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蜜诗会纪念张贤亮丨《大风歌》撞墙，诗人折翅

青年张贤亮

这是读蜜诗会第三十五期

推荐的第三十七个诗人投稿、荐稿、朗读、进读蜜书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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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号：读一页书，舔一口蜜。

读蜜君Says：

张贤亮的写作是从诗歌开始的。不幸的是，在他初尝诗歌写作的快乐与成就不久，一首《大风歌》，让他“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此后22年，他一直在大西北的劳改营度过。写下《大风歌》的那一年，一个本将在文坛大放异彩的21岁的北京青年，文学人生从此跌入了沉寂。

2024年9月27日，是作家张贤亮离开读者十周年的忌日。读蜜君特别从学者王岩森编选的《张贤亮文学评论集》摘选日本学者山田敬三的文章《挫折的诗人》，与蜜友共赏诗人张贤亮的诗歌风采，回望张贤亮最初的文学人生路。

挫折的诗人

山田敬三

前言

从得1980年和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短篇小说《灵与肉》和《肖尔布拉克》到 1984年引起中国文艺界争论的中篇小说《绿化树》,张贤亮作为小说家的时间并不太长，但他却有着诗人的经历。他的小说主题，在许多情况下都与作为诗人的张贤亮因政治运动的压力而受挫的过程密切相关。这里是以小说家的张贤亮为出发点，追溯其少年时代，从中可以看到“反右斗争”以来的政治埋葬了诗人张贤亮，迫使他不得不沉默了20余年，也可以了解他踏上诗人及其文学道路的经过。

一、不良文学少年？

1936年，张贤亮生于江苏省，那正是鲁迅逝世的一年，又是日中战争开始的前一年。他的袓父张铭，当时是国民党外交部驻尼泊尔专使，后来又任驻爪哇领事，是政府的高级官吏。父亲张友农（又名张国珍), 也身为国民党干部而官居要职，曾连续出任设在上海、南京、重庆、北京等地企业的总经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从事“特务活动”于1952年被

捕，服刑期间死于狱中。姑父程溪超是重庆国民党军统局处长，一家人都做过国民党的高级干部。如此出身的张贤亮，在当时“血统论”横行的中国，任凭你怎么干也是得不到好处的。

然而在50年代前半期，亦即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少年张贤亮尽管出身不好，却还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1949年他上了南京的建南中学，后来又进南京市第3中学。接着在1951年左右，他在《人民诗歌》杂志上发表了一首诗歌，被“胡风分子”化铁看中，化铁写信鼓励张贤亮，并准备二人面谈。关于这首诗和《人民诗歌》及“胡风分子”化铁的详情不大清楚。但我以为在《肖尔布拉克》的一节中似乎有暗示这一点的地方，并且和后来他受批判时的内容也有关联。请看这一段文字：

我在老家的县上念到了初中毕业。那时候，我的理想可多啦。在电影上看到解放军想当解放军，看到了医生想当医生，看了一本小说，就想当作家。反正什么都想过，就是没想到将来要开一辈子车。初三那一年，我在墙报上写了一首诗，有这么两句：

我的理想像天上的一片繁星，

在我的头顶上闪耀。

还不错？你别笑话我。不过那时候我才十七岁，老师也说，一个农村娃娃能有这样的才情，将来一定有出息。

仅从这里面是搞不清作品的发表时间和发表场所的，但不管怎样，张贤亮是从中学时代开始尝试写诗的，有的作品的水平也为人所承认，这从其它材料中（《张贤亮谈创作中》（《青春》1984 年 3 月号）中写道：“我开始写作比较早，在 1951 年就发表诗了。”）也可以看到。与此同时，他约了几个朋友成立了一个小团体。反右斗争开始后发表的攻击张贤亮的文章中有如下记载：

