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文献|雅各布森-正常的与病理性的情绪:它们的性质与功能[2]

作者:Edith Jacobson

翻译:梦旅小栈工作室

由于我们的情绪影响我们的态度和行为模式，我们的行为的反应通常会反过来尽力去确认和促进我们情绪所依据的观念，直到现实干涉足够改变这些观念从而改变了我们的情绪。例如，只要快乐记忆以及基于这些记忆的观念被高度贯注了，那么John的好情绪就可以在面对现实的时候维持下去。现实对于情绪的影响将会在下文中详细论述。

重复一遍：似乎只有当一种经验能够给自体和整个客体世界的表征带来质变时，它才会引发我们的情绪改变。理所当然的是，对于这种剧烈质变的暂时性固着反过来可能会对所有释放类型的质量产生普遍统一的影响。

我们的描述具有临床价值，因为它涉及到在病理性情绪状态中观察到的常见现象。我们知道在抑郁和欣快状态下整个自体会感觉“不一样”，或者是坏的、差劲的或者是好的、优越的。整个客体世界因而似乎变成不愉悦的或者愉悦的了。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不仅在病理性状态也包括任何类型的情绪变化，我们的自体表征和客体表征都经历了这种质的改变。（原文注：正常情绪内的某些阴影是从客体表征和自体表征非常微妙的改变中产生的，它们与情绪水平或者特定快乐-不快乐品质的关系不大。这些情绪的属性不是指向情绪或者功能性特征，而是指向概念趋势、如前面提到的冥想与沉思的哲思情绪。）

第二部分

情绪的经济性功能；早期情绪表征以及它们的发展

我们感谢弗洛伊德对于哀悼过程建设性经济功能的评论，这个过程完成了力比多向当前现实目标与满足的逐步回归。弗洛伊德的结论指出，病理性的抑郁过程似乎有着同样的经济性效果。然而，我们之前对于情绪条件潜在过程的审视允许我们进一步去拓展弗洛伊德的经济性考虑。

如果所有情绪都有一个在大量多样化客体那里重复进行情感释放的特点的话，那么这种少量结合现实检验的持续释放必然会从固着的位置中释放出心理能量，并且为新的贯注重新敞开大门。这种逐步的释放过程必然倾向于保护自我免于过分的爆发性、压倒性释放的危险，即便这些情绪不排除并且可能诱发了重复的、突然的剧烈释放反应，如突然哭泣、大笑或者生气。因此，情绪大体上具有一种虽然原始但是却有经济性功能的绝对用途。然而，最终的经济性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将取决于持续释放过程所允许的真正的现实检验的程度。在这方面我们发现了一般情绪状态与异常情绪状况之间的决定性差异，下文关于正常的与病理性情绪的对比研究中将会论述它。

鉴于情绪的原始性质与功能，毫无奇怪，我们会发现喜怒无常的情绪、攻击性的情绪倾向，或者有明显的或长时间的情绪波动倾向，这些人的特点是他们无法忍受紧张，无法接受丧失的挫败。这些人的自我运作主要处于初级过程的层次，具有大量去中性化的心理能量，这些能量有突然释放的危险。

我们必须假设，这些人如此持久而明显的要求这些原始类型的经济性控制是因为它们需要它。显然他们的自我缺乏微妙的“次级过程”[心理]经济功能与情感防御的模式，没有足够充足或多样的释放渠道，以及可供支配的不同的释放模式。由于这表明是一种停滞的或者退行性的原始自我和超我结构，我们并不惊讶的发现情绪病理在精神病障碍中是如此的突出。但是即便是精神病患者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神经症患者也会显示出经济性的需要，因此他们有着明显情绪偏差的倾向性以及病理性的情绪特质，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正常的自我同样保持着对原始[心理]经济学形态的使用。

比如，在John那里，我们描述了一系列从他与Anne的经历中发展出来的非常正常的情绪现象。可以肯定的是，John显示出明显强烈而迅速的情绪变化的倾向性。显然尽管受到了外界的影响，他维持自恋力比多与客体力比多贯注总体平衡的能力并没有获得很好的发展。虽然他的情绪质量维持在常见的情感范围内在，但是我们可以将他的情绪不稳定看作是次要的，或者至少是一种特殊情绪倾向的表现。

在具有明确情绪倾向的人那里，我们发现对于自体和客体世界的特殊的、临时性贯注的修改显然经常的会重复发生，这些修改基于过去的普遍推论和转移。在那些长期情绪偏差的人那里，如长期的悲观主义或者长期的乐观主义者，这些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释放模式变成持续固着了。（原文注：在这个参照系内，“固着”的特殊含义对比于对此术语的一般性分析使用是不言自明的。通过（婴儿）固着，我们所说的是早期发育阶段以偏好的释放模式回应特定刺激的倾向，或者是其他对于特殊意识或无意识客体表征的持续高度贯注。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表达这样的怀疑，即对于一个爱的客体持续的婴儿贯注总是伴随着对于相应自体表征的婴儿特征的固着。）

