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星闪耀，海浪如昔

《悲惨世界》前四卷

有一种说法我很认同，年轻人到大学里要紧的不是什么学分、论文和讲座，而在一个“熏”字，也就是感受那个“气场”。回想起来，在大学里淘旧书，就有那么一点——像是回到了家家系采丝、悬菖蒲的时节，孩子从小参与其间，熏着那股子辛辣而微苦的草香气，无形中就接收到许多生命的讯息。

那时候我在经济管理学院，老故在文学院，同在一所院校，原以为他更应该有机会领受“风来蒿艾气如薰”，哪想到这老兄中学时就经常翘课出去看课外书，进了大学更是野性难驯，一个学期都不在课堂上照面，气得《文学概论》的老师差点儿要给他挂科。可以说，他的学问几乎都是从校外的旧书摊上“熏”出来的。我当然不敢如此履险，不过因为朝夕过从，大脑的内存条就难免下载了不少关于旧书的逸闻。

淘过书的人都有体会，经常是你想要的书遍寻无着，你不缺的书却遍地皆是。以旧书摊上的西方文学名著为例，有些书一度出现频率极高，譬如灰皮封面、不成套的大部头《福尔赛世家》和《布登波洛克一家》，再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首印的《悲惨世界》前两册，几乎每个书摊都有——暗绿色封面，草叶与青蔓一派深稳地勾勒出大教堂般的庄重相——然而想遇到三、四两册就需要有沙里淘金的运气，至于第五册更成了空谷足音，大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的稀阔感。

看出我每次都面带失望，老故遂以行家的口吻在旁边道出其中原委：这套书呢，是1958年和1959年先出版了前两卷，但直到文革之后才开始印行，印数大到不可想像，因为全国人民的阅读热情空前高涨。当时用的还是五十年代的版本，所以你看前两卷都是繁体字。七十年代李丹以衰病之身译出了第四卷，然后和文革前译好的第三卷在1980年同时出版，没等看到书稿面世，李丹就去世了，第五卷是由他的夫人方于译出来的，1984年出版印刷，署名李丹、方于。因为印行时间上出现过两次断崖，所以要凑齐这套书就特别难，尤其是第五卷，太难遇了。

正当我在惊异、感佩和遗憾的情绪中无可奈何时，他又补上一句:“但我是先有的第五卷，1984年第五卷发行没多久，家附近的新华书店就有了新书，那会儿还是原价买入的，一块二一本。”

《悲惨世界》第五卷（1984年3月一版一印）

直到工作多年之后，我才展卷开读《悲惨世界》，其时也只是陆陆续续凑齐了前四册。读到卜吕梅街到圣丹尼区的起义硝烟四起，马吕斯在即将到来的巷战中生死未卜时，一颗悬着的心没着没落，又没有地方可以找到单本，情急之下，我只好一咬牙去书店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印行的《悲惨世界》上中下三卷本，回来狼吞虎咽追到“剧终”，可算是了却心头一桩大事。

读书过程中，老故的话音时时在脑中回响：李丹的译笔，那真是无可超越，说是雨果附体也不为过——那种老迈沧桑啊，就像在替上帝执笔一样！你要知道，这可是全部诞生在云南的译作啊！

或许是先入为主吧，前两册的阅读体验总是更容易唤起我的同感，因为它的繁体排版，因为泛黄的纸质，也因为它的铜版插图似乎更完美地复刻出原版的精度和质感，让人心思虔敬，一读之下就被黄钟大吕般的气象所撼动，完全沉浸于那种波澜壮阔而又悲天悯人的语调当中了。相比之下，后来的各种新版好像只能用来果腹，再也还原不出那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独特味道了。

《悲惨世界》插图

已故的华东师大学者胡河清曾将钱锺书、杨绛伉俪比作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一者英气流动，一者青光含藏。而在我看来，李丹、方于夫妇更像是中国翻译界的双剑合璧，两人厚自淬琢矢志不渝，所有的生命精华仿佛就是为了完成这一件事。尤其方于，在衰暮之年接过丈夫的未竟之业，每天糜粥度日，闭门译稿，真可说是倾力一搏，把自己都炼进了译事这把剑里。而且就像是干将莫邪，五卷译著的文风、句法、修辞、炼字，前后默契一体，甚至看不出有焊接的痕迹，叫人展卷之余不能不心生钦敬与感激。

合该是机缘凑泊，我在上学期间淘到了好几部雨果的小说，计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的《九三年》（郑永慧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的《笑面人》（鲁膺译），还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的《海上劳工》（罗玉君译）。像老版的《悲惨世界》一样，它们的装帧朴素大气，文字配图古旧庄重，形式与灵魂高度呼应。受其熏陶影响，即使当青春远去之后，书中高浓度的浪漫主义、传奇精神和救赎情怀，还是让人忍不住要频频回首。任何时候，只要想起它们，就好像看见繁星依然闪耀，大海澎湃如昔。

（已刊于《北京日报》2024年9月13日，题为 《青春远去，书中情愫惹人频回首》，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