解放后，张贤亮在建南中学上学时，就参加了官僚、地主、资本家、反革命分子的子弟们组织的反动小集团“寒声社”、“宇宙社”在校内外散布反动言论。后来张到南京市三中，又和一些纨绔子弟恢复了“宇宙社”，并积极“扩大组织”，先后拉入了20多人，在校内外散布反动言论，造谣生事，在校内贴反动标语。并且，张还在“宇宙社”办的“壁报”上写了辱骂革命领袖的反动诗歌。（柴世师、杨清南《张贤亮是怎样的人 ?》,《延河》1957 年 10 月号 )

这“壁报”上写的诗，也许就是谈了他理想的《肖尔布拉克》中的那首诗。但它怎么能是“辱骂革命领袖”的呢?“寒声社”、“宇宙社”又怎么会是“反动的小集团”呢？由于前面这篇文章的写作日期是在一个特定时期，所以即使从表面看来其内容也是不能令人接受的，只能推测那是一个以文学为掩护的不满于现状的文学少年们结成的诗社。但前一篇文章又进一步说到：

1951 年 9 月，张到北京三十九中上学后，又与一些纨绔子弟组织了“七兄弟”流氓集团。这个流氓集团除了散布谣言外，还在校内外偷盗财物、打群架、调戏妇女、乱搞男女关系。张为了更顺利的进行流氓活动起见，并与“十二郎”、“十三生”、“五虎”、“九鸟一凤”……等流氓集团取得联系，互相支援、互相包庇，大肆进行其流氓活动。 因张流氓成性，因而于1954年6月被北京市三十九中开除了学籍，同时被公安局逮捕，经审讯教育后，具保释放。

这里成了批判对象的言行有两种，即散布“反动言论”和政治性谣言，以及属于偷盗、打架、男女关系等不正常行为。而且所有这些言行都与张贤亮组织的小社团有关。那是早在少年时代便被公认为诗才、憧憬未来，高歌理想的少年们沉溺于难以为人理解的生活方式。读罢前面的文章，我们也许可以把它当作因革命而失去了很多东西的以罪犯为父的反动分子的反社会言行来理解。然而，张贤亮的实际情况就真是那么简单吗？

应该看到，少年张贤亮作为一个受到国贼待遇的罪犯的儿子，是在感到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来，才将现实中未能实现的理想描绘在文学世界里，与好友们相约投身于文艺活动之中的。“寒声社”和“宇宙社”都是由文学少年结成的小小的文艺组织。可是他们的抱负却由于当时学校当局和权力方面的因素而得不到施展，也引起了周围成年人的不安。但它是否扰乱了社会治安呢？由于文章里缺少具体描述，一时也难以断定。当然，在他们的言行中，有可能捕捉到尖锐反映现实的敏感的文学少年们受伤灵魂的轨迹。倘如此，张贤亮便可谓这样的不良少年们的领袖了。

二、诗人的出现

据张贤亮自己所说，他“1955年髙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后来听说有干部学校招收人员，便报名了。这样就分到甘肃银川去当文化教员。”前面引述的那篇文章说，张1954年被北京三十九中开除，保释后复学终至毕业。而《肖尔布拉克》中的主人公仍然带着中学毕业证书奔赴新疆，大概也说明了他实际上是高中毕业了的。具体点说，1956年8月他成了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干部文化学校的教员。假如说他完全是个反社会的人，那多半是与事实不相符的。张贤亮作为诗人而受到社会的承认，就是在甘肃这个相当偏僻的地区。

银川赴任不久，他不断把自己的诗作投给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发行的文学月刊《延河》(1956年4月创刊 )。第一篇作品《夜》登在该刊1957年1月号上，第二篇《在收工后唱的歌》登在2月号 ,《在傍晚唱的歌》登在3月号，这些作品使1957年初的《延河》杂志繁荣一时。那时他是个21岁的青年教师，作为诗人的出现可谓极顺利。这里顺便援引一下他的第一首诗：