在一般的情感倾向框架内，实际上我们可以观察到个体对于某些普遍或者反复出现的情绪状况的倾向性早在儿童时期就早已经存在了。例如，平衡或者不平衡，好的情绪或者坏的情绪，又或者明确的情绪波动。当然，小孩子大体上显示出更吵闹和更强烈的情感表现，因为自我-超我控制依然不足。他们的情绪通常维持的较短，并且变化的非常迅速。他们没有能力维持住一段情绪、尤其是痛苦的情绪，这是因为客体贯注的相对不稳定性，他们无法忍受紧张与痛苦，乐于接受替代客体与满足。儿童的情感范围因为缺乏自我的分化而更加受到限制，由于体质与环境的影响、本能的成熟、自我和超我形成、早期婴儿情感和情绪的倾向性因而自然会经历很多变化。但是在任何的发展阶段中，它们都代表了总体人格的一个突出特征。

个体一般情感倾向的水平揭示出他对特殊情感运动反应的内在偏好。另一方面，在更长或更短的时间内，情感的倾向性反映了他或高或低的固着于特殊的自体与世界概念的倾向性，从而固着于特殊的情感运动释放模式，而很少考虑到多样的外部刺激。

考虑到早期婴儿经历对于病理性情绪倾向发展的影响，我们可以轻易的想象重复或者长期暴露在同样类型经历的影响，诸如过度满足和匮乏。它们对于情绪发展的影响在需要满足的客体依然代表着客体世界的阶段里尤其有害，而且当孩子尚无法区分不同客体的时候，他有种轻易地将贯注从一个客体转移到另一个客体的自然倾向。在这样的孩子身上，概括自己经验的原始倾向将会保持为一种明确的、异常情绪倾向的载体。

躁狂抑郁状态显示出超我功能的严重病理性，从精神分析对于躁狂抑郁状态的研究中我们得知，超我形成对于情感和情绪控制的发展拥有突出的影响，因而会影响到情绪的倾向性。我在论文《自体与客体世界》（1954）谈及了这个问题，在其中我论述了伴随超我结构而出现的复杂的控制系统。只要重复一下超我形成通常对于情绪表达拥有调节效果就足够了，自尊的起伏成为了在整个自我中自体指向与客体指向的贯注以及由此产生的释放过程的特别指示器与调节器。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超我的主要功能在正常成年人那里是选择性的。实际上，只要罪疚感局限在且涉及到特殊的意识和潜意识中被禁止的欲求，那么它们就可以成为有效的警示性和指示性的信号。因而它们不会引发情绪，而是会启动自我的防御活动。但是普遍的超我压力的在场或者缺席一般倾向于抑制或者刺激自我的活动，它们通过一种统一的方式减慢或者加速客体指向的释放速度，而不考虑特殊的目标与客体。在这种情况下，超我的赞同与否不再与特殊的不被接受的本能欲求有关，而是与非黑即白的全部自体的相反概念有关，“成为好的、预期着奖励”或者“成为坏的，预期着惩罚”。这种普遍观念也可能发生在正常个体身上，并且在一定范围内造成情绪的变化。自我将会暂时性的利用更原始的经济形态，其代价是牺牲了超我功能在更高层面上的运作。但是有缺陷的超我结构或者超我的退行可能会导致超我信号功能的永久性丧失，然后会被明显而快速或者极端的病理性情感波动所取代，或者被或多或少降低的或升高的情绪固着所取代。

超我的角色和超我形成无疑在建立一般的情感与情绪控制中是最重要的。然而我要重申的是，早在超我形成以前，一些孩子就可能现实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情绪稳定性，而其他人可能很早就带有不寻常的情绪，甚至带有婴儿类型的病理情绪。

这种明显的早期婴儿情感和情绪的倾向性表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被以下因素所决定：如孩子内在驱力的强度、他的客体贯注的深度与强度、他回应挫败、伤害或者剥夺的内在反应倾向，这些回应或少或多、或迅速改变或维持着更久的矛盾。因此我们不能高估超我和超我形成对于情感和情绪水平的影响，此外，随着青春期的彻底成熟，超我的严厉控制变得松弛，它允许自我拥有更大的情感自由与灵活性。它的影响接着主要的扩展到对于情绪水平的控制之上，扩展到对于一般情绪和情感的缓和与调节之上，但是多样且丰富的情感色彩反映了自我结构及其反应的自由性。因此超我的贡献在于让情绪和情感维持在维持相对平稳的水平上，这并不能证明正常个体会显示出更少的情绪现象的推断。

