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友老故

看过许多书友写自己淘旧书的经历,都好像是无师自通,和烟民酒徒一样嗜之如本能。在我则不然,如果没有认识老故,我想我不可能步入这条歧路。
高中毕业那年的暑假,我第一次去老故家,就被他的房间和杂物间内两壁书墙给惊呆了,尤其是最上面一排肃然整齐码放着的那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天可怜见,我们虽然看似同类,都在各自的学校里以舞文弄墨、不蹈常规而小有名气,但以我当时的眼界,万万想不到一个中学生的暑假上居然已经摆满如《罗马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样的煌煌巨著。他家里又没什么读书人,在我们生活的那座文化迹近荒芜的西北小城,平时就是想见一见这些只在历史课本里听说过的书目也不容易呀!
后来我才知道,他早就摸到了访书的门道。据他讲,金陵河口有家很小的新华书店,门面破旧,却长年半价销售滞销书。每隔几日,他就蹬着自行车去踅摸一番,像商务印书馆的那套书很多都是从那里淘的,实在无书可选时,《马克思传》也买来作解饥用。学生哪有钱呢,只能买半价,用的都是他不吃早餐攒下来的钱。毛病养成了,到今天也不爱吃早餐。
顺便说一句,老故是他的绰号,因为班上有同学认为他肚子里的学问像故宫展品一样又老又多,故得此名。他又比我们多复读了几年,形貌与行文颇有几分老成、老派的样子——其实也只是样子而已,这就足以在小城活成一个传奇了。
也是命运使然,后来我们竟一同去西安,混在同一座学府念书,课业之余,也就开启了一同淘旧书的日子。记得出了大学校门向西一拐,就是太白北路,每晚都有夜市,数十家摊位沿街铺开,有卖烧烤、小吃和扎啤的,亦有卖饰品、皮带、小电器、钥匙扣之类,此外就是随处可见的旧书摊。逢周日,旧书摊下午三点多钟以后就开张了,我随老故在一堆一堆的大中学教辅书、新旧工具书、烹饪美食、小说和文史哲艺书籍当中扒来扒去,主要奔的是后二者,往往一扎进去就忘了时间,直到地摊上的电石灯依次点亮,碧莹莹的地焰中,我们确信不会有更多的发现,这才两手乌黑,挟着几本旧书施施然回学校去。

自从随老故一起淘书,我才晓得买书要挑版本,挑出版社,外国小说更要挑译者。经常是我才抽出一本书来,旁边老故用余光一扫,就轻声下了判语:“《雪国》不要买叶渭渠这个译本,要买就买韩侍桁的译本。”“《爱的荒漠》,桂裕芳的译本啊,拿下拿下,一定拿下!”有一次,老故忽然找到一本丹尼尔·笛福的《摩尔·弗兰德斯》,如获至宝:“这可是梁遇春的译本啊,才华横溢,英年早逝啊!比他译的《鲁滨逊漂流记》还好,如果笛福用中文写作,也不能比它更好了!”

淘旧书其实很能见出各人的性格。像我看上某本书,大多是因为正对自己的脾胃,于我想写的东西有帮助,且信奉老子的“多闻数穷,不如守冲”,买书读 书,只宜量力而行,量入为出。老故的做派则是“率性之谓道”,而他的本性又特为驳杂,凡遇到自认为有价值,或者经权威钦定的必读书目,无论眼下能否消化,一律收下再说。这就不能不与现实发生冲突。穷学生么,当时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百十来元钱,他还要抽烟,买书太多,回头饭费就要向我来告借。我买一本书要掂量再三,他老兄一旦相中了哪本书那是谁也拦不住的。书摊上除了中文书籍,间或还有一些德文、日本的小说,大多看不懂,但他能从个别词汇猜出是名家的作品,这就执意要据为己有。我说你买它有什么用,回去又看不了!他说你看这装帧多么精致,扔在这里是多么可惜!于是他拣起来又我让劈手夺了丢回去,拣起来又丢回去,如是者再三,两人都生气,最终还是不得不让他遂了自己的心意,啊不,应该说是欲望我以为。
在认识老故之前,我常喜欢买些诗集。他发现了我的偏嗜,曾经现出不以为然的神态:“我就很少买诗集,诗又不长,你可以借回来抄嘛!”这倒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事情。后来看施蛰存先生回忆,他在之江大学念书的时候也有抄书的习惯,曾在图书馆抄完了一部《英国诗选》(后来又在大同大学选抄过一部《世界短篇小说选》),并一直为此得意。所谓“贫儿暴富喜难说”,大概就近乎这种心情吧?忽一日,我从旧书摊上拣回一本《台湾女诗人五十家》(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一版一印),老故见了两眼灼灼放光,直恨自己错失佳人。那年头能引进过来的台湾诗集还很有限,他对才女,特别是对彼岸的才女又心存旁人无法想像的倾慕,于是连午饭也不吃了,直接借过去,抄。印象中他趴在宿舍桌子上抄了总有一周吧,一个作业本几乎用完了。那本《台湾女诗人五十家》跟着我几经辗转,至今还插在我的书架上,鹅黄色的封面上似乎还留有宿舍餐桌上的油渍。
(已刊于《北京日报》2024年7月14日,题为《淘书见性格》,见报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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