夜

夜，

我躺在星空下面，

在垦荒队的帐篷旁边。

周围是一片寂静，

风从小树林那边

吹来了槐花和土地的香气。

星星在云堆里正向月亮追求爱情,

而我独自一人在这里沉思。

这时，每一个家庭都睡了，

那小小的被窝里，孩子在奇妙的梦中微笑。

人们在这缓慢的时间里承受着甜蜜，

一千家炉火，在封得严严的火口下静静地燃烧。

啊！在静不可测的沉默中，

在不能被视线透过的空间,

祖国！你在做些什么？

我把耳朵紧紧地贴着地面，

于是我听见了你心脏的跳跃。

我听见了一切

听见了一切冲击的、滚动的、捶打的、燃烧的声音。

月光照着从北京开出的火车，

轧轧地前进，

给前站送去了力量、爱情和黎明；

印刷机锵锵地唱着歌，

一本书就在它的怀抱里诞生。

顺着地壳，通过山脉和河流，

传来了巨大的轰轰的声响。

工厂在喧闹，机器在嚷叫，

铁水在鼓风炉里沸腾；

坯料呼啸着

在车床的刀刃下急速地转动，

钢条怒吼着从炉口里赤裸裸的穿出来，

又向汽锤和钻子中间运行。

而我也听见，

在那高大的灯火辉煌的工厂里

有一辆带着蓝色琺瑯牌的汽车呼叫着开出大门。

啊！一切都在活动、在前进、在诞生中唱着歌 ,

布在织机下飞快地跑

电报机在响着有节奏的音调，

水电站骑在不肯缄默的河上，

崭新的闸门在星光下闪耀，

而在那医院里，那里寂静得和我这一样，

但我也听见了一个婴儿的第一声哭叫。

我躺在被我们开垦的土地上，

我眷恋地听着比这一切交响乐都美的交响乐，

我久久地听着祖国心脏跳动的声音；

那热烈的喧闹，那高声的大笑，那飞快的跑，

而汽车的呼叫却是最愉快的音调，

那轧轧的车轮，那急速的转动，那印刷机的歌声，

而婴儿的涕哭却是支小提琴，

那水电站一个个闸门是钢琴的鍵，

那响着的电报的电流就是一根高音的弦。

啊！我爱这支交响乐，

因为它代表了我的祖国。

我眷恋地听着，我久久地听着，

我激动地听着，我流着泪听着，

啊！我的祖国，就是夜里你也醒着 !

你和我们播种的小麦一样，

你永远在生长着，成熟着，产生着新的种子，

不管白天或黑夜，

你永远在前进，在燃烧，在喧闹，在诞生着新的歌。

啊！袓国，就是夜里你也醒着！

从首都北京转到边疆土地银川（那里与内蒙古自治区接壤）来的诗人，最初唱的诗便是对袓国的赞歌。虽然这是常见的主题，但在建国初期的中国，从当时很多稚拙的标语口号式赞美社会主义的诗的水平来看，他的诗质量决不算低劣。躺在原野上的帐篷旁，聆听着万籁俱寂的大地，嗅着花与土的香气，凝视着满天的星星，沉睡了的家中的婴儿在梦中驰想，歌唱轰轰烈烈前进的祖国，这样的构思毫无疑问地唤起了《延河》杂志读者的新鲜感。从《夜》以后的第二篇诗作连续在杂志上刊登来看，也透露出了这一信息。但在另一方面，必然也有不喜欢他的诗作倾向的评论家。接下来的第四首诗作《大风歌》投稿之后，在编辑部内部引起了一场风波。