恰恰相反：对比正常的与病理性的情绪表现，我们对于以下事实印象深刻，即带有病理性以及明显的情绪和情感波动的人们似乎缺乏我们在正常个体那里所发现的所有的微妙和细腻。这可能是自我缺陷以及早期或有缺陷的超我结构造成的，因此，情绪的特征与变化不仅是一个人当前冲突的准确指标，而且还是自我和超我的病理性信号。它们在精神病中显示出特殊症的状以及诊断意义，失去了情绪色调的差异尤其在以下情况下清楚表现出来：他们的情绪在高水平或低水平的固着上维持了更长一段的时期，低情绪的阴暗以及高亢精神的高光似乎吸收并超越了细微的情绪细节。他们情绪的单调不仅是慢性抑郁症，还是慢性轻躁狂让我们感到不安的原因之一。

当然，这不仅适用于情绪，还适用于一般的情感现象。情感和情绪的病理性越是严重，情感范围和情绪基调就越会受到限制越会缺乏多样性。乍一看对于癔症患者来说这种陈述似乎听起来不正确，因为它们的情感和情绪经常显得很耀眼。但是虽然他们的情感过度强烈并带有戏剧性，但是它们实际上并没有受到调控。他们情感色彩的范围是有限的，因为缺乏微妙的、柔和的情感和情绪细节。在这方面精神分裂症的强烈情感更带有误导性，他们的情感和情绪有时候因为其不熟悉、奇怪以及难以理解的性质而很迷人。

当然，提到他们会让我们想到，情感的病理性不仅显现在情感和情绪的过度或者不足、情绪的异常波动，以及病理性的缺乏情感细节，倾向于有限但是冒犯性的或者奇怪的情感与情绪色彩上，而且还表现在情感品质的温暖与冷漠差异中，这在上文曾简要提及过。

总结一下目前为止我所提出的要点：情感是自我的状态，它被普遍的释放所修改，这修改暂时性的影响了所有的情感、思想和行动。它们被强烈的经历唤起，这些经历造成了高度的能量紧张，通过贯注的转换导致了自我之内能量的充盈和扩散。这些过程伴随着普遍的转移现象，这一点强调了情绪和客体指向的感觉状态之间的差异，后者的特点是对特定客体的力比多贯注和攻击性贯注。但是情绪将刺激性经历转移到所有的客体和经验之中，因而它们赋予整个世界和自体以特殊的色彩。由于它们允许以现实检验对很多客体进行逐步的、重复性的释放，因而它们必须被看作是自我原初的经济模式。

悲伤与悲痛状态以及快乐和欣喜状态特别适合用来说明且进一步的阐述这些观点，因此我选择了这两种相反类型的正常情绪来进一步的研究且再度验证当前的观点。

第三部分

情绪变化的两种正常类型：悲伤与悲痛的性质、快乐与欣喜的性质

在《哀悼与抑郁症》（1917）中，弗洛伊德指出悲痛的人倾向于沉湎于过去的快乐记忆。但是这些似乎与我的观点相互矛盾，即对于刺激经历的过度贯注是引发情绪的原因(在悲痛中，其悲痛事件是丧失）。显然我前面的表述需要对情绪发展的过程进行进一步的仔细观察。

因为“悲痛”一词是指一种因失去爱的客体而导致的特别持久和深刻的悲伤状态，我宁愿不将研究范围限制于悲痛状态，而是将其拓展到一般的悲伤之中。让我们先检验悲伤的性质以及引发这些情感状态的经历类型。

可以肯定的是，悲伤是自我对于痛苦的一种情感回应。悲伤可能来自于外部现实，或者来自于内部（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它可能源于对其他人的痛苦的认同。引发悲伤的似乎总是那些丧失和剥夺的经历（或幻想），诸如失去曾经拥有的满足或者期盼中的满足、失去爱、分离、或者在哀悼的情况下是对于爱的客体的丧失。虽然悲伤似乎不是直接由身体伤害或痛苦所引发，但是它也有可能有着身体方面的来源。在生病期间，特别是长期的疾病，悲伤可能源于因本能与情感满足的丧失而导致的情感痛苦。即便是悲伤源于丧失与剥夺的经历（这些经历倾向于激发出攻击性），它的性质却暗示了在造成这种状态的过程中主要是力比多元素的参与。实际上，似乎悲伤的前提是存在着充分的客体力比多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