到了城市。”（《卫报》）

通过一场与母亲一起的抗争，两人完成了各自的救赎。《一个女性的抗争和蜕变》在法国被誉为爱德华·路易迄今为止最好的一本书。

她确信自己应该有另一个人生，这个人生抽象地存在于某处，某个潜在的世界，离到手就差一点，她的人生成为现实中这样只是因为意外。

不再和她一起生活之后，我发觉她的生活里尽是暴力。在我的新世界里，女性受到的待遇与我妈当时、以前，或者村里其他女性所受到的待遇全然不同。我在亚眠从未见过有男人当众羞辱自己的女人，从未见过青肿的面庞，就像我大姐和住在她家的男人吵架后的脸，或者像安杰莉克和我大哥吵架后的脸。——《一个女性的抗争和蜕变》

05自传性写作：我写它们是因为我希望人们谈论自己

The Nation 杂志评价“爱德华·路易写作的魅力之一在于他毫无掩饰、毫无歉意的愤怒”。谈到自传性写作，爱德华·路易说：“在写作过程中，我试图讲述我周遭的经历。现实就像一个结构。如果你不理解整个结构，你就无法理解整个事情。”

“对我来说，写作是为人们提供谈论自己的工具。在我们周围滋生的感受、发生的事情，无穷无尽。写一些东西就是让事情变得可以说出口，可以向别人讲述。当西蒙娜·德·波伏娃出版《第二性》时，突然有很多女性说：‘我有同样的感受，但我无法谈论它们！’来自各大洲的数千封信说：‘我无法表达这些事情，但现在它们可以说了！’当我写书时，我写它们是因为我希望人们谈论自己。当他们说你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并且他们起谈论自己，这是别人能给我的最好礼物。”（Interview杂志）

06思考自身：成为爱德华·路易之后

而今，爱德华·路易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实现了阶层跨越，法国北部贫困农村的男孩埃迪·贝乐盖勒一步步成为了巴黎文学界的宠儿爱德华·路易。

美国媒体草率地把爱德华·路易和《乡下人的悲歌》的作者万斯（特朗普的竞选副手）拿来作比较。两人都试图解释为什么他们生活的社区会改变政治立场，即：为什么这些人会被玛丽娜·勒庞和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的人吸引。然而，只有傻瓜才会把爱德华·路易和万斯混为一谈。他们可能都描写了被遗弃的社区，写了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底层人民，但两人给出了不一样的解决方案。万斯在他的竞选纲领中提到了反堕胎、反移民主张，而爱德华·路易概括了知识分子的使命：“让左翼焕发活力。”万斯想要城堡的钥匙；爱德华·路易想要把它夷为平地。

《乡下人的悲歌》作者万斯

爱德华·路易不希望成为阶级的变节者，他想要写底层的人民，写他们的人生，用文字来进行抗争，或者，如安妮·埃尔诺所说，她的写作，是在为她的族群复仇。

“对统治者而言，政治只是个审美问题：一种思考自身的方式，一种看待世界、构建个人的方式。对我们，那却是非生即死。”

07彩蛋：我经常觉得我爱你。

《谁杀了我的父亲》里有一段关于生日礼物的故事，让很多读者受到触动。

《我在北京送快递》作者胡安焉说“真的深深地刺痛我”。作为首发彩蛋分享给大家：

最难忘的生日礼物 节选自《谁杀了我的父亲》

我马上就八岁了。你问我想要什么生日礼物，我回答说：《泰坦尼克号》。这部电影的录像带刚上市，电视里来回放着广告，每天好几次。我不知道这部片子究竟哪里吸引了我，我说不上来，爱情，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凯特·温斯莱特所象征的可以成为另一个人的梦想，凯特·温斯莱特的美貌，我不知道，但我已经迷上了这部我还没看过的影片，我向你提出要求。你回答我说这是女孩看的电影，说我不会想看的。但我回答你，不要，我不要，我就要《泰坦尼克号》，经过我的坚持，经过你的失败，你换了口气。你对我说既然这样那我就什么都得不到，没有礼物。生日那天早上，我在床边发现一个白色的大礼盒，上面写着金字：泰坦尼克号。里面是录像带，一本关于电影的影集，可能还有一个邮轮摆件。这是一个收藏版礼盒，肯定超出你——也就是我们家——的负担能力，可你还是买了，包在包装纸里，放在我床边。我在你脸上亲了亲，你什么都没说，你任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每周把这部电影看上十来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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