《张贤亮文学年谱：1936—2014》

王岩森 著

阳光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

三、《大风歌》问世之前

登在《延河》杂志上的第二首诗《在收工后唱的歌》，虽然继第一首诗《夜》之后也采用了赞颂祖国的方式，但诗的内容却明显是讴歌对异性的爱：

那蓝色的山谷里又升起薄雾，

牛车也当当地响着往家走，

沿着那长满兰草的村路，

我和她像往常一样，

从地里回来，

慢慢地走着，比齐了脚步。

傍晚的空气里弥漫着土地和槐花的香气，

渠水在蒲公英的床上唱着甜蜜的歌，

微风把喇叭里的一支合唱从村子那边送来，

远远地，暮霭沉沉，

在那霞光下漂浮着一片白色的水气。

这令人想起立原道造的诗的甜蜜的氛围，诗人便是在这种氛围中吟唱的。诗中的二人来到干草地的山后惜別。这时的“我”, 从内心里想拥抱这一切，想紧紧搂抱住“这片房屋、这片土地、这个社”，还有“我所爱的”“她那丰腴的身体”。可她却说：“我最爱的人不是你, 你也不是我最爱的人。”对女性这种预想不到的反应，“我”正欲退缩时，她又像安慰似地继续说：“我爱的人你也爱着，他不在这里，他住在北京，但却好像就在我们的身边。”这在我们看来就像一种图解，但在公开场合动辄说爱却是历来社会观念的禁忌，况且对那个人（毛泽东）的绝对忠诚是当时的风尚，诗人这种荒唐无稽的表现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吧。尽管如此，这首诗还是直率地表现了对异性强烈的渴望：

我把她搂得更紧，紧紧地贴在我的胸口，

我吻着她的头发，

这时微风也轻轻地抚着麦浪，

千百棵槐树在慢慢地开花，

我们的嘴唇合在一起，……

用这样的表现形式来表现这种爱的颂歌，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形成一种氛围。正因为如此，诗人假托赞美革命而吟颂对异性的爱，才有可能给读者以新的震惊。后面将要谈到当时有部分文艺评论家已经在用可疑的目光注视着他的诗作了。但另一方面也有评论说张贤亮是大胆突破禁忌的抒情诗人，所以他的诗才得以继续装饰着《延河》的版面。

在第三首诗《在傍晚唱的歌》里，一天劳作结束后的诗人，爬上麦垛，眺望村庄，驰骋起各式各样的幻想：

我的情思开始从这里向四周伸展开去，

宛如四月里玉蜀黍的根须，

又像牵牛花籐一样爬进每一道矮缕的竹篱，

像柳树枝一样把脑袋探进人家的屋里，

我，透过薄暮的钢灰色，

看见了我亲爱的村庄，

透过了夜的妩媚的眼睛，

看到了我祖国的模样。

诗中对农村特有的建筑、农机具等景物作了讴歌，但这些不过是对诗人心像的一种补充材料。作者的思想已完全沉浸在无限的幻想的世界之中：

那边有一个个方格子构成的窗户，

有一千个故事在里面藏着，

螺丝壳里的仙女，

山谷里的宝玉，

聪明的庄稼汉，

遥远的天河，

谜语一样的简短，歌一样的婉转……

呵！那笛子般古老的声音，把无数的爱

从孩子的耳朵灌注到孩子的胸怀。

虽然是以与大地密切相关的农村生活为题材，但《在傍晚唱的歌》的基调却是极富于幻想的。正如前面已经涉及到的那样，他的诗从发表的当时便被部分评论家视为有问题。当这首诗在《延河》3月号上发表时，一个叫安旗的文艺批评家曾写过一篇文章，批评张贤亮的诗：

早在今年 4 月，我就写了一篇东西评张贤亮的诗，题目是：“为赋新诗强说愁”。当时我把他当成是一个虽然创作倾向上有问题然而却颇有才华的青年作者，因此在那篇文章中，我是以惋惜的心情来批评他的矫揉造作倾向的。（安旗《从矫揉造作的颂歌到反社会主义的战歌》，《延河》I957年9月号)

但是，安旗当时没有敢发表这篇文章，据说是因为对新人一切都应“多鼓励，少批评”。而且这时安旗也明确承认张贤亮的才能。同样，《延河》的编辑们也对青年教师张贤亮寄来的诗抱有好感。当第四首诗《大风歌》寄来时，却恰恰在他们中间掀起了波涛。反右斗争开始后展开了对这首诗的大批判。在以《延河》编辑部为名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对那一时期的情

况作了如下叙述：

今年 2 月，编辑部收到《大风歌》，在对它进行处理时，我们并未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以马列主义的观点去首先辨别作品的政治倾向，而迷惑于它的漂亮的外衣，错误的仅认为后一段有不健康的东西，前一段可以单独发表。

后来经过反复讨论，编辑部决定不发表这部作品，并向作者转达了他们的意见：请作者考虑“主要的是诗的感情与今天时代的感情有不合拍不协调之处”，读后感到“这很像是在革命快要爆发前夕写出来的，有着一种压抑的、愤懑的、不平的声音。”作者为此写了一封申辩信（4月7日）寄到编辑部，后来又在5月份写了《大风歌》的《后记》。接着6月上旬由副总编余念的提议，决定在7月号《延河》上发表《大凤歌》全文。后来虽然说这是为了让读者讨论和批判，但那是编辑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实际是这首诗是否采用，编辑部是有过考虑的。虽说感到这首诗的倾向有问题，但在感情上依然肯定这个有才能的年轻诗人作品的编辑是大有人在的。

四、《大风歌》

如前所述，原定在《延河》4月号发表《大风歌》的前半部分，后来终于在该刊7月号上发表了全文。先看看这首诗：

大风歌

献给在创造物质和文化的人

我来了！

我来了！

我来了！

我是从被开垦的原野的尽头来的

我是从那些高耸着的巨大的鼓风炉里来的

我是从无数个深藏在地下的矿穴中来的

我是从西北高原的油田那边来的

啊！我来了！

我是被六万万人向前飞奔所带起来的呀！

我来了！

那无边的林海被我激起一片狂涛

那平静的山川被我掀得地动山摇

看呀！那些枝枝烂叶在我面前仓惶逃退

那些陈旧的楼阁被我吹得摇摇欲坠

我把贫穷像老树似的拔起

我把阴暗像流云似的吹飞

我正以我所夹带的沙石黄土

把一切腐朽的东西埋进坟墓

我把昏睡的动物吹醒

我把呆滞的东西吹动

啊！这衰老的大地本是一片枯黄

却被我吹得到处碧绿、生气洋洋

看！那大洋汹诵的波涛也在我鼓动下狂舞而去

拍打着所有的海岸

告知全人类我来到的消息

啊！把一切能打开的都打开吧！

把一切能敞开的都敞开！

出来呀！出来呀！出来！

把你们的面迎着我

把你们的两臂向我张开

即使我是这样猛烈也无妨

我就是要在你们的生活中激起巨浪

我创造的洪流将席卷一切而去

啊！我要破坏一切而又使一切新生呀！

我向一切呼唤、我向神明挑战

我永无止境，我永不消停

我是无敌的、我是所向披靡的，

我是一切！

我是六万万人民呀！

啊！我是新时代的大风

听！我呼呼的声音里有金属的锵锵

听！我宣布

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

以上是《大风歌》的前半部，是《延河》编辑认为“可以单独发表”的部分。它是用第一人称的拟人法来反复吟唱“大凤”的格调激昂的象征性诗歌。那么，以大风中的“我”为主人公的后半部又是如何呢？

——我在大风中——

啊！大风呀！

你来了！你终于来了

你像千军万马冲下山岗

你像一亿道闪电同时放光

那个人的烦恼、那个人的忧愁、那个人的

利害与自私

在你激烈的气流冲击下

都如烟、如云、如雾似的消失

我把我全身脱得精光

我这样才被你吹得舒畅

啊！大风呀！

我的七窍都向你大大的张开

你不把你的威力一直灌注到我的脏腑

我的心决不会有一点满足

你带的那雷、那雨、那电

都要在我的胸中飞进

击毁了我而促起我的新生

这样，我这瘦小的身体将能有大河的容量

你带来的那热、那力、那光

将充满了我的胸膛

严烈的大风呀！

吹吧！

我要满心充着爱、我要热情的旋律叩击着

我的胸怀 我知道

谁不满怀着热精、谁不满怀着爱

谁就不配进入

你带来的这个时代

哬！怒吼着的大风呀！

吹吧！

我把我的两臂向你张着

我把我的胸膛向你敞开

你那雄浑的力的波涛

将吹举我到世界的上空飘摇

我要从墨翟那里看到列宁

要一直从《诗经》看到《战争与和平》

你将吹动我如云似的随你去遨游

使我更清楚的去看生活、看地球

啊！大风呀！

你那威严的声音已唤起我的智慧

我知道

谁没有知识、谁不会生活

谁没有广阔的眼界

谁就不配进入

你带来的这个时代

大风啊！吹吧！

只凭思想中的一点火星决不能生活

我要让你把我吹得满身烈火

我的肺已吸满了你强烈而甘芳的气息

我的血液已感染了你的威力

我要为你能吹到遍地

任那戈壁滩上的烈日将我折磨

忍受深山莽林里的饥渴

不怕皮破骨损，不怕满身伤痕

啊！大风呀！

即使我为你牺牲又怎样？！

你已化成了我、我已化成了你

如果我不去创造，不去受苦

如果我不勇敢，不坚毅

如果我不在那庸俗的、世故、官僚的

圈子里做个叛徒

啊！我又能有哪点像你

大风呀！

我要在你浩荡的气流里做最前的一股

在一切可怕的地方我最先接触

怒吼吧！

吹吧！

吹到遍地吧！

大风呀！

让你那滚滚滔滔的雷似的声响

让你那澎湃着的浪与浪冲击的音调

让你那强有力的和声去宣布

新的时代来临了！

需要新的生活方式！

需要新的战斗姿态！

显而易见，这是首祝贺新时代来临的诗。当这首诗在《延河》7月号发表时，揭发“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激烈的政治运动已经在全中国展开，其结果便是强行迫使这首诗的作者后来沉默了20余年。

《他来了，又走了：张贤亮纪念文集》

王岩森 编

阳光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

五、诗人的挫折

1957年在中国文化史上，由于反右斗争的开展是应该特殊写上一笔的一年。众所周知，那是在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见5月1日《人民日报》)的号召下，党外人士开始集中对党进行批评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右派分子的批判。同年6 月，迅速而全面地开展了反右斗争。7月 25日的 《人民日报》 提出了“反右斗争是攻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而《延河》编辑部内部遗留的问题，即张贤亮的《大风歌》的发表，恰恰也是在同一时期。

在怒涛般的反右斗争的旋涡中，张贤亮公开发表的作品和《延河》7月号上发表的其它两篇作品（朱宝昌的《杂文•讽剌和风趣》、平平的《<论抒人民之情> 读后》一起，突然之间成了批判的靶子。以《大风歌》读者的投书为契机，《延河》编辑部7月24日召开“诗人、作家和文学理论工作者座谈会”, 对《大风歌》进行了全面批判。其中有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主席柯仲平、副主席郑伯奇、胡采、王汶石、安旗、王丕祥等数十人出席，他们一致认为“在我们百花齐放的花园中，这是一株毒草”。7月27日的《西安日报》还登载了指责诗人的文章，认为诗人的“勇敢”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疯狂性和夸大性”。后来，对《大风歌》的批判更是无止境的扩大了。

在这种气氛中《延河》8月号发表了《本刊处理和发表 <大风歌> 的前前后后》，编辑部公开作了痛切的自我批评，同时还一起发表了张贤亮4月7日写给编辑部的申辩信。接踵而来的是追究编辑部责任的“工作检査”，从 8月22日开始共进行了两个月。这期间有关人员陆续发表了批判张贤亮的文章，其中一部分为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转载。《延河》杂志刊登的几篇主要文章如下：

安旗《这是一股什么“风”?——评张贤亮的 <大风歌>》(8月号)；

安旗《从矫揉造作的“颂歌”到反社会主义的战歌》(9月号 )；

沛翔《“大风”吹来了什么？》(同上)；

姚虹《人民的洪流将席卷一切右派分子而去——斥张贤亮的 <大风歌>》(同上)；

霍松林《扑灭这股妖风》（同上）；

柴世师、杨清南《张贤亮是怎样的人?》（10月号)；

编辑部《接受本刊7月号错误的教训，为保卫社会主义文学阵地而斗争》(11 月号 )。

对于年纪轻轻的21岁的青年诗人写的130行左右的诗, 为追究刊登它的责任而搞得编辑部狼狈不堪，这在今天看来是很可笑的，但那正是反右斗争的畸形现实。不责难张贤亮和他的作品他们也不得安宁。也有涉及作者出身、揭露他的过去、歪曲事实而加以诽谤他的“友人”。后来张贤亮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这样写道：

1957 年批判我时，我的一位好友（现在仍是我的好友）在《延河》上发表了一篇《张贤亮是什么人》，大部分篇幅都是我祖父和父亲的历史，真如曹操说陈琳的话：“荃及先人”，还加了许多艺术的虚构。（张贤亮《从库图佐夫的独眼和纳逊的断臂谈起——<灵与肉> 之外的话》)

这个友人的文章使张贤亮受到了决定性的打出。此后他曾几进几出“专政机关”：“1958年进去，1961年放出来，1963年受管制，1965年又去劳改，1968年放出来，又被群众专政。文革中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除了枪毙以外，其他的我都经历过。1979 年 9 月，党中央落实政策，我才摘了帽。”他在其他地方又写下了他的经历：“从1958年到1976年的18年间，我两次劳动改造，一次受管制，一次被群众专政，一次坐牢。”那时的情况是极端残酷的，“当时农场1月只有15斤粮食，还有克扣，不少人生病死亡。我逃出去到兰州车站要饭”。从这具体的描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生死攸关的悲惨事实。

“文革”结束之后，他在农场并未恢复文化方面的工作。为此，他写了四千余字的小说发表在《宁夏文艺》(现在的《朔方》) 上，那大槪就是该刊1979年第1期刊登的以《四封信》为题的书信体的短篇。这篇作品情节简单，写一个“文革”中被监禁在“牛棚”中的党的干部，由于当时受到肉体的折磨，获释后废寝忘食地专心工作，不久却病死了的故事，这件事引起领导的关注，张贤亮不久又像原来一样当了教员。以中篇小说《灵与肉》改编成电影《牧马人》中的主人公许灵均，到学校教书的这段经历，据说便有这方面的生活依据。

此后，张在《宁夏文艺》上陆续发表小说，并以此为基础胜利地登上了中央的文坛。这样，1979年以后，他作为一个专业小说家而复活了。今后他是否会再次作为诗人而出现？现在还难以断定。迄今为止的有限经历已经证实，作为诗人的张贤亮在1957年反右斗争时刚露头角便夭折了。这一消亡过程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中隐蔽一面的说明材料，是很富于启发性

的。张贤亮侥幸活到了20年之后，获得了以小说家的面貌活跃于文学界的机遇，而在反右斗争到“文革”期间死于非命的文学家是不胜枚举的。目前，张贤亮开始在小说中具体掲示的，就是要探明这些原因。关于这一点，有待于从小说家张贤亮的作品中进一步剖析。

1985年10月1日于北京大学勺园

附记：

据《张贤亮主要生活创作年表》，张贤亮在1957年7月之前，在《中国青年报》和《星星》、《诗刊》等报刊上共“发表诗歌60余首”。此外在1958年到I976年，还化名张贤良在《宁夏文艺》和《宁夏日报》上发表诗歌。关于这些作品待日后再作探讨。

（王学谦、秋实译自《中国诗人论》日本汲古书院1986年10月6日发行。中文版见《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新时期文学专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摘自王岩森编《张贤亮文学评论集》

山 田 敬 三

山田敬三，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院博士，日本神户大学文学部名誉教授，北京大学外籍教师。多年来从事中日近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日本现代中国学会顾问。主要著作有《鲁迅的世界》《中日战争与文学》《异邦人眼中的近代日本》等。